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生：读林达《世纪大审判的告诫》的启示
读林达《世纪大审判的告诫》的启示
刘又生｜文
呼斯楞豫锟｜编
为什么说是“世纪大审判”？因为这桩谋杀案从发生到宣判整整一年，即1993年6月至1994年6月。
1994年6月13日，在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整个美国，绝大多数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上的冲击，因为这一天是前美国橄榄球球星辛普森的宣判日。
案情是这样的，1993年6月，洛杉矶的高级住宅区发生了一桩重大谋杀案。死者为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年轻人，都是白人。事情一发生就十分轰动，因为两名死者之一，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
辛普森是一名黑人，可他在美国人眼里，是一个“美国英雄”，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球迷，他们迷的品种不多，主要就是称为美式足球的橄榄球，棒球和篮球。
美国人的“运动观”与中国完全不同，民众很少关心美国在世界运动会上得了什么金牌，也从来没有类似“冲出美洲，走向世界”的口号。他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自己所在地的运动队在全国联赛上的成绩。出类拔萃的球星，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美国英雄”。
这桩谋杀案轰动的原因，还不在于被谋杀者之一是他的前妻，而是不久之后洛杉矶警察局宣布：辛普森就是杀人嫌疑犯。
辛普森本人一直否认有罪，他一再宣称他爱他的前妻，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辛普森就住在他前妻住宅的附近，案发之后，当警察试图找他通知案情时，发现他已经去了芝加哥。
最后，警察设法找到他住的宾馆，电话向他通报案情，要他赶快回来。就在短短几天里警察宣布，有足够的证据将辛普森列为杀人嫌疑犯。
②美国法庭的辩控方式
辛普森聘请了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夏皮罗，并且马上组织了此后名满全美的“梦幻律师团”。
找律师，是美国人遇到可能出现的麻烦时，条件反射一样的反应。这是美国的特点，美国经过漫长的法治年月，法律“品种”相当齐全，国家有联邦法，州有州法，县有县法。大到宪法小到专业法规、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法，样样俱全。
一个人在美国遇到的任何问题麻烦，几乎都可以归到某一条或几条法律条文中去解决，法律是美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个普通人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已经不可能搞清楚所有法律的关关节节。
社会上庞大的律师队伍应运而生。律师的责任是主持正义。这是法学院一年级课堂上，老师问学生的问题，学生一致的答案。
同时，由地方女检察官克拉克、黑人检察官达顿为首的一个检方律师团也组建起来了，这两个律师团，一个代表被告，一个代表原告。
通过辛普森案，我才得知，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的，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么区别，检方和辩方就像两支势均力敌的运动队。
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严重，不论检方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多么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设”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极为重要，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在道义和身份上的平等地位。
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设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毫无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那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
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检方的责任是陈列证据，证明控告可以站得住脚，以找出真正的罪犯；而作为辩方，是竭力对检方的证据提出疑点，甚至推翻检方的证据，以维护有可能被冤枉的被告的清白。因此，在道义上，双方丝毫没有贵贱高下之分。
检方即使手中掌握确凿证据，所能做的只是让证据说话，不能宣称自己是伸张正义，而暗示辩护律师是为罪犯包庇，这种自居正义高点态度违反“公平游戏”的原则，是严重的“犯规”行为。
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非常彻底的司法独立，不论什么性质的案件，美国政府无权干预任何一个审理过程。控辩双方都没有来自其他权力机构的压力，这为他们在法庭上公平抗衡提供了不受干扰的、独立的空间环境。
在美国法庭这个“运动场”上吹哨子的裁判，就是法官，他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维持秩序，也就是在双方对抗时维护“游戏规则”。
双方的证据是否可以呈堂、提出的证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证人的提问是否恰当、在法庭上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在有一方犯规的时候叫停等等，这些都是法官的责任。法官并不最终决定控辩双方的输赢，只是像球场上辛苦监视双方是否犯规的裁判。
他的水平——是体现在对于游戏规则的熟悉，还有就是对抗衡双方“吹哨吹得公平”。他的水平绝不体现在给被告定罪时能够“明察秋毫”。
在这些案件中，美国法官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他也压根儿没有那份权力，那么，是谁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呢？是最最普通的美国平头百姓，即陪审团。
③陪审团
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其中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都有涉及陪审团制度的内容，第五条这样规定：
“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险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人民的私有财产，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第六条规定如下：
“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第七条这样规定：
“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价值超过二十美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重审。”
上面的宪法修正案中可以看到，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只要你提出要求，都可以由陪审团审理。而重大案件，尤其是有可能导致死刑的案件，则必须通过陪审团审理。
陪审团有什么标准呢？在案发地法院的管区之内，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团。
但实际上远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有联系的人，不得入选陪审团。一些职业有可能产生思维倾向的，比如律师、医生、教师等也不得入选。这是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审团能够真正代表最普遍意义上的公民。
