说事儿（129）周永威：初进五峰
1974年，我带校队参加五峰县中小学乒乓球赛
初进五峰
周永威｜文
一、 夜宿城关，适逢大清查
一辆蛮破的汽车载着我们三十几个分往五峰的大学生在高山简易公路上穿行，如牛负重地从这 边山脚盘旋一圈又一圈到达山顶，又从山顶小心翼翼地一圈又一圈盘旋到那边的山脚。
下渔关，上长乐坪，进老虎嘴，过千丈崖，经炭坳，八小时后到达终点站五峰城。这座县城四周都是高高入云的山峰，县城很像一只大木桶的底，逼仄得透不过气来。
城之小，之破败，之冷清，着实令人吃惊。你点支烟，从县革委会大院，过招待所，邮局，汽车站，百货大楼[两层]，饮食店，银行，供销社，三栋吊脚楼民居，再从空荡荡的街道返回，县城就算逛了个遍，那支烟还在嘴里燃着呢。
我们一行被安排在位于小河边的县招待所，也就是两栋丁字形摆放的两层土木结构的建筑。
晚上十点，我们睡的正熟，突然喊声大作，跟着门被猛力推开，灯被刷地扯亮，6.7个男女，如临大敌，拥了进来。一边高叫”起来！起来！”，一边就仿佛翻自己的包一样，将我们的行李统统打开。
这些人也不声明自己是干什么的，也不拿出什么本、什么纸之类来证明自己是些什么，就是翻的翻，找的找，查的查。我们措手不及，又惊又吓，惶惶然或站在地上或站在床上，傻看着他们。
其中一个白白胖胖戴着眼镜读书人模样的年轻男子，把我那简直不叫行李的行李打开。那家伙果然是个知识分子，他把我的信件竟逐一从封套里抽出展开，细细研读。里面有好几封是表妹写给我的情书。我每次看了还想看。每看一次，或兴奋，或痛苦，或伤感都到极至。
有回差点以前额击墙，以利刃穿心。可眼前这个年轻人居然像个受训多年工作多年的铁血卧底，十分的专业，不为里面那跌宕起伏的情感所动，眉头始终蹩的紧紧。
信件看罢，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把我从洪湖带来的、只因放在枕头下才没丢的一本文革日记翻了出来。
他也不管其他人已经罢手，蹲在地上一页页的翻开，没看几页，便对领队的大个女人说：这日记肯定有问题！说完冷笑一声，如获至宝，带着我的日记本，和那一伙走了出去。
第二天知道昨天的清查是全省统一布置的行动，以配合正在举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
大清查与抄家是文革中经常搞的革命行动，不过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通过查抄把敌对分子挖出来，后者则是到认定的敌对分子家中通过查抄以扩大战果。两者的搞法、过程、双方当事人的心情大体相同。
这样的行动中，清查方最希望、最开心的莫过于搞到铁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证据。要是翻出两本、两页对新社会说了些不得体的话，或是流露出怀念旧社会的情绪，那这行动就称得上是旗开得胜；如果找到“变天帐”之类的东东，那庆功会报告会的规模可达地市级；倘若居然弄到枪支、手榴弹、爆炸物甚至发报机电台之类，我的天！那无异在罗布泊又升起了一朵蘑菇云，绝对会惊动中南海惊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
不过也怪，文革十年，大规模、特大规模的清查行动全国不下百次，被侵扰、被迫害的对象以千万计，而成果微乎其微，根本就没听说过搜出武器弹药、或反动宣传品之类的新闻。
二、“一打三反”，成惊弓之鸟
在招待所待了两天，那天早饭刚过，有个四十多岁民工模样的男人来到我们的房间，口里叫着“周老师”，当认定是在叫我时，我才明白自己的身份已是一位人民教师了。
这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心中不免好笑。来人不是民工，是我所在区的文教组长，蛮大的一个干部。他这是带我去参加全县文教卫战线集中已月余的“一打三反”运动的。
是年1月31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遥相呼应”，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其中第二条“……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全国十亿人，想必九亿人听到这里、看到这里都会感到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批评”、“攻击”、“恶毒攻击”之间的分寸在那种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特别的不好掌控，非资深党务工作者很难有这样的素质。
