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界限的人类与蝙蝠
虽然今年是鼠年，但是近期，蝙蝠却是中国人关注的对象！那么蝙蝠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蝙蝠，而西方人却视之为魔鬼的象征？小编认为这是一篇囊括古今中外对蝙蝠最详细的介绍文章，没有之一。
蝙蝠给人类的一封信
坤直
开篇之前，首先推荐Netflix在2020年初播出的纪录片《Pandemic: How to Prevent an Outbreak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内容不仅展示了全球抗疫一线的专家医生们如何工作，还揭示了他们的处境和面临的危机……健忘的死循环：疫情过后依然怠慢科研投入，直到下一次疫情再爆发…… “一场流行病，考验的是整个社会，而并非仅仅是医疗体系。”
电影：传染病
一世纪时的希腊作家Plutarchus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忒修斯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零件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零件，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Ship of Theseus忒修斯悖论，Heraclitus、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Hobbes等也都讨论过类似问题。同理，如果人体内的衰老细胞更新的足够快，宛若新旧零件更换一般，那么人类就实现了永生。因为人体衰老的元凶就是细胞零件更新慢抵抗不了线粒体氧化的侵蚀。另外，人体细胞DNA分裂复制也会有出错的概率，这就是癌症的前传。
但蝙蝠是动物界的奇葩。大约在五百万年前，蝙蝠变异了，它们的高度密集群居状态和长距离飞行特性造就了超高的新陈代谢率，进行着普通哺乳动物难以想象的细胞快速更新，并且经过千百万年高烧不退的进化（体温38℃~41℃），奇迹般的拥有了特殊的免疫系统，自己却百毒不侵，免疫24h待机主动持续应答；为了适应飞行的生存方式进化出超强的DNA损伤修复能力，且几乎不会出错，这导致了蝙蝠们超常的寿命，还很少患癌。
蝙蝠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在全世界约有1107种，据估计全部哺乳类当中有近五分之一，是仅次于啮齿目的第二大类群。蝙蝠群居的习性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完美的环境，超高密度的亲密群居让病毒能够快速地传播。它小小的身躯简直是一个大型病毒库，将包括Rabies virus狂犬病病毒在内的一百多种病毒集于一身。作为一个会飞的病毒库，也给病毒的变异提供了温床，俨然活体生化 武器。但蝙蝠超强的修复基因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能显著抑制病毒的复制。加上蝙蝠细胞耐热性很高，在40℃的体温下仍然能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这也一定程度地抑制了病毒的复制。有的病毒被杀死，有的病毒则经受住了考验。百万年的和平共处让一些病毒已经适应了高体温，因此能在蝙蝠身上存活的病毒可以说都是病毒中的战斗机，这意味着在感染人类后，我们身体常规的发烧——这种对抗病原体入侵的保护性机制无法对病毒的复制造成有效的干扰。加上人体免疫系统只是被动有选择性地工作，如果不感染细菌病毒，人类的白细胞和T cell根本不会上班。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列出有25个科的病毒能够感染脊椎动物，其中有10个科的病毒与蝙蝠有关。这10个科的病毒种又有9个科是属于RNA病毒科。在蝙蝠体内长治久安的这些RNA病毒拥有非常高的遗传多样性，RNA基因组大小很大，并且具有很高的重组率，有很大机率突然获得感染蝙蝠外其他哺乳动物的能力。因此来自蝙蝠的这些新兴病毒来势汹涌，防不胜防，往往都会造成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 安全事件。
