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下德国的妓女们干什么去了?色情业遭灭顶之灾
作者:晋砚
进入3月以来,德国的新冠疫情日益严峻。3月16日下午13点,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州长经过协商后,做出一个德国前所未有的决定:严格限制公共场所的社交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公共场所关闭,部分社会生活停摆。
必须立即关门歇业的行业包括:游乐场、运动场、酒吧、俱乐部、舞厅、 剧院、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展会、展览馆、休闲公园、动物园、休闲娱乐活动场所(室内、室外)、赌场、娱乐场所等。
3月中旬以后,德国各州防疫法令中关闭各种娱乐餐饮场所的规定中,都有一条是“关闭色情场所”。被强制关门的包括妓院、换偶俱乐部、脱衣舞厅和各种色情派对场所。
由于德国实行联邦制,各州的规定并一定相同。比如柏林市的防疫法令提到:
根据德国2016年10月21日通过的《妓女保护法》,该法在2019年11月20日通过第57条做了改动,所有的卖淫场所不可以开门营业。根据上述法律定义的色情活动也一律不许举行。
从3月23日开始,各种“禁足”和停业管制更加严格了。甚至连餐馆也被迫停业了。
德国这一个特殊行业,在此次新冠病毒的打击下,几乎难以生存了。这几天,中文媒体开始关注这个行业了。下面可以查到的报道:
德国的色情业当然不仅仅限于妓院或者类似的场所如“换偶俱乐部”、“脱衣舞厅”等地方,这是色情业线下的“实体店”;此外还有“网上虚拟”的色情业,也就是色情视频、小说,通过网络传播。这是线上的色情业。
这里的两类色情业“线下实体”与“线上虚拟”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处境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下面,我们兵分两路,话分两头,一一道来。今天先说说这色情“实体店”的惨不忍睹的凄凉境况。如果读者多点赞的话,接下来就继续说说线上的色情业务如何蒸蒸日上的盛况。
德国不仅是欧洲的工业强国,也被称为“欧洲大妓院”。这个称号可是德国人命名的,不是外国“反德分子”胡编乱造的。请看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的报道:
德国人对于这一类的“雅号”也感到无所谓。
战后德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禁止妓女或者是“性工作者”,而仅仅是禁止妓院。也就是说,个体户妓女是允许的,这类似香港的“一楼一凤”的模式。香港法律没有禁止性交易,性交易本身是合法的,但禁止组织或操控卖淫活动,所以设立及经营妓院都是违法的。
在这种模式下,妓女的职业被视为“有伤风化”,不能享有各种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也不需要向国家交税。因此,妓女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没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
德国绿党为了提高妓女的社会地位,做了长期的努力。终于在2002年,当时的社民党与绿党在德国联合执政期间,通过立法,允许卖淫业的公司化经营,也就是说承认了妓院的合法性。根据这一法律,妓女作为雇员与妓院老板作为雇主构成了劳资关系,妓女们也成为正规的工人了,进入了社会保障体系。
为了规范性服务行业,更好地保障妓女的权益,德国政府规定从2017年7月1日起,全德境内所有的妓女、妓院老板和其他性服务行业的相关工作者都必须到当地劳工局注册登记,并定期参加谈话和健康咨询课程。
登记成功后,他们会得到一份“卖淫许可”,这样,妓女就可以像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一样获得社会保险,履行纳税义务。这项法律条款的出台主要是为了打击强迫卖淫和剥削妓女的行为,增强妓女的自我认同感。
按照这一规定,不仅是作为“雇员”在妓院上班的妓女,而且在家里的个体卖淫户,都可以登记,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和获得社会福利。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理论很丰富,现实很骨感”。这么好的待遇,但妓女们却不愿意接受。登记的妓女寥寥无几。
卖淫在德国合法化后,德国性产业的规模猛增。2012年德国发布的一份性产业报告显示,德国的性从业人员有40万(包括与性产业相关的服务人员),每天的性交易人次达120万,每年这个行业的营业额高达145亿欧元。
按照通常的估计,德国的职业妓女大约有2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东欧各国,真正的德国妓女很少。这20万妓女中正式在劳工局登记的人不到10%。其他的妓女是打黑工的。
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卖淫带来了极大的传染风险,而妓院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传染源。
这里是一个在网上流传很广的报道。提到一位卖淫女从武汉到新加坡做生意,传染了很多人。对其真实性至今为止无人否定。
下面这个搞笑的报道。西班牙文提到瓦伦西亚地区的一个妓院里,有86个嫖客被隔离在其中,因为一名妓女检测呈阳性。报道来自cerebrother.com网站。而这个网站以搞笑和讽刺著称,并非真实的新闻。在转发到德国后,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德国人,除了提到嫖客被隔离两周的内容,最后说补上了一句:“向你的老婆或雇主解释去吧”。
在中文自媒体上,很多写手将这一玩笑当作了真实新闻,而广泛传播。
不过,新冠病毒能通过卖淫传播,这是不争的事实。
回到德国。由于各州都强制关闭妓院,数千名原本住在妓院的东欧国家的性工作者流离失所。她们突然失去收入,又无法返回家乡,只能露宿街头。一些人道救助组织认为,这部分性工作者不知自己可以向政府申请财政援助,而冒着染疫风险,继续在街上拉客。
