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唯一唐人街在纳粹时代的悲惨命运 汉堡举办“中国人行动“纪念活动

纳粹的迫害和永存的记忆

汉堡举办“中国人行动“的纪念活动

顾 强 汉 堡

2018年的德国，出于政治动机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犯罪事件达到了36062起，这一数字与前几年相比，堪称急剧上升。同时，犯罪分子也变得越来越激进。这一现象在德国敲响了警钟。在这一形势下，汉堡州政治教育中心(Landeszentrale für polische Bildung)与汉堡郊区的诺因加默集中营(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开始展开一系列纪念和教育活动。

2019年5月13日是汉堡“中国人行动”的75年纪念日，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和汉堡圣保利档案馆于当日晚上在75年前华人集中居住的地区集会，举行纪念活动曁讲座，大约100名德国人和在汉堡生活的华裔人士自发地参加了这项活动。

活动现场

1944年5月13日，在代号为“中国人行动”的纳粹种族迫害行动中，汉堡盖世太保警察逮捕并羁押了129名中国男子，直接使用暴力清除了1920年代在汉堡圣保利区初见规模的华人社区。被逮捕的中国人在监狱关押期间遭受严重的虐待，后又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威廉斯堡“劳动教育营”从事强迫性的艰苦劳动，他们之中至少有17人不堪折磨而死亡。

纪念活动首先在纳粹警察迫害华人的纪念牌前进行。5月黄昏金色阳光的余晖温暖地撒在参加纪念活动人士的身上，但参与纪念活动的人们神情严肃，默默地听着纪念活动的现场介绍。

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

首先发言的是汉堡诺因加默集中营遗址的Susan Lewerenz博士(以下简称苏珊)。苏珊向大家介绍到，今天的纪念活动标志着诺因加默集中营与汉堡州政治教育中心系列活动的开始，这一系列活动致力于历史上和当下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研究。1944年5月13日发生的所谓“中国人行动”是二战期间纳粹实施极端化种族政策的产物。虽然纳粹的种族迫害主要针对犹太人、辛提和罗姆人、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及具有东欧血统的人，但是其他族群也受到了种族迫害的影响，包括非欧洲人及他们的后裔，他们都被纳粹分子认为是“异种”。当年对在圣保利区生活的华人进行集中逮捕和关押，汉堡盖世太保警察局公开的理由是打击犯罪行为，但实质上是种族主义在作崇，那些当时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的德国妇女同样也遭到了关押。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纪念那些德国女性。战后，受到迫害并幸存的中国人向德国政府争取他们的权益，但是汉堡的司法机构拒绝赔偿。司法机关认为“中国人行动”是正常的警察行动，并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和政治背景。也许，正因为对纳粹罪行认可的缺失，而且拒绝赔偿，导致幸存的中国人中仅30人于战后没有返回中国，而是选择继续留在汉堡。

汉堡诺因加默集中营遗址的Susan Lewerenz博士

其次发言的是历史学家Lars Amenda博士。据了解，Lars是全德国对圣保利华人社区的历史及“中国人行动”最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语气沉重地说到，75年前的今天，汉堡盖世太保在我们今日站立的地方及其周围的街道上发动了清洗华人的行动。在纳粹警察埃里希·哈尼(Erich Hanisch) 的指挥下，盖世太保出动约200名警察，逮捕了129名中国男子。他们首先被带进圣保利的大卫警察分局，后被转移到福斯布特监狱。1944年秋季，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又被转移到汉堡易北河南岸的威廉斯堡劳动教育营。当年的此时此刻，等待那些中国人的是长达数月的迫害和羞辱。因为长着中国人的面孔，语言又不通，他们的处境更加的艰难，常常成为纳粹警察虐待和折磨的对象。他们之中，至少有17人因不堪忍受折磨而去世。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在争取战争赔偿问题上再度蒙羞。当时的战争赔偿办公室和汉堡法院认定，针对中国人的行动不存在任何种族迫害的政治背景，行动指令也非来自柏林。显然，战后的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将针对中国人的迫害合法化。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张添林，之后再也不愿说德语了。今天，当时受到纳粹迫害的受害者及幸存者再也不能亲历纪念活动了。

历史学家Lars Amenda博士

在纪念现场最后发言的是圣保利档案馆的Gunhild Ohl-Hinz女士。她代表圣保利档案馆欢迎众多的在场人员参加他们与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共同举办的纪念活动。她对有那么多人自发地来到这里感到高兴。纪念当时的华人社区和75年前发生的“中国人行动”是他们始终致力的一项研究。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在汉堡除了只在这里竖有一块纪念牌，还在当初华人居住的首饰街(Schmuckstrasse)楼前埋有两块体现纪念意义的黄铜“绊脚石”，整个汉堡城对当年遭到纳粹政府迫害的华人便没有任何公共纪念标志了。那些华人在汉堡的生活和受难经历是圣保利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并且在今天也很难找到当年的历史痕迹了。她还感到高兴的是，今晚还有历史学家Lars Amenda博士和纪念教育学家Martin Reiter先生参与活动，他们将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来充实今晚的活动。她也感谢魏科科博士担任今天这场纪念活动的中文翻译。她还宣布，根据档案馆的研究结果，他们又找出了10位被“中国人行动”迫害致死的华人姓名，并将为这10名华人制作刻有姓名和去世日期的黄铜“绊脚石”，以作为对他们的纪念和对世人的警示。由于无法确认他们当时的住址，故今后制成的“绊脚石”就设置在我们站在这里的纪念牌下。为此，今天的活动还将为制作黄铜“绊脚石”进行募捐。

