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博物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构想 ——吴泽霖学术思想菁华及当代启示
摘 要：吴泽霖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与博物馆学家，他为推进国内的民族学和博物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对国内吴泽霖相关研究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概括，并通过对吴泽霖学术人生的重述及其关注重心的回顾，揭示吴泽霖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物”的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并重新“发现”吴泽霖的边疆博物视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过程中所呈现的重要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关键词：吴泽霖；边疆；博物馆学；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袁 剑,中央民族大学；朱晓晓，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
吴泽霖先生（1898-1990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博物馆学家，他曾先后任教于大夏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南民族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一位关键人物，他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创立与发展历程，其人生沉浮跌宕，正如王建民所指出的：“吴泽霖先生在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三个学科的发展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举凡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民族志博物馆建设、大学教学及系科专业建设，他都尽心尽力，颇多洞见。……先生毕生学术报国，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序言
人与时代不可分离，学术与国运也因之息息相关。梳理国内关于吴泽霖先生的研究状况，使我们认识到，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有什么是被遗忘的，什么是被忽视的；而在边疆研究层面，什么又是我们在理解边疆社会及其内在运行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吴泽霖先生对于边疆博物的认知与探索，为我们理解边疆知识生成及其在构筑中国人们的生活空间有着重要价值，提供了新的启示。因此，梳理国内吴泽霖相关研究，不仅是对既有研究的概括，也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得以重新发现学术史上的“隐退者”或“失踪者”，理解他从“域外群体”转向“边疆文物”所关注的议题背后，所寄托的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深切期盼与愿望。
一
历时性与共时性：学术生平
事件是由人构成的，时代同样充满着人的因素。观察人物学术水平，我们得以理解时代的逻辑，进而认知学术与时代的内在关联。
目前,已出版的以吴泽霖先生著述为主的文集有两种，一是《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二是《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这两本文集都收录了吴泽霖先生的部分论文，后者还收录了他学生的相关纪念文章。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吴泽霖先生的研究主要以两种路径展开，一是以其学术生涯为线索进行叙述，二是以一些真实的故事来回忆吴泽霖先生的为人品行。前者主要呈现在《吴泽霖纪念文集》中，包括吴先生生前好友和学生撰写的纪念文章。其后，随着研究范式的推进，超越单独的文本解读而兼容文本与语境的阐释，逐渐成为人物研究的重要路径，从而形成了兼具研究性的人物年谱等书写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哈正利、张福强主编的《吴泽霖年谱》，该书“摹写的不仅是吴泽霖先生的个人生命史，而是以吴泽霖先生为缩影的时代镜像，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发展史的历史镜像” ［2］ 。
第二类作品中，有许多文章曾经单独发表过，其中包括费孝通先生、王建民教授、吴泽霖先生的各位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其中，章人英将吴泽霖称为“敦品励学、教书育人的仁者”，不仅60年如一日的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而且“把学术思想和实际行动紧紧地结合起来” ［3］。钟年曾提到，吴泽霖先生谦虚好学、不耻下问［4］。张正明对吴泽霖先生的品格评价为诚实，为人诚实、处事诚实、施教诚实、治学诚实，在顺境中似乎还不算稀奇，在逆境中也一如既往，宁可无言，言必由衷，就非常难能可贵了。不仅诚实，吴先生还有“沉静”的气度，不但治学沉静不懈怠，就连面对生死考验也依然沉静如水［5］。
这两类作品，要么重视吴泽霖先生的生命历程及其学术创见，要么以亲身见闻对吴先生的学术人品进行充满深情地回忆，为我们呈现了更具真实感与现实性的吴泽霖，并为这种真实感与现实性的未来传承，提供了契机与可能。
二
时代感与关键词：作品的解读与分析
吴泽霖先生的一生经历了百年中国的各个时代，这使他的学术与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并且有效把握住了特定时局的学术关键词，向后世学界勾勒出了其学术思想演进的重要节点与基本框架。
