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媒体又双叒叕炒作中国间谍行为，德国高管经历如好莱坞间谍片一般

德国华商报讯：

近日，《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讲述德国企业经理人在中国逗留期间被暗中窃听监视的遭遇。内容绘声绘色，详细生动，看上去似乎是一部间谍大片。然而，文章随后又将内容引申为是“中国政府的间谍行为”，不免令人心生疑窦。

《法兰克福汇报》报道

文章一开始就摆出一件实际案例：

德国达克斯指数（ADX 30）30强中的一家公司的董事会高管，在上海出差期间，住进当地一家宾馆。有一天，这位高管准备去酒店游泳健身，走到半路发现游泳裤没带，于是又返回房间取。谁知这个时候房卡竟然失灵了，于是他去到服务台询问，当客房服务员跟他一起回到房间，房门又莫名其妙可以打开了，前后大约10分钟的时间。更惊人的是，当他进入房间后，原本锁在保险柜里的笔记本电脑被移动到桌子上，还被翻了个个儿，电脑底部的螺丝也被松动了......这就是一场现实版《窃听风暴》啊！

《窃听风暴》剧照

这位德国高管立即报了警，至于结果到底如何，文章并没有交代清楚。但是，单从文章来看，这只能说是一场商业间谍活动，这样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可能发生。

紧接着文章便开始控诉，德国银行家、律师、企业高管们在中国经常遭遇间谍突袭，餐厅、手机、五星级宾馆的高级套房等等。文章还表示，出于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文章不能透露向作者提供信息的高管的名字，因为担心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影响到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What？

文章中还引用了一位香港的安全专家Thomas Parenty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被监听，所有的资料都可以被人看到。但是，涉及到相关数据类的证据时，文章却表示，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之一——德国宪法保卫局没有提供。

文中接着提到一位美通社网络犯罪专家Scott Schober的说话内容，中国人不断完善和推广脸识别等技术，是在“滋长”全世界对中国长远发展计划的恐惧。在很多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便利生活的革新；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样的技术用在公众场合会侵犯到个人隐私权。

文中还举例说，中国的间谍行为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早在90年代中期，中国就已经开始对德国大公司高管进行监听。一位安全人员表示，他们曾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发现窃听器并拆除，然而第二天，办公室又被安装了窃听器。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文中表示，很多出差到中国的高管都被吓怕了，无论是与同事、合作伙伴还是家人之间打电话、开车、在餐厅吃饭都变得异常敏感，以至于窃听已经成为一种禁忌，而防窃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还有高管甚至会像电影里一样在酒店房门隐秘处放上或者贴上头发，等到返回酒店后，检查一下头发还在不在，这样就可以判定是否有人进过房间。

甚至，这些高管还总结出几条出差到中国的经验：把日常用的手机留在家，带着最便宜的手机到中国，出差结束后就可以直接把便宜的手机扔进垃圾桶，既省钱又安全。

不仅如此，文章说，为了防止被窃听，在中国的大部分德国企业还准备采取特殊行为计划，比如，专门设立防窃听会议室，而且公司内部高安全性的地方，也要禁止中国员工进入。这让中国员工以后还怎么工作呢？这明摆着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啊！

文中接着还列出一些数据表示，德国因为经济间谍和竞争对手间的窃听而损失大约1千亿欧元！而且，有二分之一的德国公司德国公司在中国遭遇过间谍行为，这一数据仍在上升中；文中援引德国宪法保卫局的统计数据表示，中国有近20万人专门从事间谍工作；普法茨工商协会还提出建议，到中国出差的各位高管，尽量不要携带草图、样本、模型。

