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的契约选择行为——基于武陵山区的样本分析
摘 要：利用武陵地区527个水稻种植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的契约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数据显示，水稻种植农户衔接大市场时选择紧密契约关系的意愿明显高于松散的集市交易模式。实证结果表明，农户行为能力越强，交易成本越高，周边环境条件越有利，农户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契约。研究还发现，扶贫销售平台搭建了民族地区农户与大市场衔接的桥梁，显著促进了紧密契约关系的建立。鉴于此，提出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民族地区机械化水平、加强对农户的培训指导、充分发挥（驻）村干部作用等措施，以促进民族地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
关键词：武陵山区；小农户；契约类型；行为能力；交易成本
作者：陈晓琴，西南大学， 黄大勇，长江师范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地形地貌复杂，各地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大，尤其是广大民族地区，大多处于山区丘陵地带，地块零散且坡度跨度较大，宜机化耕作条件较差，农业生产以分散的小农经营为主，总体上依然处于传统农业阶段，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短期之内难以全面实现。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衔接是提升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效益，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行为，本质上是在给定资源与环境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有限理性行为，表现在“要素配置、农产品销售、市场参与”等多方面的行为选择与决策偏好[1]，实质上也是契约关系的选择偏好[2]。契约的紧密程度不但会影响到农户收入的稳定性[3]，而且还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来间接提高农户的生产绩效[4]。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采用订单销售、生产合同、纵向一体化等形式，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衔接。已有研究表明，虽然农户选择紧密契约的意愿较高，但真正发生的概率却较低[5]。对武陵地区水稻种植户的调查发现，虽然希望能签订产销合同的农户高达72.2%，但真正采用的只有14.4%。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的行为决策？本文以武陵地区527个水稻种植农户为样本，采用多项logit 模型，探寻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以期为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一）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的契约类型与特征
契约类型通常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性契约[1]。古典契约侧重于正式文件的签订，强调缔约双方权责利和合约自执行与违约惩罚，往往是一次性的。而新古典契约的缔约双方更关心关系的长期维持，相对更灵活，缔约时往往留有余地。关系性契约更加灵活，交易行为靠双方的自律和自我调节来协调与执行[6]。理论上讲，小农户衔接大市场有集市交易、订单销售、生产（要素）合同、关系型协作或纵向一体化等五种契约形式可选择。本质上，这五种契约形式兼有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性契约部分特征，其差别主要体现在契约的稳定性、利益联结程度、准入门槛等。从稳定性来看，集市交易＜订单销售＜生产合同＜关系型协作≤纵向一体化；就利益联结程度而言，集市交易＜订单销售＜生产合同≤纵向一体化＜关系型协作；就准入门槛而言，难易程度为集市交易＜订单销售＜生产合同≤关系型协作≤纵向一体化。不同模式的契约类型与特征如表1所示。
（二）小农户衔接大市场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
农户对契约模式的选择既是其行为能力的体现，又是其行为能力的结果[7-9]，体现在农户的产权认知能力、权益控制意识以及权力遭受侵害时的排他能力；对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使用，根据市场行情调整要素投入等的处置能力；在产权交易或转让时是否能独立完成的交易能力。交易成本包含资产专用性、风险、规模[5]。资产专用性越高，经营或交易规模越大，农户面临的风险越大。当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时，一般而言农户倾向于建立紧密型契约来降低和规避风险。此外，政策环境与社会环境因素等[10]也会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尤其是社区或村庄外部环境的影响。由此可见，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的契约选择过程，是在自身行为能力、交易成本以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多重约束下，通过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估算以及对未来风险的预判，以及对某种契约类型的认知和意向，并最终做出契约选择，其逻辑过程如图1所示。
三、武陵山区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的契约模式
武陵山区是我国内陆省际交界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总体上仍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一定程度上，武陵山区的农业发展现状也是我国民族地区农业总体现状的缩影。笔者于2020年6月至8月间对武陵山区渝、鄂、湘、黔四省21县46个村共580户水稻种植农户开展了入户调查，调研收回有效问卷527份，有效回收率90.86%。
样本数据中，水稻户均种植面积5.1亩，商品化率60.4%，主要销售对象有国家粮站、散客、收购商、粮食加工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等。总体上，武陵山区的小农生产仍以松散的市场交易为主，采用正式契约的农户较少。为进一步了解农户交易模式选择是农户本身的主观意愿还是资源约束下有限理性，还调查了农户理想的交易对象，出乎意料的是，其意愿从低到高依次为散客、国家粮站、收购商、粮食加工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具体如表2所示。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户理想意愿与现实选择的差距？24.5%的受访者表示，由于周边没有可供加入的合作社；23%认为是由于距离集市太远，家庭劳力有限；22%表示对电商平台等渠道缺乏了解，更愿意选择集市或者熟人客商进行销售。此外，农户对销售渠道选择的主观认知还受政府扶持力度、自家产量、市场价格等因素影响。这也可能说明小农户衔接大市场行为，既可能与个体特征有关，又与交易成本、环境条件有关。以下将通过定量分析进一步探寻其中的因果关系及影响机理。
四、模型选择、变量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
被解释变量为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的契约选择行为。小农户一共有四种方案可供选择。方案1为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的集市交易模式，方案2为有口头或书面合同的“订单销售”模式，方案3是与企业签订正式的要素供应、生产标准并约定收购条件的“生产合同”式，方案4是通过加入合作社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协作”模式。4种方案的选择概率之和等于1，适合选用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二）特征变量设定
