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人生】陪读夫人不好当，漂泊和寂寞让人化茧成蝶

作者：叶心口述：黄雨欣

编者按：在婚姻中两人的性格爱好差异，造成很多人婚姻中的遗憾。此文的主人公夫妻性格爱好天壤之别，却恩爱地走过几大洲，走过几十年。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平行前进，彼此仰望，互相支持，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只要找到两个人相得益彰的平衡点，婚姻就不会成为爱情的坟墓。

我叫黄雨欣，生于1966年，在家里排行老大。我爸爸是边防军官，常年驻守在外。妈妈当时在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工作 ，经常要值夜班，还要照顾我们姐弟四人。做为家里的大姐，我很早就担任起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所以我从小就责任心很强，也特别自律。 

（我们姐弟四人幼年的合影）

那个年代没有洋娃娃和电子游戏，母亲一下班我就缠着她讲故事。她没故事可讲，也许是累得没心情讲，被我缠得没办法，就会随手拿起一本红皮书，教我背里面的诗词。年幼的我对书中的内容一片懵懂，但那平仄相衡、抑扬顿挫的诗词格式却把我迷住了，往往是妈妈领着我读上几遍，我就能倒背如流。
因为那时候练就的童子功，让我一直到中学都是晨读课的领读，也是学校黑板报的主笔。在学校我最爱上的就是语文课，学校举办的作文大奖赛上，我的作文贴在光荣榜最醒目的位置。在那个年代里，语文课带给我精神上的愉悦，抵消了因物质匮乏造成的窘迫。 
大学我学的是医学信息专业，毕业后在吉林大学从事教学管理工作。我21岁那年，不到50岁的妈妈在睡梦中，因心脏骤停去世了。那时候我刚认识男朋友不久。他比我大一岁多，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小伙子，人很聪明，长得又帅，性格就像璞玉一样憨直可爱。
面对年幼的弟妹和急得生病住院的父亲，我觉得天都像塌了一样。为了安抚我，也为了帮我把家撑起来，还没有好好谈恋爱，也没来得及很深入地互相了解，男友和我就结婚了。（刚结婚的我们）
婚后，先生在写博士毕业论文的时候，他的论文选题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引起德国一位知名教授的强烈兴趣。德国教授立刻邀请先生去德国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1992年3月先生前往德国，他拼命工作，半年后就博士毕业，并被德国导师推荐去欧盟在希腊的科研基地做博士后。10月份，先生风风火火地回国，拿着他给我办好的一切出国手续，带着我和1岁的女儿一起前往德国。 

（1992年，出国前的夏天，我和女儿合影，先生此时已经在德国了）

先生做博士论文的美因茨大学坐落在风光秀丽的莱茵河畔，我一下飞机就喜欢上了安静美丽的德国。
（刚到德国，我外出跑步，先生为我拍照留念）
01寂寞逼出来的作者

还来不及好好领略初到德国的喜悦，两个月不到，先生就把实验室的后期工作做完，于1993年1月带着我和孩子，一起飞到了希腊的克里特岛上。相比美丽富饶的德国，在克里特，我感觉就像是鲁宾逊漂到了一个孤岛上，耳边时常飘来陌生的地中海音乐，越发让我感到与世隔绝的孤独。