一名化名尼科尔(Nicole)受访的波兰籍妓女表示︰“疫情对我来说是场灾难,我自3月中以来便没有收入,没有地方住宿。”她在西部城巿Bochum工作,在关闭令实施前,她向妓院租一间房接客和居住,日租为大约90欧元。
德国将个体性工作者归为自由职业者,但也必须要交税。按照德国推出的救助计划,这些妓女符合条件申请政府在防疫期间向自雇人士发放的经济援助。尼科尔表示︰“我希望就业中心会接受我的报税表,我便可以得到失业援助,如果成功,我就可以租屋居住。”
Bochun一个关注性工作者的慈善组织“Madonna”表示,很多性工作者像尼科尔一样,虽然一直缴税,但不知道自己享有的权利。部分人现时仍在街上拉客,在妓院重开之前赚取生活费,组织负责人克特内(Heike Köttner)女士表示,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妓女们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她们居住的妓院被封闭了,而因为这两个国家封闭了边境,她们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一些妓女借住在同行那里,也有的干脆就住进了自己的熟客的家里(估计不需要交房租的)。后来北威州的家庭部下令,让无家可归的妓女们这一段时间内住在妓院里。
据位于柏林的“色情和性服务职业联合会”的Johanna Weber女士说,这个决定大大减轻了性工作者的困难。因为很多妓女断绝了收入,就没有钱支付房租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与广播电台(Sputnik)报道:由于新冠病毒成千外国性工作者流浪街头
“柏林性工作职业联合会”理事会成员维尔普(Susanne Bleier Wilp)女士表示,德国约有10万至20万性工作者,80%是外籍人士,她们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乌克兰等地,大部分人设法返回家乡,但一些人则无家可归。她补充说︰卖淫行业内有3%至4%女孩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她们什么都没有,只身来到这里赚钱,现在只能在朋友处借宿,或者在街上露宿,少数幸运的,能继续住在妓院。”
法兰克福妓协(Doña Carmen e.V.)发言人Juanita Henning认为,在德国新冠病毒危机爆发之前,德国在红灯区里工作的妓女,其中五分之四来自国外。当她们看到不能工作赚钱了,就赶紧离开德国回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匈牙利的老家了。大约仅有20%的妓女还留在德国。
德国性工作产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Sexuelle Dienstleistungen e.V. BSD)的Elke Winkelmann女士说,为了不让妓女们流离失所,有一些妓院为她们敞开大门,让她们继续住在里面。她自己在柏林也经营一家妓院,因此她很是为妓女们担忧。
3月16日,也就是德国宣布关闭妓院的同一天,办公室位于法兰克福火车站对面红灯区里的协会Dona Carmen(女人卡门)就给德国卫生部长Jens Spahn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为性工作者提供国家补助。这个协会成立于1998年,是性工作者自助的协会,不妨简称为“妓协”,旨在保护妓女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
“妓协”Dona Carmen在法兰克福的办公室
妓协网站上发表的给德国卫生部长Jens Spahn的公开信
妓协的公开信表示,在防止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很多的州和城市关闭了卖淫的场所,彻底禁止卖淫生意。我们认为,更加严厉的禁止色情行业和限制性工作者基本权利的规定,还会出炉。
妓协的发言人Juanita Henning对媒体说,伴随这种禁令而来的是很多妓女的物质和社会的生存基础受到威胁。让她们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并承受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希望,政客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妓协要求,国家要尽快和便捷地给妓女们提供帮助。Juanita Henning说,那些全面关闭卖淫场所的地方政府,要放弃官僚主义的手续,立即给被迫失业的妓女们提供赔偿。否则,这些姐妹们要进入一个“灰色地带”,即偷偷去做生意,打黑工,这种非法的做法会给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染带来危险。
妓协要求各地的财政局,停止向色情行业预先征收的各种税费。而且,在整个2020年之内,要免除对个体经营的妓女们的预付税费。
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是,到底德国有多少性工作人需要帮助?德国官方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有32.000人,包括妓院的雇员和个体户在内。而妓协推测有9万多妓女。而上面我们提到,通常的估计德国有20万性工作者。
位于柏林的“色情和性服务职业联合会”的Johanna Weber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妓女如其他个体户和小微企业一样,也可以申请国家给予的防疫补助。“我认为国家这样的规定很好,不管什么职业一视同仁,性工作者也算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很多妓女如其他人一样缴纳税收。因此,她们也可以如其他人一样从政府申请救助金。
记者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妓女没有在劳工局登记,也没有交税,甚至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积蓄。谁来帮助这些人?
