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旅游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 要：旅游既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也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它体现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互动和互鉴融通，旅游活动蕴涵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因子，它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有效途径；旅游发展也推动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水平提高，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红利，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目标，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必须体现出新时代新要求，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创新旅游产品，丰富产品内涵，完善产品体系，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聚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旅游发展;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张英 于沛鑫，中南民族大学
在现代社会中，旅游是人们重要的交往方式，大规模的旅游流动裹挟着各个地区与各个民族的文化思想、语言特征、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一并流动和交融[1]，旅游所引发的人员交往、文化交流、资金流动等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推力。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主题展开多视角多维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理论来源、意义等方面论述，也有从协商建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民间神话等方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作用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从学理上聚焦研究旅游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考察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亟待加强。本文从分析旅游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入手，认为旅游活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也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在新时期要创新旅游产品，丰富产品内涵，完善产品体系，在旅游中讲好中国故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旅游力量。
一、旅游活动蕴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因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旅游活动就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在旅游活动的开展中，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搭建了情感桥梁，建立了经济纽带，奠定了文化基石，促进了“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1.旅游是人类交往的桥梁。
交往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现代化程度高、交通便捷的“地球村”中，旅游是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之一。在旅游活动中，交往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人们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互动，而模仿与角色扮演是其在旅游交往中最频繁使用的方式[3]。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时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旅游是修身养性之道，中华民族自古就把旅游和读书结合在一起，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4]在旅游活动中，各族人民从全国各地来到旅游地，不仅形成了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也形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游者之间的交往。置身旅游中，农业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游客心中，共同熔铸了对人类文明、对祖国的认知。一方面,游客切身体验到各民族的生活，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包容、共情有助于塑造个体对共同体的多样性的明确认知；另一方面，也为当地民族与其他民族游客亲密接触提供了机会，通过了解他人、认识自我、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强化了对社会整体价值和观念的认同，构成了共同体成员以共善价值为追求的国家认同纽带，是各族人民增进感情的重要渠道。旅游活动的接触与互动，对于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性作用有着坚实而广泛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各族人民的旅游交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2.旅游活动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动。
文化能够通过一种在群体成员中共享的世界观和历史命运感将人们在情感与信念上联结为一个整体，塑造出共同的身份认同。旅游活动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文化活动。在旅游活动中，经营与消费环节都有着很强的文化性特征，因此，旅游产业也具有文化性特征[5]。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文化差异，这也是旅游交往发生的根本原因。当旅游者游览一个文化区域时，其本质是他在领略、体验一种不同于自己母语文化的文化，于是，旅游活动便反映了两种文化或亚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6]。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变化，文化和旅游间的关系越发紧密。2018年3月，我国文化和旅游部成立，显示了中共中央对文旅融合的高度重视，也为统筹文化事业与旅游资源注入了推动剂，有利于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及影响力，有利于向好向快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步伐。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欣赏古典民族史诗《格萨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的说唱表演后指出：“56个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7]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教卫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8]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汇聚而成，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多元共生，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不同地域与民族间的交往无疑促进了文化交流，丰富灿烂的各民族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包容开放的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又始终贯穿着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可见，旅游活动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共同的中华文化底蕴形成与发展，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旅游交往互动有利于和谐各民族关系，形成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基础。
