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重要根基和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反映，其本质是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是其重要的核心要义。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挑战：国际局势风云多变、多元价值交锋博弈,国内各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治理水平参差不齐等。为此，我们需要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动经济社会共建，夯实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增进政治认同；强化文化情感归属，系牢精神纽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强化命运意识，积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
董 慧 王晓珍
作者
人类历史经验表明，民族团结与繁荣始终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299在多民族国情和多变世情的复杂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各民族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于各民族的共同生活和生产实践，凝聚着各族人民的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对于民族团结、国家繁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风险与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我国民族团结稳定繁荣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和意识支撑，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稳步起航，并以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变革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从理论层面看，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尚需拓展。自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相关研究热度不断提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发现，尽管当前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涉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考察、价值探究等内容，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探究仍有待拓展：一方面，当前关于其概念意涵界定的研究，多是对其内涵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考察，对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高度凝结共同意志、团结民族命运的特性探究尚需深入。另一方面，当前关于其概念的讨论多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基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整体性、历史性的科学视角的研究较少。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辩证等特征，理应成为我们探讨民族相关问题的科学视角和理论基础。
从现实层面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对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新征程的顺利开启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发挥我国制度显著优势中的重要作用，即它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再次强调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的重要性。此外，我们还需认识到，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化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了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理念。全球治理是多个国家、不同民族的共同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在理念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与共、共生共存的共同体，全球治理需要将全人类看作一个命运相依、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制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保障，给予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全球治理需要保障各个国家的独立主权，构建民主、自由、平等的共治机制；在实践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各民族共建共享美好家园，在全球治理中共商共建共享也是全人类进行合作的重要原则。因此，尽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的是中国对自身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但其所包蕴的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增添了重要动力。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从生命视角凸显了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体性、紧密性、命运性，凸显了“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抓”［4］的重要性，更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提升中华民族内聚力、汇集各族人民发展合力的关键性。一方面，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各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治理水平差异等问题，正考验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牢。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意识反映，其本身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以一种精神、道德层面的客观力量规约着共同体成员的行为，引导着共同体的有序发展。因此，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剖析其现实挑战，探究其铸牢路径，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概念是“思考、批判、争论，解释和分析所必须的工具”［5］，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内涵的全面考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具有广阔的历史性和突出的实践性，对我们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广阔视角，从其唯物辩证的意识观、民族观、历史观、国家观出发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反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活力的彰显。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意识、社会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的纵深考察，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即它是各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它包含确认根本归属的政治认同、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的身份认同三重内涵。
1.中华民族共同体：总体性的存在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华民族”与“共同体”复合而成，但这种复合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属性。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属性突出体现为各民族在历史实践中、生产力发展中、内外部交往中所形成的共同生活的总体存在方式，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实践问题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历史的视角，剖析生产力对民族产生、发展、矛盾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出民族的实践决定民族政治结构、精神意识及共同生活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广阔的世界历史视域下，“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6］520，民族作为总体对外交往的形式，由民族的生产实践所决定。民族交往的扩大和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相互作用、联动发生的，“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7］是以一种总体的形式参与世界交往并实现自身发展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总体存在方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各族中华儿女组成的地域共同体，也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进行的生产、生活的实践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的生产实践中，伴随着民族精神、价值、文化、记忆等的积淀，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成为意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同时，随着政治文明和人类世界交往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逐渐发展为拥有独立政权和完善政治机构的民族国家，成为具有政治立场、政治原则的国家共同体。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意识到，在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也面临着更多复杂的风险与危机。在现代性的风险社会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更是各族人民共同抵御风险、共同生命归属的命运共同体。地域、文明、政治、生命的四重维度，不仅确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族人民总体存在方式的本质，构成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内涵，还彰显着它的总体性特征。