（刚出国的我，短暂地在德国落地，不久后即转到希腊）

先生是个工作狂，白天他在研究所上班，我一个人带着女儿面向大海。先生虽然是学霸，却不能理解我的寂寞。他从大草原来到城市里，又到海外求学，感到自己要学的东西特别多，老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一钻进实验室就忘记了时间，常常是我烧好了饭菜等不到他回家，只好推着女儿到山上的实验室找他，这时别人都下班了，整幢大楼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 （初到希腊，一家三口在克里特大学山下的小教堂前合影）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更没有微信，打个长途电话都特难，一切都只能写信，而信发到国内得漂洋过海，辗转很久才能到国内的亲人手上，一来一回，通个信都要两三个月。我在大学里学的英语在这里几乎用不上，而我对希腊文更是一窍不通，顶多能和人说声Hello，就算是打过招呼了。这种生活让我觉得很寂寞，特别苦闷。有时候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想起三毛的《橄榄树》和费翔的《故乡的云》，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恨不得能冲着大海狂喊几声。  
（地中海小国希腊海天一色、鲜花灿烂，我却一脸落寞，苦闷又困惑）
刚到希腊不久就赶上我过生日。那天，先生早上走的时候我和女儿还在睡梦中。一天也没收到先生的生日祝福，到了下班时间也不见他回家。我觉得特别委屈，就想：“我放下大学里令人羡慕的工作，漂洋过海地从中国陪你到希腊来，为了成就你的事业，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孤独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你居然还把我出国后的第一个生日给忘了！你为了工作忽略我，我可不能再亏待自己了！”于是，拿着先生刚发的工资，怕万一迷路还带上了护照，就用童车推着孩子进城去了。因为对希腊的钱币怎么花没概念，我索性就一股脑地把先生留下的所有钱全部带上了。 到了城里，发现这个白天安静的小岛，晚上居然灯光璀璨、游客如织，大街小巷的商铺一家挨着一家，各种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充满了浓郁的地中海风情。“这才是传说中风情万种的克里特，这才是克里特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我心里感慨，推着女儿逛得乐不思蜀。当遇到一家璀璨耀眼的金店时，我兴致勃勃地走进去。店老板的英语很流利，在他的热情推荐下，我给自己买了一条金项链和一枚金戒指，还买了个希腊吉祥物海豚的金项坠。 （女儿满两岁了，希腊邻居过来祝贺，并送生日礼物）

给自己置办够了生日礼物，我手上仍剩下很多不知道数目的钱。这时，心满意足的我才想起来该回家了。糟糕的是，我惊觉自己像遭遇了鬼打墙一样，转一圈回到原地，再转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虽然第一次进城就迷了路，我还是淡定地拦了一辆出租车。 我也说不出我家的地址，就急中生智，从背包里掏出纸和笔，先画了一个大楼的轮廓，说，“这是克里特大学，大学！”，然后又在大楼的前后左右各画了一个小房子，在每个小房子上面标注了大写的希腊字母，嘴里念叨着：“超市、超市！”好在“大学”和“超市”两个英文词司机还是听懂了，我家周围几个超市的标识他也看明白了，他居然真的把我送回了家。这时天已经全黑了。 远远地我就发现自己的家门被人围得水泄不通，还有几辆警车停在那儿。看见我和女儿回来，先生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说：“你跑到哪里去了！警察都打电话到飞机场找你们去了。”我莫名其妙 ，先生说：“你把护照拿走了，你把孩子带走了，你把我所有的钱带走了，我想：完了，肯定是你买机票回家了！” （希腊克里特岛的山上，我去先生的实验室找他，留影纪念）
 

误会过了，生活还要继续。我勃发的青春需要张扬，我炙热的情感需要宣泄。我就把自己平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像记日记一样，写下来寄给我国内的亲朋好友。那时候出国的人本来就不多，即使出国也都是去美国和英、法、德等欧洲发达的国家，没什么人会到希腊。所以我从希腊传回去的信息，让国内的人觉得特别稀奇。我小妹后来告诉我，她很多同学当时都定期向她索要我寄回去的信来读，每次见到她就要问：“姐姐又来信了没？” 他们说，“就爱看姐姐的海外飞鸿”，他们把我的信当作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后来不知道我的哪封家信被家里人推荐到报社发表了。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我开始走向了写作的路。文章写多了，我自己也投到国内去，有多篇文章被当时很多知名杂志转载。还给《凤凰卫视周刊》做过一年的专栏。多年后我回国探亲，还听同学们提起说某杂志、甚至《海外文摘》、《青年文摘》都转载过我的文章。

那时对写作的结果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因为写作本身让我产生一种放飞自我、心情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令我对写作痴迷依恋，欲罢不能。我也曾对放弃自己学过的医学专业感到惋惜，觉得不能学以致用，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父母的期望。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渐渐感觉到：一个人的过往无论你是否喜欢，那些经历早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你的血液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不经意地跳出来提醒你：我曾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02电影节偶遇出来的记者