1.世界眼光下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该书英文版是吴泽霖先生1927年在美国俄亥俄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早年思考的结晶，1992年出版中译本。在美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世界上的各种民族以及当时在美国十分猖獗的种族歧视”，引发了他对种族问题的深刻思考，并运用大量调查数据，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完整图景，为人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科学的资料。该书也是他从事社会学、民族学专业以来的第一本专业著述，是海外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先声，为中国知识界以“平视”的心态来面对和认知包括欧美在内的外部世界奠定了初步的基础［6］。吴泽霖先生是中国以自觉的学术理念关注种族问题的第一人。可见，吴先生的时代感知和学术思维十分敏锐。他“在二十年代已注意到种族态度与利益关系的复杂扭结” ［7］，这种高远的学术视野还体现在“为人们进行理智、科学地改善种族关系，解决种族矛盾进行了全新的理论尝试” ［8］上，因为吴先生认为种族问题并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得到彻底解决，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改善，“改善是我们唯一能希望的，至少在下一世纪前后” ［9］。该书初版至今已有80年，中译本也有将近30年，但依然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该书重点探讨的是种族歧视问题，反映出作者追求世界范围内种族平等的观念，这种平等观贯穿于吴泽霖的整个学术生涯，而在我们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与实践中，或许可以从这本经典著作中找出某些新的启示。
2.平等观视野下的《现代种族》。
吴先生另外一本反映其种族平等观的著述就是《现代种族》一书，这部著作较为完整地指明了种族的意义、产生、划分标准和分类，从体质、文化、心理三个方面科学地分析和批驳了种族不平等论的各种“根据”。他最后认为，“其主旨只有一个，即坚决反对种族主义，用科学事实批判种族不平等的谬论” ［10］。
该书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人类学著作。李毅夫指出，这本书“乃是我国书林中第一本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人类种族和种族问题的论著”。编写该书的目的在于系统普及人类种族的科学知识，增强我们的学术自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在目空一切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面前都能掌握起锐利的科学武器，用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识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御用学者关于种族有优劣之分和种族天生不平等的谬论” ［11］。无论其事实材料还是学术观点，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论断，仍然与当前学术界主流认知相契合。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吴老三十年代初批驳种族主义谬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六十年代中期所制定和通过的《种族概念》和《种族宣言》这两个反种族主义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文字的表达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则是完全一致的。”“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雅典召开专家会议，对种族主义‘理论再一次进行审查和批判，会上引用了生物学、遗传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每一个人的基因组合在所有可能的基因组合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没有任何人类集团具有一种永久性的基因遗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差别，生物学都不可能提供任何根据把不同人类集团的人们划分成三六九等，而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又进一步肯定了吴老当年的反种族主义观点 ” ［11］。
3.本土化实践下的《社会约制》。
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社会约制》一书是吴先生回国后，撰写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在当今强调和深化社会治理研究的大背景下，重视并发掘吴泽霖先生社会约制的思想命题，无疑为充实社会治理观提供了一项基于本土经验的珍贵资源。
该书自问世以来，其解读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其“首创性”，《社会约制》于1930年初版，该书出版之后，社会影响深远，可谓国内关于社会控制方面的首部著作［18］，这标志着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社会控制”概念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域。吴泽霖将“社会控制”概念引入中国并对其进行了重新阐述，之后才开始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个概念［12］。二是西方概念的“本土化”，在《社会约制》一书中，吴泽霖的“首创”并不止于将这个源于西方社会思想的概念单纯译介到国内，换句话说，吴泽霖建构的“社会约制”思想不仅“蕴含了之后出现在西方社会控制与管理思想的文化转向中取代重视结构因素的传统社会控制观的社会治理思想” ［13］，而且他在对这个概念深度掌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经验，将其变成一个更适于处理中国问题的概念。可以说，“吴泽霖成功地将这个西方概念‘本土化’或‘中国化’了” ［12］。三是它的“经典性”，除上述作者的解读之外，这本书也多次被列入社会学经典丛书中，作为重要的社会学研究作品进行导读分析。例如，早在1948年，孙本文在他为系统整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情况及特点而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就专辟一节对《社会约制》给予积极评价；2009年，由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教授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中，也将该书作为中国社会学“学院派”的代表作加以介绍与导读。
4.重新接轨世界的《人类学辞典》。
20世纪80年代，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邀，年近90高龄的吴泽霖先生亲自负责编译《人类学辞典》。它以美国威尼克（Charles Wonick）主编的《人类学词典》为蓝本加以增补编译，共收词10630条，是我国目前收词最广的人类学词典，最终于1991年问世。编纂这部词典的5年，也是他生命历程的最后5年，“在这5年的日日夜夜，不顾酷暑严寒，废寝忘食，与参加编译的诸君反复商讨，逐字斟酌，每一词条，他都经过几遍认真审校修改，并自己规定每天审编20个条目，为此经常工作到晚上12时后入睡。” ［14］可以公认的是，这部词典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人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展示了吴先生对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和邻近学科知识的娴熟运用和出神入化的驾驭能力［8］。