自从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爆发以来，它的致死率高达惊人的83%。科研人员在筛选了感染了病毒的24种植物和19种脊椎/无脊椎动物以后，发现只有蝙蝠支持埃博拉病毒的复制，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症状，因此推测蝙蝠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在起源于澳大利亚亨德拉镇的疫情危机中，科学家查出中央狐蝠、灰头狐蝠、小红狐蝠、眼镜狐蝠等4种狐蝠体内存在亨德拉病毒的抗体。马采食狐蝠吃剩的果实而被感染，病毒在马群中通过尿液和鼻腔分泌物传播，人则是通过接触病马感染。先后爆发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孟加拉国的尼帕疫情，感染者病死率高达75%，“凶手”也是蝙蝠。马来西亚蝙蝠种类很多，有13种食果蝙蝠和60多种食虫蝙蝠，研究证实，有4种食果蝙蝠和1种食虫蝙蝠体内有尼帕病毒的抗体，它的传播是从感染猪群和猪农开始。约有 35% 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报告病人已经死亡，单峰骆驼为该病毒的一大宿主。
Ebola埃博拉病毒、亨德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尼帕病毒、欧洲蝙蝠丽沙病毒、梅那哥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乃至最近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些令人胆寒、造成人类严重损失的病毒都要追溯到蝙蝠。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感染这些病毒是通过单峰骆驼、马、家猪和果子狸等中间宿主，而非直接来自蝙蝠。此次新型病毒，大抵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产生的，某种“野味”扮演了中间宿主的角色。2011年的美国电影《传染病Contagion》，就是以这一现实事件为原型，讲述家猪食用了蝙蝠吃剩的香蕉，导致全球传染病的大流行。
古医书对食用蝙蝠效用的基本认识是药用和养生。
蝙蝠在各类中医药典中别名夜燕（《纲目》）、服翼（《尔雅》），伏翼、天鼠（《本经》），飞鼠（《方言》），仙鼠（《尔雅》）。在中药体系中，蝙蝠及其粪便可以治病。蝙蝠的干燥粪便被称为“夜明砂”，取义蝙蝠能黑夜间窥视万物行动自如，它还有“鼠法”“天鼠屎”“石肝” “黑砂星”等雅号，传说吃了可以清肝明目，有治疗久咳、疟疾、淋病、惊风、目翳（夜盲症）、瘰疬以及金疮等效用。古人认为它主要功能是清热明目、散血消积，《仁斋直指方》、《方脉正宗》、《全幼金鉴》中都有将其用于治青盲雀目、内外障翳、疳毒腹水、狐臭痔疮的描述。蝙蝠入药见于多种古籍，如《本经》：主目瞑，明目，夜视有睛光。《名医别录》：（目）痒痛，疗淋，利水道。李当之《药录》：主女子生子余疾，带下病，无子。《本草纲目》：治久咳上气，久疟，瘰疬，金疮内漏，小儿魃病，惊风。《本草求原》：治痫，干血气痛。《本草新编》：拨翳膜。汉《神农本草经》和魏晋时期的《吴普本草》皆有提到蝙蝠风干之后可以治眼盲等眼疾，尤其能增强夜视能力。敦煌写卷《五藏论》称：“天鼠煎膏巧疗耳聋。”认为蝙蝠可以治耳聋。《太平御览》引范注《治疟方》：“蝙蝠七枚，合捣五百下。发日鸡鸣服一丸，乩晷一丸。遇发，乃与粥清一升耳。”，便是指吃蝙蝠可以治疟疾。中医医案如《肘后方》用它治10-20年顽固性咳嗽，《范汪方》治久疟不止，《医学集成》将它与朱砂为末治疗小儿惊痫，《太平圣惠方》用它与人中白、干蝎和麝香制成“返魂丹”对付小儿惊风夜啼，《奇效良方》用它与猫头和黑豆制成“蝙蝠散”治瘰疬不瘥, 《刘涓子鬼遗方》蝙蝠消血散治金疮（出）血内漏。《本草经疏》总结主要侧重目疾，“主疗虽多，性有专属，明目之外，余皆可略”。
知名古籍也载有详细炮制方法。如《雷公炮炙论》："凡使（蝙蝠）要重一斤者方采之，每修事，先拭去肉上毛，去爪肠，即留翅并肉脚及嘴，然后用酒浸一宿，漉出，取黄精自然汁涂之，炙令干，方用,每修事重一斤一个，用黄精自然汁五两为度"。《纲目》："近世用者，多煅存性耳。"
至于养生，也是基于蝙蝠的超长寿命特性，古人认为食用传说中的白色蝙蝠可以延年益寿，甚至成仙。
