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描述与能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双重逻辑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内涵丰富，就“共同体”的整体框架而言，大致包含中华民族实体自然凝聚层面和政治形塑层面两个“共同体”，其中自然凝聚层面的“共同体”一般在描述性意义上使用，而政治形塑层面的“共同体”则在规范意义上使用。描述所依托的事实是构建的前提与基础，为中华民族提供合法性基础，是其力量源泉，是构建所需的重要政治和文化资源；构建则在描述基础上刻画某种特殊交往关系，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为描述创造良好的条件。描述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体，是历史事实，具有实体性，需要清晰的边界和明确的内涵；而构建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关系与维度，更具弹性。描述和构建的交织互动与不同时期国力演变密切相关，同时又都具有历史承续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需要客观的描述，也需要能动的构建，都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与再凝聚，二者交织互动，虚实结合，以在动态中实现两个“共同体”高度契合为最终目标。

      关键词：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构建；边界

作者简介：张淑娟，暨南大学；孙冉冉，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成为学术热点，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的边界问题。对此，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边界与领土及国籍相对应；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中华民族应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并认为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强与华侨华人的联系，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作用。两种观点各有根据，似乎针锋相对，不可协调。事实上，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涉及到不同认知维度下两个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共同体”。在民族国家语境下，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其边界要与国家领土边界相对应，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基本的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实体的客观性和描述性。而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口跨界流迁，大量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如何正确看待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认同，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性和规范性。

共同体是哲学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共同体“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身份等等）（或相似性）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和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既指有形的共同体又可指无形的共同体”^［1］。根据上述定义，似乎只要有某种共同性就可以称为共同体。如果我们对共同体的理解止于此，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将失去意义。事实上，人们更愿意从狭义的含义上去理解和使用它，并对其寄予厚望，认为这种特殊关系不仅能让人有归属感，而且能给生活提供特定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标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会因此拥有“善”与其他美德，进而能产生更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无论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还是民族学领域，概括来看，一般在描述性意义和特定规范意义两个层面上使用“共同体”。描述意义的共同体“指的是实际的社会团体”，规范意义的共同体“指的是一种具有关系的特质”^［2］。前者是静态描述，指某种人群的集合和群体划分，指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人类集合。后者是动态构建，用来刻画某种特殊的社会关联方式与交往方式。“共同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其特定内涵是由前面的修饰词赋予的。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两个词相叠加使这一“共同体”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性内涵，具有边界性、集合性和对外性，同时又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凝聚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在新时代加强这项建设工程，既包括在今天中国既定疆域的基础上，在民族国家视域下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民族过程、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尽量客观地进行总结和描述，也包括在此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和未来规划构建富于弹性的“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共同体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借鉴了民族认同理论中的“原生论”与“建构论”两种视角，围绕“描述”和“构建”两个层面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所包含的双重逻辑：描述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体，是历史事实，具有实体性，需要清晰的边界和明确的内涵；而构建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关系与维度，更具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是在动态中实现两个“共同体”的高度契合。

一、何谓“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描述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中华民族”被定义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省，包括56个民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3］ 对中华民族的内涵及其边界作了明确的阐述。因此，描述的职责是挖掘和整理事实，包括历史真实，并完成对事实的甄别和系统性叙述，尽量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实体的发展过程，要回答中华民族“是什么”“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到哪里去”等问题。描述本身会受到政治需要的规约，即使如此，将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现实状况描述清楚至关重要，这是基础性工作，是做好后续工作的前提。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走到今天，有必要对其发展源头、演进过程、迁徙流动、文化变迁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梳理，对中华民族地理疆域的变迁、结构的变化、人口的消长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对当下中华民族发展的态势、未来的趋势作出评估和预判。通过厘清上述基本事实，为中华民族向现代民族转型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作好理论准备。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一致，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书写始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近代。