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其蕴涵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共有记忆、气节、文化等一切精神内涵。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由个体走向共同体过程的展开，是个体的自我意识向社会意识的进阶，其最终指向是个体自我意识与共同体社会意识的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它是“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8］，它包含各民族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的理性思维以及共同生活中产生的感性记忆，因而具有其他社会意识所不具有的认同功能。也正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各族人民共有的心灵居所和精神动力。
纵观历史，人类对自身意识的产生机制、作用机制的探究与追问从未停止：从古希腊的斯芬克斯之谜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人们总是在意识到自身存在之后进行着无穷探索。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的意识是在一定范畴下产生聚集的感性经验，具有“经验性的统一性”［9］；黑格尔认为“意识是对一个对象的意识”［10］，自我意识是以自我为对象的意识，是自由的、个性的，理性思维则是人摆脱自我意识的偶然性通向法与道德原则的途径。尽管上述思想家的探讨展现出人类对自身意识的关注，但他们却只停留在对人的个体、抽象意识的探讨。哲学进入实践转向后，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意识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他认为意识的本质是人脑的机能，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6］524，它产生于社会性的生产实践和物质交往，质言之，意识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在马克思肯定社会意识的存在及作用后，许多近代社会学家也开始对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意识进行考察。滕尼斯将乡村社会的意识理解为共同体意识，并认为其是由习惯、记忆与本能感觉构成的“本质意志”［11］，表达自身对温情、守望的乡村共同体的怀念。涂尔干则认为社会意识是一种共同意识，它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12］，是通过伦理道德维系个体的社会纽带。
上述思想家对意识、社会意识、共同体意识的讨论，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启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以共同体形式存在、发展、生产、交往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并延续下来的社会意识，是一种具有重要反作用的精神存在。不同于其他集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情感的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包含各民族在共同实践中得以发展的理性思维，还包含各族人民共有的温情眷恋的感性记忆。它蕴涵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安全感、归属感、信任感、眷恋感、幸福感、认同感等一切美好感受，因而它具有其他集体意识所不具有的高度凝聚力、强大吸引力、特殊感召力，成为各民族命运与共、紧密相依的精神桥梁。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以一种认同的力量，凝聚着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情感，并使每个人都能共享其构建的温馨家园和心灵归属，从而获取更多的精神动力，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集体意识，更是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自身精神解放、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精神支撑和重要路径。
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内涵：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中华民族以共同体的总体形式进行生产实践，参与世界交往。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实践中发展的理性思维和积淀的感性记忆的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基础、情感归属、精神动力，其本质是认同意识的凝聚。它蕴涵着各民族在党的带领下,在共同革命、斗争与建设的过程中凝聚的政治认同，在共同生活和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认同，在参与世界交往中确定的身份认同。
政治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础的内涵层次，它体现为各族人民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根本归属，其本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道路、制度、治理的认同，它是文化、情感、价值等一切认同的前提和保障。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选择——治国理政理念、制度、道路等的认同。它形成于中华民族共同抵御侵略的历史中，确立和发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中，在中华民族的团结、繁荣发展中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7］，中华民族的实质是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在风险丛生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涵的政治认同表现为以国家为中轴、各族人民共生共存的命运意识。
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意蕴，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它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所依。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相对，是“建立在理性思维和理想信念基础之上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寄托”［13］。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以文化认同构建起的共有精神家园，是充满安全感、幸福感、信任感的心灵归宿，蕴涵着各民族共有共享的记忆、情怀、支撑、寄托以及希望，是中华民族产生内聚力、向心力的深层动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风貌的历史积淀，以及近现代实践中锻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民族精神为灵魂、时代精神为动力的精神凝聚。此外，文化认同还蕴涵着各民族的价值认同，即各民族对共有价值目标的认同。价值认同是各族人民共有共通的价值定位和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它形成于民族内部治理和外部交往的实践中，既是中华民族“兼济天下”“和合共生”传统美德的发展，也是共同体成员在共生、共存、生产、生活、交往中恪守的价值遵循与机制定位，引导、规范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身份认同是各族人民对自身共同体成员的归属确认，既包括在中华民族中的个体身份肯认，还包含各族人民在与世界交往中的群体归属肯认。身份认同是各族人民对自身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存在感、归属感、一体感的确认，也是对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主体感的确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体，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各民族成员对自身“中国人民”身份的肯认，也是各族人民对自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所拥有的人民权利、人民义务的确认，“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具有国家民族地位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整体性的认知和对中国国家统一意识的感悟”［14］。为确保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我国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共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观，努力实现“各族人民共创美好未来、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1］300。此外，在中华民族以共同体的形式参与世界交往时，各族人民都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群体身份参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世界交往中对自身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独有群体身份的认同，也是各族人民在进入外部环境、参与国际交往时安放自身情感、确认自身归属的重要精神载体。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现实挑战