Johanna Weber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柏林市政府说,要一个“一锅烩”的计划,但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类的男女性工作者位数不多,所以帮助他们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如果这些人知道他们有吃有住,生活能得到保障,他们就不会去站街拉客或者在网络上寻找顾客了。这样也不会对新冠病毒防疫带来危险。
记者提到那些来自东欧国家的女孩子,因为妓院关门后,她们到哪里居住?Johanna Weber说,在这方面的确有一个好消息出来,德国联邦家庭部在这个时间,将妓女保护法的一个规定暂时搁置了。本来的规定是不允许妓女住在妓院,但在这个特别时期她们获准入住在妓院。
按照德国法律,商业用房与居住用房是要分开的。妓院是属于商业范畴的,所以本来妓女只能在居民楼房里居住,但现在允许她们到妓院过夜。这个决定是基于人道主义而做出的。
Johanna Weber女士生活在柏林的Neukölln城区,她不仅是为妓女服务的协会的政策发言人,自己也还在从事这一最古老的行业,时不时还接客赚钱。
在德国联邦以及各州的规定中,尽管明确提到要妓院关门歇业,但是否允许妓女们自己继续单干?在这方面似乎还是模糊不清的。3月23日以来,德国规定,外边相聚同行的人,不能超过2人,当然一家人不受此限制。也就是说,妓女们在街道上拉客,一对一办事,似乎没有违背这一规定。
还有一个问题是,最近一些年来,很多妓女将自己的工作场所搬离了红灯区,而进入了居民楼,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估计是为了更加贴近服务对象,躲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种在居民楼里工作的妓女们,盘查起来很困难。
本号报道的妓女进入居民楼工作的现象,请看链接:
【德国四顾】妓院做民居:女儿在德国订房为妈妈庆生 没想到与妓女同屋!
比如柏林的一条街道Kurfürstenstrasse,翻译成中文是“选帝侯街”。这里也有一个别号是“德国最大的露天妓院”。
站街的妓女,很难监控
“色情和性服务职业联合会”的Johanna Weber女士在接受德国柏林和勃兰登堡广播电台采访时,被问及“是否允许性工作者在这个时期工作还是绝对禁止了?”她回答说,没有百分之百的说清楚。因为官方的文件只提到禁止“有顾客到访的卖淫场所和相似的营业地方”。比如妓院就在被禁止之列。
法兰克福的妓协发言人Henning 女士说,在很多城市比如法兰克福,妓女站街拉客还没有被禁止。她们没有钱吃饭,也只能站街卖淫了。
专门帮助男妓的协会Hilfe für Jungs(帮助男孩)负责人Ralf Rötten对记者表示,男性性工作者目前处在极为困难的时期。但“应召男郎”(上门服务)的业务还在进行中。他一直劝说他的同事这个时间不要做了,但是,他们生存艰难。这就是说,他们不做生意没有饭吃;而做生意有被感染的风险。
据报道,德国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德国宪法法院所在地)是唯一一个明文彻底禁止一切卖淫行为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不仅妓院等色情场所被封闭了,而且个体卖淫的行为也被禁止了。一旦有人违背这个规定,妓女与嫖客都要被处罚。
卡尔斯鲁厄的一家色情咖啡馆(Mariposa Frauencafés)的地区负责人Andrea Spitzer女士,也为这里的妓女开设了咨询服务。为了防止传染,咨询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很多妓女打电话过来询问各种问题。对于那些此前就考虑金盆洗手、荣归故里的妓女们,提供专门的信息服务。
Mariposa Frauencafé网站上公布的为妓女提供咨询服务的信息
Andrea Spitzer还为妓女们联系德国劳工局,为她们申请失业金和社会救济金。
当地教会慈善机构Diakonie也为妓女们设立了紧急救助款项,为妓女们提供生活必须的条件。在这里也给无家可归的妓女安置了5个床位。
妓院关门后,一些妓女就转换阵地重操旧业。4月3日,杜塞尔多夫的城市管理部门宣布,封闭火车总站对面的一家酒店,理由是违背了防疫措施。据说4月1日,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家酒店里检查时,要求入住的顾客拿出证件来。发现有14位是管理局知道的妓女。她们在这里是一举两得,一方面住在这里,另一方面还在继续接客赚钱。
酒店老板没有回答有多少妓女以及她们的嫖客在酒店入住过,也不能提供支付费用的凭证。
延伸阅读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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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从台湾“酒店小姐”确诊看防疫下的特种行业
“酒 店”在台湾指的是有公关陪酒的场所。台湾在一名“酒 店小姐”确诊引起轩然大波。德国之声专访资深“酒 店”干部谈政府勒令停业的影响,也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处理疫情中的特种行业?
