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德国】旅德美女作家中秋深情忆慈母 催人泪下
杨悦
德国华商报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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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教我的歌
“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首难忘的歌曲，那辛酸的眼泪，滴滴流在我憔悴的脸上。”每次听到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那淡淡的哀愁，那深深的怀恋，总是不由自主地打动我，令我想起母亲，想起她教我的第一句德语，想起她教我背诵的那一首又一首唐诗宋词……
我的父母大学时代都学德语，母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念了五年书，寒暑假没有回过家，因为路途遥远，也因为她是个懂事的孝女，不愿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那时，她的父亲从银行经理的职位退了下来，下放到重庆郊区一所小学当会计。听比母亲年长的大舅二舅讲，当年他们在成都宽窄巷子附近的泡桐树街有自己的庭院，两个舅舅小学念教会学校，每天黄包车接送。比母亲年纪小的两个姨妈相差一岁，各人由自己的奶妈照顾。
母亲与我在外婆家晒台上。她给我钩织的毛线衣。大舅王荫远摄影。
到母亲读大学的年月，仅靠外公的微薄薪水，供养六个儿女已难以为继，大舅为此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选择了提供免费膳食的长航职校，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母亲大学毕业后回到重庆，一口京片子，小妹妹恳求她：姐姐，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呀，你说四川话吧。环境造人，母亲很快顺溜地捡回了家乡话，到我记事时，只听见她与外地人和北方学生才讲普通话。
中学毕业后，我被保送到川外英语系，因为父母都念德语，耳闻目染下，我也产生了学德语的念头，于是顺理成章地转到了德语系。当时母亲教授高年级听力，我的老师们都是父母的同事或学生，大家以为我学德语轻车熟路，殊不知，在进入大学前，我几乎完全不会德语呢。
母亲与我在重庆解放碑前，大舅王荫远摄影。
小时候，父母对我少有学习和家务方面的要求，他们看重的，是孩子身体健康和对人有礼貌，见面主动招呼人是必须的功课。这也成为日后我教育女儿的重点，她习惯成自然，招呼起人来落落大方，巧笑嫣然，不带勉强，我开玩笑说，这是外婆的家传。
童年时我异常瘦弱，母亲听从外婆的教导，依循吃什么补什么的观念，常常熬猪肚汤给我喝。父亲把猪肚里里外外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将黑豆装进猪肚里缝上，加上清水、老姜和大料，用小火慢慢煨，香味弥漫在筒子楼的楼道里。炖好后的猪肚不带一丝腥气，母亲将它切成细条，拌上调料，这样可口的“药物”，小孩子能不喜欢吗？
母亲常常带我进城到解放碑看望外婆，又在外婆建议下，带我去看城里的中医，补养脾胃。抓回中药放入沙罐，熬成汤药后再加冰糖，哄我喝下去。因为甜甜的，年幼的我一点不反感，把中药当成甜汤喝。
如此折腾下，我的肠胃变得非常皮实，吃什么都香，从来不识积食胃疼的滋味。中学住读吃食堂，在寝室喜欢空口吃麦乳精，迅速长胖。外婆喜滋滋地对母亲说：悦娃长“登笃”了。“登笃”是重庆话，意思是结实健壮，一般形容男孩子。在老人眼里，瘦筋筋的娃儿可怜，胖嘟嘟的娃儿才可爱。
小时候，我常常在母亲朗朗的读书声中醒来，她伫立在窗前，书桌上摊着德语教材。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觉抑扬顿挫，婉转动听。那个年代鲜有进口书籍，教材简陋，内容枯燥。她却一遍遍地念诵，以此练习口语，生怕荒废了专业。她的老同学们都说，母亲是北外的高材生，语法功底扎实，发音标准纯粹，我学德语后，明白他们所言不虚。
周末和寒暑假，她从不催我起床，总是让我一觉睡到自然醒。她觉得孩子长身体，睡眠格外珍贵，睡得足身体才好。即便到了高中时代，她觉得我实在应该起床了，也从不大声叫唤，而是轻轻走进房间，打开录音机，播放我喜欢的歌曲。邓丽君的歌声袅袅传来，邈邈进入我的梦乡，如梦似幻：“我衷心地谢谢你，一番关怀和情意，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一个你，显得充满活力。”