三
边疆与博物：理解吴泽霖学术理念的两个切入点
认知中国的边疆社会及其呈现形式，是吴泽霖学术思想中的重要议题，也为他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知提供了充满智慧的空间与素材。如果说民族博物馆事业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构成了吴泽霖先生实践其学术理念的田野空间与知识舞台，那么边疆与博物则构成了我们理解吴先生学术理念的两个重要切入点。
1.民族博物馆。
吴泽霖先生成就了中国民族博物馆事业，民族博物馆在中国的成型与发展也成就了吴泽霖。这是吴泽霖一生事业的重点，也是后人对吴泽霖进行认识和研究的重点。
关于吴泽霖先生民族博物馆的研究，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考量：一是其首创性。吴先生最早接触少数民族文物是在1935年。当时，吴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的唯一代表，参加了“京滇公路周览团”，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到湘西、贵州以及滇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他在调研考察的同时，拍摄了许多照片，并收集了一些实物，自此开始了系统性的少数民族文物收集工作。费孝通提到：“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那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除此之外，在1940至1941年，贵阳相继举办了三次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这是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首次公开展出［16］，正因如此,吴泽霖先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民族文物的开拓者”［16］。二是吴先生关于区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探讨。在20世纪80年代，吴先生首次提出了关于“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两者之间本质区别的观点，即“民族博物馆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是为科学服务的……是一种建立在民族学的基础上，同时也依附于民族学而存在的”，这从理论层面深化了民族学博物馆的实用与学术价值，也就是说，民族博物馆具有传译文化、教育民众、实现民族团结的现实考虑,而民族学博物馆则在弘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族博物馆服务的是一般群众，收藏和展出的是国内一般少数民族文物，而民族学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则是国内外的学术界，收藏和展出的是包括汉族和世界民族在内的有关文物［16］。在他看来，我们有必要经由民族文物介绍各少数民族现状及其历史，使一般汉族群众及外国旅游者对我们的少数民族和民族政策有所了解［16］。同时，他还创建民族学“实验室”,使民族博物馆满足回归学科框架的学术诉求［17］。吴泽霖先生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常常把民族学博物馆作为民族学教学的第二课堂，以具体事物来传授民族学知识，实践“文”“野”之比较研究。关于回归学术框架的这一点，体现在他关于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概念的区分方面。在他看来，作出正确的区分后, 民族学博物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其表述真实性的干扰”,可以为人类学、民族学者提供一个“实验室”和“间接的田野调查基地”，以进行科学研究［17］。这样一来，便将民族学博物馆与人类学、民族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二课堂，而人类学、民族学也将为民族学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学科支持。为此，在他的支持下，中南民族学院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博物馆”。三是他关于民族学博物馆建设的理论探索。关于这一点，主要集中在他的《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和《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等文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文物、博物馆的含义、功能、分类及它们彼此之间的隶属关系，并引证了欧美等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演变和现状” ［8］，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博物馆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他发表于1957年的《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是我国第一篇专论少数民族文物的论文。在文中，吴先生探讨了民族文物的定义、收集民族文物的意义以及如何搜集民族文物并呼吁抢救性的搜集民族文物。2010年，秦晋庭在专门回顾吴泽霖先生民族博物馆事业的文章中，专辟一段来介绍这篇文章，并且感慨道：“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展读这篇大作，仍有力透纸背、高屋建瓴之感。”［15］迄今为止，吴泽霖先生对民族学博物馆建设的理论阐发，依然启迪着我们思考，尤其是他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精美与平凡”的探讨，他说“凡能反映各少数民族在生产上、生活上的基本情况的一切实物，都是少数民族文物。……有人认为民族文物应当是一个民族中精美高贵的东西，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民族文物中有精美的东西，但也有极平凡的物品”。可以说，他的这一全新理念重视一般的、与平凡生活相关联的文物，改变了当时文物收集者以“精致”为准则的收集方式，为民族文物的收集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18］。从这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地区的任何一件文物都是当地人民的生产或生活资料，因此，无论精美与否都是对使用它的人民的生活的一种反映。虽然，那些鲜明华丽的民族物品自然能反映民族文化的一些方面，但是，也不能将那些朴素无华的日常生活用品的重要性淹没掉。只有揭示出少数民族文物的这种“人民性”，才能使限于一隅的少数民族“小传统”经由博物馆得以展览，被纳入公共性叙事的“大传统”当中，成为我们共同认知图景的一部分。