(德国之声中文网) 8日一名“酒 店小姐”确诊后,台湾在4月9日宣布酒 店舞厅全面停业。这个工作的神秘性质引起各种窥视和讨论,许多人也担心特种行业成为防疫的破口。
在台湾的“酒 店”工作了10几年的M小姐接受德国之声访问,她直言停业只是让产业“地下化”,对于防疫更加不利。
她说:“像酒 店还要来上班打卡,可以管控到上班的小姐有谁,客户也是要透过我们这些干部。如果有小姐确诊,公司都会有资料。”她说酒 店停业之后,“传播”变多了,更加危险。
“传播”指的是随call随到的陪酒服务。M小姐说这些传播可能叫小姐到KTV或者其他一般夜生活的地点上班,反而没有任何管控。
就她来看,在“酒 店”还可以做消毒,但许多从事这行的年轻人离开“酒 店”之后普遍没有卫生观念。她说:“他们反而更不怕,我觉得漏洞会更大。”
M小姐也说,政府全面围剿特种行业让社会“失衡”,也可能让治安出现问题。她说:“黄赌毒或是兄弟也都是靠八大。这就像公司如果现金花完了可能会倒闭,我们这行是如果大家都很穷的话,就可能会产生社会上的问题,像是强盗或是抢劫。”
她口中的八大就是特种行业,与情色、性产业、性工作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面对无预警遭停业,台湾目前有业者发起联署,要求政府提出配套措施,并希望政府补助“无兼职、无劳健保等,仅以酒 店工作收入为生活依据的公关”。
关注性工作者权益的日日春协会也要求政府说明法源依据,强调政府“把酒 店舞厅等陪侍业当软柿子开刀,且吃定社会不会为性产业工作者讲话”。
性工作合法的孟加拉因为疫情大概关闭了12家官方认可的娼馆,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娼妓区在杜拉迪亚(Daulatdia),这里大约有1500名女性性工作者。当局承诺给她们每人一包30公斤大米、减免租金和每人25美元。
其他国家的状况
美国大约有100万名性工作者。由于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封锁状态,性工作者的客人数只剩2成。美国民间团体建议,疫情期间,性工作者除了谈服务、价格和基本规则时,也要防疫,比如戴上防护手套。也有组织也呼吁性工作者在这个期间尽量避免实际会面。或者是有团体呼吁客户可以捐款或预付危机后服务费用。这个也很实际。
墨西哥首都则大约有7千名性工作者。其中许多人因为接不到客人流落街头,睡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和人行道上。他们依靠社工和施舍才能吃到一点点食物。当地政府帮他们设立庇护所,也发放一个紧急支援包,里面有42美元、一些食物和药品。
针对性产业没有法规的印度,光是在首都德里的GB路地区,就有大约5千名性工作者。印度民间团体正协助性工作者筹措基本生活资金。新德里妇女委员也发信给政府,敦促当局帮助性工作者。
在法国从事性工作不违法。2016年通过的法律是把购买性服务定为非法。刑事责任是在嫖客身上抓到就会被罚款,罚嫖不罚娼。法国的性工作组织4月初写信给总统马克洪,要求政府设立紧急基金,补偿他们的收入损失。欧洲的英国也有组织捐款给性工作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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