1.通过历史地理及边疆问题研究厘清中华民族的疆域基础。无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其生息繁衍都以一定的地域空间为基础，因此，与地域相联系成为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具有国家民族内涵的中华民族更不例外。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中国的领土疆域及其变迁紧密相连，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首先就要维护其生存疆域的完整性，边疆的重要意义由此凸显。在近代面临严重边疆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史地研究的发展特别是边疆研究的推进具有某种应急性特征。中国的边疆危机始于清中后期西方国家对我国边疆地区的觊觎，特别是俄国对西北边疆地区的不断侵蚀。为了应对领土危机，国内对西北史地的关注形成高潮，李文田《元史西北地名考》、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徐松《西域水道记》、李光廷《汉西域图考》等研究成果相继出现。进入20世纪，边疆危机加剧，英国势力渗透西藏，俄国支持外蒙古宣布“独立”，日本支持清王朝王公谋划“独立”，在“九一八事变”后更是直接扶植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边疆危机达到顶点。这一时期，对边疆的关注从个体自觉转向群体自觉，更多的学术群体加入边疆研究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具有边疆研究职能的机构，爱国知识分子也建立了中国史地学会、中华西北协会、清华大学边疆研究会、西南研究会、禹贡学会、云南民族学研究会等大量研究团体，并以此为依托创办了相关刊物，如《地学杂志》《华西边疆研究会杂志》《禹贡》《边政公论》等，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全面展开。

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都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的故事而已。……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4］历史地理及边疆问题研究高潮的到来，一方面有其深刻的边疆危机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当时国内学术研究的严重不足。顾颉刚的观点虽有以今推古之嫌，但是，对于从理论上说明中华民族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顾颉刚锁定的目标就是要考证中华民国的‘应该有’领土是怎样进化到现在这样情形的，居住在‘应该有’的领土内的居民是怎样进化到‘国族’的？”^［5］这体现了当时国内知识分子用他们独特的方式维护中华民族及其领土完整性的追求。

对国家领土疆域的捍卫，除了科学的测量和强大的国防护卫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包括加强边疆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曾对中华民族的疆域特点进行过概括：“中国是多民族世居的国家，有稳定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的广阔大陆上，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6］以此作为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疆域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指出：“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7］这是对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权威论断，也是今天我们讨论中国领土问题的参照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国家从战略高度提出要加强边疆问题的研究。以此为契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边疆研究的新高潮，先后改建和新建了一批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等，并涌现出一大批科研成果，在边疆史地领域把中华民族研究推到了新水平。

2.通过以“国家”“民族”为核心的历史书写探寻中华民族的凝聚逻辑。与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相对应，这块土地上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包含哪些民族，彼此如何交往融合，其背后的力量和逻辑是什么，都是亟需认真梳理和研究的问题。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有若干次的离合，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处于动态之中。由于中华民族的复合性特征，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不仅仅是汉族政权或者中原王朝的疆域，也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疆域。近代以来，与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步伐相一致，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史学家做了开创性工作，以“国家”“民族”为核心的新史学悄然兴起，以中华民族一体性为核心的历史书写蔚然成风。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迎来了中华民族史研究的高潮。当时的历史学著作有：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和《中国史鸟瞰（第一册）：中华民族构成及发展》、易君左《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张其昀《中国民族志》、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宋文炳《中国民族史》、郭维屏《中华民族发展史》、黄籀青《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刘师培《中国民族志》、陈健夫《西藏问题》、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张元济《中华民族人格》、罗家伦等《民族至上论》、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张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李方晨《中华民族统一运动史》、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俞剑华《中华民族史》、陈安仁《中华民族抗战史》、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等。通过对中华民族不同侧面的研究，对其统一性和共同性的强调回应了时代的主旋律，对理清各民族的发展史及中华民族凝聚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生存之地得到切实保障，也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当下民族关系考察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中华民族史相关著作，如萧君和《中华民族史》、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江应樑《中国民族史》、王锺翰《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史概要》、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白寿彝《中国民族史研究》等。赵永春提出：“认识中国历史疆域应该以今天中国的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疆域。”^［8］这显然是今天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基本遵循。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9］从正史记载与各种历史文化遗产中，挖掘整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成为下一步历史研究的重点。加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书写，透过历史探寻“多元一体”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密码，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性。