1994年，先生在希腊完成了他的博士后工作，我们一家回到了德国柏林。女儿这时候已经两岁，可以上幼儿园了。后来，妹妹也来到了德国。异国他乡，我们姐妹在生活上互相关照，情感上相互慰藉，多了亲人在身边，我心里也踏实了。渐渐地，我开始不满足于这些，我渴望接触并融入德国社会，可陪读夫人的身份像紧箍咒一样地限制着我，让我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出去找份满意的工作，只能在家相夫教子。

（1994年，从希腊回到德国，一家三口在柏林的公园草地上合影）

我酷爱文学艺术，每年都会排队买票，去柏林一年一度的电影节上看电影。有时瘾头一上来，就会一连多日整天地泡在电影节上。先生不放心，只好陪着我去。不过他总是不停地在旁边搅合，说：“这破电影怎么能看得下去？走，我陪你吃好吃的去，我给你买漂亮衣服去。”因为电影节主会场就在柏林著名的商业中心附近，他就利用这点来分散我看电影的注意力，想方设法捣乱。实际上，他是担心我奇葩影片看多了，钻进虚拟世界里出不来，造成心理不适。  
 （我去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活动）
 

先生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科学家的职业习惯又使他养成了为人处事删繁就简、直截了当的作风。有时候我跟他描述我的见闻，他总是提醒我：“你要直奔主题！不要说得这么七拐八绕的，直接告诉我结果，我不要过程。”我说：“一上来就告诉你结果，不就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吗？我就是要给你设置悬念，你才有兴趣往下听啊！”他说：“我没时间，你告诉我后来怎样了就行。”

日子久了，我们也慢慢理解了对方。先生就跟我说：“你说的那些和你追求的那些，在我都是短板，以后等我退休了会好好向你学，争取补上这一课。可现在，我的精力还不能放在这上面。你别难为我，我也不限制你的自由。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想出去采风搜集写作素材、或者跟朋友出去疯、跑、参加社会活动，我都尽我所能支持你。”后来就成了我四处采访参加活动，先生虽然不露面，却是我随叫随到的好司机兼保镖。 

柏林电影节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能让观众与电影的主演和主创人员近距离地见面。但这也得看运气。

2000年，在杂志社当编辑的朋友送我一张入场劵，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我的父亲母亲》，条件是看完电影后给他们写一篇影评，我欣然应允。那时候章子怡还是没出大学校门的小姑娘，这是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那天的电影放映后，反响特别热烈，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但是主演和主创人员都没出现，我很不甘心。

我记得柏林电影节的影片目录上都会标明电影的主创人员名单，以及他们入住的酒店。我在目录里仔细查找，真的找到了张艺谋、章子怡的酒店，就直奔到了那里。到了酒店，对前台报了朋友杂志社的名字，我说要采访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前台接通了张艺谋房间的电话，却转到了自动录音上，证明他们并不在房间。我想：“既然来了，也别这么一无所获地离开，索性去酒店的酒吧里喝一杯吧，顺便体验一下明星们下榻的环境。”

 

坐在富丽堂皇的洲际酒店酒吧里，叫上一杯啤酒，我留心观察着周围那些盛装艳丽的明星和衣冠楚楚的制片商，一抬头，就发现张艺谋和章子怡坐在我对面那桌。我大喜过望，想都没想就下意识地端着酒杯过去了。我向张艺谋介绍自己说“我是您的影迷。今天我在电影节上看了您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特别感动，正好有个德国当地的文艺期刊约我写这部电影的观后感，我想跟您聊聊这个电影。” 

  （2000年，我在柏林电影节上采访张艺谋，及发表的访谈）
 

张艺谋那时候虽然在国际电影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国外没有多少中国观众，也没有中国记者。所以他很热情地表示愿意和我聊他的电影，但是章子怡很疲惫，于是我们约好了在第二天中午11点，电影节评委们公布评选结果之前我过来找他 。

