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怀念80年代时，在怀念什么？

洛阳纸贵的尼采， 红极一时的《一无所有》，震撼人心的《伤痕》， 口若悬河的文艺沙龙……

所有这一切，表征着渐行渐远的20世纪80年代，但它们又不是1980年代的全部。那个以“文化热”著称的年代到底是怎样的面貌？

▌一个文艺重新复兴的时代

在三联书店于2006年推出的大型人文访谈录《八十年代》中，著名旅美作家查建英女士和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甘阳、刘索拉、李陀、栗宪庭、田壮壮等十余位成名于19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一一深入对话，试图立体地还原面相复杂、异彩纷呈的80年代。 

年轻一代的读者可能稍微有些陌生，但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刘索拉、友友、严歌苓、虹影、刘西鸿等紧随其后。

追忆77级北大中文系文学班同学中后来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和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参与者、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子平，当时班上年纪最小的查建英“抬不起头，他们‘老三届’都是满肚子故事”。 

在当年北大的文学刊物《未名湖》上编发同学刘震云的小说《瓜田一夜》，查建英还以编辑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找来刘震云谈话。

《八十年代》访谈对象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夫人夏晓虹教授，和查建英“同班同宿舍”。北大中文系77级的古典文献专业则“出了个葛兆光”。 

而认识北岛和《今天》的诗人们是大一大二的时候，“逃课骑自行车进城，在一个四合院听他们读作品”，“北岛是我们当时的‘文学偶像’”。 

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查建英

▌不做糟糕的学者，做喜欢的事

1981年秋天，查建英去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如果那时有托福考试，我就过不去了”。

两年后，查建英因为喜欢纽约，就从申请成功的五所名校中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也是胡适、罗隆基们当年留学的地方），开始师从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夏志清先生，“夏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很多人特别喜欢他，也有很多人特别不喜欢他。纽约也是这样一个城市”。

查建英让夏志清“失望”的是没有读博士，说是准备回国研究“美国的‘越战’小说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小说”，但只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口试的查建英带着哥大的博士论文奖学金回到了中国。

此前，黄子平就在信中告诉她，1985～1987年左右“文化热”时的中国“不知道有多好玩儿，多热闹”。临别哥大，《东方主义》作者、时任哥大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萨义德教授疑惑地问：“你是不是还会真的回到我们这儿？” 

“与其做一个特别糟糕的学者，不如做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尽管没有回到哥大读博士，查建英后来在双语写作上的成绩是无愧于夏志清先生的。

1995年撰写自己“第一本比较成熟的书”《中国波普》（China Pop），查建英率先描述分析了中国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以及身在其中的文艺人和知识分子的种种面相，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查建英部分最新的文章也在《纽约客》陆续发表。 

最近20年，查建英先后在北京、纽约、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和佛罗里达居住，2003年秋天又回到北京定居，每年回纽约两次，“北京和纽约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定居北京也是为了收集《中国波普》续集资料的方便，而且她“希望女儿在中国的中文学校上几年学，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有美国那样一种国度和文化”。 

作家查建英

▌一次记录时代的访谈

近年的朋友聚会上常听到关于1980年代的即兴回忆，“而且永远伴随着生动的细节和风趣的评论”，查建英这样说道。

“讲故事、说段子自然也是一种叙述，但茶余饭后的闲谈毕竟零散随意，难有深入的追究和细致的梳理。这么多人物、事件、看法，如果能比‘说段子’再进一步，不惮反躬自省，做事后诸葛亮，进行一点时过境迁的追述分析，如有心人记录编纂成书，一定有趣。”

“至少可以为过来人和后来人留下些关于那段生活的回忆思考。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也该有人来做一本关于80年代的书了。” 

有心追忆1980年代的查建英后来受朋友洪晃的《乐》杂志之约做阿城等文艺人物访谈，开始还是小打小闹，后来朋友们的真知灼见让查建英甚至中断了自己另外一本英文书，开始郑重其事地做《八十年代》。

“真的坐下来谈话，这些80年代人，经过十几年的沉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个个一肚子干货，让我无法忍心丢掉那么多珍贵的材料，随便给读者端上一盘速成的杂碎，那样做，对不起这些老朋友，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80年代”。

查建英访谈时的兴奋和享受也传染给了随后的读者。她和陈丹青的对话在2005年11月号的《万象》杂志先期发表后就引起热切关注，资深书评人黄集伟当即在他的博客上大加赞叹，评论家刘绪源看了同一篇对话也感慨：

“那是我们的一个傻傻的年代，犹如青涩的青春期，它也许充满着幼稚和错误，然而，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激情，一种积极向上的蓬勃的生命力”。

作家张抗抗也电话催问责编吴彬：“你们的书怎么还不出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则不断地向“不常上网”的查建英介绍网上的热烈反响。

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陈丹青关于年代的精辟论断让人叫绝，“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整个对话保留着强烈的原生态，陈丹青既会兴之所至地讲几句粗口，也会很绅士地征询“可以吸烟吗？”查建英听到陈丹青不加遮掩的精彩表达也大笑“你到底说出来了！” 

访谈中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陈丹青与阿城的交往还历历在目：“不久我去美国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他妈眼泪。”

“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了，他给我寄了一份杂志，好像是《收获》：《棋王》《孩子王》《树王》，都发表了。他直接把杂志寄给我，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撕掉——那会儿哥们儿都穷啊——我赶紧躺到床上读！” 

“那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浪漫时代”，查建英作为“八十年代”的亲历者和那个年代文化复兴的在场者，俯瞰今昔，既有对那个时代的深深迷恋，也有冷静的自省和反思。她当时进行的那次采访，成了80年代精神史的一个独特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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