3.通过实地科学调查认清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征。以“历史上的中国”和“今天中国的疆域”为基础回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民族显然是具有复合性结构的民族实体，“多元一体”一直是其结构性特征。近代中国不只继承清王朝版图，还继承了其复杂的民族结构以及民族间的历史关系，丰富的思想观念体系，不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文化体系。上述结构性特征是后续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近代以来，受西方经典民族主义理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影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一度以消弭中华民族多元性为目标，坚持民族同化的理论与政策。事实证明，对中国多民族国情进行直接否定不仅站不住脚，同时也会增加国家治理的成本。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实现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转向，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对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47年建立内蒙古自治区，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提供了样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科学调查工作，并于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同时，还展开了对少数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调研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进行科学调查。到1964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调查资料总计有300多种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本。在民族调查基础上编写了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这些第一手资料比较详细、忠实地记录下各民族历史与现状，为我国少数民族识别提供了科学依据^［10］ 。与此同时，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进行全面民族识别，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其他相关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基础。另外，学术界也加强了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民族现象的认识：“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灭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5］1既强调和重视“多元”，也不忽视“一体”，“一体”是方向，“多元”是动力。王希恩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发展成为“多元一体主义”，强调“多元一体”的普遍价值和意义^［1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9］ 这一概括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进一步提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描述和书写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着力点。

毋庸讳言,近代以来，无论是边疆史、中华民族史还是民族关系史，其书写在不同阶段都难免有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不可否认，这些书写都是对时代挑战的积极回应。从根本上看，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描述的连续性源自领土的相对稳定性和维护国家主权目标的一致性，对中华民族地理疆域、民族变迁和民族结构的每一次描述与书写都会根据现实需要融入新的元素，回望历史并展望未来，都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与再凝聚。中华民族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的书写是“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12］。正如王明珂所指出的，“历史不只是‘过去’，它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现在’，影响我们的认同思考与行动抉择，因此也关乎‘未来’”^［13］。每一个历史进程的节点都曾经是“现在”，若干个曾经的“现在”形成了通往现在的路，而曾经的“现在”与现在则铺就通往未来的路。因此，与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家建设历程相一致的书写和描述至关重要，是基础性工作，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要尊重历史事实， 二要尊重历史书写规律，三要反映现实需要。显然，事实判断是基础，价值判断是方向，它们有机结合从而夯实历史书写的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描述直接反映现代国家诉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等同于国家边界，具有实体性，需要清晰的边界和准确的内涵阐释，这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书写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现代语境下，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相互成就。

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事实为基础的再创造

构建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现代国家框架基础上，以事实为基础的再出发与再创造，使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是以事实及描述为基础，考虑现实需要，关照未来发展，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着手，主要在交往与关系维度中展开建设，与描述的“共同体”形成呼应之势，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一方面是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构建过程，特别是进入国家时代以来，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思想观念、统治方式、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措施等无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救运动到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从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革命运动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复兴”运动，在不同角度、层次上都可以看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作出的尝试和努力。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历程可回溯至其成立之时。从党的成立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相交叠，既注重民族解放斗争也注重阶级斗争，在长征、统一战线建设、开展工农学运等过程中，对中国多民族状况的认识逐步清晰，将少数民族解放纳入到整个中国革命目标之中，视为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客观而言，当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话语都很不稳定，对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历史相关性和一体性重视不足，从而影响了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特征的认知和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也处于自发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后，“从以强调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世界无产阶级整体利益，逐渐转变为关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同时，肯定和强调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利益，将国家与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为基础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与这一原则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建设思想逐渐形成，与民族国家思想形成过程相对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14］。在这一过程中，主要通过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办各类纪念活动、依托根据地政权建立各类抗日组织等方式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将中华民族视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各民族也实现了从“自决”到“自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局部展开，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构建工作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1.从国家基本制度层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建立了新中国。此后，根据中英、中葡协议，分别于1997、1999年开始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同时，积极推进与相关国家的领土和领海争端的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15］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从上到下的行政建制与相应的政府机构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国家机关合理有效运行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与全国政权建立相伴随，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网络逐渐在全国铺开。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全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迁。经过70多年的发展，在既有领土和人口框架基础上，现代国家的整体框架和制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2.着眼国家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为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目标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7月到1952年底，中央共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分别是西南访问团、西北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东北内蒙古访问团，访问团传达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深切关怀，在各族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继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后，又陆续设置了四个民族自治区，下设自治州、自治县等行政建制。1984年制定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获得了法律保障，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巩固国家统一，并加强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凝聚共识，国家加强规范汉字和普通话的推广，从200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改革开放后，为了进一步推进民族团结工作，从1988年至今共召开了7次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在城市推动建立少数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帮助少数民族更好融入城市生活。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正式启动，并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十三五”期间，共有960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获命名，其中示范州（地、市、盟）42个^［16］。可见，不仅要加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在当下民族工作实践中更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其深意还在于“共同体”意味着普遍的“善”，这一模式给人们提供了“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为为目标，而不是单单为了共同的生活。”^［17］滕尼斯将家庭作为“共同体的胚芽”^［18］77，将“共同领会”^［18］95和“默认一致”^［18］98作为共同体的基本精神和道德原则。他认为“共同体”与“社会”是二元对立，“共同体是一个与契约和利益相对立的、关于出身、地位、习惯和气质的问题”^［19］143，是基于亲缘的“本质意志”和相互帮助的道德基础。认为“界定一个共同体的经验特质是由共同体渊源所赋予的。……而共同体却是有机的，它基于血缘、亲族、共居处和地域、以及一系列共同的态度、经验、情感和气质”^［19］143。在滕尼斯的理论体系中，“共同体”存在于传统时代，体现了人的本质意志，而“社会”存在于现代，体现人的抉择意志。帕克则超越了滕尼斯的观点，认为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同样具有解释力，是两种观察人类社会的不同视角，在共同体中，光靠共同的渊源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交流来达成共识，需要共同的公共生活、共同的认同感^［20］。显然，以家庭作为“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必然赋予其更多的道德内涵和伦理学关切。