1.农户行为能力。农户的行为能力表现为排他能力、处置能力和交易能力[11]。排他能力用家族成员中担任各级干部、因生产经营与邻里发生纠纷的频率为代理变量。处置能力用与周围农户相比的单产水平为代理变量，以水稻销售收入占全年农业收入的比例、信息获取能力、电商营销能力作为交易能力的替代变量。
2.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从资产专用性、风险（不确定性）和规模进行考察。资产专用性可以从地理位置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三个维度刻画。地理位置专用性用土地细碎化程度、是否属于本地农业发展重点扶持区域、交通便利程度作为代理变量。物资资产专用性选用农机使用占总生产环节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专用性选用农户外出务工经历、农业培训经历、家庭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村干部或驻村干部是否利用其社会网络关系拓展销售渠道等作为代理变量。
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自然风险用近年来水稻生产中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作为代理变量，市场风险用近年来农资购买与产品销售价格波动情况作为代理变量。规模用交易规模和种植规模进行度量。交易规模用农户种植目的是自给自足还是销售作为代理变量，经营规模用农户实际种植水稻面积作为代理变量。
3.周边环境条件。选择本村产品是否入住扶贫销售平台、参与合作社的可能性、周边农户的带动作用等作为周边环境的代理指标。贫困地区农户可以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借助扶贫销售平台与外部市场实现衔接。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首要决定因素是当地是否有可供加入的合作社，而周边种植大户亦有可能发展成为专业服务公司或者发起成立合作社进而改善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的环境条件。
为尽可能地将潜在变量纳入模型中，以提高计量结果的科学性，还引入户主文化程度、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三）计量结果及解析
运用stata14计量软件，进行多项Logit回归，以松散的市场交易模式yi=0为参照。结果如表4所示。整体上看，Pseudo R2 = 0.431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绝大多数变量在不同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影响方向与预期结果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农户行为能力、交易成本、外部环境条件是影响农户契约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
1.农户行为能力对契约选择行为影响显著。一是代表排他能力的村干部担任情况在不同显著性水平通过统计检验，边际影响系数分为0.043、0.068、0.072，说明家族中担任村干的人越多，相对于松散的集市交易，农户选择紧密型协作的概率增大。这主要是因为村干部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帮助家族成员克服准入门槛，选择稳定性强且获利水平高的契约。二是表征处置能力的“单产水平”和“水稻销售收入占比”的回归系数依次增大，说明农户的生产效率越高、规模越大，越容易突破准入门槛，从而选取稳定性强、获利水平高的契约。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交易能力中两个变量的变动特征。
2.交易成本不同程度影响契约选择行为。表征资产专用性指标中“是否农业重点扶持区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831、1.925、2.093，即农业重点扶持区域农户选择紧密型契约的概率明显高于非农业重点扶持区域农户，表明政府扶持有助于农户选择稳定性更强、获利水平更高的契约模式。“与交易市场的距离”的边际影响系数只有第一项显著为正，说明物理距离对农户契约选择具有重要作用。表征人力资本专用性指标中“农业培训经历”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依次增大，可以理解为农户的人力资本专用性越强，越倾向于选择稳定性越强和获利水平越高的契约，这其实是农户多重条件下的风险规避策略。风险和规模这两个维度下各个变量的变动趋势同样是农户风险规避的结果。
3.外部环境对契约选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一是“本村产品是否入驻政府扶贫销售平台”对契约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原因是产品入驻扶贫销售平台事实上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且这些产品大多实现了品牌增值，销售价格更高更稳定，采用紧密契约是农户理性选择。二是“周边是否有可供加入的合作社”对农户是否选择采用合作社这种紧密契约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在样本农户中，49.9%的农户理想销售方式是合作社代销，而实际只有10.6%。三是“周边种植大户带动”对契约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小农户受自身行为能力和交易成本双重影响的选择，也是种植大户可能逐渐演变为专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也有可能作为发起人创办专业合作社，从而小农户衔接大市场有更多可选择性的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调查表明，相对于松散的集市交易，更多农户选择了订单销售、生产合同、加入合作社等紧密型契约关系。实证显示，农户行为能力、交易成本、周边环境条件是影响农户契约选择行为的重要变量。具体而言，农户行为能力越强、交易成本越高、周边环境条件越有利，农户选择契约类型的概率会按照集市交易、订单销售、生产合同、加入合作社的顺序依次增大，反映出农户的契约选择行为实质上是多重约束条件下，农户在契约稳定性、获利水平以及准入门槛之间的权衡取舍，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研究进一步发现，扶贫销售平台搭建了民族地区农户与大市场衔接的桥梁，显著促进了紧密契约关系的形成。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扶持措施，吸引更多的农业企业进入到民族地区，鼓励各县、乡、村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充分发挥其强“纽带”作用；二是提高民族地区机械化水平，增加新型农机具，尤其是适合山区丘陵的多功能农机具的研发与供给，加强技术推广与应用，攻克制约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的技术难题；三是加强对农户的培训指导，建议采用现场讲授示范与过程技术指导等多种渠道，对农户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户对紧密市场衔接模式的认可度，积极鼓励和引导民族地区小农户选择紧密契约关系的交易模式；四是充分发挥村干部的社会影响力与人脉优势，充分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及头条号、抖音号自媒体平台以及直播带货等形式拓展销售渠道。此外，还应加大对村干部的电商运营能力培训，使其充分了解各种扶贫销售平台，尤其是“扶贫832平台”的入驻条件及流程，积极牵头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等与农户达成长期产销合作协议，助力农户增收增效，保障扶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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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田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