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假伤心往事：杀人越货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法律可以揭露罪恶，

却不能消除罪恶。”

——诗人·弥尔顿

「逝于1674年11月8日」

代表作品：《失乐园》

……

01.

1983年，老人视察深圳前一年，地处北方的新乐县城一口气搞了12次大型庙会。商贩闻讯赶来，把生意摊子铺得红红火火。改革春风吹进门，新乐人民真精神，掏出白花花的银子，抱着农畜产品回家。

可精神了没两天，就发现有商户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市场起来了，人心变坏了。

为解决问题，当地工商局长袁荣申派人去搞监察。然而收效甚微，仍不断有消费者上门投诉。就在此时，他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国外有个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心头一动，扭身去北京工商局申报了一下，回乡成立全国首个“维护老百姓利益协会”。2个月后，改名为“新乐县消费者协会”。

历史的发展就是这般巧趣，一件大事的发生原来并不一定是从大人物身上徐徐展开的。次年年底，中国消费者协会才正式成立。

而在袁局长的带领下，“新乐县消协”已经给老百姓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消协成立没两天，一个叫王玉增的农民找上门来。他新买的“红旗”牌拖拉机轮胎坏了，去找门市部销售员退货，销售员说你用了怎么能退呢？消协立马出面调解。最后，王玉增顺利拿到了退赔的30元钱。

3年后，县里有人买了台“桃花牌”电扇。家中两个孩子不幸触电身亡。接到投诉后，新乐消协做了大量质检工作，最终判定该电扇的三线插头完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随即要求厂家赔偿3500元，并处1500元罚款。

事情传到上面，全国各地立即停售该产品。经此一役，新乐消协在全国打响名号。

消费者们也明白了，买回家的东西有毛病，千万别再忍气吞声。

中国掏钱买东西的人，从此要站起来了。

02.

商品改革浪潮下，假货、次品来势汹汹，一两个地方消协撒下的静态捕鼠夹，无法挫败丧心病狂的逐利者。翻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打假要案，什么假农药、假种子、假酒、假鞋，十足考验着我国消费者的求生意志。

也别说老百姓了，连时任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都被坑了一道。

1990年，胡平前往湖北调研，在武汉花49.5元买了一双皮鞋。穿不到一天，鞋后跟就掉了。新华社记者得知此事，特意写了篇采访报道《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被30多家省级报纸转载，传为一时的笑话。

无独有偶，当年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到北京出差，一个喷嚏把皮带打断了。跑去厕所一看，皮带里一层马粪纸，外面裹一层破布，再用塑料一压，就当真皮卖了。朱镕基去浙江视察工作，听了此事，连呼“报应！”。

“谁叫你们温州造假这么厉害？”

就在胡部长被坑几个月前，上头史无前例地为一个小小的柳市镇“单独发文”，国家七部局成立督查组前去处理。5个月里，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关门，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假货猖獗，可见一斑。而类似的作坊，正在沿海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在滚滚而来的假货巨浪下，在消费者咬牙切齿的痛骂中，1991年，“3.15晚会”应运而生。晚会当天，现场设了10部维权电话。一开播导演才发现自己远远低估了我国的造假能力。10部电话瞬间被打爆。打不进电话的观众，直接把商品带到现场，扛着洗衣机就来了。

事实证明这场准备不足的晚会意义重大，不但为广大群众完成了维权启蒙，还给无数厂商提了醒：脏事干多了的，准备见光死吧。

90年代初“3.15晚会”影响力之巨，现在10个顶流KOL加起来也比不上。第一届晚会结束后，央视收到各地来信、来电6000多个。第二届晚会，国务院10个部门的负责人亲临现场。节目中，敬一丹远赴安徽采访一起热水器致死的案子，受害者当场控诉，安徽方面在晚会还没结束前就做出制裁决定。

当时记者评论：

“老百姓最爱看的是春晚，最想看的是3.15。”

凡是被晚会点名的，个个都元气大伤。主办方也硬核，只要违规，管你是谁，一律曝光。当年化妆品“霞飞”，年销售额5个亿，还是残疾人福利工厂，由于3款产品外包装无卫生许可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被点名后销量大跌。霞飞极其不满，给央视扣了个大帽子，说是要“搞垮民族企业”。

最后台长杨伟光站出来说：

“只要是假冒伪劣，我们就坚决给予亮相。做得对，天王老子说情也不怕！再大的压力，我们也得顶！”

03.

