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生：读吴思《潜规则》晏氏转型的思考
读吴思《潜规则》晏氏转型的思考
刘又生｜文
《晏子春秋-外传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改规则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年龄大概相当于孔子的父辈。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为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他的故事也蕴含了这类规则问题。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
晏子的态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改弦更张，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迎上前去，祝贺道：“好极了！你治理东阿很有成绩嘛！”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你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阿，大走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你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鱼，也都入了权贵之家。现在东阿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你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你准许我退休，给贤能人让位。”说着连连磕头，请求退职还乡。
齐景公听了，从座位上走下来道歉说：“请你一定勉力治理东阿，东阿是你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分析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三个要点。
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
读读中国历史，这类制度变迁总是重复循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似乎生怕大家不认识它，为了识别方便，吴思老师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晏氏转型”。
在晏氏转型前期，老百姓也要纳税，但不至于被剥夺到挨饿程度；在晏氏转型后期，老百姓的赋税大大加重了，一半人在挨饿，继续下去，纳税人口将锐减。我们把这种关系归结为那条传说中的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
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是七品芝麻官是小鱼，靠老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芝麻官生活。
如果每一个环节不过分、不让老百姓拼命生产以满足层层官吏需要，如果需要的分量恰当，就是仁政，譬如晏子前型；如果要求过分，像晏子后型那样，就是苛政，苛政猛于虎，吃人可以不吐骨头。
所以，苛政是公认的坏政，仁政是公认的好政。难题在于，仁政总是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按捺不住地转变为苛政。
话说回来，晏子在他执政前期实行仁政，当时没有齐景公插手，晏子按照正规则行使他的权利，其结果是百姓安居乐业，而齐景公非常不满意；晏子在他执政后期实行苛政，东阿老百姓民不聊生、有一半在挨饿，但齐景公却迎上来祝贺他，说他治理得好。
晏子不领齐景公的情，不接受齐景公祝贺，也就是说晏子不愿意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施行潜规则、实行苛政，要求退职还乡。
晏子转型，最开始是遵行仁义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如秦纮、如海瑞……但是清官的命运都很悲惨。
可是，官员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时，竟然受到来自上边和左右的强大压力，原来上边想让下边官员媚，诱导他们媚，暗示他们媚，强迫他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老百姓倒霉，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对官吏们来说，勒索老百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并不需要费心策划，想要他们钱，只管开口就是了，难道还有人胆敢抗拒官吏收费么？无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那就不正常了，如同异常天象一样。
从两千多年之后回头再看，晏子转型从理想秩序向潜规则堕落的速度将愈发势不可挡。原因，淘汰清官，选择贪官，淘汰贤良，选择恶棍，这正是历史上官场“潜规则”发挥效应的结果。
思考：
改变价值观，改变思想文化。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国人有按照儒学来进行价值判断的文化习惯。
其实，儒学在两个基本设计上，都犯了根本性错误。一个是人性设定，儒学认为人性向善，人人皆可成圣人；一个是政治设定，儒学的政治理想是圣人君子治国，人人自觉各安其位。这两个基本设定，非常不幸，都是乌托邦的构想。
儒学对于人性之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同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对人性之恶视而不见，进而武断认为依靠教育和教化就可以向善，从而成为君子。
儒学从理论上放弃了对人性之恶进行制度性的约束，而这恰恰是催生伪君子和道德表演家的直接原因。贪官说一套做一套，台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追根溯源，儒学难辞其咎。
反观西方文化中，基督教所带来的原罪意识，顺理成章形成“制度约束人性之恶”的普遍公识，并不依靠没有强制力的道德或教育。
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也表现在对于人性认识上的巨大鸿沟。
依照儒学人性论的设定，儒学政治观崇尚“圣人政治”一种等差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政治秩序本质是“他治”，是以一方放弃权利来实现的政治秩序，这和现代政治体系每个人保有基本权利和付出义务的“自治”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
儒学因人性论上的错谬，导致政治构想必然是一种乌托邦。所以说，儒学无法催生现代文明，它只能是“潜规则”的温床，是“伪君子”的土壤。
为了免蹈从秦汉到明清都绕不开的覆辙，中国还需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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