打个比方，他老婆昨晚红杏出墙，这显然不算恶攻，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可换成“他老婆昨晚偷人养汉”，尽管也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可恶攻的意向就明显了。
在那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的年代，不经意的在人前抱怨“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没得穿的”可不在少数。这个时候，一旦点子低，那可是不得了的不得了！
说社会主义制度下饭都吃不饱，还有什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语言比这更为恶毒的？你是不是想说一个制度，连饭都吃不饱，好在哪里？那还要这个制度干什么？！
这个杀气腾腾的指示发出不久，2月5日又同时发出两个文件《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
如是，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各级革委会在行动，各种工作组在行动，各类专案班子在行动，公安局在行动，法院在行动，形形色色的积极分子在行动；唯独那些运动对象，如同一块放在案板上的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这场时间持续近一年的运动，再次将人们那天生善良、理性的一面撕的粉碎。都热衷于检举、揭发、上纲上线、念语录、伸拳头、呼口号。有人被逼跳楼了，非但无人同情，反而都象是见了血的鲨鱼，特别的亢奋、来劲。
有的领导运筹帷幄，天天熬夜，眼睛布满了血丝丝，依然疾步如飞，赶了这场赶那场；有的老骨干、反右根子又要发言又要组织又要个别谈心，累得脸瘦几圈苍白如纸，还是打起精神，挑着重担，不言放弃。
正因为如此，到这年的11月，一打三反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共捕获284800人，枪毙近10000人（被逼自杀的没有官方数字）。试想如果把这些人集中到一个刑场执行，那该是一个多么血腥多么恐怖的场面。而这一万人里面，就有真正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民族的脊梁张志新和遇罗克。
那天我被引进会场，在一个角落坐下。会场因陋就简设在一个集体宿舍里。四围都是统地铺。群众也就坐在铺上。
主持人坐的是凳子。他也是四十大点岁的样子。可右眼那总往边边梭的珠子叫人十分的不舒服。拿着笔记本站着记录的当然是斗争对象了。场面火药味并不浓。估计搞了个把月，双方疲惫了。
主持人只是喋喋不休的问：那当时是怎么想的？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根子是什么？。给人一种纠缠不休的感觉。而作为斗争的对象，一个糟老头子，到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厌其烦地有问必答，至于真假，天知道。显然是个运动油子。
听了两场以后，我感觉到斗争始终没有突破，我拿出语录本，急切地翻着，我要发言。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和立场。我要对那个不老实的老家伙进行声讨。
在主持人讲话的间隙，我口张开了。可到底没有发言。我一点材料都没有怎么声讨？也没人要求我发言。而且会场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何苦来着。然而当时自己那种丑恶、无聊的心态，到如今我都感到深深的耻辱。
三、去校途中，巧遇迎芒果
几天后，我随李老师先期离开县城。因为开学都一个多月了，绝大部分老师却在集中一打三反，学校根本无法运转；我初来，自然与本地运动无关。