辛普森一案中，陪审团的初选共选出304名候选人，最终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陪审团的删选进行了两个多月，可见其困难和慎重的程度。
其次，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这很不容易。尤其辛普森一案，被告是黑人体育明星，而被杀的前妻是一个白人，很难说陪审员种族成分就完全不影响陪审团的判断。
另外，由于被告和一名被害者之间是离异夫妻，因此普遍认为，陪审团的性别比例也可能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不管怎么说，经过两个多月协商，陪审团终于成立了，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同时，法官的人选也都必须同时被双方所接受，经过双方再三讨论，同意由日裔法官伊藤出任。伊藤的公正无私在当地很出名，他的妻子恰好是承办此案的洛杉矶警官，他居然还能被极其挑剔的辩方律师所接受，可见其声誉程度。
④排斥原则
法庭的四大要素，检方，辩方，法官，陪审团好不容易齐全了，但是还不能开庭，因为要由法官先决定哪些证据可以呈堂，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可以算作证据。这项工作的依据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最高法院依据这个修正案所定出的“排斥原则”。
美国《权利法案》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白写的，只要你能够找到条文对上号，就可以切切实实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这一条：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力，不得侵犯，除非有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有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前面说过，辛普森和他前妻住得很近，当警察接到报案，查看现场之后，很快就去了辛普森家，他当时已经离开家去了芝加哥，警察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些证据，然后才据此取得搜捕状，这确实是非常规的做法。
在美国，一般来说，没有非常确切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状的。许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无策，那么，如果警察违规作业，在无搜捕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进行搜查，并且如愿拿到了证据，这时怎么办呢？
铁证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得到惩罚，警察的违规在成功破案的事实面前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呢？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岂不是鼓励警察违反宪法，如果出现制造借口为非作歹的警察，普通民众有什么力量将他们抵挡在门外呢？
所以，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状进行搜捕和逮捕，那就是违法。即使拿到天大的证据，也只有一个结果：证据作废，放案犯回家。
所以在开庭之前，法官首先要判定，警察在案发当晚第一次进入辛普森家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那么所有在他家发现的证据，都不能在法庭上出现，这就是“排斥原则”。
在这桩案件中，从理论上讲，“非法证据”被“排斥”掉之后，在整个案子里，唯一有权决定辛普森是否有罪的，就是陪审员们。
⑤被保护的“被告的权利”
作为被告，有宪法所保证的“面对一切与有关证据的权利”。受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被告有权“始终面对全部证据和整个审理过程”，因为他是当事人，没有人可以瞒着他什么东西，而使他糊里糊涂地就给判了。
这一点，陪审团有所不同，陪审团只可以面对非常有限的合法证据。这个案子很特别，由于双方控辩的激烈角逐，审判过程特别长，导致陪审团被隔离的时间长达9个月。
还有一点，在美国，什么场合必须穿西装革履并且一点马虎不得？那就是被告面临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案子，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
美国人的穿着打扮比较随便。但是，一个人哪怕他从来没有穿过西装，在当了被告的时候，肯定会考虑穿一套，因为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是“无罪假设”，因此哪怕是最危险的被告，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强迫被告在法庭上穿囚服，更不能戴刑具，以免陪审团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有“犯罪形象”的先入之见。
被告也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精心打扮一番，以最“正人君子”、最体面的形象出现在陪审团面前，以争取“形象分”。这样，在美国的法庭上，检方和辩方最后一点可能形成不平等的感觉也消除了。
在法庭上，一边坐着穿着特定大袍子的法官；法官对面，并列地坐着检方的律师团和被告及他的律师团。两组人员座位排列是完全平等的，从视觉上看，都是服装整齐，旗鼓相当。
他们的后排是旁听席，法官左侧是证人席；某一侧溜墙根的座位上坐着从不开口，形色各异的人，这就是法庭上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陪审团。
美国人认为，“被告”不等于“罪犯”，相反，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在一种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处境，美国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公民处于这种不利境地时，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
其次，被告面临的检察官与警察，代表地方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力量，他们有强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与之相反，普通公民因为不具备这种力量而处于明显的被动和不利地位。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那么被执法人员冤枉甚至陷害的可能性就很大。
因此，在十条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嫌疑犯的公民权利。
在美国，审判是遵循规则的“法庭上的游戏”，但这并没有任何贬义，因为这仅仅意味着公正对待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处于“被告”这样倒霉的处境，但最终的犯罪事实能否被确认，还要看检察官是否拿出充分的证据说服民众，陪审团即是民众的代表。
⑥呈堂证供与最终判决
当正式审判开始的时候，按照惯例要面对陪审团再回答一次，是否自认“罪名成立”。
辛普森提足中气，斩钉截铁地答道：“罪名百分之一百的绝对不成立！”这种出人意外的夸张修辞，在法庭上可能属于首创，其目的当然是一开头就给陪审团留个强烈印象。
辛普森的这个回答，一时间在法庭之外被大家传为笑柄。那些天的美国，到处可以听到大家说“百分之一百的绝对”如何如何。
随着被告的否认罪名，“世纪大审判”就这么开始了。
美国审判过程中最冗长、也最有味道的部分就是听证，因为听证过程就是双方律师，两只“运动队”的竞技对抗过程。先由检方提供证据和证人，然后由辩方提供证据和证人。在作证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能做的事就是提问。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律师和法官要求都很高，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还必须熟悉各种案例。在美国法庭上，最大的犯规莫过于“争执”，法庭之所以能够这么有秩序，在陪审团面前“不准争执”的规定起了很大作用。辛普森案的审理过程中，检辩双方都因为“争执”而被法官当场罚过款。
