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军事集团，冷兵器时代世界政治制度的主导与建构者【上】

游牧军事集团，在冷兵器时代依靠两种优势主导世界政治制度，这种主导不仅包括政治实践，还包括具体的制度设计、建构。他们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军事集团所具有的组织优势，第二个优势则是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那种认为游牧民族愚钝不堪，除了抢掠烧杀一无是处的的农本位史学认识，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拿蒙古帝国来讲，成吉思汗阶段，帝国共同体内是以大扎撒为主导的各类政治、经济制度建设。蒙古民族共同体就是在这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外，实施的则是袭扰、削弱甚至毁灭的策略。而到了忽必烈阶段，被纳入本土之外的版图，也是以制度建设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的探索、建立过程。

他们的制度建构与实践，不仅包括军事方面的，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以及人事制度设计。以牧羊为经济主导成分的西北汉藏语系部族——从黄帝部族到作为西戎的秦国，是先秦时代中国文明史的开创与建构者。此后的游牧军事集团，则多以C2北支阿尔泰语系军事集团为主导。他们的较为著名的制度设计有，北朝及其延续——隋唐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府兵制、募兵制、均田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元朝的行省制、圆议制、断例法，清朝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这种制度实际上从元朝就已经开始。西南的儒化就是从元朝时开始的）。

无论两河流域还是古埃及，无论古印度还是古印第安文明，从聚落向酋邦发展的初期，神王并立、甚至神权高于王权是一个普遍规律。在那些界壕防备等级不高的聚落、聚落群，作战武器出土得也相应很少。这种缺乏外来威胁的共同体，军事首领的地位是远远不如祭司、大家长的。随着军事斗争越来越成为酋邦、国家的“国之大事”，由军事集团制定与决定政治制度的时代，也就慢慢开启了。

青铜器与战车，都发源于欧亚草原带而不是低纬度的农业文化带。这种先进生产力一旦被勇敢善战的牧人部落掌握，军事征伐也就是在所难免，一个个空前大帝国的出现也就是时间问题了。从社会结合程度讲，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为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但就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科技而言，你是不能说这是落后征服了先进。回顾人类整个冷兵器时代，就是一部军事集团主导和设计国家共同体政治制度的一部历史。

西亚北非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方。但无论早期进入古埃及建立王权的部族，还是在两河流域建立帝国的阿卡德人、阿姆利人、亚述人、巴比伦人，一直到后来的希伯来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都是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走出的游牧人。而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大帝国的米底人、波斯人，则都是印欧系统的游牧人出身。

从《乌尔纳姆法典》到《汉谟拉比法典》，从《十二铜表法》到如今的海洋法系，相对苏美尔人更为野蛮的闪含语系民族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建立和完善了上古的政治军事法律制度，相对希腊罗马人更为野蛮的日耳曼人，则建立了英国习惯法体系。即便集法典法大成的《拿破仑法典》，也都是高卢、日耳曼蛮族政治实践的一种结晶。

欧洲也是一样。克里特文明之后的黑暗时代、马其顿征服、法兰克王朝的建立，都是一个蛮族不断征服南下的过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欧洲蛮族并不等于一定是从事纯粹游牧业的部族。阿提拉、阿瓦尔人、保加尔人，直至蒙古征服，则是纯粹的游牧人的征服。

中国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考古遗址，应当是陕西榆林的石峁遗址无疑。此前也存在过一些规模巨大、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聚落遗址，但从国家形态上讲，与石峁遗址相较就都显得相形见绌了。无论神话传说中的黄帝部落是否存在，那些举着先进的青铜器，在中华大地展开世纪大征服的部落联盟，就是从农牧文化交错带缘起的。石峁遗址名义上在陕西，但实际上就在鄂尔多斯旁边，在先秦时代一直是被称作蛮夷之地的地方。

需要说明的是，缘起于农牧文化交错带，建立早期王朝的那些征服者们，虽然地处胡焕庸线之外，但不是一些人想当然的阿尔泰语系的游牧人C2北支，而是汉藏系统、Y染色体为O2主导的古部族联盟。从夏商周交替到秦统一六国，都是西北面掌握外来青铜器与战车技术的国家，取代中央之国的过程。这种进程直到北方军事集团——阿尔泰游牧人的崛起为止才宣告结束。

中国政治中心在前一个阶段，是从西北向中原过渡的，西安-洛阳一线。而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随着士族南渡，以南京等地为政治分中心中格局出现并加强。辽金崛起特别是蒙古一统中原后，以北京为中心的近千年政治格局，最终得以确立。阿尔泰语系的游牧人C2北支的众多军事集团，完成了这种政治中心的转移。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巨变，即周秦之变和唐宋之变。其实还应加上元朝行省制实施带来近800年稳定、超大帝国的制度设计转变。周秦之变是西北蛮族秦人引发和建构的，废分封、设郡县。唐宋之变，则是以隋文帝主导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一些列政治制度设计为基础的转变。这种转变虽然吸收了部分南朝的经验，但我们知道隋唐就是北朝政治的一种有效延续。而北朝恰恰是阿尔泰游牧军事集团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