离开城关的头天，公安局的一位同志把抄去的日记本给我送来。说：里面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少，以后要注意。
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不过，日记里只是客观如实地记录1968年来自己经历的事情，很少有也不敢写下自己的思想，因此敏感词极少极少。最担心的在探索队期间听敌台，日记里有两行字的记载，虽然没有“今天突然听了解放军之声广播，为刘少奇抱不平， 我好开心”之类傻话，可终究听敌台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宽可批判斗争，严可绳之以法。而我没事。
也许检查日记的同志念我初来，网开一面；也许他要检查的东西太多，漏看了也未可知。
我们俩在渔关下车，吃过中饭，便踏上了去学校的四十里山路。
未及半个时辰，一座大山矗立在跟前。老李告诉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坡脑”，近500级石板台阶，爬上去得一个小时。
我们都空着手，走走歇歇。沿途偶而碰上一两个当地农民，背着个硕大的背篓，呼哧呼哧地爬过一级一级的台阶；他们手里拿着一根丁字形杵棍，休息时讲将其支撑在不好卸肩的背篓下。
当地人打扮与我们区别并不大，只是他们头上被一块长又长的黑色布巾一圈又一圈地围着，乍一看挺像地图上木星的光环，当然没有后者那么漂亮，那么令人神往。
老李说他们是土家族，五十六朵花中的一朵[当时还没有这首脍炙人口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歌。说是少数民族，其实和汉族已没什么区别了。
爬过大坡脑，路虽羊肠小道，可平缓多了。赶了两个小时，口干舌燥，正想找地方讨点水喝，一眼瞥见路边放着一罐茶水，一只大盖碗。有意思。
我与老李开怀畅饮，差点把罐子搞个底朝天。他告诉我，这是附近村民专为过路人放置的。这里民风淳朴，很难得的呢。看来，老李是入错了行。那嘴巴干导游可没得说。
离校还有十里，突然锣鼓声铿锵响起，跟着一支长长的队伍迎面而来。特地欢迎我？这规格、这礼性也太高了。
就在我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队伍到了面前。是我要去学校的队伍，可不是欢迎我的。他们是去下面涨水坪公社敬迎毛主席送来的一个芒果。
我越发纳闷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把芒果送到这山旮旯了？毛主席是送过一次芒果，可那是1968年底送给清华大学工宣队的。他老人家舍不得吃，为了支持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将几个外国友人带来的芒果——一种蛮普通的水果，决不是那五百年才开花、五千年才结果、吃了长生不老的蟠桃——转送给他们。
工宣队当然更舍不得吃。这都一年多了，水果卯放那会烂成个什么样？带队的老师告诉我们：是区秘书通知他们去的。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了把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全国十亿人都送一份，就复制了一批芒果模型，大张旗鼓，敬送各地。
前些日子五峰县也得到了。县革委会不想也不应该独吞，各区也得到一个。
而毛主席自北京送来的芒果决不是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在房前屋后田边地角塞给你的一个李子，一颗杏子，一把核桃一把瓜子，不能装进挎包直接带到区里。必须有锣有鼓，有声有势。这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感情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
于是聪明的秘书在前一站涨水坪公社落脚，从挎包里取出塑料制造的芒果敬放到桌子上，并打电话到学校，要组织队伍去敬迎芒果。
原来如此。我多少有些失落。不过，学校还是想的挺周到，领导已派了六个健壮的男生随队而来，专门接我到校。
1972年，蒿坪中学，我在备课
四、风声水起，学演样板戏
长坪中学是一所小学戴帽初中。两栋两层土木结构的干打垒式的校舍一横一竖排开；中间是操场；操场的右边是大厨房，教师和学生用的自中间分开。