1993年，晚会转为政府组办。连续5年，十几个部长现场办公。每次筹办前，有的挖线报，有的搞突击，有的查黑窝，四处埋伏，联手出击，在打假战线上立下赫赫战果。由于被点名企业非死即伤，每次晚会前，不少人想办法打听上榜名单。曾有著名相声演员凌晨6点跑去找导演，就为给企业求情。

晚会越办越利索，官方打假也越发迅疾。1992年，上头下发了一份关于严打假冒伪劣产品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专项整治。假农药、假化肥，一个个都被揪了出来。其中最猖狂的，是一个叫罗德明的假酒商。

80年代末，他拉着一帮人用假商标、假包装造假茅台，谋取数百万暴利。1992年全国查出的假茅台，相当于茅台厂年产量的六分之一。罗正是最大的头目。

最终，他付出了吃枪子的代价。

同年两会，数百名人大代表递交20多份议案，要求制定专门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一年半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票通过。从这天起，广大消费者的腰杆应该更硬了。但大多数人尚未觉醒，不知买了假货如何维权。

就在此时，王海站了出来。

1996年3月16日，人们打开电视，发现央视推出了一档新节目，名叫《实话实说》。笑容狡黠的崔永元正带着一帮专家讨论“王海现象”。

“现象”起因，不过是前一年王海陪弟弟进京考试时，偶然在书店里翻到《消法》，从此就多留了个心眼。不久，他在北京某商场买到一款耳机，一看是假货，想到《消法》上的赔付条款，一口气买了十支，并向商场发起理赔。几经辗转，王海给出了“假货证明”，从商场手中拿到800元赔偿款。

经此一役，王海信心倍增，相继在其他商场展开“购假理赔”活动。他频繁地知假买假，以此换取赔款。经报道后，媒体将其视为“打假英雄”，商场却把他视为“刁民”。到底是英雄还是刁民，《实话实说》现场展开了一番争论。有人说他是为民除害，有人却说他谋取私利。

不管争论何等激烈，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颁发的“打假奖”，已经证明了民心所向。时任会长不但支持王海，还呼吁更多消费者站出来，和他一样勇于打假。次年，《南周》将其称为“脚踏实地的爱国者”。

从此，江湖上有了“职业打假人”。

被媒体冠以“打假第一人”名号后，王海开始在全国各地打假。据自传记载，所到之处，商家闻风而动，媒体夹道欢迎。王海人还没来，当地媒体就会造势。全国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没参与报道。

“打假”得到关注，让不少人开始活动心思。

这里面，就有“北方狼”刘殿林。

04.

王海风风火火闯九州时，经商多年的刘殿林正因一起官司耗尽家财。看准“双倍索赔”这一“致富路”后，刘殿林迅速入局。

是年6月，他在唐山某商场买了5台598元的录音机。机器标注日本产，实则杂牌。半小时后，刘就拿到了2990元的赔款。尝到甜头的他发觉“赚钱”如此容易，便以唐山为阵地，开始职业打假。

结果两年时间不到，唐山就被他薅光了。

1998年，刘殿林投奔到王海旗下。当时正有一帮假药贩子把治拉肚子的“诺氟沙星”包装成进口药“淋必治”。3毛钱买进，七十块卖出。两人联手摸清这批药的来源、走向，在数地药店大批购药，把他们告上法庭。一波骚操作下来，两人赚了几十万。同时参与这场打假的，还有山东的臧家平。由于其专司药物打假，民间一度将其封为“假药克星”。

2000年前后，个人打假不好干了。王海搞了个咨询公司。刘殿林见状，也成立了“笑面狼”，开始与企业、政府展开深度合作。

公司成立不久，刘听说河北有一批假冒日本“资生堂”的产品，迅速展开调查，一次拿到7000元赔款。当他去别的城市购买产品时，发现十几个商场的供货商背后都是同一个人。与供货商谈判，对方身后站着一群保镖。刘殿林知道不好惹，要求在人民大会堂旁一家宾馆大堂里退货，退款打到账户上。这场打假战前后持续100天，涉及十几个城市的50多家商场，赔款高达30万。