3.旅游促进了各族文化互鉴融通。
旅游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流动形式之一，现代旅游业具有愉悦性、交流性、普遍性等多重特征[9]。Chris Ryan提出了“旅游者—朋友模型”,他认为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关系发展会经历从“旅游者”而“宾客”而“朋友”的过程，他们可以在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到社区的某些事件中去[10]。可见，旅游已经成为推动民族交融的重要形式，它使各民族人们“面对面”频繁流动，其影响不止停留在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还进入到更深的精神层面之中。在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旅游活动早已不再属于少数人，它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旅游活动的频繁，促进了各地各族风俗、人文、经济、语言、饮食等领域的交流，当各个民族所特有的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时，不仅深化了民族交融，也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共同体。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提出，“共同体”是一个有机体，它象征着互助、和谐与信任，是家的感觉，人们在其中以兄弟姐妹般的情谊相互依靠[11]。“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12]弗朗西斯·福山也明确提出，共同体是因为信任而团结在一起［1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源于我国自古以来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以及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现代社会的旅游流动，使各民族在生活上相互交流，经济上相互促进，文化上互鉴融通，构建了更加紧密联系、有机互动、相互促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旅游产业发展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发展状况的标志。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期间特别强调：“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各族群众是一个大家庭，要携手并进。”旅游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员往来、转移支付等，加快了各民族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进程，夯实了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物质基础，各民族携手共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目标。
1.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使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在旅游业中，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旅游业蓬勃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它包括所有地上与地下设施，如排污、供气、水电系统及道路、通信网络、商业设施[14]。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不仅给游客带来了更好的体验，也为当地各族人民带来了更便利的生活条件。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迈入新阶段，其中，交通设施的改善推动了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2007年-2016年，民族地区实际GDP增速保持在15.37%，高于全国GDP平均增速（14.17%）。尤其是动车、高铁的运行，缩短了旅游者的路途时间，对西部地区旅游经济促进作用显著。例如广西、云南和贵州，当地运输条件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极大地压缩了三省区与全国经济中心的时空距离，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贵州省连续四年(2012-2015)保持全国GDP增速第一；2020年，我国是全世界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国GDP比上年增长2.3%，云南、广西和贵州同比增长分别为4%、3.7%和4.5%，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厕所革命”是提升旅游业品质的务实之举[15]，尔后原国家旅游局开始实施《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由景区推及全域、由城市推及乡村、由数目增多到质量提高，“厕所革命”逐步推广实施，得到民众和国内外旅游者的广泛欢迎。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如网络设施、供水系统等，各地人民由此享受到了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提升了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信心。
2.旅游投资推动了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形成与发展。
随着旅游市场的迅速增长和系列政策红利的释放，旅游活动日渐频繁，相关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灿烂的自然、人文资源，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旅游投资。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机构也通过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旅游投资，以期发挥市场在旅游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从面上看，我国西部八省区旅游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保持稳步快速提升。2013年，西部八省区旅游行业的星级饭店、旅游景区和旅行社的固定资产原值总和仅为780.0亿元，2014年达到了809.5亿元。2015年后，增速明显提高，2016年达到了889.1亿元，比上年同比提高了5.9%，平均增速呈4.7%[16]。2019年，西部八省区仅星级饭店的固定资产原值就达到了514.5亿元[17]。从点上来看，以张家界市为例，21世纪以来，该市固定资产投资总计达974.5亿元，旅游总人次自2000 年的513.1万提高至2019年的8162.09万，实现持续快速跨越式发展。如大型歌舞演艺项目“张家界千古情”，由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成，总投资近10亿元。自张家界市发展旅游业以来，外来投资不断增加，企业家、创业者带资金带项目纷纷落地入住。张家界市发展旅游之前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小县，以土家族、苗族、白族为主体，自20世纪80年代开发旅游以来，2015年统计显示，张家界市共有各民族47个，旅游发展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安居乐业、努力奋斗，民族团结进步始终是新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张家界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模范集体”荣誉称号，桑植县水利局局长谷国生等三名同志荣获“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称号，其中谷国生同志应邀出席了国庆观礼活动。旅游发展促成了更深度的民族交融，更紧密的交融又进一步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
3.旅游城镇化进程加快提升了各族人民幸福感。