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21］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又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22］正是基于上述逻辑，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如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谈到要“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普遍的“善”，认为“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9］。作为共同体特定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备为全体成员提供共同的利益、共享的价值、共通的情感与共同的身份的强大功能。

4.增进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不止于内部的努力，还包括如何在一个联系日趋密切的世界中通过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建设。明清以降，大量中国人由于各种原因移民海外，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日趋密切，流迁人数呈上升的趋势。截至2018年，中国的国际移民人数已达到1000万^［23］。他们虽然身居海外，但是心怀故土，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认同‘中华文化’,积极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24］。新中国成立后，专门在国（政）务院下设侨务办公室，在全国人大下设华侨委员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组织机构，其中侨联代表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统战部门通过加强与全球华侨华人的联系，应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纽带的作用，把“文化中国”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工程，增进全球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认同，在推动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需要说明的是：海外华侨虽定居国外,但拥有中国国籍,因此在公民意义上本身就属于中华民族成员；外籍华人虽有中华民族认同，但此处的“中华民族”并非“nation”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共同渊源。

在明确划定和切实保障国家疆域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的建立、维持与扩展，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工具性特征，以及某种外溢性。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两个“共同体”的高度契合

描述所依托的事实是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为中华民族提供合法性基础，是构建所需要的重要政治资源。构建则在描述基础上建立某种特殊交往关系，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能为描述创造良好的条件。二者交织互动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基本机制。