在辛普森案中，最长的一个阶段是由检方提供证据证人。这个阶段持续了大半年，几乎每天都进行。在审理过程中，每当某一方提出，他们有找到一份新的证据时，都要把陪审团请出法庭，然后讨论该项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可以呈堂。
这个时候，被告是一定要出席的，证据不可以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一下子拿出来。所有证据都必须按规定提前一段时间交到法庭，向对方公开证据所准备说明的问题。这样，在决定呈堂前，对方就有一段充分准备时间，研究证据并进行反调查。在辛普森案的审理中，充分体现了这一过程。
当辛普森案冗长的作证阶段把全美国都搞得失去耐心时，有一天，林达与朋友探讨这场审判，他们有一点肯定，如果到最后还是确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么，就会有两种错判的可能：
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有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
面对这两种情况，他们宁可辛普森是杀人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被冤枉的待在牢里。对于这一点，所有美国人都表示同意。
据林达说，美国人对这类问题有个一般原则：对刑事案件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会发生一些大家都难以判别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辛普森案最有说服力的是，让他试戴现场的那双血手套，尽管检方此后调动一切手段证明本来的尺码是合适的，只是手套有些缩水了。辛普森吃力地把两只大手硬撑进显然偏小的手套，这个画面比起任何多余的说明，给人留下的印像都更为强烈。
在辛普森案子里，始终没有出现过直接的证据，所有双方提供的证据，都是外围的“情况证据”。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的法律站在保护被告的立场上的。
最后经过4小时，这十二名陪审员表示他们已经做出裁决，然后，神情严肃地进入法庭，把装着裁决的密封信封交给了伊藤法官。新闻界事后报道说，在宣判前后的这十分钟里，全美国人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不工作、不上课、不上厕所，人人都在听辛普森案件的判决。
“辛普森被判所有罪名不成立”之后，一切活动才恢复正常。
“世纪大审判”审了一年，结果嫌疑犯被宣布无罪了，凶手却还是没有结果，甚至现在连嫌疑犯都没有了。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后，报纸上一直大量报道，大部分的黑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大部分白人认为他是有罪的。接着新闻媒体又做了这样的民意测验提问：你觉得辛普森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
绝大多数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他觉得辛普森是有罪还是无罪，都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判决。
⑦启示
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与此同时，它承认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极端地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
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这样的司法精神建立在《权利法案》基础上，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
《权利法案》制定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
是的，如果一个平民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的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么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
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整体民众的，只有当它对所有人都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事实上，这种情况隐含着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的威胁，在一定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出人意料地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
200多年前，当初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的先见之明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具备了“权力导致腐败”的思想，这思想至今还闪闪发光。
这些历经万难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他们不考虑巩固政权，把不听话的州好好收拾一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使江山迅速安定下来；却在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么岔子，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火”。
开国伊始，他们认认真真讨论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如何立法保留普通民众手里的枪支武器，保护他们的民间武装，让他们拥有最彻底的自由，甚至建立一个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
是的，权力是腐蚀剂，是一剂毒药。权力就是一个大染缸，人本身是有缺陷的，掌握了权力就会受到加倍的诱惑，那么人的缺陷就会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的放大。所以呢，一个人绝对掌握权力，他就绝对的腐败，掌握绝对权力却是一个好人，这违背人性的基本常识。
统治者和每一个人普通人都一样是有缺陷的，都有心里阴暗的一面。不同的是，普通人受到层层权力的管辖，人性的缺陷受到约束威慑，不敢充分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掌握绝对权力的人，意味着他不受任何惩罚、监督和制约。
“无赖假设”就是：我们设计一个国家制度的时候，要假设将来掌握这个制度的人、运作制度的掌权者，都是一群无赖，只有出于这样考虑的设计，这个制度才能防止统治者成为无赖。
如果出于“天使假设”设计一个国家制度，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民众的大救星、执政为民的、特别善良仁慈的……那么，注定得到一群无赖，因为制度没有保证他不变成无赖，他就势必成为无赖。因为这个制度没有防止、防范他受到权力的腐蚀和诱惑。这是我读林达《世纪大审判的告诫》中获得的启示！
最后，以阿克顿勋爵给世人留下的名言做结束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作者简介】刘又生，安徽萧县人，现居住南京，大学英语教师，基督徒，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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