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大国关系的日益复杂化”［15］，以战争、冲突为代表的传统风险和以“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1］45为代表的新风险复杂交织，全球经济乏力、政局动荡、冲突不断，给共同生活于地球家园的各民族带来了诸多挑战。国际与国内的双重考验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1.国际挑战：多变的国际局势与交锋博弈的多元价值。风云莫测的国际局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许多外部挑战。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发展格局的深入调整，使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多变。“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民粹主义崛起，国家间合作意愿下降”［16］，逆全球化潮流蔓延，新型国际秩序和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遭受阻碍。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中华民族在享受全球化发展红利的同时，也遭受到强权政治、经济危机、文明冲突等危机与挑战。此外，交锋博弈的西方多元价值及其冲击，也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族间的世界交往更加频繁，西方多元价值不断涌入，制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行与实施。价值的本质是文化，西方多元价值的核心是各类文化思潮，包括所谓的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这些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渗透、博弈，使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和共有价值观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深悉这种价值冲击，可以发现其本质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更深层、更隐蔽的形式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的扰乱。
2.国内挑战：经济发展不平衡、治理水平不齐、民族文化差异。其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削弱认同基础。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及其状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在2010年至2019年这10年间，5个自治区与其他26个省、直辖市的人均GDP都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此外，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生产要素上也存在不平衡发展。生产要素是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环境条件，当前民族地区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却存在劳动力资源外流、资本资源供给不足、技术要素缺失、数据要素发展滞后、区位环境限制、开发程度较低、保障支持不足等问题，导致资源开发受限、诸多生产要素供给和结构的不平衡。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给各民族带来一定的心理落差，产生一种由经济失衡导致的精神区隔，削弱了各民族的认同基础，制约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
其二，治理水平参差不齐制约政治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政治保障和政治认同功能。当前，这种政治认同却被参差不齐的治理水平所制约。由于各区域政治制度改革、治理现代化发展进度的不一致性，部分民族地区由于治理能力较落后、治理体系不完善等导致治理水平参差不齐，区域治理发展与我国整体化的现代化治理发展存在一定差距。现存的治理差距一方面会给少数民族带来政治生活体验上的落差感，影响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的认同;另一方面，这种扩大化的治理效能差异将逐渐深入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进而影响各民族的平衡发展，制约着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
其三，民族文化差异弱化文化认同。我国的制度建设理念、民族发展理念都深受文化影响，文化认同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深层认同。然而，多民族的史情、国情、族情使我国各民族在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这种文化差异首先源于民族物质生产生活习俗的差异，其实质是各民族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的差异，体现在民族饮食、服饰、建筑等以物质产品为载体的民族风格的多元化。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体现为各民族精神文明的差异。不同的民族，尤其是信仰宗教群众较多的民族，受语言、艺术、宗教、节日、礼仪等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精神文明的发展上各有特色。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为民族审美意识的迥异性，还反映了不同民族在价值理念、道德品质等精神力量方面的特殊性。尽管这些民族特有的精神文明使我国文化呈现异彩纷呈的发展样态，但这些差异性在某些情况下也增加了各民族互相包容的难度，弱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事务治理的主线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交流交往、共同繁荣的精神力量和重要支撑。同时，面对国内国际诸多困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也承担着为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提供经验与方案的历史重任。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去提升和发力。
1.推动经济社会共建，夯实物质基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意识的觉醒程度和发展高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18］只有在高度发达、均衡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上，社会意识才能够达到高水平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我国物质生产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它由物质生产水平所决定。当前，我国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正阻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我们不仅要提高我国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总量，更要加强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在民族团结工作建设中推动物质生产共建共享，夯实物质基础。
其一，在宏观战略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我们要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当前，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影响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我国西部地区，因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我们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继续以宏观性的发展战略提振民族地区经济，助推其现代化建设。此外，我们还需适度加强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倾斜力度，以完善的政策助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由于地理地形、气候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等因素，仍有一部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缓。因而，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要适当加强民族地区在教育、医疗、交通、卫生等社会民生方面的政策倾斜，积极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水平，促进其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提升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交通通达力、就业保障力等。
其二，在微观实施层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要强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现代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补齐要素短板，满足民族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短板。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地区的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能否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当前，民族地区由于地形、位置、气候等原因，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仍较为落后。而新基础设施，诸如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是各要素尤其是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基础和保障。因而，加快少数民族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民族地区激活新生产要素、促进各要素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还需深化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其区域市场经济体制，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和藩篱。经济体制包含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本质是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们要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经济体制建设与改革，提高其丰富资源的配置率和转化率，完善其产权制度、竞争制度，加强其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较发达地区的经济交流，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繁荣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
2.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增进政治认同。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保障，政治认同是各族人民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道路、制度、治理的赞同、支持和心理归属。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政治认同，我们需要通过以下努力。
