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爸爸在上海的医院昏迷的时候，我在德国动身去柏林签证。500多公里的路程，那一天赶上入夏的最高气温，小车从未经历过这般酷暑，在热浪里奔腾得似乎要融化，而我的心寒冷到冻结，汗水和泪水一股脑儿缠粘得满头、满脸、满衣襟。我像是被淬火，在煎熬，在每分每秒地锤炼，在膨胀的时空里找寻一条奔向爸爸的最快的路。紧急人道主义签证，我手握护照在空中挥舞：“拿到了拿到了！”一场大雨从柏林的天空倾泻而下，犹如它的历史，一发生便是重大的，躲也躲不过。任由雨水扑面，冲刷掉眼泪，冲不淡焦灼和惶恐。回程又是500多公里，小车扎进雨海，像一只飘摇的小船，掌舵人紧握住舵，是否也能握紧命运？天色越开越暗，视线渐渐模糊，又近视、又老花、又疲劳，只能看到前面车辆晕眩的车灯，几近盲行。而我加大马力，黑暗中闪亮的灯塔，是爸爸，指引我向前，一路向前......午夜抵家，问九虎弟爸爸的状况，回答说仍然是昏迷，在吸氧，在输营养液维持。泪珠子噼里啪啦掉下来。
2017年苏州余山岛，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慈爱的爸爸总是把最好的东西与我分享，无论物质还是精神。
生死一线间，本已隔着千重山、万重水。眼下疫情又在国与国之间撕开鸿沟，我原来随时随地可以走，可有效签证因疫情爆发而宣告失效，需办新的特殊签证。于是，我直奔柏林，这下签证总算是有了。机票又是难题，民航局的“五个一“政策，一家航空公司，一个国家，一条航线，一周一班。原来东航每天法兰克福飞上海，而现在只剩每周二的一个航班，票价随之高涨，官方价是疫情前的六、七倍，更不要说黄牛价了。“林琳你好：今天九虎用网约车将我们三人，准时安全顺利地送到川沙。在你二舅的协助下，顺利愉快地住进川沙医院肿瘤/血液科。我的病情也有明显的好转，能下床走走，腿也有点劲了，食欲有所增加，估计很快就会回家调养！据说这次转院小月帮了很大忙，谢谢她！我请你近期不要谋求回国，那将花很多冤枉钱，昂贵的机票、隔离期间高档酒店费用、核酸检测用费等，相信疫情将会很快好转。中德两国互相开放空港指日可待，那时再回来工作、探亲两不误，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何乐不为！最近孙总来瑞金探望，并带礼篮和现金，请转谢意！”爸爸从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就连对子女，也不愿开口叫我们做什么。我已心急如焚，到处找机票，幸得东航上上下下为我抢票。爸爸病情稳定的时候，我得到9月1日的最后一张机票。然而，没过几天，爸爸的情况急转直下，我把机票日期提前到8月18日；后来爸爸昏迷不醒，我又提前到8月11日。我核对了下机票的时间，此刻，离起飞还有14个小时，离去机场还有11个小时，这11个小时里我要收拾行李、处理信件、安排儿子的生活。行李箱已经放在屋子中间，里面散乱地摆了几样东西，去年回国六次，每次两个大箱子都不够装，给家里带的、帮朋友带的，还有样品、零配件和礼物，这次匆忙间只给爸爸准备了些物品，半个箱子都没装满。其中包括两罐有机脱脂奶粉，想给爸爸增加营养，普通牛奶他不好消化；还有德国医院的专用营养液，之前空运回去些，妈妈说太甜了，又粘稠，口感不好，爸爸每天都喝，还电话里告诉我：“很好喝，你知道我喜欢吃甜的”。
爸爸的话还在耳边，而我默默地把奶粉和营养液从箱子里取了出来，他已经不能进食，这些都不再需要。还有两盒止痛贴，是从医生朋友那里要来的，是违禁药品，本打算冒险去闯关，现在也不必危险了。我要给爸爸一个拥抱，要握一握他苍老的手，要抚一抚他花白的头发，假装若无其事地说一句：“爸爸，你看，我回来啦。”为求见到爸爸，我愿意上刀山下火海，我愿意相信神，用余生来信仰它，我愿意窒息来换取爸爸的呼吸，我愿意守护爸爸，再不离开。可是，除了经历酷热、除了头疼欲裂、眼眶肿涩，我不能替父受难，我想要皈依的神明，也不知道会显现于何方。现在，眼前的神明就是这架波音777飞机，透过登机口宽阔的幕墙玻璃，我看到停机坪上波音777阳光闪耀，它是那么巨大有力，它将把满心虔诚的我纳入它的羽翼之下，送我到爸爸身边。