刘殿林从此一战成名，商家谈狼色变。

随着市场完善，政府打假力度加大，消费者维权意识觉醒，原以为造假团伙会望风而逃。然而暴利所在，总会毒诱人心贪婪。

走过千禧年后，王海和刘殿林以及其他职业打假人，建起数十人的团队。10多年里，众人风雨坎坷，打掉一个假货，还有下一个假货，理赔一个商家，还有另一个商家。刘殿林说，虽然手下20多个人，还是分身无术。

“业务实在是太多了。”

后来记者采访王海，他说，团队30多人，一年要打1000多宗案子。一年购假消费1444笔，金额高达200多万元。一年打假成本400万，最终能赚到1000万。尽管这个行业每年都有人进来，假货还是遍地跑。

10余年来，前赴后继的“职业打假人”，不但要跟造假者们斗智斗勇，还要面对生命危险。当年王海上《实话实说》一番乔装打扮，他告诉小崔，绝对不能露脸。

一旦露脸，以后这假就没办法打了。

2003年，一个客户曾找王海调查紫禁城国医馆老板赵君，被王海拒绝。恰巧当天黄立荣去王海公司应聘，在旁边听到此事。离开公司，黄立荣私下接手此案。结果在用望远镜监视医馆时，对方派了几个人过来对其拳打脚踢。

由于黄立荣不肯透露受雇于谁，对方活活将其打死，最终抛尸街头。王海听说此事，后脊背一凉。从此更加小心，不敢轻信于人。

此外，“知假购假”“投机敛财”的争议，一直伴随着王海等人。始终有人觉得他们是在钻法律空子，借为民除害填满自己的口袋。

随着经济发展、物欲膨胀，不少职业打假人最初的理想主义被金钱彻底腐蚀。圈子里时常流传着“谁打了谁赚了几百万”“谁最近又开上了豪车”的传说。有了甲方爸爸给钱，不少打假公司最终沦为企业雇佣的打手。

当初是市场起来了，商家变坏了。

后来是想赚更多了，打假人变坏了。

05.

一度被群众誉为“假药克星”的臧家平，在2003年因敲诈勒索被判入狱3年。当时臧买了4000元的“藏汴宝”，认定为假药后，以“登报”威胁要求对方赔偿一万元。

尝到甜头后，臧声称电脑里有重磅文章，要求对方以4万元买下他手上1.8万元的药物，并以3.5万元收购他2000年买的1.3万元的电脑，否则就把文章发给媒体。

对方给了钱，同时也报了警。

2011年，成都的职业打假人刘江，以举报发布虚假广告为由，勒索全国300多家电视台，共涉240多万元，最终被判入狱7年。刘江的路子，是针对媒体上的食品、保健品等虚假广告打假索赔。早在入狱前，就因行为过激、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多次。

在他和臧家平这里，打假成了谋利手段。

恰恰是这些人，曾被捧成社会良心。

说到底，还是因为广大群众对“假冒伪劣”深恶痛绝，深受其害，但凡有个胆子大的站出来打一打，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英雄。

岁月跌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金钱的诱惑下，不但打假英雄变成了流氓，连3.15晚会的公信力都一度受到影响。2013年，晚会曝光苹果售后问题，何润微博批评苹果后来了句“大概8点20分发”，瞬间占领热搜。

网友们都说，何老师这托儿当的，跟春晚的董卿老师比起来差远了。

此前曝光麦当劳的鸡腿保质期问题，网友们更是无语，说这几年各种能把人吃死的食品安全不见你们曝光，跟鸡腿较什么劲？2014年，郭振玺被检方带走，涉嫌受贿犯罪，更让观众对“3.15”的信任产生巨大动摇。

郭振玺本是个大才，在他担任央视广告部部长期间，营业额突飞猛进，年年上涨。央视“大管家”的名号，由此而生。早年那句“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郭部长的杰作。可惜入主财经频道后，一手“3.15晚会”，一手“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大权在握，郭部长渐渐就迷失了方向。

晚会曝光名单上，到底有多大的操作空间，一直被外界猜测。郭被带走后，关于其因权谋利的传言一直不断。在其被立案侦查后第一个交易日，某司与其私交甚密的第二大股东，紧急套现5800多万。而在此前，该股东在央视投放广告至少2亿元，位列年度前三。

实在引人无限遐想。

那几年，“3.15晚会”屡次不痛不痒的曝光，拿同一个行业里个别的品牌黑点来开刀，引来不少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

大家一致认为，有内味儿了。

经济发展了，人心更坏了。

无论江湖、庙堂，队伍里都出了败类。

而那种不问金钱、只问公义，一心建设祖国良好社会风气的打假人有没有呢？

有，当然有。但某种程度上，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比造假的人还要沉重。

06.