第一，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民族团结，提升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增强其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国家意识是各族人民对自身政治身份归属的认同，它体现为各族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我们要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建设，以模范区的成功建设为各族人民树立鲜活榜样，提高各民族对国家的信任感、归属感、责任感，提升各族人民的政治安全感、社会幸福感、生活满意感。此外，“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19］。因此，我们还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的要求，全过程、全方位完善法律法规，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和保障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细化民族工作法律法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增强各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认同，增强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等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1］8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对党的领导的认同。因此，我们需要增强各民族对党的执政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带领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改革实践中开辟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和幸福之路。对这条正确道路的认同、支持、共建与共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还需要增强对党领导下的中国制度的认同和国家治理的认同：提升制度的民主性、政策的普及性、实施的科学性，增强各民族对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认同，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同；加快发展各民族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一步对民族地区治理模式、框架、制度进行现代化政治改革，强化现代化治理主体，培育现代化治理理念、部署现代化治理制度，更新现代化治理设施，全过程全方位提升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我国民族制度的显著优势，增强各民族对我国国家治理和民族治理的认同。
3.强化文化情感归属，系牢精神纽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8文化自信是文化认同的前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层次的体现。文化包容、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这三重文化认同的基本内涵，是提升文化认同的三大方向。因此，增强文化认同，强化文化情感归属，系牢精神纽带，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推动中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民族特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先进时代文化。我们要积极促进民族特色文化互动繁荣，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综合性与包容性，深入挖掘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信；保持和弘扬中国革命文化，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在铸牢中华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坚守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勇于担当、敢于自我革命的伟大传统；创新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时代文化，丰富文化的时代内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为其注入时代活力。
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各民族价值共识。在多民族价值文化差异以及西方多元价值的冲击背景下，凝聚各民族的价值共识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各民族在共同的历史生活中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完善发展的民族财富，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导向，理应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应该通过普及教育、创新宣传、实践培育等多种方式，“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1］300，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价值认同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第三，增强各民族的情感认同，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情感的认同，即“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对本民族利益、语言、居住地域、历史习俗等的亲近、喜爱和维护，对本民族的敌人和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的憎恶、鄙视”［2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蕴涵的中华民族情感认同，来源于各民族长期的共同生活与交往，是民族团结、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汇聚。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通过强化情感认同、增强各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以合力应大变。我们要充分挖掘中华民族在共同生活、革命、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发展的民族情感资源，并通过教育、实践，唤醒各族人民的民族情感、民族记忆，培育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温情、眷恋等美好感受，从心理、精神、记忆等更深层更内在的方面提升其情感认同。
4.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强化命运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参与全球治理是辩证、互动的有机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更好地加入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反过来，有序平等、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营造的和平稳定环境，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提供更稳定安全的保障。因而，我们应该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覆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更具影响力、感召力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与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中国理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我们要进一步传播和扩展“共同体意识”，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力，凝聚超越中华民族的、更广范围的命运共识。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气候变化、经济危机、战争冲突、恐怖主义等各类风险、危机复杂交织。在丛生的全球风险与重大挑战面前，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各民族已经无可避免地被置于同一个共生共存的全球环境之中，中华民族也被卷入其中。面对不断升级、日趋复杂的国际问题，我们需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发展，推动两种意识有机结合，统筹提升。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要持续铸牢命运意识，凝聚全球共识，推动建立更美好、更和谐、更平等、更自由的民族交往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内蒙古日报,2021-03-06(1).
［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5).
［4］ 洛桑江村.深入推进西藏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建设［J］.求是,2020(14).
［5］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8.
［8］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4.
［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4.
［10］ 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溯源［J］.哲学研究,2011(8).
［11］ 裴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6.
［12］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2.
［13］ 欧阳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如何构建［N］.光明日报,2012-02-28(01).
［14］ 李贽,张静.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
［15］ 陈伟光,刘彬.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视阈［J］.天津社会科学,2019(2).
［16］ 王明进.全球化“十字路口”,新型大国关系再思考［J］.人民论坛,2020(S1).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4.
［20］ 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上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825.
(责任编辑 吴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