那时的我，豆蔻年华，青春飞扬，听见的都是卿卿我我，你侬我侬。而今岁月流转，我的胸膛里，溢满对慈母的谢意，感恩她给了我一个充满爱与包容的童年与青少年，感恩她的慈眉善目、温柔相待；这份关爱与温暖，我曾当它天经地义，其实是三生有幸。
母亲爱讲：我小时候喜欢在川外校园里追逐麻雀，怎么都追不到，只好停下来，眼望天空，请求它们：“坨坨下来，坨坨下来！” 我口齿不清，把“雀雀”叫成“坨坨”。
上世纪七十年代川外就有德国外教，母亲教我用德语称呼对方，年幼的我发音不准，把“Frau Li”（李太太）叫成“糊糯米”，引来哄堂大笑，李太太却欣然接受了这个“昵称”。她的丈夫是中国人，姓罗，她的中国芳名却叫李曼娜，大家都称呼她“李太太”。跨国婚姻在那个年代十分罕见，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取名罗华德，高大英俊，一脸络腮胡，我小时候特别胆小，又害羞，不敢抬眼看他，他拿我打趣，我就脸红。
母亲领着我在川外校园走来走去，去食堂买馒头和红烧肉，去图书馆借阅小说和传记，去办公室取杂志和信件……因为她的好性情和好人缘，我从小看见的都是一张张友好的笑脸，听见的都是一句句暖心的问候，长辈们爱叫我“小王荫祺”，爱屋及乌地善待我，他们看着我慢慢长大，感叹我从瘦弱的小女孩变成了健美的大姑娘，这正合乎母亲的心愿，她觉得身体好最重要，长大后才能学习好工作好。
母亲对谁都和颜悦色，没有清高我慢与孤芳自赏，后来当了副院长夫人，也从不摆架子，无论对同事、学生还是卖菜的农民，都一视同仁，和蔼可亲。她的质朴与亲和力素来为人称道，我们一家人都沾她的光。
我小时候甚少体验到尘世的风雨，感受到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善意。长大后方才明白，红尘坎坷不平，人性复杂多变，有善亦有恶，凡此种种，父母都遭遇过，他们不愿增加孩子幼小心灵的负担，不讲给我听，默默地把风雨挡在了门外。
记忆中，母亲只教过我一句德语：“Mutti, bitte gib mir die Bonbons。”“妈妈，请给我糖糖吃。”那时物质匮乏，小孩子多么喜欢亮晶晶的水果糖啊，还收藏糖纸，于是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今天德国小孩叫“妈妈”不再叫“Mutti”了，而喜欢称呼“Mami”，德语随着时代也在变化。
这句话便是我童年所受过的全部德语教育。比起算数和语言，父母更重视品德与素质的培养。母亲平时对我疼爱有加，甚至娇惯，上世纪七十年代，重庆大冬天没有暖气，她怕我起床受凉，便坐在被窝里替我穿衣服，让我的后背贴着她的前胸；我不喜欢在公共盥洗间站着洗头，母亲便让我躺在家里的条凳上，脸朝天花板，头发飘下来，她坐在小板凳上替我仔细清洗，水温恰到好处，她的手指那么温柔，边洗还边问：水温合适吗？这样舒服吗？
母亲与我在川外东山七楼前。
有的事情上她却异常严厉，毫不让步，不讲情面，我被她狠狠地收拾过好几回呢。中学时代我迷上了集邮，特别是德国邮票，为我打开了认识外面世界的一扇窗，马丁·路德、勃拉姆斯、迈森瓷器、不莱梅“音乐家雕塑”、表现主义油画等等，我均第一次在西德邮票上见到，惊为天人，喜欢得无以复加。父母去德国，我最盼望的就是收到他们寄回来的邮票。
有次我去办公室取信，看见一个信封上的西德邮票美轮美奂，漂亮极了。明知不对，还是贪心地把邮票小心翼翼地剪下来，不损坏里面的信笺。我惴惴不安回到家，心虚地禀报母亲，某某叔叔的信封被我剪了。母亲勃然大怒，马上领我去同事家归还和道歉。虽说只是一张邮票，但不属于你，这样做无异与偷窃。我灰溜溜地随她去赔礼道歉。看在母亲的面上，我被原谅，甚至被安抚：小悦知错就改，勇于承认错误，是个乖孩子。妈妈的好人缘让我顺利过关，邮票也归我了。但我再不敢做这种损人利己的荒唐事了。现在想起还觉汗颜，谢谢她及时纠正我。
母亲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我骂怪话。小时候在家里绝不允许“出口成脏”。中学住读了，自由了。这个时期父母常常出差、进修、出国。我开始放飞自我，开始试图挣脱管教，并自我开解：重庆人哪有不骂怪话的哟。有次无意间被母亲听见，她大光其火，严厉呵斥我。平时温和的她发起火来不仅厉害，而且较真，我不敢强词夺理，只得改邪归正。而如今，我也不允许女儿用德语骂脏话，哪怕她狡辩说同学都这样。
父母与我在川外附近的烈士墓纪念碑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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