我看到停机坪上波音777阳光闪耀，它是那么巨大有力，它将把满心虔诚的我纳入它的羽翼之下，送我到爸爸身边。
我拍了张飞机的照片发到“林家驿站“，不一会儿，九虎弟单独回给我：“我已经告诉爸爸你上飞机了，他哭了。”一瞬间眼泪夺眶而出，继而悲恸嚎啕，周围变得如此寂静，只有我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世界，眼前是明晃晃刺痛的光亮。波音777上空，一架接一架飞机静悄悄地起飞，缓缓地消失在视野里，仿佛隐匿到时空深处的五维空间。爸爸舍不下我，爸爸在坚持等我，这个世界上，我是他最疼爱的人，这个世界上，他最疼爱的人是我，恨不能立刻飞奔到他面前。可眼下还有8800公里11个小时的航程，最难以逾越的是14天的隔离期，铁打不动，无人可以逃脱。疫情改变了整个世界，改写了历史轨迹，11小时的飞行其实已经无形地延长了14天，只是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决心一定要先和爸爸见上一面，然后再去隔离。此念一起，我迅速翻找微信，谁可以帮我？我祈祷着发出每一条信息，指尖触动“发送”键，点燃一朵朵微小的希望，回复来得很快，几乎掐灭了所有的念想。我神情恍惚，最后一个登上飞机。机舱很满，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有的人甚至穿了全套的防护服、戴了护目镜。空姐也都全副武装，防护服对她们来说都太宽大，穿起来晃晃荡荡，在廊道里飘来飘去。飞机上没有音乐，没有安全讲解，两个餐盒和几瓶矿泉水摆在座位上，人们面目模糊神情凝重，机舱里气氛诡异，像是一班人质等待解救，是的，每个人都是新冠病毒的人质，而我，是其中的头号人质。飞机起飞平稳后，我连上了Wifi，而且难得全程都有信号。我一面时刻关注着爸爸的状态，一面寻思该怎样熬过这焦灼漫长的时间。在一位信佛的朋友的点拨下，我开始虔诚地念起《地藏菩萨本愿经》，它可以让爸爸少受病痛折磨，它可以让我们父女得以见面。我一字一句心无旁骛地念诵，经文很长，手机屏幕又小，我越来越看不清楚。闭目休息片刻，再接着念。口干舌燥，喝口水再接着念。念着念着，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心神安宁，隐约听到清脆悦耳的鸟鸣，如入清晨的花园，以为是飞机上放音乐，仔细辨别，是天际的音籁。旅途并不难捱，甚至感觉比以往每次都短。万里迢迢终于快到浦东机场，爸爸的医院离机场只有13公里20分钟的车程。飞机缓缓下降，我的忧虑陡然上升，从机场到医院的通行怎么解决？能否向海关或机场检疫部门求助？还是到了隔离点后请求上级领导的特殊批准？打12345市长热线？还是通过体制内的朋友从内部通道问讯？飞机稳稳着地，同以往每次一样，我发出“平安降落”四个字，这是8月12日早上7点半，朋友们开始四处探求允许我直接去医院看望爸爸的可能性。
飞机稳稳着地，同以往每次一样，我发出“平安降落“四个字，还拍了这张照片，让妈妈给爸爸看。
妈妈告知：“爸爸知道你降落，微微醒了”，我心头一颤，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地流，打湿了刚刚换上的新口罩，心疼爸爸用了洪荒之力醒过来，为了看女儿最后一眼。九虎弟发给我爸爸的病危通知书，需要时递交有关部门，可我并不知道我们家的生死大事有谁会来过问。妈妈嘱咐我不要情急妄动：“要是有政策海关会给机会的，要是没政策谁也不能例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谁也承担不起责任的，你千万要冷静”。我无法冷静，五十载父女缘，这人之常情的最后相见，竟然比登天还难。一位空姐轻拍我肩膀，防护服从头罩到脚，看不清她的容貌，但护目镜后的眼神始终给我鼓励。
中间这位空姐在飞机上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安抚。
