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夫呓语：鲁迅先生最后的时光
先生正面像——选自于《鲁迅》影集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耕夫呓语｜文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然而，秋实的丰硕，以绿叶的凋零为代价。
八十年前的十月，上海四川北路与山阴路（彼时称“底施高塔路”），金黄的梧叶飘落满地，预示着一个肃杀季节的来临。
路上的落叶，在十月十八日的夜里，也许又悄悄加厚了一层吧！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晨五时二十五分，中华民族的魂魄，也随这千万片落叶，无声无息地凋零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一处普通的寓所里。
“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最后的一天》许广平）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先生二十三岁时，送给他相伴一生的同乡挚友许寿裳的一首古体诗，题写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叫做《自题小像》。那时先生还是一个漂泊东瀛的游子，遥望风雨飘摇的故国家园，发出了忧国忧民的呐喊，也是他毕生为之践行的铮铮誓言。
三十三年后，死亡之矢终于无情地射向了他。
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
这则日记写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六日。这大概是从他少年时期就潜伏身体里的病魔，首次露出狰容。随后的几十年，他就用他的心血和膏脂，滋养和壮大着这魔鬼。因为他三十年如一日地和黑暗中国的魑魅魍魉们做昏天黑地的战斗，而无暇顾及慢慢吞噬他肉体的病魔，任凭它在他的体内张狂壮大。
一九三六年伊始，死神就开始频频敲叩他生命之门。
一月三日，“夜肩及肋均大痛”。（《日记》）
做为一个早年学过西医，又熟知自己病情的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只有彻底放弃写作，让高速旋转的思想轮盘停下来，静卧养神，消除疲劳，积极就医，才是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良策。然而，他根本停不下来，也不愿意停下来，一边就医，一边写！写！写！
“周先生自己病得这样厉害，还要三更半夜写文章，有时我听得他一阵阵地接连不断地咳嗽，真替他难过。可是，他对自己的病，一些都不关心，反而不许我做粗重的工作，要我休息休息。”
他家的女佣这样心疼地对别人说。
据先生日记，三月二日下午，骤患气喘，延续月余。然而终是写！写！写！玩命地写！
四月七日，作《写于深夜里》。可见，女佣所言不虚。
六月一日，“夜又发热。”（《日记》）
五日，写了二十四年的日记被迫中断。是日，宋庆龄先生得知鲁迅的病情，遂写信道：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六月九日，重病中作《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六月十日，病中口授《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六月底，又补记中断了二十多天的日记道：
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大热时志。（《日记》）
这哪里是“但竟渐愈”，分明是病魔在为彻底击垮他的身体而蓄势待发。
是年，先生在给老母的两封家书中，均提及自己的病情。七月六日的一封信：
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至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至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
九月三日给母亲的信中云：
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男自己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休养了。
“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是指一九二三年七月，由于受周作人日本妻子的诬陷，兄弟反目，他决定要搬出八道湾胡同兄弟合租的房子，另寻居所。
这期间，鲁迅既要为他生病的母亲奔波往返于医院，还要去寻租房，夜间，还要从事繁重的写作，翻译，为青年改稿等工作。
但是，我想，这一回的躺倒，主要还是手足之情的破裂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打击。这是为他日后的病魔埋下隐患的不容小觑的一个环节。
先前的八月一日，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
38.7公斤的体重，何等的瘦弱！然而，这瘦弱的躯体，却包裹着一个硕大无比的灵魂。
这灵魂燃烧着，始终释放着烈焰和光芒。这烈焰和光芒，化为一束经久不熄的火炬，在黑暗中国的上空，永恒地照耀着人类漫长而曲折的文明历程。
留学日本时与弘文学院同学合影（后排左一）
也许是清晰地听见了死神逼近自己的脚步声，先生于九月五日作成了一篇文章，开始对死亡进行思考。文章的题目直白利落，就一个字——《死》。
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思考，不如说是对死亡的嘲弄，依然是那种诙谐的语言风格，依然是对不平等的社会的抨击。
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了一件事情。早在五月三十一日，先生的好友史沫特莱女士等人就请来了美国的邓肯医师，当时上海滩唯一的一位欧洲肺病专家，为他诊治。
在《死》一文里，这样写道：
大约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们看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还不忘拿他深恶痛绝的中医开涮，因为他的童年，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肺病被庸医坑蒙拐骗的噱头耽误以致于丧命，这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那篇《父亲的病》，写得很清楚。
但也没办法，晚清时代，西方的科学曙光，还没有照耀中国的大地。数千年专制滋养的愚昧和迷信弥漫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这迷信和愚昧，不只是自然科学的落后，更让人痛心的，是人文思想的愚昧和麻痹。
先生接下来写道：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的地步，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地躺着，有时还发生更迫切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痛苦；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
我以我血鍳轩辕（先生书法手迹）
这位坚强的斗士，用笔和专制及人世的丑恶斗了一辈子。他不信神鬼，不信一切宗教，他有的只是自信。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先生共写了35篇杂文，是为《且介亭杂文末编》。
十月十七日上午，生命结束的前两天，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竟。这是鲁迅先生近四十年写作生涯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
这是十月十八日清晨六时三十分，先生用日文给他的日本好友，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写的一封信。
此为绝笔。这是一位终生纸不离肘，笔不离手的思想巨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次握笔，用他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写下的最后几句话。
绝笔之言，摘自《鲁迅书信集》
历史不可能把分分秒秒的瞬间都留下清晰的影像，不论是欢乐的，还是悲哀的。但自从有了文字，它始终是历史最忠实和永恒的见证者。
此时，文字派生的一幅清晰的影像定格在我的心中——一位即将阵亡的勇士，用他的利剑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躯体，沉静而冷峻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一代思想巨匠、文学大师溘然长眠于上海四川北路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于作者收藏的关于鲁迅先生的画册、影册、手迹、诗稿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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