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威：拿性说事
拿性说事
周永威｜文
爱到极致，情到深处，性就水到渠成。干脆点说吧，到了这境界，没性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此时性中人，云雨事，心里那个什么，语言能表达出来吗？
如此成年人个个愿意做的一件美好事情，如此亲切温暖甜蜜的一个字眼，却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被视为大逆不道，洪水猛兽。
“封建主义”的“男女授受不亲”，很有点假道学的虚伪；而“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低级趣味”“生活作风问题”等等等等，更如同加在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头上的道道紧箍咒。
记得当年在武汉念书期间，有次学校请了当地一位著名作家来校作国际时事报告。他讲到不久前率文化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晚上被邀请去观看舞蹈演出。
“……跳的全是资产阶级腐朽低级的东西，女演员下面穿的，”他喝了一口茶，“打个不怎么好听的比喻，就跟女人用的月经带一样。”——当时还没有“卫生巾”一说。
就在台下千余师生想像女人穿那么点点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台上那作家拍案而起，声色俱厉的批判道：“这还哪有一点无产阶级的味道？！”
长年累月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我们这一辈几乎个个谈“性”色变，继而思想僵化，性格扭曲，心理障碍重重。
“爱”字说不出口，也不敢说出口。就连“喜欢”二字，也得考虑再三用还是不用。因为害怕一旦被对方拒绝，后果会很严重。不知多少美好的姻缘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也不知多少彼此心仪的俊男靓女才子佳人擦肩而过，遗憾终生。
国人对性全新的、不同程度的认知，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门的逐渐打开。那时，我们从未接触的思想观念象清新的山风吹了进来，而这个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有不少风口浪尖的先驱者竟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次震惊中外的“严打”，仅仅因为性，既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祸及社会，被判处死刑的不在少数。
西安有位马燕秦女士，因为跳舞，与多个男人上床，竟成了流氓集团的首犯，与另外两人一起上了刑场。
有个王姓女人，就因为和10个男人有性关系，也被处极刑。面对死刑判决书，她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这话听起来是如此理性，却又是如此地悲壮。果然过了20年，“流氓罪”在刑法中废除。从那以后，与人发生性关系，只要双方愿意，再多都是合法的。
那么多的大小贪腐官员，一出事就能发现他们几乎个个身后都有好多女人——有的甚至达100多个，然而这些“公仆”倒下的原因只是贪钱太多，和女人，和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003年广州有个木子美，一位貌不出众才华惊人的女士，公开宣扬性自由，并且亲历亲为，频繁更换性伙伴。这还不够，她把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性经历绘声绘色写成文字，公之于网络。如此明目张胆惊世骇俗之举，也能受到当时全社会的包容。
社会性观念解放的同时，也激活了封杀近半个世纪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性交易。直到现在，卖淫非但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反而遭到不断打压，然而它的从业员工从繁华大都市到边远小乡镇，加起来估计数百万之众。
这个行业的兴起对社会治安是有害呢还是有益呢，真的难说。说它有害，理由多多；可它减少了社会上大量的性犯罪，为庞大的外地打工队伍中那些性饥渴者提供方便、缓解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讲它从另一方面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不算为过。
卖淫正当与否，相对前卫的凤凰卫视有一年曾作了一个专题节目。节目中被电话连线的一位“性工作者”，态度相当洒脱，不光愿意上镜，还要求无需打马赛克。她说：
我们从事的也是一项职业，就跟工人在工厂造机器，农民在地里种粮食，白领在办公室做计划书一样。我们为那些需要性的人提供性，没有伤害谁，怎么就不正当了呢？
她还“代表”她的那些姐妹向社会呼吁理解她们，理解她们所从事的职业。
有位专家在他博客里发文称妓女卖淫没什么不正当的。他说：
人挣钱谋生是靠自己身上的一个或者几个器官来进行。有人靠手，有人靠脚，有人靠鼻子，有人靠脑。性工作者呢？她靠什么？你难道说她不是靠自己的一个器官来谋生的吗？
专家就是专家，他这番道理讲得十分透彻。
性与爱是两回事。性加上爱或爱加上性自然好的不得了。性没有爱也成。就象酒，窖藏几十年上百年的名酒，喝起来浓香扑鼻，回味绵长；可一般低档的，就几颗花生米，喝起来也过瘾。
拿性说事，有的是话题。
【作者简介】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
一枚园地欢迎您来稿（来稿请确认未在其他公号发表） 投稿邮箱：yimeiyuandi@163.com
微信号：anranyodai（请注明“投稿”）进园地读者群请加微信：anranyodai
《一枚园地文集电子版》对接微信：657767929
点击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