据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五百岁的蝙蝠是白色的，因为头重脚轻而喜欢倒挂，吃了可以升仙，故亦有“仙鼠”之名。东晋郭璞曾在《玄中记》载，百岁的蝙蝠是红色的，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类似的说法出现在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风干之后研磨成末，食之可以延年益寿。《太平御览》引《水经》，说交州丹水亭下有个极深的洞穴，里头的蝙蝠吃了可以超凡成仙。
诸如此类的记述史不绝书。在古人的观念中，白色的动物是祥瑞。白蝙蝠是高冷的仙物，据《太平广记》传说，“八仙”中数百年岁倒骑毛驴的张果老，便是混沌初分时由白蝙蝠修炼而成，受天地之气，得日月之精。
由于蝙蝠是捕蚊高手，为蚊虫剋星，人们也借它驱邪锄奸，曹植写《蝙蝠赋》“吁何奸气！生兹蝙蝠。”，蒲松龄有《驱蚊歌》：“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民。“，都有贬斥奸邪的含义。
鲁迅曾作《谈蝙蝠》：“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还有，是中国人本来愿意自己能飞的，也设想过别的东西都能飞。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飞升，有情的愿作比翼鸟儿，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飞去。”痛斥了封建糟粕和荒谬。
在中国，“蝠”和福同音，因此有时蝙蝠象征着得到幸福。蝙蝠在古时候是一种代表吉祥的兽，也称作蝠兽，和福寿同音，而且蝙蝠倒悬而眠，有“福倒（到）”的寓意，所以在明清以后，“蝠”字出现在很多铭文中，很多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的表面上也都有蝙蝠的图案，象征长寿和大吉。甚至延申出寄寓比如与鹿一起为“福禄“，与桂花一道出现指“富贵“，与荷花、圆盒等物组建“五福和合”“福从天降”等祥瑞图景，红色的蝙蝠指代“洪福“，五只蝙蝠代“五福“，这“五福”代表了5个吉祥的祝福：寿比南山、恭喜发财、健康安宁、品德高尚、善始善终。蝙蝠”寓“遍福”，象征幸福，如意或幸福延绵无边，因此恭王府还用了9999只蝙蝠来装饰。
中国传统文化中“五福（蝠）临门”图案一般用五只蝙蝠围绕篆书寿字或桃，《尚书·洪范》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纹命。”攸好德，意思是所好者德；考纹命即指善终不横夭。“五福捧寿”寓意多福多寿，还有以万字和蝙蝠组成图案叫“福寿万代”。在钟馗辟邪图中，他捉鬼驱魔靠蝙蝠引路，寓意着钟馗镇宅平安送福来。
但到了清代，有些时候它们以“四蝠”出现，据说是因为《尚书·洪范》所言五种福气，第一是寿，所以那只代表“寿”的蝙蝠无需“捧寿”，被有意删除了。也有一说是关于“术数”的：五蝠都到家，犯了“用满”之忌，没有余地，意味着外界福气反而进不了门。古人的思想不但有趣，里面还透露一个“谦”字，这是好的。因为八八六十四卦中，唯有“谦”卦最好。不过，民间对“五蝠”还是普遍认可的，这一点从从很多小说中即可看到——
要新绣白罩片，绣五福（蝠）捧寿……（清·郭小亭《济公全传》第一百四十回）
套一件降色二则五蝠捧寿织就地景儿的氅衣儿……（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回）
作为祥瑞驱邪的载体，蝙蝠尤其被明清后诗人青睐，比如晚清文人许传霈对蝙蝠颇爱怜，他有一组《秋暮师竹过访偕伍硕甫舟泛西湖纪事集成》，其一言及“寺前放蝠”，赞道，“非虫亦非鸟，蝙蝠状独奇”。当时他偶然遇到一只可能生病的蝙蝠，“我为袖携归”，于黄昏时放飞。他视蝙蝠为吉祥物，舍不得伤害。
但是在明清以前，蝙蝠一直是不伦不类伪装善变的形象被文人所鄙视。如唐·韩愈，宋·梅尧臣、刘克庄，都讥讽过它。白居易以“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借蝙蝠好幽暗深藏黑洞的生活习性斥责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自喻高风亮节。“伏翼昏飞急，营营定苦饥。聚蚊充口腹，生汝亦奚为!” 宋朝范成大将蝙蝠捕食害虫的行为讽刺为为己之私而营营求利。南宋辛弃疾某晚“独宿博山王氏庵”，填了一阕《清平乐》说，“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倾诉了对阴森两面派的厌恶，抒怀悲慨抑郁。