我机械地随着人流来到封闭的通道，填表格、排队、测体温、出示健康码，井然有序。我想把爸爸的病危通知书给每个“大白”看，生离死别孰能无情，万一谁动了恻隐之心。
我机械地随着人流来到封闭的通道，填表格、排队、测体温、出示健康码，井然有序。我想把爸爸的病危通知书给每个“大白“看，生离死别孰能无情，万一谁动了恻隐之心。
可奇迹没有发生，海关“大白”说，你到检疫的地方去问吧。检疫的“大白”给我做了鼻咽子测试，看不到有领导在场，核酸检测通道起首的一小块空地上，像来自不同单位的几个“大白”在合影留念。下自动扶梯去取行李之前，左手有个日上免税店，平时总是人头攒动，我每次总会在这儿给爸爸捎上两瓶好酒，现在关闭着。行李大厅空空如也，只有一盘传送带开着，行李箱零零落落，我很快找到我的箱子。推着行李朝出口走去的时候，忽然被一个事实击打得心痛不已——爸爸不能来接我，爸爸再也不能来接我。两年里我近十趟回国，每一次爸爸都踩着飞机降落的时间来机场等候，我会说：“爸爸你晚点来，从降落到出关等行李，至少要一个小时呢”，可爸爸还是雷打不动出现在我到达的第一时刻。现在想想，爸爸等待飞机降落时的盼望，充满了幸福感，对我来说，有爸爸等候的机场才是回家。此时，出口处空无一人，浦东机场从未有过如此空旷寂寥，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只有“大白”们能自由行走，所有的旅客都是长了脚的病毒，我进入的仿佛是一间巨大的实验室，隔绝、冰冷、充满毒意。我的爸爸虚弱得像一片干树叶，在病榻上无力言语，他的脑海中显现与我相逢，在我们心中的那个机场，我感应到了。阳光浓烈，透过幕墙玻璃射进来，不安的灼热感。爸爸微弱跳动的心脏，我炙烈焦灼的心脏，相距13公里产生共振。可一只无形的大手，要把我们的心脏血淋淋地揪出来，在天光下炫耀，使之成为时代的祭品。第一个消息传来：“琳，我打听了，都是直接回绝，估计希望渺茫”。第二个消息传来：“了解下来，从全国任何一个机场进中国的，还没有人逃脱被隔离的”。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线了，路越走越窄，心越跳越乱。到了分配隔离点的地方，已经有五六个旅客不耐烦地等待。我被问及选择14天集中隔离还是7+7居家隔离，我泣不成声，爸爸等不了14天或是7天，一天也等不了，我苦苦哀求他们让我见爸爸一面，然后再怎么隔离都心甘情愿。有人为我动容，但也无能为力，答应马上安排我最快速度去隔离点，到了隔离点再想办法向上级领导申请。身后的旅客听到后开始大叫大嚷：“我们已经等了4个小时，连口水都没得喝，什么时候才能送我们走？”我也一下子感到口渴，从下飞机到现在已经三个多小时，发现这里有几把椅子，我坐下来缓缓神，拨通（021）12345市长热线，电话那头没有市长，也没有市长秘书，Call Center一个稚嫩的男声问我需要什么帮忙，我一股脑儿说要找市长，对方茫然无措，不知该把我这事归到哪个部门。挂了电话，万般无奈，只好跟着“大白”上了去隔离点的车，车上反复追问他们，才知道我要去的是浦东新区高科西路上的蓝海博龙大酒店。这段路怎么感觉比乘飞机的时间还长，中途到过一家连锁酒店，放下四个人，又咣当、咣当继续开。进到隔离房间时已经下午一点多，第一件事情是查询酒店到爸爸医院的距离，19公里35分钟，不远不远，我告诉妈妈，妈妈以为我就要出发，兴奋地嚷嚷起来，爸爸脸上显现喜悦的表情。酒店房间有一部老旧的电话，我拨给工作人员，要求找领导，领导很快回电，告诉我他是这个隔离点的主管。我问他，如果我病了或受伤了，能不能送我到爸爸的医院？他挺耐心地回答说，可以送我去，但去的是发热门诊，也见不到爸爸。他请我理解，说疫情期间国家的规定就是这样的，没有先例。我怎么能理解？人道主义签证让我及时登机回到上海，可到了又不让我见爸爸最后一面，我声嘶力竭地问：“这是为什么？”时代的洪流里，我的爱和悲伤再翻腾滚涌，也只不过是一抹泥色和一点浪头，而万万千千人的爱和悲伤，终会排山倒海，洪峰压过洪流。最后一条线还没有回音，我急切的告知：“核酸检测阳性的人会被通知，我没有被通知，说明是阴性的”。他也正要告诉我：“我的请求已经到达决策层，但还是被否决了”。