城镇化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旅游推动型城镇要求城乡统筹，要求环境的美好、社会的和谐与人民的幸福，所以发展旅游有助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18]。旅游城镇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镇，已发展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类型。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状况、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城镇化程度远不及我国平均水平。2018年，贵州、云南、广西城镇化率均不足50%，三省区城镇化率平均水平落后于全国约10%。例如地处滇西北的云南省怒江州，该州2017年的城镇化率仅为35%，比全国低了近25% [19]。但近十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逐步上升，从2010年至2019年，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八省区的城镇化率分别增长了7.87%、11.09%、15.22%、14.21%、8.87%、10.76%、11.99%、8.85%[20]，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水平，加速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幸福感。如典型的旅游推动型城镇九寨沟，2001年前,全县城镇化率仅在18%～ 20%间。旅游发展后，2002年九寨沟实施“新城区建设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城镇化率提高到24%，其中漳扎镇从1984年的6%飞跃至2002年的37%，永乐镇则超过了80%。2019年，九寨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1.69%。迅速增多的城镇人口,其就业、生活均是以旅游业或与之相关联的第三产业为支柱,旅游业推动型城镇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品质。
4.旅游扶贫助推各族人民迈进全面小康。
旅游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2014到2019年，西部八省区国内旅游人数实现大幅提升，2014年仅为106148万人次，2015年为123955万人次，2017年达到了213817万人次，2019年提高到32544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了20%，年平均增速为40%。2013年，西部八省区旅游总收入为9065.08亿元[21]，2019年达到了33939.43亿元[17]，年平均增速为46%。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应加大乡村旅游的力度，提高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实施效率，以期推动当地经济增长，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全面小康的目标。据国家《“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2016年我国共有12.8万个贫困村显示，其中2.26万个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也都采取了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出了不少经验。如“两带两加”旅游扶贫项目，以景区、能人、合作社、星级酒店、旅行社等旅游市场主体为主导，带动村民以分享旅游收益为途径，建立可持续收入来源。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十八洞村，从重度贫困发展到136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从原始偏僻的村寨成长为休闲度假的胜地，从“精准扶贫”首倡地蜕变成全国精准扶贫典型。十八洞村充分发挥自然、文化、区位与政策优势，依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设施和民族风情完美融合”的原则，以“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为宗旨，实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村更古、心更齐、情更浓”的目标，先后完成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几年间，寨子靓了，游客多了，产业火了，村民的钱包鼓了，笑容甜了。2013年，该村人均纯收入仅1668元，2017年便突破万元，该村也顺利脱贫摘帽。位于海南的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采用多种有效方式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景区优先录用周边村民，使村民变员工；和村民签订土地承租合同，使之获取资产性收入；采用订单采购等方式，优先购销周边村民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让村民获得劳务、工资、租金、股金等多方面的收入。景区还设立精准扶贫产业项目示范点，将农特产品引入黄金地段商铺销售；每年发放分红约40万元，三道镇贫困户197户792人受利；景区少数民族员工超过400人。村民享受每天有工资、每月有收益、每季有所获、每年有分成的稳定惬意生活。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使得一批批贫困村相继脱贫摘帽，在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三、以旅游产业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路径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前进,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2]。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必须体现新时代新要求，“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3]因此，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设计、旅游标识选取、旅游讲解等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都要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滋养中华文化血脉，展现中华文明气度，聚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
1.旅游解说中讲好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奋斗故事。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中原和边疆人民从古到今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汉民屯边，边民内迁，历次的民族大融合，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了今天的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疆域，各族人民携手开拓了祖国的壮丽山河、辽阔版图，共同谱写了我们的光辉史册、绚丽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祖先们留给华夏儿女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建设强大祖国的巨大优势。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凭借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实现蒙古各部的统一，为元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对共同体的发展有伟大的历史贡献；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片区，各族人民用智慧与汗水把荒蛮之地建设成宜居之乡，为建设祖国的大好河山辛勤耕耘；在新疆，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发挥聪明才智，谱写了“沙漠变绿洲”的改天换地乐章。这些开拓疆域的伟大故事要更多更好更生动地融入旅游活动中，走进各族人民的心中，让各族人民充分体会到为祖国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2.旅游产品标识上体现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跨文化交流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社会现象，如张骞出使西域、文成公主和亲、郑和下西洋、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等，都从不同程度上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24]，各族人民共同书写了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例如旅游品牌丝绸之路，其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时期，途经现在我国西部多个省区到达罗马，长达6400多公里。两千多年来，国家、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各异的帝王、军队、使者、商贾、僧徒等，往来于此，创造并传递着财富和智慧，深深影响了东西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的进程。茶马古道地跨川、滇、青、藏四省，支线茂密繁多，向周边辐射至亚洲西部、南部及东部，远达欧洲，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和边疆进行茶马贸易的交通路线，也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走廊。红军长征是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奋勇革命的伟大壮举，也是谱写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凯歌，“彝海结盟”就是其中的佳话。1935年5月，红军要穿越大凉山一带彝族聚居区。为了消除猜忌与敌视，刘伯承在此宣传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和彝族首领小叶丹于彝海边会谈，歃血为盟，小叶丹不仅亲自组织当地彝族群众护送红军过境，还商讨成立彝民红军支队。民族音乐舞蹈也是如此，如孔雀舞本是傣族舞蹈，现在也已成为各族群众都喜爱、易学的舞蹈，常常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西部地区旅游产品设计的创新发展必须提炼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3.旅游资源开发上树立各民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形象的典型。