吉卜赛人认为蝙蝠代表幸运，他们会佩带由蝙蝠骨头制成的小饰品或幸运符。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西洋人讨厌蝙蝠，推源祸始归咎于古希腊《伊索寓言》，其中描写蝙蝠是鼠又是鸟，左右逢源，骑墙两面派。作为一种夜间动物，它可以象征与早期的创伤性经历有关的潜意识内容，所以和恶龙、撒旦一样一直被认为是可怕的邪恶魔鬼。广泛流传的吸血鬼和女巫的传说也与蝙蝠密不可分。十六世纪期间，西班牙征服者进入中美洲，见到吸血蝙蝠便把牠们与神秘的吸血鬼联想在一起。在往后的几世纪期间，这个观念更是越来越强烈。
将蝙蝠作为吸血鬼，源自一大批文艺作品。从1987年爱尔兰作家Stoker的恐怖小说《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之吻》起，吸血鬼便成为蝙蝠的标签；1922年的德国电影《Nosferatu》，更是让吸血鬼是蝙蝠化身作为了一种“常识”；1931年的美国电影《Dracula》，让吸血鬼的绅士形象深入人心；而1992年的《惊奇四百年》则使它们成为一位狂热的痴情种；之后，吸血鬼的荧幕塑造多由俊朗小生、蹁跹美女完成，又令无数渴慕爱情的人，希望夜空之下的蝙蝠幻化成吸血鬼，然后被咬上一口，继而两蝠双宿双飞、共造传奇。
事实上，在全世界近千种蝙蝠中，真正有吸血习性的，目前仅存3种，分别是普通吸血蝠（Desmodus rotundus）、白翼吸血蝠（Diaemus youngi）、毛腿吸血蝠（Diphylla ecaudata）。它们主要分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白天倒挂在树上或石洞顶部休息，夜晚一哄而散，各自或结成小团体四处觅食。它们极爱干净，几乎不吸人血。
在摩西五经之一的《利未记》11:13-19中，蝙蝠和鼬鼠、鼫鼠一起作为“不洁净的爬物”被点名列为“可憎，不可吃”。所以基督教徒不吃蝙蝠，不过也有说因为欧洲的蝙蝠体型太小无肉和胶原蛋白。在热带亚热带的非洲（如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坦桑尼亚等）、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屿（如关岛、帕劳等）等地，蝙蝠体型较大，一些人也多有食用蝙蝠的现象。
网上流传的”帕劳 蝙蝠汤“也是世界闻名的黑暗料理（类似的烹饪方式也见于印度尼西亚、关岛等地）。帕劳人认为蝙蝠能吸取草木之精华，故食用它们也便对人有益，通常的做法是取整只蝙蝠与椰奶、香料一起烹煮。
泰国某些地方的人则将蝙蝠放在木炭上慢慢烘烤，或是将它们切碎放入传统的泰式菜品中，认为可以增强男性的能力（这也是一些国人热衷野味的一个重要理由）。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恐怕与蝙蝠极强的繁殖能力有关。
非洲许多地区的人都喜欢食用红烧或烤制的蝙蝠，令人胆寒的埃博拉病毒便与当地人直接接触蝙蝠有关。由于蝙蝠是能飞的哺乳动物，一些非洲人认为食用蝙蝠可以获得蝙蝠的力量。正如一些非洲人认为猎食大猩猩可以获得大猩猩的力量—艾滋病很可能是在人类与大猩猩以及其他猿类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开始传播。
在失衡的食物链中，蝙蝠再强的繁殖能力，也赶不上人类的捕杀。
关岛狐蝠是生活于关岛的一种蝙蝠，已经灭绝。关岛的原住民查莫罗人向来有食用关岛狐蝠的习惯，但真正令它们灭绝的，还是美军的到来。随着关岛成为美军基地，热带雨林被破坏，狐蝠的栖居地被挤压；关岛狐蝠也不再限于原住民的盘中餐，而成为饭店的特色佳肴。1968年，世界上最后一只关岛狐蝠在饭店中被食客享用。
关岛狐蝠被认为与一种痴呆症有关，由于关岛狐蝠食用苏铁种子，苏铁种子中的毒素通过狐蝠肉进入查莫罗人的身体，导致查莫罗人患神经退化疾病的概率是全球其他地区人群的100倍。在关岛狐蝠灭绝之后，患病的查莫罗人大为减少。关岛的本地蝙蝠近乎绝迹，但食蝠之风不绝，只得从其他地区进口冷藏蝙蝠。
蝙蝠虽然外形不讨喜，且携带了许多可怕的病毒，但大多昼伏夜出，避居洞穴，极为低调，与人类原本没有多少交集。它们主要以昆虫和植物的果实为食，在森林中授粉播种，对农业生产和森林生态都至为关键，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
通常情况下，蝙蝠可以说人畜无害，我们并没有必要将它们妖魔化。无论是蝙蝠还是果子狸，抑或其他野生动物，“罪魁祸首“这样的污名对它们来说并不公平，它们不应为一些大型的传染病背锅。近年来一些可怕的人畜共患疾病，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过度打扰野生动物，甚至捕食野生动物。