魏科科博士

随后，纪念活动移至附近的圣耶瑟夫教堂继续进行。

在教堂的会场上，Lars博士和Martin 向大家介绍了他们对“中国人行动”的研究结果。与Lars不同的是, Martin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研究的是威廉斯堡劳动教育营。与集中营不同的是，劳动教育营属于当时的德国司法机构，而集中营属于纳粹党卫军。在劳动教育营关押的期限为28—56天，在押人员每天要从事10—12小时的艰苦劳动。

纪念教育学家Martin Reiter先生

他们说，现在在德国媒体中常常可见有关中国的报道，汉堡港周转的集装箱中有三分之一往返于中国。但在欧洲曾经有数千名来自中国、印度和西非的“有色船员”，当时欧洲的船公司上需要大量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海员，他们在船上充当锅炉工、洗衣工，他们中的很多人便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随着这些中国人在汉堡上岸定居、成家立业，汉堡警察局有意识地想阻止这批移民的规模。汉堡市政府於1925年修订了《港口法》，以限制华人移居到其它城区。中国人当时便集中居住在港口附近的圣保利区，多数人在半地下室房屋内开设店铺、餐馆及洗衣房。二战期间，若遇盟军的轰炸机来袭，中国人是不允许躲进圣保利区防空设施的。随着在圣保利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当地传播着歧视中国人的流言蜚语，说那些中国人开设鸦片馆、挖走私地道。

当时德国还发生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鹿特丹、利物浦港口的中国人携带着现金来到汉堡发展。战争期间，在不来梅设有一处海军战俘营，从英国海军舰只上逮捕到的战俘中含中国船员。英军的中国船员后被转移到汉堡，圣保利华人社区的中国人收留了英国海军的中国船员。从此，汉堡警察局认定当地中国人具有通敌现象，他们具备认同同盟国的政治倾向。汉堡警察局终于在1944年5月13日下手了，对华人社区进行大搜捕，有一些德国妇女当时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她们也同样遭受到逮捕和迫害。

教堂会场内

Martin还说到，由于集中营和劳动教育营的档案资料在战争末期及战后全数毁尽，信息极度缺乏。尽管如此，他还是调查到了大约50个劳动教育营中的人名，而劳动教育营的容量是500人，而且先后大约共有5000人被羁押在劳教教育营。50人相对5000人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

2018年在汉堡举办的China Time (中国时代)活动周中，圣保利华人社区的历史通过展览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眼中。这段历史得到了两位电影制作人的关注，他们是 Rudolf Simon 和Betram Rotermund。由于笔者曾对圣保利华人社区有过报道，并在2018年11月在中欧峰会期间与德国《华商报》记者洪莉女士两度来到圣保利采访“香港酒吧”的张雪芳女士，她是“中国人行动”中遭受迫害的张添林之女，因此两位电影制作人在寻找证人、证物的过程中与笔者多次联络。他俩与汉堡州政治教育中心合作，正将汉堡华人社区的历史搬上银幕，用文献记录片的方式永久地记录下来。在接下来的纪念会场上，Rotermund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的电影项目，并播放了对四个“时间证人”采访的影片片断。这些“时间证人”都是当年受到逮捕和迫害的中国人后代，目前他们也有80岁了, 他们中也有来自中德混合的家庭。在影片对他们的采访中，他们都动情地回忆自己的父母，展示父母留下的珍贵照片，告诉观众儿时在哪里玩耍。在场观众看着影片无不忾然叹息，影片结束时大家对两位制片人报以热烈的掌声。Rotermund表示，他们还在继续寻找“时间证人”，在场的人们如果有线索，可以与他们联系。这部影片计划将于今夏完成摄制。

时间证人

纪念活动结束了，许多人还久久地不愿离去，他们留在会场继续进行交流和探讨。历史上的这场“中国人行动”及其背景是在近30年才逐渐地引起了讨论和研究。盖世太保的这一行动涉及的人数虽然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它揭露了纳粹政权和纳粹分子的极端激进思想和意识形态。Lars博士在纪念现场说过：我们作为公民，有责任和义务铭记这段德国历史上不光彩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白发老太是“时间证人”之一，当年华人的女儿，现今80多岁了。右边照片中个子较矮的男士是两人的父亲（张丽摄）

时间证人的父母

时间证人幼年生活的地方

时间证人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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