1985年，吴泽霖先生发表了《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一文，对我国博物馆的发展、功能、分类等作了科学的分析，并为我国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及民族学博物馆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基础［19］。有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既是他十几年来从事民族文物搜集、陈列和民族博物馆理论研究的总结，也是他参与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筹建、规划、陈列实践的总结” ［15］。当然，吴泽霖先生的民族博物馆思想远不局限于此，如钟年指出，吴泽霖先生之所以钟情于此项事业，或许与吴先生“具有艺术的家学渊源”以及早期博厄斯学派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关［20］。王建民则进一步揭示了吴先生对于民族博物馆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此外，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吴泽霖的民族博物馆思想是对其早期学术关怀——即种族平等问题的延续［17］。
2.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吴泽霖先生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始于1938年。此时，他在刚成立的“社会经济调查室”工作。该研究室是大夏大学于1937年迁入贵阳后创办的，并聘任他主持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大夏大学组织师生前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开创了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的先河。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吴泽霖的西南少数民族相关研究，代表性的人物如聂蒲生、何孝辉、罗时群、顾文、李然、字荣耀、邢玉林等，他们整理了吴泽霖教授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的著作，如《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短裙黑苗概况》《“安顺苗夷的生活”序及各族类名概述》《贵州仲家的生活一角——食俗》《贵州苗夷族婚姻的概述》《贵州苗族的跳花场》《苗族中祖先来源的传说》《水家的妇女生活》《从么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边疆的社会建设》《大小凉山彝族的婚姻》等，并将其研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婚姻问题。王建民指出，在吴先生的民族学著作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调查研究论著［21］，其关键创新在于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视角。吴丽君认为，在吴泽霖看来，婚姻制度是有民族性、地方性及时代性的［22］，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婚姻文化的原因，正是“从婚姻制度的研究上间接可以使我们明了各民族间的接触关系和文化传播的影响” ［23］。2018年，作为馆藏珍稀手稿丛刊之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整理出版了《么些族的生活》［24］一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先生对于么些人的系统性论述。另外，他认为婚姻活动是一种社会关系，从婚姻的研究中可以窥探一个族群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社会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残存的线索及其得以保存的原因。他实际上“将婚姻家庭视为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本学术路径”。［25］除此之外，吴泽霖先生对清水江流域的苗、布依、水族等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都做过详细的记述，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广泛，这些研究成果同样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26］,对后续研究而言，可谓当地少数民族婚姻制度的信息源泉［27］。
二是妇女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水家妇女的生活》中。他以水族妇女生活、女性贡献和男女平等为研究出发点，创新地提出关于男女平等观点的论述。在他看来，男女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男女各抒己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男女平等。钟年在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妇女运动史后，指出许多地区的男女平等，其实走入了强求结果平等的误区，反而给妇女的身心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害。这正应了吴先生所谓：“乱了套的改革，不但对事业不利，妇女运动本身也将蒙受损失” ［28］ 。