这么简陋寒酸，总资产不足万元，可在当时，在那大山区，已是蛮正规的了。
时年我23岁，青春勃发，风华正茂。那才叫热情洋溢，那才叫敬岗敬业！一周28节正课，每天5节。清早带乒乓球队训练，课余搞文艺宣传辅导，——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喊过累。倘若有人当面恭维我两句，比如说“表现不错”“有能力”之类，我会关上房门偷着乐好大一会。
这年秋季开学伊始，普及革命样板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全国推开。学校自然成了主力军。
而我所在中学是区直属单位，担任冲锋陷阵的突击队责无旁贷。我说过我京剧唱的相当不错，而且声音带磁，低音区尤其迷人，学生里面有我庞大的粉丝群体；特别是两出样板戏的全部唱腔几乎都会，完全就是一张活的样板戏光碟。
校领导对我特别的信任，赋予的权力很大。挑选演员、面试、让谁晋级让谁凉在PK台上、终审全是我一人说了算。两天时间前期的工作三下五除二就统统搞定。我们决定演出《红灯记》前五场。
这次活动最大的特点也算最耀眼的亮点是师生同台、官兵同台。在我宣布最后决定的时候，跟现在新闻发布会没蛮大区别的现场掌声雷动，火爆的不得了。
尽管这次活动使我人生价值得到极大的展现，可那困难，那辛苦，真是比山高比海深。三个主角平时只有“铁梅”“李奶奶”跟着县有线广播哼哼，然而她们一唱出声，没板没眼，无拘无束，哪是京剧？比流行歌曲还要随意；扮演李玉和的语文老师整天不苟言笑，不唱歌，更不唱戏。
他对着谱子开口了，你不知道他是在唱戏？是在唱歌？是在唱大鼓？还是在玩RAP？
参加工作后为了继续教育，我进过几次业务培训强化班，没有哪一次比我亲自主持的京剧唱腔学习培训的强化力度大。课程编排密集，时间安排紧凑，教学作风严谨。
女主角一个是音乐老师，一个是聪明伶俐的学生，教起来倒还说不上太累，可男主角就是不通京剧这根筋，我们双方再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有次排练时，第一场李玉和的一段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全国不会这段的不足千人！
而我们的语文老师一开口，将首句“提篮小卖……”唱成“临行喝妈一碗酒”，这也错的太没谱了。结果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呵呵笑个不停。没法，只好请他出局。我亲自上男一号。
进入排练阶段，也是困难重重。说实话我只看过一次象样的演出。那还是在刁叉湖军垦农场沙市京剧团去春节慰问时看的。其他人一次都没有。
无论怎么样，必须把这次事关国家政治、事关学校荣誉的活动进行到底。于是以我为中心，所有演职人员群策群力，边唱边学，边排边改，花了一炮天的功夫，硬是把《红灯记》前5场整的是那么回事了。
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搭台的搭台，装布景的装布景 ，搞道具的搞道具。学校领导是全力支持。
要人给人，点谁给谁，随叫随到。更可贵的是区直有的单位，也闻风而动，倾力支援。李玉和要有一顶帽子，邮局的同志在第一时间便差人送了过来。
8点整，演出开始。说万人空巷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因为区直各单位人数与周边社员加起来也才千余人。可那晚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说明能来的都来了。
山里人看演出，不习惯鼓掌，没有看京剧适时叫好的兴致和修养，更没有献花送花篮的雅趣。可他们对节目好坏的反应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
安静的看，时而会心地笑，说明演出成功；吵吵嚷嚷，哗声一片，那就是演砸了。国庆节的那个晚上，观众都站着，都伸着脖子，安安静静，一直到幕布从两边拉拢。
实事求是地说，假如国家京剧样板团的《红灯记》是100分的话，县文工团的就是60分，下面业余团体的《红灯记》大多20、30、40分，还差些的可能只几分。
我们的《红灯记》，综合评估应该是35分：
政治热情10/10（右边权重，左为实际得分）；导演2/10；唱腔10/30；表演5/30；布景1/5；道具1/5；灯光1/5；人气5/5。