最后的一线希望断了，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工作的人不久都要下班，我和爸爸之间还是隔着19公里，还可以有谁，带我跨越这世上最窄也是最不可逾越的鸿沟，给我此生的父亲道一声别？我又念诵起《地藏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可怜的爸爸不要再苦苦等我，现在未来离苦得乐，脱离六道。多日奔波劳累，跟诵音频经文时，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醒来，汗水和泪水打湿了枕巾，到了上海，居然又是上海最热的一天，顾不得洗澡，草草擦了把脸——我准备逃跑。如果能成功见到父亲，哪怕只有一分钟，之后被抓回来，就算关上几个月，也是值得的。于是，我只带了手机和一个口罩，可是打开门，跨出去一步，却又退了回来，我这得闹出多大动静！爸爸肯定会不高兴的，想到这里，我又关上门，转身回来坐下。噩耗传来，我的爸爸晚上八点二十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捶胸顿足、失声痛哭。这牢房一样的四壁，没有一点回声。在德国，失去亲人的第一时间，红十字会的心理咨询员就会上门来疏导，还会留下名片，心里难受了再去找他们。此时我只能恳求工作人员：“求求你们放我出去！”，我要求领导给我回话，可久久没人搭理我。这次我不再有顾虑，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好长好长，一扇扇门悄无声息，里面不也都住着人么？各种各样原因迫不得已在疫情的节骨眼上必须立刻回国的人么？听不见哭声，也听不见笑声，只有我屏住啜泣，寻找逃离的电梯。电梯在二楼停住，上来一位工作人员，她对我的出现有些吃惊，说了句：“口罩戴起来”，我从口袋里掏出口罩戴上。她问我出来做什么，我说找领导。电梯来到大堂，这里有位值班员，他立即拨通了领导的电话，还是上次那位说可以把我送到发热门诊的吕主管，我最后一次求他让我见爸爸一面。因为爸爸生前遗愿捐献遗体，红十字会零点就要来运送遗体，否则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爸爸了。吕主管倾听了我的诉说，他说，他也是医生，非常了解病患家属的感情，他会设法叫一辆120，带我去医院门口，在红十字会的车来运送遗体的时候，让我最近距离看一眼父亲，和他道别。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施，我最感谢的人是吕医生，陌路相逢，难得他的同理心和悲悯情。爸爸1938年生于南京大屠杀逃难途中，十六岁从军，二十岁入党，三十岁军医；三年自然灾害中，他的父亲饿死；文革末期被迫从部队转业回原籍，中年成为名医，治病救人；晚年云游四方，立遗嘱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卒于庚子大瘟疫年，临终不能与女儿相见。
集中隔离7天，我的代号4022。在十几平方米的隔离房间里，我独自咀嚼着丧父之痛。
今天是爸爸走的第七天，早上居委主任发给我爸爸的《请战书》。今年二月疫情之初，爸爸做为老医生和老党员，要求加入小区的防控工作。为了保障每个国人的安全，相信大义凛然的爸爸也会不徇私情，坚决地让我进行隔离。这一次，真没想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卷入这百年一遇的大灾难，这一次，爸爸又是为了国家，献出了宽容和博爱。此生不能再见，满心的遗憾，失在哪儿？错在哪儿？时光并不会停下来等我们想明白。所以我找寻父亲的脚步不会在隔离房间停止，爸爸没有离去，他的身体还在医学院的实验室里，他的精神还在我们身上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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