三是边疆社会建设问题。边疆建设，是真正改善民族生计的关键所在，也是民族研究必须关注和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吴泽霖先生关于边疆社会的建设思想，也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吴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发表了《积极的边疆政策》《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从么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战后边疆问题》《边疆的社会建设》等一系列文章，围绕边疆建设与治理问题提出了多元边疆与两种社会建设概念的系统性思想。一方面，吴先生的边疆建设思想极具学术前瞻性，有学者指出，“当代基于边疆领土与社会稳定的论述，许多观点都与当时吴泽霖先生的论述不谋而合” ［29］。另一方面，吴先生提出的关于推行边疆福利事业的总原则，“即使在今天, 对于如何搞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 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30］ 。此外，对于“增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维护民族尊严、宣扬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8］ 。
四是社会研究方法。吴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不管是他早年对社会学和种族问题的研究，还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民族学研究，都是通过田野调查或亲身田野调查资料中提炼出来的理论结晶，这一点在《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中深有体现：“翻开这本书，一股浓烈的田野气息扑面而来，三十余万字的篇幅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作者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整理出的研究报告，这在已出的民族学家的文集中也是罕见的” ［28］ 。除了重视田野调查之外，他还灵活地使用其他研究方法，如他在对苗夷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还提出了文物推断、称谓推断、语言推断等方法，其中最常被谈及的是“残余分析法”。这种方法在《群婚残余试探——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谈论得较多。通过对社会文化的历史残余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追溯过去社会状态的线索，这无疑将有助于对某个民族、某个社会发展的进一步了解 ［31］。
四
团结之力：从边疆博物理解中国与中华民族
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入口，回望中国学人百年救国之路时，吴泽霖先生所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身影，更是博物馆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开拓者形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读其论著，你会发现，先生的著述乃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 ［1］后记 。作为一位实践意义上的“边疆人”，吴泽霖先生经由平等观念，从边疆博物的层面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民族的路径，是他漫漫人生道路上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也是我们寻找这位学术史和学科史上的“隐退者”或“失踪者”的意义所在，更是在新时代重新发现边疆社会及思考何谓“中国”的价值所在。
在《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中，吴先生提到他数十年来在观察、调查和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些现象：
在我所接触的民族中，大多数群众缺乏一种超越自己小集群的高一层次的大集群的隶属感。……那时在他们中，多数人……不能理解超乎他们之上的“民族”’这一概念和它的作用。如果再扩大、再提高一个层次到“祖国”或“中华民族”，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就更模糊了。……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一种国家模式：土地面积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整个国家有如一所社会发展史缩形的博物馆。然而，千百年来，民族之间除短期和局部发生过一些矛盾外，尽管彼此关心不够，却始终局面稳定、相安无事，没有出现像欧洲和南亚次大陆上的那种斗争频繁、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民族关系上罕见的奇迹！……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前哨已经触及到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彻底批判过去错误的政治构思，积极提倡和宣传民族一体、共建祖国的思想，建立各民族对国家共尽义务、共享权利的体制，这是立国的基础，各族人民对它应有清醒的认识。 ［32］
从作为小集群的“民族”逐步团结为“祖国”或“中华民族”，这种认知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渐成型过程及其内在的“团结之力”，无疑是吴泽霖先生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的鲜明写照，而他的毕生念兹在兹的边疆博物，也正在为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应有的力量。
费孝通曾饱含深情地回顾了与吴泽霖先生共事的时光，并论述了吴泽霖先生把个人放进历史和社会的天平上来衡量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认为这种历史观和社会观“是推动我的上一辈人才辈出的力量”［33］，并指出后学应当向吴泽霖先生学习这种精神。吴泽霖先生即便在人生的低谷期，依然无怨无悔，依然相信时代和人民的选择，继续努力为国家的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20世纪60年代翻译完成了厚重的《穿越帕米尔：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34］，为国家的边疆问题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料。回望过去，人与时代在此融合；如今，边疆博物与中国精神，作为民族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将在我们对吴泽霖先生的生平及学术的进一步解读中，充分发挥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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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哈正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