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难忘的回忆——深切悼念君特·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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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君
编者按：蔡鸿君先生长期从事中德之间的出版交流文化活动，将多本德文书籍翻译为中文，译著笔耕不辍，也是中德图书版权交易方面的权威。他与德国当代文豪君特·格拉斯交往多年，是华人世界中与格拉斯关系最为紧密的人。在格拉斯离世之际，蔡鸿君先生撰文回忆了他们之间36年的交流和友情，感人至深。
君特·格拉斯走了，令人震惊，令人悲痛，他带走了一个时代。格拉斯的煌煌巨作，永远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珍贵财富。笔者有幸追随这位文学巨人走过了三十多年，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
为德国大作家捧场
1979年9月，格拉斯偕夫人访华，曾经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介绍了德国战后文学并且朗读了他的作品《比目鱼》部分章节。当时笔者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有幸第一次见到这位留着胡子的德国作家，可惜的是，当时笔者根本就听不明白这部原本就极难读懂的作品，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凑热闹”的听众去为一个前来访问的外国大作家捧场。格拉斯回国以后写了长篇散文《头脑中诞生的人或德国人死绝了》（Kopfgeburten oder Die Deutschen sterben aus, 1980）。20年后，笔者有机会亲耳听到格拉斯和他的夫人回忆了这次访华中的一些有趣的事。
1987年，笔者当时供职的《世界文学》杂志拟出“格拉斯专辑”，由笔者负责选编。当时，格拉斯新出版了长篇小说《母老鼠》（Die Rättin, 1986），但受篇幅所限，最后确定刊登中篇小说《猫与鼠》。由于种种原因，领导指定笔者和友人石沿之合作翻译这本小说。“格拉斯专辑”在第六期上与读者见面，这是第一次用中文以较大篇幅对格拉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除了《猫与鼠》这篇小说之外，同时还发表了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的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当时，笔者正巧接待了联邦德国赴北京参加毕希纳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其中德国《当代戏剧》主编利什比特先生（Henning Rischbieter）与格拉斯很熟悉，听说笔者正在翻译《猫与鼠》之后，表示要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作家。笔者借机请他向格拉斯转交了一封信，请格拉斯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作为《猫与鼠》中译本的前言。不久，笔者收到格拉斯的回信，他写道：“尊敬的蔡鸿君先生，非常感谢您的五月二十六日的来信。我想把下面的话写给我的中篇小说《猫与鼠》的中国读者：在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叙事性长篇小说《铁皮鼓》之后，我有兴趣写一本较为短小的书，即一部中篇小说。我之所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受到非常严格限制的体裁，是为了在接下去的一本书即长篇小说《狗年月》中重新遵循一个详细的史诗般的计划。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根据自己的认识，我在《猫与鼠》里叙述了学校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对学生的毒化、荒谬的英雄崇拜。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描绘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绝对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之多的兴趣。早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亡的猫与鼠的游戏。致以亲切的问候。您的君特·格拉斯（签名）。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于柏林弗里德瑙。”这封信以“格拉斯致本刊读者”为题摘要发表在第六期《世界文学》的最前面。
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专辑”的装帧设计，多才多艺的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先生将格拉斯的照片、格拉斯的一些绘画作品以及格拉斯的亲笔签名巧妙地拼剪叠印，组合成一张独特的黑白封面，封底选用了格拉斯本人设计的《猫与鼠》德文版的封面，封二和封三则是格拉斯的四幅与文学有关的绘画作品。当时高莽先生曾对格拉斯如何看待他的装帧设计有些担心，因为格拉斯本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画家、雕塑家、书籍装帧家。
留学德国再见格拉斯
1990年，笔者来德国求学，在1995年4月25日，在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开朗读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辽阔的田野》（Ein weites Feld，1995）。当时，格拉斯由德国素有“文学教皇”之称的著名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引导走入会场，赖希-拉尼茨基作为主持人介绍了格拉斯的新作，并在格拉斯朗读《辽阔的田野》部分章节之后与听众一起报以热烈的掌声。两人后来又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为读者签名。朗读结束后，笔者递上一本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请他在上面签名。格拉斯立刻从封面认出这本当年曾经收到过的样书，并且回忆了他接到《猫与鼠》中文样书时的愉快心情。高莽先生装帧设计的“格拉斯专辑”封面，将作家的照片、绘画作品以及亲笔签名巧妙地拼剪叠印组合，当时高莽先生曾对格拉斯如何看待他的装帧设计有些担心，因为格拉斯本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画家、雕塑家、书籍装帧家。当笔者询问格拉斯如何评价装帧设计尤其是封面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很满意”，并请笔者转达对高莽先生的致意。顺便提一句，《辽阔的田野》刚刚出版，赖希-拉尼茨基就在《明镜》周刊发表了致格拉斯的公开信，认为《辽阔的田野》是“不成功的”，是“失败之作”，当期《明镜》封面是赖希-拉尼茨基气愤地将《辽阔的田野》撕成两半的照片。由此在德国文坛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一时间报刊上对《辽阔的田野》的评论文章铺天盖地，电台和电视台也制作了对当事人的采访报道节目。这一事件导致格拉斯公开宣布与赖希-拉尼茨基断绝了持续数十年的交往。