可就是这样的挡次，在文化沙漠的山区，在那特定的年代，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欢迎。
五、 入乡随俗，生活也充实
位于鄂西的五峰县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土家族集居的山区。
上世纪70年代全国都穷，山区尤甚，五峰尤尤甚。每到开饭，我看到从家中带着中饭走读的学生，手里端着从蒸笼里加热后的茶缸土钵出来，上面黑乎乎的一片，夹杂些黄色的玉米面。不是一个，不是一天，几乎个个如此，天天如此。
开始我还不知道那黑乎乎的是什么，一问才知道是菜，家菜或野菜。寄读的学生每周将带来的玉米面交给专管仓库的学生过秤，从事务长那里换成1两、2两、3两盖有他本人印章的饭票。然后用这票换玉米面蒸成的饭。
没几个学生敢放开肚皮吃。佐饭的菜就是一种：懒豆腐——还叫合渣。懒豆腐不是白花鲜嫩的豆腐，不是香郁甜津的豆浆。它先把泡涨的黄豆加大量的水磨好，再连水带渣放在大锅里煮开，然后将一些剁碎的菜叶、南瓜叶之类丢进煮沸即可。食时放盐。
学生大都将玉米饭倒进合渣，吃饭速度快些的一、两分钟足够了。虽然懒豆腐是土家族人一道至今仍享用的传统菜，可从它制作的原料来看，营养不会怎么丰富。学生顿顿是它，“茁壮成长”便有讽刺的味了。
我们这些享有商品粮的教职工，也不是大米白面，而是每月29斤玉米面。好长时间连这都保证不了，就搭些吃起来很难受、吃进去更难受的“蛮豆”。城西有的区还要过瘾，把定量按1：5折成红苕，叫农民几背篓给你送来。吃不吃就随你了。
逢年过节会供应上十斤细粮。背着从粮管所购来的大米，那心情，几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甜丝丝的。
学校的领导权贫下中农也有一份。在城市是工宣队，农村则由贫下中农的代表参与领导。他们不驻校，逢会就出席，出席就发言，发言就必称“解放前我们‘辣椒当盐，合渣过年’，如今我们生活这么幸福……”，一付苦口婆心的样子。
有次我上英语课，师生互动正欢，突然集合钟声响起。我们出来，不知何事。但见那个代表依然敲钟不止，嘴里大声吆喝：“赶快集合学生到地里去收麦子，要下雨了。”
看来这位代表并不甘心只是说说话，忆下苦思下甜，他还要拥有召之即来的权力。好在校长有主见，积极与其沟通；代表其实很厚道，吃不住几句好话，连连点头称是。从而避免了钟可乱敲、政出多门的局面。
国庆节过后不久，学校放十天长假。这假期不是给我们师生为拉动内需带着银子满处玩的——那时候造孽也没有玩的银子。是每年一度的秋收农忙假。
学生自不消说。老师由区、由文教组、由学校分到指定公社，由公社分到大队，最后分到农家，一方面实现“三同”，进行思想革命化；一方面要协助完成区里派下来的中心任务，比如宣传新宪法，催交公余粮，推广先进耕作方法，甚至象结扎刮孩子这样棘手的事，也有我们的份。
这日我背着挎包来到一李姓社员家，好客的主人连连让坐，端茶递水，嘘寒问暖。土家人讲卫生，那怕家徒四壁，房前屋后，阴沟道场，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门前巴掌大的一块自留地，更如同怀里几个月的婴儿，全家老少都小心地呵护着，里面除了蔬菜农作物，半根草都没有。
掰了半天包谷，晚上又借着月色去大队参加结扎动员会。队长的发言精彩极了：“……结扎好哇。一扎了之。刮宫就不行。那玩意又不是铁打的，可以卯刮……”他把结扎的好处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想补充都没什么补的。
第二天，热心的主人中午做了好多的蒿子粑粑。这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如今街上偶有叫卖，价钱还蛮贵。我吃了半个。那黑黑的野蒿子，那怪怪的油味，我感觉不爽。还没到晚上，我浑身竟象有千万只蚂蚁在爬，疼痒交加，跟着体内犹如上了优质发粉，上下都泡了起来，丑不忍睹。
我跌跌撞撞，赶到区卫生院。原来是漆子油惹的祸（没有菜子油，用漆树籽炸成的油替代）。平时我闻着山漆味就过敏，如今穿肠过，那不是寻时背？待身体复原，假期已过。
可谁知，比漆油穿肠更背时的事，在进五峰以后的几年里，接二连三地等着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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