虽然，文章后来也提到，间谍行为不仅只有中国，美国和英国也通过微软、谷歌、脸书、苹果等平台筛选、获取来自全世界的用户信息，另外，法国也因为间谍行为和臭名昭著。但是，文章又强调，间谍行为在中国更严重、更明显。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不断增加，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各类“中国黑客”、“中国间谍”等词语频繁出现在德国媒体报道中。尤其是在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工业4.0”标杆企业库卡之后，德国政界变得更加敏感，对中国企业戒备重重。各大媒体也趁机不断渲染“中国经济间谍行为”，导致中国企业形象和信任度在德国甚至海外其他国家急速下滑。

此前，德国联邦经济部曾通过并出台《德国对外经济条例》第九次修正案，以此来保护涉及到本国军事领域、能源、水资源领域和通信领域等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提到，欧盟国家之外的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项目中，如果超过25%的股权，联邦经济部有权进审核。2018年年底，又将门槛下调至10%，进一步阻拦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收购。

相关报道，请点击以下链接：

2018年底，德国媒体爆料，德国巴符州内政部公开表示，该州企业频繁成为中国经济间谍行为的目标，从2012年到2018年，巴符州刑警总共发现了8起经济间谍案件，其中6起涉及到中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2018年11月4日“中国间谍疑染指德国支柱产业”的报道中提到：

今年3月，德国《经济周刊》曾经报道指出，华为等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如今已经在德国市场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一旦这些硬件设施中留有"后门"，中国间谍就可以很方便地窃取德国企业的数据。该报道认为，德国各界对中国电信设备带来的间谍风险长期忽视。

从去年到今年，“甚嚣尘上”的5G网络建设问题上，华为也多次成为焦点。直到现在，到底华为是否可以参加德国境内的5G网络建设，仍然未知。有关报道，请点击以下链接：

另外，中国《国家情报法》也成为攻击对象，其中第一章第七条“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被断章取义、大做文章，也严重影响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今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面澄清并表示，这是对中国有关法律的错误和片面解读，是混淆视听，实质是为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当发展权利和利益编织借口。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10年前的“黄色间谍”事件，2007年8月26日，德国《明镜》周刊“黄色间谍”标题作为封面文章，称中国加强对德国科技和经济的间谍行为，同时德国公司工作和实习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以及毕业留德工作的8万中国人也被怀疑成间谍。此一长文出台后引发轩然大波，德国侨界学界怒怼《明镜周刊》这种没有根据的指责，他们感到不仅是感情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而且以后在德国找工作也面临更多阻力。

这个报道在当时引起很大风波，150多名在德华侨华人和学生在汉堡《明镜》周刊总部大楼示威，要求《明镜》周刊道歉，还向法院起诉，不过最终也不了了之。有关详情请看文末延伸阅读。

近年来，中国人在德国不断遭遇诽谤、侮辱，本公众号做过多次报道，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

虽然在德华侨华人都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但很多都收效甚微。如今，再次面临“经济间谍”事件，华侨华人到底该如何在海外维护自身利益，值得深思。（马潇潇编译整理）

延伸阅读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时间：2007年11月21日

《明镜》周刊“黄色间谍”事件的是是非非

8月26日出版的《明镜》周刊刊载封面文章“黄色间谍”（Die gelben Spione），称近些年中国加强了对德国科技和经济领域的间谍行为，在德国公司实习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被怀疑成间谍。事隔将近3个月，这篇被中国舆论界定义为“反华报道”的文章引起的风波越来越大。在德华人学者学生联合会等组织成立维权委员会，决定以“侮辱罪”、“诽谤罪”等罪名向德国汉堡地方法院起诉《明镜》周刊。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采访了维权委员会发言人周坚。

11月10日，150多名中国学生及在德华人前往位于汉堡的《明镜》周刊总部大楼，举行示威活动，并递交了抗议书，要求杂志社在本月19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周刊上刊登道歉声明。《明镜》周刊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理睬。按照学联之前的计划，他们要在诉讼时效失效前，也就是最晚到11月26日（下周一）向汉堡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这起维权事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在柏林工作的39岁的周坚。在德国已经生活了近19年的周坚今年夏天看到“黄色间谍”这篇文章后，认为文章损害了中国和在德华人的尊严和荣誉。他将14页长的文章翻译成汉语，发表在留德论坛上，引起在德留学生及华人的激烈讨论。10月20日，学联等一些社团组织召开“反击明镜”维权讨论会，决定通过“舆论反击、示威抗议、法律诉讼”三个步骤开展维权活动，维护尊严。

