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内外】欧洲社民党处在生死存亡关头，传统工人阶级消失后谁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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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杰

德国华商报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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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民党出路何在?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欧洲社民党只有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才能避免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一旦德国大联合政府再续前缘，社民党必须拉开与联盟党的距离，凸现自己的政纲，方能扭转劣势，重振旗鼓，同时也为欧洲兄弟党指明前进方向。

欧洲社民党的现状

欧洲社民党 (在不同国家又称:工党、社会党、工社党等)现正处在危机之中。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现只有6个成员国还是由传统的中左派政党执政的，即瑞典、意大利、罗马尼亚、葡萄牙、斯洛伐克和马耳他。

而从近现代的历史来看，几乎还没有一种政治势力像社民党那样塑造了西欧。西欧社民党大多成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其中，德国社民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至今已有150余年。但现今，这种政治势力正在瓦解之中。即使在昔日社会民主主义颇为强盛的地区，这种势力也在沉沦下去。而其中最令人唏嘘的是法国社会党的衰落。

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社会党至今共推出过两位总统，即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任期：1981-1995年)和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任期：2012-2017年)。但这个在法国政坛占有重要地位的政党2017年竟然遭受滑铁卢。先在4月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社会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贝诺瓦·阿蒙（Benoît Hamon）的得票率仅为6.36%。这是该党在历届总统选举中所获得的最差结果。然后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再遭败绩:第一轮中只获得了7.44%的得票率，只是在第二轮中才获得了30个议席。在议会第二轮选举结束后，该党主席让-克利斯托弗·康巴戴利斯（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引咎辞职。据报载，具有象征意义的在巴黎的社会党总部已不得不被出售。有些人已将此举视作法国社会党的终结。

法国社会党前主席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黯然下台

而在去年荷兰、德国和奥地利的选举中，社民党也均遭败绩。

在荷兰，工党(PvdA)惨败，得票率仅为5.7%，在国会二院中的议席从选前的38席跌至9席。在德国，社民党得票率仅为20.5%，是二战以来该党所获得的最差选举结果。而在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之交前后，该党还是德国政坛上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在1998年的德国大选中，社民党得票率达40.9%。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由此而出任联邦总理;2002年，社民党的得票率为38.5%，施罗德获得连任。而如今得票率与那时相比几近腰斩。在奥地利，社民党这次虽然险胜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成为第二大党，但已丧失组阁权。

在西班牙，工社党(PSOE)自该国1977年恢复民主政治后总共执政逾20年。但在两年前的选举中，得票率也跌到了22%。这是工社党历史上最差的选举结果。许多原来支持该党的选民转而把票转投给了左翼民粹主义的“我们能”党(Podemos)。      

在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自1974年成立以来同样曾执政20余年(1981年－1989年，1993年－2004年及2009－2011年)。但在2012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该党跌幅超过30%; 在2015年1月的选举中，该党再跌7.6%。虽然该党前主席乔治·帕潘德里欧(Giorgos A. Papandreou)现今还是社会党国际的主席，但在2015年9月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所获支持率仅为6.28%，因而不得不对自身的生存感到担忧。

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iorgos A. Papandreou)现今是社会党国际的主席

即使在中东欧，社民党的境况也很差。在捷克，曾经执政过的社民党人在该国去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中遭受惨败，得票率仅为7.27%， 沦为第六大党。在波兰，社民党(SDPL)也是一个支持率只是在个位数的小党。

即使在瑞典这个昔日社会民主主义颇为时兴的国家，社民党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该党主席、首相斯蒂凡·洛夫文(Stefan Löfven)只是通过与绿党组成少数派政府还在执政。而在丹麦、芬兰和挪威,社民党均已成了在野党。

环顾欧洲，社民党正在沉沦下去，虽然也有个别例外，譬如，仍在野的英国工党在去年该国下议院选举中曾获得佳绩，得票率达40.0%，与2015年选举相比大增9.6%，但总体而言，欧洲社民党的颓势难以逆转。

德国社民党的教训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进程中，欧洲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社民党人、外交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近期在德国《明镜》周刊上撰文，探讨社民党该如何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问题。加布里尔声称:“几乎所有在上世纪下半叶为社民党获胜所提供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他认为，一旦我们为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则社民党的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德国社民党，不管是参政还是在野,都不能幸免。

这位德国外长还指出:“在过去年间，欧洲社民党在应对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时犯了类似的错误。”“在就我们民族国家经济发生争论时，我们更多地使自己适应了这种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我们曾认为竞争力要比工资和养老金更为重要，但正是后两者使人们不仅得以生存，而且过得更好”。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竞争力置于工资和养老金之上是否是造成欧洲社民党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还可以争论。但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欧洲社民党必须在推行最低工资制、提高养老金以及保障有公平报酬的工作位置等方面作出努力，并力求解决这些民生问题，方能使自己避免进一步衰退下去的厄运。如果忽略这些民生大问题，这将是社民党所犯的战略性错误。

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2003年至2005年间在其任上曾推出《议程2010》(Agenda 2010)，从而给德国社民党带来严重后果，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该议程对德国社会福利体系和失业救济进行了改革，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加之该国原有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体系，不仅使德国逃过金融危机一劫，而且还使其在欧洲至今保持了在经济上一枝独秀的局面。但这一改革触及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从而使社民党失去了其基本选民的支持。该党在随后数届大选中的得票率也随之大幅下降。

在施罗德下台后，社民党已相继推出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和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三位总理候选人来挑战安格拉·默克尔，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此外，在金融危机中，一些执政或参政的社民党人推行不得人心的紧缩政策，也使其大受损失。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曾执政20余年的该党主要是由于在希腊债务危机中推行严酷的紧缩政策和改革措施而受到惩罚，从而开始衰退下去的。