我国各地区资源、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同进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22]1979年7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国家要有计划地组织一些较为发达的内地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疆地区”。40多年来，内地陆续为西部地区输送了大量经费、人才、技术等，涌现出很多像“林占熺教授菌草扶贫”一样的感人故事，中华儿女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形象深入人心。21世纪以来，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相互帮助。“十五”计划中的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四项标志性工程陆续完工，造福了一方人民。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贯通，标志着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脚步迈进了一大步。1949年，西藏仅有1千多米便道可供汽车行使，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要把铁路修到拉萨。我国专家学者合力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为多年冻土的地质构造、高寒缺氧的环境和脆弱的生态找到了解决办法。青藏铁路使天堑变通途，翻天覆地地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是各族人民不惧艰辛的爱国情怀、团结奋斗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旅游活动中，人们追溯历史故事、感受传统情怀、融入现代元素，使各族人民加深了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让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旅游中汇聚和呈现，不忘初心，将各民族互帮互助的精神发扬光大，传承下去。西部地区旅游发展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特色优势等实际，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融入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兴边富民等新发展格局，将各民族互帮互助、对口支援、守边护国的典型事例打造成旅游吸引物，在旅游活动中讲好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同进步、共同富裕的合作共进故事。
4.无障碍旅游线路设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我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维系这种持续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通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你去我来而又各具个性的共同体。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驴、骡，小麦都是由少数民族经西亚传入中原的，玉米、高梁也是由少数民族传入内地的，游牧民族生活必需品许多来自中原地区。中原的粮、丝、茶与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的肉类、奶类、油类等产品，构成整个中华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产品。这种经济上相互补充，互相依存的兼容性，必然形成经济上的民族亲合力，由此而产生政治上的凝聚力。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建设大军带着先进技术和人才来到西部地区，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留下了各民族团结合作的佳话。八千湘女进新疆、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些故事感人至深。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群众到中东部地区务工经商的越来越多，内地各族群众到西部地区开发建设、旅游观光的逐年增加，各民族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现在，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很多，形成许多“团结族”家庭。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旅游的性质要求旅游活动必须是无障碍性的，跨地区旅游合作成为必须，极大推进全国统一旅游市场的形成。地区封闭的打破、民族交往交流增多，会极大地促进各民族交融，这是旅游产业发展趋势。如多民族聚集地的武陵山区，保留着大批传统特色村落，其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都留下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印记。精心设计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旅游线路，借旅游既能盘活传统特色村寨资源、带动经济发展、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又能宣传和加深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5.旅游发展理念上共同培育传承中华民族精神。
“大事业，大奋斗，总会呼唤并滋养着相应的大精神。”[25]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人民和时代所要求的民族精神展现着中华儿女的气质与品格。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深深植根于各族人民心中，它由各民族共同培育，由世世代代薪火相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推力。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入藏，她不仅携带了大批医学、农学、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的书籍和许多乐器、绢帛、粮食种子，还有大批文士、乐师和农技人员随从，开启了吐蕃贵族子弟学习《诗》《书》之风气。唐代诗歌《陇西行》有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可见汉族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吐蕃人的生活，汉与吐蕃民风交融。1771年，为反抗沙俄压迫，土尔扈特部族人随首领渥巴锡冲出重围，历尽艰难险阻，历时八个月，顺利返回祖国。清政府调集大批物资接济土尔扈特，共有白银300万两，家畜20万只，衣物51万件，布帛61万匹等。同时勘查水土肥沃之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为他们安身立命创造了条件。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之路充满坎坷、艰辛和悲壮，但其热爱祖国的执着和信仰，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为巩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要回应时代新要求，在旅游发展理念上体现时代精神，在旅游的供给和需求端共同培育传承中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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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