此时,笔者和太太任庆莉一起开始自主创业，把德国的图书版权代理到中国出版，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我们在1996年6月就将《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的中文简体字版权安排在漓江出版社。当时漓江出版社的社长就是日后中国出版界赫赫有名的聂震宁先生，是他亲笔签下了这份版权合同，并且在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在中国大陆出版，这件事在当年曾经获得了媒体和读者的高度赞扬。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叶路社长更是大手笔地签下十多本书，出版了包括“但泽三部曲”、《局部麻醉》、《蜗牛日记》、《铃蟾的叫声》、《相聚在特尔格特》、《母鼠》、《辽阔的原野》、《与乌托邦赛跑》、《我的世纪》、《蟹行》等作品的十卷本的“格拉斯选集”（精装本和平装本）。当笔者把“格拉斯选集”（精装本）亲手送给格拉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当场拥抱了我并主动提出合影，他还特别让我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其他几位译者。
最近20年来年年与他见面
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笔者在这近20年间，几乎年年都能见到格拉斯。每年的莱比锡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格拉斯总要参加好几场座谈或者演讲，其间大多是在STEIDL出版社的展台休息，我会事先从STEIDL出版社版权经理JAN那里得知最佳的“偶遇”大师的时间。格拉斯经常在德国各地举办作品朗读会，大约10欧元一张票，往往是提前数月就要订票，但仍然是一票难求。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坐在场内聆听格拉斯诵读他的作品无疑是一种享受。
除了《猫与鼠》，笔者还翻译了格拉斯的《我的世纪》、《蟹行》、《盒式相机》，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作为格拉斯的译者，笔者有幸参加了格拉斯的两次生日庆典。1999年10月16日，是格拉斯72岁生日。德国金属工业工会、胡滕贝格图书协会以及STEIDL出版社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决定联合为格拉斯举办一个生日晚会，同时也为格拉斯《我的世纪》绘画展揭幕。其间，格拉斯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因此这一生日晚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项颇为德国文学界关注的活动。笔者十分荣幸地受到了主办单位的邀请。这天晚上八点，在法兰克福的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大楼入口处大厅回廊的四壁上，挂着格拉斯为《我的世纪》绘制的一百幅水彩画，大约三百多名客人参加了这一活动。在主办单位负责人讲话之后，格拉斯朗读了《我的世纪》的一九五九年这一章节，四十年前的十月，格拉斯的处女作《铁皮鼓》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大获成功，他与妻子欣喜若狂，翩翩起舞。作家对获得多年期盼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欣喜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年逾花甲的老作家表示，他将继续写作，八十岁才退休。按照格拉斯的意愿，这个生日晚会力求简单，成为一个“公共食堂式的庆典”，主办者向客人们提供了几种三明治和几种普通的酒水饮料，小乐队奏乐助兴。著名锣鼓演奏家索默尔（Günter Sommer）根据《铁皮鼓》一书创作演出了充满激情和欢乐的锣鼓，格拉斯登台朗读了几段诗文，索默尔分别用锣鼓和口技伴奏，将庆祝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在记者采访、友人祝贺的人群中，笔者终于找到机会亲口向格拉斯表示生日和获奖的双重祝贺，并且表达了许多中国的文化机构和台湾地区的出版社邀请格拉斯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和台湾的意愿。格拉斯表示感谢并且很愿意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访华。生日晚会上，笔者和格拉斯夫人、格拉斯作品丹麦文译者奥尔加德教授夫妇以及德国几家出版格拉斯作品的出版社负责人坐在一起，大家都向格拉斯夫人敬酒表示祝贺，同时也纷纷互相碰杯分享喜悦。
2007年10月20日，笔者和几位其他国家的格拉斯译者，作为格拉斯“第二个家庭的成员”（格拉斯的话）应邀参加了在哥廷根举办的格拉斯80大寿庆典。哥廷根是格拉斯的精神之家------STEIDL出版社的所在地，这一天，全城大街小巷都挂着为格拉斯祝寿的招贴画，上面画着那只著名的奥斯卡的“铁皮鼓”，文字是“哥廷根为格拉斯祝寿。八十岁生日庆典”。在一个可以容纳近千人的会场里，从国内外来了许多文艺界名人和格拉斯的亲朋好友。人们回顾格拉斯的一生，诵读他的作品，表演一个个风趣逗乐的节目，我们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充满亲情的晚上。这一次，我们还有机会见到了格拉斯的第一个家庭的成员：他的儿女和孙辈。
80大寿庆典上的格拉斯。左起：荷兰作家Harry Mulisch、西班牙译者Grita Löbsack、俄罗斯译者Boris Chlebnikow、西班牙译者Miguel Saenz、芬兰译者Oili Suominen
为了保证译者能够准确地将原著译成外文，格拉斯与他的出版社达成协议并且自《比目鱼》（1977）出版以来为每一本新著举办翻译研讨会，每次持续5天左右。格拉斯、格拉斯夫人乌特（Ute Grass）、责任编辑弗里林豪斯（Helmut Frielinghaus），向译者们解答翻译这些作品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疑问。这种活动已经成为格拉斯译者期盼的聚会，格拉斯也把我们这些格拉斯译者视为他的“第二个家庭的成员”。自从1999年以来，笔者参加过五次格拉斯翻译研讨会：《我的世纪》、《蟹行》、《剥洋葱》、《盒式相机》、“诗歌”。这让笔者有更多的时间，从更近的距离，观察和感受格拉斯这位文学大师。
格拉斯回答译者提问，2013年。 左边是格拉斯夫人乌特，右边是格拉斯的秘书Hilke Ohsoling
无限的哀思，阻断了笔者的思绪。
格拉斯走了，他留下的是永恒的作品。你一路走好，君特。
2015年4月14日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