第二天我带着兴奋不已的妹妹，她扛着先生记录实验过程的摄像机，准时出现在酒店大堂。见到张艺谋，我和他往那儿一坐，开始就着电影的话题聊了起来。我不停地向他提问，一抬头，发现周围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好多麦克风和摄像机，像树林一样将我俩团团围住。就这样，在聚光灯下我和张艺谋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他被主办单位接走。

回家之后我把和张艺谋的聊天记录，做成一个访谈专题，向柏林的那家侧重文艺的中文杂志《新新华人》交差。文章登出来之后反响很大，大家都在打听谁是黄雨欣，都说这人太牛了，竟然能跑到张艺谋的住处去堵他，还写出专访来了。连报社派出去的记者都没能采访到他，竟然就被这个临时客串的黄雨欣给做到了。杂志的老板也因此亲自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做文化记者。可以说，正是和张艺谋的一番对谈，使我结束了陪读夫人的身份。

  （2005年5月，柏林市政府举办的中国文化电影巡展，我在采访著名作家莫言）

我在《新新华人》杂志社干得风生水起，很快被升为主任编辑，把杂志策划得红红火火，柏林的中国读者几乎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柏林电影节的媒体库也把我的这篇文章收藏了。从此之后，每年的电影节之前他们都会给我寄邀请函，询问我是否愿意继续当特约记者。我当然求之不得， 就这样我一直做着柏林电影节的特约记者，直到今天。

黄雨欣
采访李安

（2020年2月我在柏林电影节上，德国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最后一次采访对象是李安）

 

2003年《新新华人》的老板转行了，在此之前，德国另一著名的华人报纸《欧华导报》就已向我伸出橄榄枝。该报纸的老板和主编都是我仰望的留德学人，是德国学界资深的创作人。作为陪读夫人能进入他们的行列，我倍感荣幸，十分热情地加入该报社成为编委。再后来有更多的杂志和报刊向我约稿，我也在以写作为职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0年7月23日至25日，黄雨欣在先生陪同下参加《华商报》首届联谊会

2005年6月18日，欧华作协在德国Rothenburg举行联谊会。黄雨欣（左五）与俞力工会长（左三）、修海涛总编（左四）等在餐会上会谈

03陪读夫人与学者的协调，平行生活，相得益彰

学术成就斐然的先生经常参加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学术活动。可不论去哪里，也不管住的是旅馆、招待所、酒店或者公寓，对先生而言，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和睡觉而已。作为随行夫人，我跟着他周游世界，也希望他能陪我认识世界。可先生却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陪你来玩的，要看世界你自己去看。”

（先生在布鲁塞尔评选项目，我从德国飞到比利时与他会合。为了不打扰先生，我托着行李箱在欧盟总部的大厅里一边等候，一边写作）

在日本的那须高原，平时先生忙于工作，好不容易盼到周末，我想要他陪我到山上去看天池和瀑布，可他却要我先包饺子，“吃饱了我才有力气去爬山。”我一边包饺子一边急得哭，我数落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山吗？这是《追捕》里杜秋救下矢村警长的那座山!我要去看那个在山顶的湖和湖水从山下倾泻而下形成的瀑布，那是亚洲特著名的景观。等你吃完饺子，太阳都下山了！” 可先生不为所动，他不理解我：“这种景色我们家乡有的是，我如果留恋这类东西就不会考到大城市读书了，出门不就是这种自然景观吗？什么杜秋，什么矢村，乱七八糟的你说些什么呢？”

（陪先生参加学术活动，我台大校园门前的椰林大道上留影）

此时，我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看来是指望不上他陪我看世界了，靠人不如靠己！这以后再随先生外出去做学术活动，我都会提前在网上做好足够的行前准备。白天先生忙于学术研讨，我就一个人出去游览名胜古迹、体验风土人情，晚上赶回去参加他们的晚宴，告诉他们我白天的所见所闻，还抽空整理成文章。我绘声绘色的描述，有时候甚至挖出连主办人都不知道的景点和典故，把科学家们的聚会变成了我动人的高光时刻。面对那些学界老夫子们对我的交口称赞，先生这时候就会骄傲地说：“我家雨欣可是记者呢！”

（陪先生在瑞典参加学术会议，正好我的新作发表，先生的科学家朋友们为我办庆典，照片左边的科学家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前任主席）