讨论会认为“黄色间谍”这篇文章已经远远超出德国法律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护范围，对中国、中国文化以及华人进行侮辱。周坚举出文章中的一处细节作为例子说，《明镜》周刊的记者翻译了一句看似孔子的名言，实际上却是“假借孔子之口，大肆污蔑华人”。文章中这一句是“Wer nicht in den Spuren anderer wandelt, kommt nicht ans Ziel”，意思是说，不遵照前人的足迹走路，就实现不了目标。有网民翻查论语，认为这句德文翻译取的是“先进篇”中“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周坚表示：“仔细看过论语的人，马上就意识到这句话是对不上号的。《明镜》周刊对这句话做了自己的诠释，认为我们中国人从孔夫子那时候开始就学会拷贝是一种艺术。说我们从文化根源上就不尊重知识产权。我的手头上有三个经典的德文翻译版本，但都不是《明镜》周刊式的翻译。他们断章取义得非常厉害，就使得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人误以为文章写的是事实。”

“黄色间谍”引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将“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骗子人民共和国）的内容也同样让周坚愤慨不已。“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再一次加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蔑视，” 周坚说，“似乎我们华人本身就带着骗子的面貌。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新闻法的规定以及记者的职业操守，同时也触犯了德国刑法中有关‘侮辱罪’的条例。”

《明镜》周刊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前三秘陈用林的话说，“每一个被准许出国的中国学生和商人面对党都有歉疚感。作为对党的回报他们愿意当间谍或者告密者。” （2005年陈用林向澳大利亚政府申请政治避难，同年获得永久居留权。）记者在文章其它位置也强调“当然不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博士生、每一个客座教授都是情报线人，间谍恐怕只是少数人，但问题是：反间谍机关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间谍”。周坚认为，《明镜》周刊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专业记者编辑都明白，如果无限制地写，马上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法律问题。为了巧妙地做一些掩饰，似是而非地，轻描淡写地‘强调’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是间谍，” 周坚解释道，“这篇文章其它地方都是先入为主地误导读者。从理解上，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感受到，明镜周刊不想将间谍嫌疑撒到全体华人头上，结果刚好相反。”

目前，维权委员会准备按照德国刑法典，以“侮辱诽谤中华文化”、“煽动民众罪”、“侮辱国号罪”等罪名提起诉讼。但是由于经费上的限制，维权委员会想找到合适的律师还是非常困难的。全德范围内只有4位华人拥有律师执照，可是方向又不对口，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到诉讼的准备过程中来。现在只能依靠学习法律或者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学者学生来做准备调查。

对胜诉的几率周坚表示很难判断：“司法诉讼在最后判决前谁也说不清胜算如何，因为最终总是由法官来定夺。”他强调，提起诉讼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些天维权委员会抓紧时间寻找愿意代理此案的德国律师，周坚称，他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在找不到合适律师的情况下，自己去法院提交诉讼。

《明镜》周刊在回答德国之声提出周刊将对诉讼作何反应的问题时表示，杂志社不愿对此事做出任何评价。一位牛姓留德博士认为起诉《明镜》周刊的行为“又是自我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他表示：“在海外的中国人普遍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是国内控制的延伸，是威权政府在海外的控制。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膨胀的民主主义情绪的影响，为企业或者为政府做出一些类似间谍的行为。另外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大量盗版的存在，不尊重知识产权，不尊重财产权，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在这种模式下取得的经济增长，而海外的中国人也无法将自己置身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之外，他们恰恰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在这两方面之下，任何一个国际媒体无论是针对个人的还是针对集体的得出这样一个怀疑，我觉得是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