在已经证实的蝴蝶效应中，埃博拉如果错过一个病例，就会再传染六个，然后再倍增。
在一战末期超大疫情之后的百年里，人类也在改变：总人口超过70亿，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发达的畜牧业让大量动物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对病毒来说，这每一项，都是有利于它们传播的“好消息”，新的病毒层出不穷。
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繁育、养殖、经营等事业，统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系统管理。事实上，中国法律所指野生动物，与普通人通过纪录片、科普读物理解到的概念大相径庭。
2003年8月，国家林业局发布了第一份也是至今唯一一份《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这些动物可以在取得驯养繁殖资格后，用于商业性经营利用。
名单有：
貉、银狐（银黑狐）、北极狐（蓝狐）、水貂、果子狸（花面狸）、野猪（仅限杂交种）、梅花鹿、马鹿（塔里木亚种除外）、花鼠、仓鼠（金丝熊）、麝鼠（水耗子）、毛丝鼠（龙猫）、豚鼠（荷兰猪、荷兰鼠）、海狸鼠（草狸獭）、非洲鸵鸟、大美洲鸵（美洲鸵鸟）、鸸鹋（澳洲鸵鸟）、疣鼻栖鸭（野鸳鸯、番鸭）、绿头鸭（野鸭）、环颈雉（七彩山鸡、野鸡、雉鸡）、火鸡、珠鸡（珍珠鸡）、石鸡（美国鹧鸪）、蓝孔雀、蓝胸鹑、鹌鹑、鸡尾鹦鹉、虎皮鹦鹉、费氏牡丹鹦鹉、桃脸牡丹鹦鹉、黄领牡丹鹦鹉、白腰文鸟（十姐妹）、黑喉草雀、七彩文鸟、橙颊梅花雀、红梅花雀、禾雀（文鸟）、栗耳草雀、金丝雀、巴西龟、鳄龟、中华鳖（甲鱼）、尼罗鳄、湾鳄、暹罗鳄、中国林蛙、黑龙江林蛙、猪蛙、虎纹蛙、蝎子、双齿多刺蚁、大黑木工蚁、黄京蚁、蜈蚣。（详情可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查询）
这其中，既包括早已成为日常肉用动物的养殖甲鱼、巴西龟、火鸡、洋鸭，也包括养殖繁育早已成熟，近年来在各地推广的竹鼠、豪猪、暹罗鳄、鸵鸟等特种经济动物，还包括早已成为成熟宠物的文鸟、虎皮鹦鹉、仓鼠（金丝熊）、龙猫（毛丝鼠）等，远远超出普通人眼中“野味“的范畴。连仓鼠、龙猫、火鸡、鹌鹑、鹦鹉、文鸟、巴西龟、甲鱼这些早已成为日常宠物和食物的动物，甚至是外国引进的宠物、家禽，都算“野生动物“。按照中国当前的法律，它们全都是野生动物，理论上都要在林业部门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才能养殖和经营。
这份名单反映出的，是中国动物管理领域始终未得到理清的一个重大问题：“野生动物“的概念被极大的滥用了。事实上，几乎所有传统牲畜、家禽之外的动物，在法律和行政管理中都被算作“野生动物“。而且，对“野生动物“的认定是以整个生物种属为单位的，只要不是传统牲畜、家禽，不管是野外个体还是人工繁育个体，哪怕是甲鱼和火鸡，都算“野生动物“。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旨在通过对相关物种进出口订立规范，以保护野生动植物种不致因国际贸易而过度利用、危害生存的国际条约，其针对对象本来是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
中国参与该条约后，却将其附录中的生物通过司法解释拟制为各级国家保护动物，且不区分野生个体和人工繁育个体，致使诸多早已实现成熟人工繁育的宠物物种饲养者、经营者，成为“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罪犯，相关物种也被当成“野生动物“遭到查禁。
本次疫情爆发后，各地宠物市场也遭受灭顶之灾，天津某市场清查工作甚至将整盆金鱼、巴西龟倒入垃圾桶，诸如豹纹守宫、玉米蛇、鬃狮蜥等外国引进的成熟宠物物种也被当成“野生动物“清查收缴，既缺乏人道精神，也对抗击疫情毫无意义。
可以说，全面重新界定“野生动物“的法律边界，是推动任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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