中华民族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都表明：无论是描述还是构建，都与不同时期国力演变密切相关。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描述和构建在纵向上呈现为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国家在横向上呈现为从中心到边缘（边疆）的过程，国力演变是推动这一变迁的根本原因。从被动到主动主要表现在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而从中心到边缘（边疆）则贯穿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首先，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深入，民族精英经历了从对“天下”观念的固守到逐渐放弃这一观念的过程，完成对“天下”的解构，这一过程事实上极为被动，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郭廷以先生在谈到民族竞争生存的法则时就指出：“要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谈起。”^［25］民族文化精英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担当，率先在思想上完成了这一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民族国家建设方案，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加强边疆问题的探讨。其次，近代以来，无论是描述还是构建，随着国力演变，都呈现出从中心到边疆的动态过程。清后期国力羸弱，清王朝对边疆地区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沙皇俄国，英国通过《南京条约》（1842）、《中英北京条约》（1860）、《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三个条约共割占、强租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葡萄牙也利用机会数次扩展实际占领范围，并于1887年，与清政府先后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占领澳门。与此同时，英国在西藏云南、德国在山东、日本在山东等也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状况没有出现大的转机，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并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鼓动“华北自治”，煽动建立“回回国”;苏联实际控制外蒙古;英国继续在西南地区蚕食中国领土;等等。出现上述局面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是从根本上看，还是国力不足所致。在核心区域政治统治不稳定的情况下，对边疆地区的关照明显不够。即使如此，在描述方面如前面谈到的史学界对东北疆域的理论关切，在构建层面如各类政府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持续抗争，依然呈现出连续性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逐步增强，我国捍卫领土主权方面表现了坚强决心，着力解决边界争端，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国家实力的演变是描述和构建的基础，而充分的描述和积极的构建反过来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描述和构建的历史连续性的根源在于中华民族自身的连续性。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传统民族转变为现代民族，最终成为国家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实现与社会主义制度深度融合。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社会制度存在本质差别，但是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梳理中华民族历史脉络、凝聚民族力量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晚清时兴起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写，至抗战时期掀起高潮，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在积极推进。虽然每一次书写都会有不同的元素注入其中，但都是目标一致的再出发，正如吉尔·德拉诺瓦所指出的：“民族是一个评议、决策和分享蓝图的共同体。”^［26］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凝聚与再凝聚。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撰写中华民族史，本质上就是用现代民族的历史叙事统领整个历史书写过程，而稳定的历史叙事又能进一步增强描述和构建的历史连续性。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保持描述视域下的“共同体”半径与构建视域下的“公共体”半径的同步性，保持两个“共同体”边缘变化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保持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两个“共同体”的高度契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调研、全面分析、充分书写和系统阐释是构建的基础，要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实性和连续性，避免为突出一方面内容而遮蔽另一方面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终要实现精神的凝聚，应该是油然而生的情感，而不是生硬的拼接。没有对事实进行系统阐释就急于构建，会导致两个“共同体”出现错位，不仅会造成思想的混乱，还会影响构建的进程。在描述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充分构建，通过各个层面的实际工作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结语

不仅描述和构建都具有自身的连续性，描述意义的“共同体”与构建意义的“共同体”也紧密相连，过去的构建是现在描述的对象，现在的构建则是将来描述的基础，而现在的描述与现在的构建又构成互动交织的复杂网络。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为进行描述和构建的良性互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为两个视角的“共同体”平衡推进的最好历史时期。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在历史发展的关键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通过不断回到叙事的原点，重新叙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内容得以逐渐培育并不断铸牢。以此为契机，学界在新时代书写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疆域沿革史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时，要在尊重历史事实、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书写的规律性基础上，最终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引，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度，超越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华夷’观和清末以来维新派、革命党、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中华民族观，扬弃他们围绕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所生产的带有阶级、时代局限性的知识，补充与更新一百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生产的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知识，对我国各民族在交融汇聚中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并不断巩固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全方位的系统阐释，形成一个新的专门知识体系”^［12］ 。

在上述书写的基础上，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遵循，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元素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深度融合，进行全面系统的构建，在动态中实现两个视角的“共同体”的高度契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进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助力现代国家建设。

参考文献：

［1］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

［2］ 雷蒙·威廉斯.文化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25.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9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300.

［4］ 顾颉刚.发刊词［J］.禹贡，1934(1).

［5］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M］.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32.

［6］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2.

［7］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

［8］ 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3).

［9］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N］.光明日报，2019-09-28(2).

［10］ 郝时远.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17-119.

［11］ 王希恩.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多元一体主义的思考［J］.世界民族，2013(5).王希恩.再倡“多元一体主义”［J］.学术界，2018(8).

［12］ 杨须爱.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的价值与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J］.民族研究，2021（1）.

［13］ 王明珂.中国民族与民族史［J］.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14］ 张淑娟,陈宪章.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与文化自觉［J］.广西民族研究，2019(4).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4-45.

［16］ 新华社.960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2020-10-24)［2021-05-1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24/c_1126651400.htm.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28.

［18］ 费南迪·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19］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中国问题研究所,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0］ ROBERT E PARK,ERNEST W.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183-184.

［21］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30(1).

［22］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1).

［23］ 《世界移民报告2018》发布：国际移民数量大幅上升，境内移民是中国移民的重要特征.(2018-05-08)［2021-05-12］.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508/c1002-29973049.html.

［24］ 崔海亮.“文化中国”与海外华裔的中华民族认同［J］.中华文化论坛. 2014(1).

［25］ 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3.

［26］ 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M］.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00.

(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