而荷兰工党则曾作为小伙伴与保守的自由民主人民党(VVD)组成过大联合政府。在自由民主人民党主席、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领导下的该届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曾推行过紧缩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由于这些政策触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使工党失去了基本选民的支持，从而导致自己沦为在野党。

看来能否妥善对待和处理民生问题已成了社民党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欧洲社民党的出路

在上述发表在《明镜》周刊的文章中，加布里尔还提到了因过分关注后现代主义而产生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环境和气候保护有时比保留工业就业岗位更为重要，数据保护比社会治安更为重要，我们还几乎把通过《婚姻平权法案》当作上一届立法会议任期内社民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而并未同样强调我们曾推行最低工资制、提高养老金或曾为一个连锁零售企业确保了数千个公平支付报酬的工作岗位等事项。”他并以美国民主党为例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

在第三届默氏政府执政期间，社民党确实在推行最低工资制、养老金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且这些事项大多是在加布里尔担任社民党主席期间完成的。加布里尔本人也曾在德国连锁零售企业埃德卡(EDEKA)收购凯撒的腾格尔曼超市(Kaiser’s Tengelmann)一事上为确保数千个工作岗位作出了贡献。而在舒尔茨任上则主要是通过了《婚姻平权法案》。但终因社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中的小伙伴，改革的成绩、为保留工作岗位所作的努力均被记在了总理默克尔的账上，因而在这次大选中依然遭到惨败。

当然，在这次联盟党和社民党为重组大联合政府所进行的试探性会谈中, 社民党已注意到了这点，因此大打社会公平牌，从而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拙文《大联合政府能否再续前缘?》曾提到，社民党副主席、莱法州州长玛露·德莱尔(Malu Drey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强调: “社民党在试探性谈判中为社会公平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包括:免除全德托儿所的入托费，加强双轨培训，引入基本养老金，从法律上规定养老金水平，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一半医保费等。

在1月21日召开的社民党特别党代会上，虽然代表们最后决定与联盟党就联合执政进行谈判， 但同时也在医疗保健、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难民家庭团聚等方面对谈判者提出了确保民生的进一步要求，并在联合执政谈判中取得了一定成果。

尽管如此，一旦这次德国大联合政府再续前缘的话，社民党在执政期间必须拉开与联盟党的距离，凸现自己的政纲。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赖纳·霍夫曼(Reiner Hoffmann)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告诫道:“即使在一个联合政府内，社民党也必须敢于面对冲突，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扭转劣势，重振旗鼓，同时也为欧洲其他社民党指明方向。

而由于欧洲社民党在2017年的各国选举中纷纷落败，只有英国工党的得票率大幅上升，因而也有人提出了向英国工党学习的想法。

但执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亨利·迈尔(Henning Meyer)并不赞同这种设想。迈尔认为欧洲社民党人缺乏面向未来的布局。而这种布局按照他的观点对于社民党人来说是极为必要的。但这位政治学家并不相信英国工党可以成为德国和欧洲社民党人的学习榜样。这是因为现今英伦三岛的局势完全被英脱欧辩论所主导，很难与德国的政局作比较。“工党的立场要么已由德国社民党的政纲所体现，如: 公平税负、限制房租等。要么在德国根本就没有这类问题: 在联邦德国没有每年9000英镑的大学学费。铁路还是公有制。没有私人供水公司。”因而，迈尔认为，很难设想恰恰要由很快就要离开欧盟的社民党人来帮助欧洲大陆上的其余社民党人摆脱困境。大规模的赢回选民运动还得由欧洲大陆上的社民党人自己来发起。

德国社民党人、欧洲议会议员雅各布·冯·魏泽克(Jakob von Weizäcker)日前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布鲁塞尔办公室采访时就表示，传统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为此有一个被德国社民党人称作“担惊受怕者”的民众群体:“这是通过全球化，通过移民潮，通过技术发展而感到自己生存受到威胁的那些人。这原本是传统意义上的社民党选民。”而这些选民眼下选的是其他政党，甚至包括右翼党派。在这个群体中，还要加上那些已经失去希望的人。冯·魏泽克提到，全球化带来的福祉根本就没有眷顾到处于社会最低层的20%的人群。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各地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现正在成为社民党强有力的竞争者，譬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zriza)等。相当数量的原有社民党选民流失到了这类政党。

而欧洲社民党要赢回这部分转投其他政党的选民绝非一件易事。但这也是社民党能否东山再起的关键所在。现今欧洲社民党人正把希望寄托在德国社民党身上， 并期待着德国社民党能与联盟党重建大联合政府。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亨里克·恩德莱恩(Henrik Enderlein)在《明镜在线》上撰文指出: “一旦大联合政府组建不成，则虽然还不至于让欧洲一事无成，但欧盟迫切需要的新开端将会落空。德国将会在欧洲政治方面丧失行动能力。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让-克罗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都提出了他们的建议。自从去年夏天选战开始以来，所有这些人都在等待着德国。时间已经不多了”。“ 欧洲觉醒(马丁·舒尔茨语)的时间窗口极小。”这位政治经济学家期待大联合政府早日建成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德国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Andrea Nahles女士将是德国社民党首位女党魁

汉堡市长Olaf Scholz出任德国社民党代理主席

2月7日，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达成联合执政协议。六天之后，马丁·舒尔茨已正式辞去社民党主席职务，并由副主席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临时代理该职务。一旦4月22日召开的社民党特别党代会选举安德里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担任党主席的话，则她将身兼社民党主席和该党议会党团主席两职，并将成为这个德国历史上最为悠久政党的第一位女主席。但安德里娅·纳勒斯究竟能否带领德国社民党走出困境，并为欧洲其他社民党作出表率，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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