2006年，奶站站长蒋卫锁不惧风险，以社会良心的姿态，拿出了一份《中国西部乳业濒临崩溃边缘》调查报告，一举揭露我国奶业的造假、掺假现象。结果报告出来，不但不受支持，还屡遭非议，甚至因不堪重负而离婚。

蒋卫锁是个地道的奶业人，为了不让奶农们吃亏，甘愿拿出自己的钱来补收购差价。为了揭露同行造假，曾准备好一手详细材料，千里迢迢送到记者手中求曝光。

他跟职业打假人不同，从没想过从这件事中谋利，为的是让这个行业得到净化，让消费者喝到一杯真正放心的牛奶。但直到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当初那些屡屡劝阻他、对他施加巨大压力的人，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此后，蒋卫锁得到“英雄”称号。他希望更多人站出来，一起打假：

“只要有假冒伪劣，我就会一直打下去，我今生和乳业绑到一起了。”

可惜蒋卫锁的路并没有走太长。仅仅4年后，他便在家中遇害。被结婚不久的妻子伙同一帮亲戚活活打死。在审讯过程中，其妻指出蒋卫锁喝酒后有家暴倾向。

但外界始终猜测，蒋的死背后有“阴谋”。

就在前一年，有“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之称的高敬德离奇死亡。这位几乎花光积蓄参与数百次药品打假的斗士一走，迅速引起外界质疑。尤其当死因被公布为“艾滋”后，同在医药行业打假的陈晓兰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是艾滋病，身体就没有丝毫抵抗力了，每次感染都可能成为他的归宿，他本人竟不知道？这个玩笑未免开得也太大了！”

2007年，陈晓兰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此十年前，她经历了无数的漠视、侮辱、恐吓和委屈。1997年，一位病人找陈晓兰，让她不要给自己打“激光针”，说打了会哆嗦。陈晓兰觉得奇怪，就去看了一下配套医疗器械，发现给病人打的是紫外光。

陈向领导反应后，却被严厉批评。

倍感委屈的陈晓兰开始研究相关知识，并一个个走访注射过“激光针”的病人。结果受调查的23位病人中，9人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

此后，为了揭露伪劣医疗器械，她先后四十次赴京，省吃俭用，丢了事业，花光了积蓄。最惨烈的是，在揭露过程中，为了投诉相关单位，陈晓兰冒着生命危险亲身试针，这才让药监局做出了禁用决定。

漫长的打假生涯里，陈晓兰几乎失去了一切，健康、工作、朋友，相关利益者叫她小心点，同行业的人说她是叛徒。她不过是觉得身为医生，与生命打交道，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0年里，陈晓兰举报过的8种假劣医械被证实、被查处。但对这“战果”，她本人并无喜色。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黑幕。

“对手太强了，我觉得我看不到尽头。”

看不到尽头的，何止是陈晓兰们呢？

当职业打假人都变得越来越势利，庙堂晚会慢慢变得隔靴搔痒公信力也大打折扣，普通人做社会良心的成本越来越高后，不知道往日习惯了忍气吞声的消费者们，还能寄希望于谁来帮他们解决一个个维权困境。

穿越时光的破路，回看当年90年代硬核的“3.15”晚会和理想主义尚存的职业打假人队伍，我耳边又不禁想起了当初闫肃老爷子写给那姐的那首晚会主题曲《雾里看花》：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20多年过去了，当消费变得越来越容易后，这双眼到底该问谁借，成了一个问题。

对了，《雾里看花》收录在那姐第三张专辑里。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我们不言别》，写得特别像假货和消费者的关系。

里面有句歌词是这么写的：

“你不能告别昨天，一切都留在心间，相逢正是曾相识，就不问哪月哪年。”

「全文完，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