就这样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里平行地前进着，在相处中找到了两个人相得益彰的平衡点。不管多么重大的学术活动，先生一定会带着我参加，而我一定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他增光添彩。每当我随口吟诵一首诗的时候，先生总是表情夸张地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半真半假地说：“你真了不起，怎么会说出这么优美的语言！”

（陪先生到韩国参加学术会议，我与韩国的艺术家合影留念）
 04一陪到底，分居不分心，家庭事业两不误

随着中国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先生将他的科研重心放在了祖国。这时候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但是小女儿还在读小学。我们就准备在中国联系学校，我带着小女儿回国跟先生团聚。

虽然有我的教导，女儿的中文水平还是跟不上国内学校的进度，需要上德国在中国开办的康德私立学校。我们考察了实际情况，先生给我打预防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回国后你就又没法工作了。你得全部身心泡在孩子身上，每天接送，陪她去各种校外班、补习班，这些都会令你分身乏术，而且我们暂时还报不上名，要排队等几年。”

怎么办呢？一愁莫展之下，康德学校的校长给我们出主意，让女儿先在柏林的康德分校学习，等国内有空位置了就再转到国内去。我们采纳了这个两全的建议。等了两年后，小女儿已经习惯了这个学校，她担心自己不适应国内。权衡来权衡去，我想：“既然是以陪读夫人的身份迈出了第一步，索性就陪到底吧。陪读，把先生陪得功成名就了，把大女儿陪上大学了，我就接着陪小女儿吧！”

（我们一家四口在北德滑雪）

就这样我陪着小女儿暂时留在了德国，先生则在国内专心搞他的科研。这一分居，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实际上我们是分居不分心，好在德国假期多，几乎每一个寒暑假、宗教节假日，我们都会充分利用起来，享受阖家团聚的温馨时光。 因为年轻时恋爱的时间太短，有时候我会追问先生：“你爱我吗？”他回答:“我爱我媳妇儿！谁给我当媳妇儿，我就爱她！”他还说“如果一个男人不爱自己的媳妇儿，而去爱别的女人，那不是傻子吗？”他就是这么一个虽然吐不出情话，却让人心里倍感踏实的人。我做的事情和我今天的收获，实际上都是有先生在背后一直支持着我。如果没有这个强有力的后盾，没有这种心里的安宁和踏实，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05写作引伸出来的中文学校

随着我写的文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我，就不停地有读者找到我。他们表示信任我，让我教他们的孩子们学中文。我想，即使是教中文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教。

于是， 在2005年，我利用暑期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对外汉语教学。整整一个暑假，每天八小时高强度、全封闭式进修，培训了100多个课时，最后考下了对外汉语教学教师资格证书。2005年9月，我回到德国之后就注册了一个柏林雨欣中文学校。

 （全德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中，我和我的学生都得了大奖，在柏林文化中心举办的颁奖典礼上我上台发表获奖感言，并与我的学生合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李公使前来祝贺。）
 

因为我的读者众多，所以学校生源也源源不断。根据海外语言环境和移民二代的特点，我总结出独特的小班教学方法，课堂上每个老师只教2到3个孩子，因材施教，让学生的中文水平提高得非常显著。我校十几年坚持不懈，教学成绩斐然，每年都有学生在世界华人作文大赛中获得殊荣，我也连续十几年获得“世界华人作文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7年，我以51岁的高龄参加了德国的教学进修班，结业的第二天就被聘到中国文化部驻柏林文化中心担任对外汉语教学教师，面向欧洲学生主讲中文写作、古诗文欣赏、汉字理解记忆法等课程。

 （2020年，我陪先生在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的庆典上）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所有的付出生活都回报给你的，有的回报不是马上就能看到的，有的甚至是要若干年之后，你回头再看时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做了那件事，才有了这个结果。有的回报你能看得到，有的你看不到，有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显现，但以后总有一天会显现出来的。你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每一丝辛劳，你走过的每一步每一个脚印，到后来生活都会告诉你，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在我这里，生活已经加倍地回馈给我了。我非常地感恩生活。

图片由黄雨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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