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与社会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
摘 要：立足于系统论的观察视角，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是相伴共生的互动关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度、政治主体与社会期望的契合度、政治结构运行与社会诉求的呼应度、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导向的融通度，是影响互动关系的基础性要素。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与社会生态建设互动机制现实进路的建议性思路为：以依托于制度保障的领导力，衔接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以涵养于政治主体的感召力，对接社会期望的正向认同；以落实于政治结构端口的公信力，链接社会诉求的正当表达；以厚植于文化融通的向心力，承接社会价值观的健康导向。这些思路构成具有开放性和灵活度的方法系统，在运行磨合中随时进行与时俱进的系统更新，不断造就互动机制的向好态势
关键词：政治生态建设；社会生态建设；互动机制
作者：侯松涛，中国政法大学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1]。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不断总结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果，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深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认识的结果。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政治生态”的创新性理论命题，并在全方位开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政治生态建设重要性的理解与认识。
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政治生态”逐渐成为国内理论界的热点聚焦。关于政治生态的学术关注，大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部分西方学者的努力，并逐渐形成政治生态理论的基础性建构。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政治生态理论渐次为国内学界所关注，部分学者开始进行运用相关理论观察中国政治的学术尝试，产生了部分比较优秀的学术成果。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关于政治生态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应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相关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理论聚焦分散难成体系，问题关注缺少共识。党的十八大之后，诸多学人从政治生态的不同具体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其间不乏真知灼见。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治生态建设意义、特点、举措等的静态性分析，而基于政治生态理论深入理解基础上的系统性观察尚显薄弱。因此，本研究将立足系统论的观察视角，聚焦于政治生态建设与社会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研究。
一、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互动机制的逻辑前提
本质而言，关于政治生态建设与社会生态建设互动机制的研究，仍然是立足于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为轴心的观察聚焦。本研究何以选取政治生态建设与社会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为切入点？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何在？如上问题的回答包含着对政治生态建设与社会生态建设互动机制逻辑前提的认识。
（一）理论层面：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内在关联
政治生态的概念，与自然生态的概念相呼应，是学界借鉴生态学的科学分析框架，并将之运用于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观察，从而形成的一个政治学领域的新概念。在西方学界，以这一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秉承政治系统论的观察视角，坚持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方法，将“系统”的概念，视为整个分析模式“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并强调，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基于政治生活的系统性和开放性，对于政治系统的生存过程及其条件的分析；在把政治生活视为一个系统的前提下，这个系统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必须把它看作是处于自然的、生活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包围之中，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2]。
何谓政治生态？自中共十八大之后“政治生态”成为学界关注热点以来，诸多国内学者基于不同角度的理解也进行了相应的学术界定。概而言之，这些学术界定也从不同的侧重点展示了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如关于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学者熊光清认为，政治生态是指在一定政治系统内各个政治行为体之间，以及政治行为体与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运行的环境与状态[3]。包心鉴认为，“政治生态是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4]。关于政治生态的开放性，郝宇清认为，“根据政治生态学理论，政治生态的生存与发展，主要受内部生态循环过程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影响”[5]。在明晰政治生态概念和基本性特征的基础上，不少学者还对“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具体界定。王立峰认为，“党内政治生态作为政治生态的典型代表，是政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党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过程”[6]。柳宝军认为，“党内政治生态是存在于一定社会政治环境之中的党员干部之间以及党员干部与各级党组织之间在长期政治生活中交互作用形成的整体状态和发展态势”[7]。
基于如上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认知可见，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无论是关于政治生态理论逻辑前提的理解还是关于其基本特征的概括，在关于政治生态的学术观察中，都以系统论为立足点，将政治生态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甚至有学者将社会环境视为政治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认为“特定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政治生态主要表现为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及政治发展的状态，同时也表现为社会环境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状态，还表现为政治系统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状态等”[8]。因此，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内在关联，是政治生态研究的理论逻辑起点。在这样的研究考量中，以政治生态为轴心，社会生态是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社会风气和自然环境等为组成要素的宏观外围系统，与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形成互动关系。
（二）实践层面：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的互动
在关于政治生态的广义化理解中，政治生态本就是整个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逻辑中，本研究倾向于在具体化意义上使用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概念。在这样的理解中，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实践为逻辑前提，政治生态是党作为政治主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活动形成的，包含政治价值追求、制度框架、运行机制等内容要素的系统。以这一系统为参照，社会生态是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社会风气和自然环境等为组成要素的宏观外围系统，与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形成相伴共生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在现实实践层面，社会生态是政治生态的孵化器，政治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指向标。
一方面，社会生态是政治生态的孵化器。其一，在政治层面，社会生态催生了各政治要素在政治生态运行实践中的形成。作为分配资源和管理社会的活动，政治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主体，政治活动所包含的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规范等要素，则是政治主体的行为框架，政治活动本质上也体现着政治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任何政治主体都孕育和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生态之中，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与此同时，特定时期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理论都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态的产物。其二，在经济层面，社会生态塑造了政治生态在运行实践中与时俱进的发展格局。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中，在由革命走向建设的时代巨变中，在由传统封闭走向现代开放的社会变迁中，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社会生产方式、社会价值观、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变化，使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不断生成不同的政治诉求、执政挑战和社会期望，从而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使体现在政治理论、政治机制、政治方针、政治路线等方面的政治生态在运行实践中不断自我革新，形成与时俱进的发展格局。其三，在文化层面，社会生态孕育了政治生态运行实践的政治文化要素。在社会生态运行中，其主导性文化要素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在政治生态运行中，其主导性文化要素则是政治精神。宏观而言，在政治实践中，任何特定的政治精神都是孕育于特定的社会生态所涵养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之中。与此同时，社会生态系统所孕育的公众政治意向、政治认知、政治参与、政治利益诉求、政治偏好等政治文化要素，是关涉整个政治生态系统运行的基础性动力。
另一方面，政治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指向标。其一，作为一种生态系统，政治生态系统中各政治要素在动态运行中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各种政治决策、政治规制、政治行为等的生成。良好的政治生态系统，将有效回应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所生成的政治诉求、政治期待和政治压力，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为社会带来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保障，从而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其二，政治生态运行中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取向，能够使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更有效地发挥后发优势，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有效转型、由动荡不安向秩序稳定的迅速过渡、由贫穷落后走向加速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和制度保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不仅为保障人民群众各项基本权益、实现社会由动荡不安走向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保障。正是这样的坚实基础和制度保障，使整个中国社会迈入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快车道。其三，政治生态的良性运行，为社会变迁的现代化取向提供制度保障，是社会生态的净化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新的政治生态之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依托于全新的政治机制，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运动，从禁毒运动、娼妓改造到取缔会道门，暴风骤雨式的政治力量激浊扬清，使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标示着整个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其四，政治生态系统的有效运行，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党情、国情、世情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着力于政治理论创新和政治实践创新，从而有效推动了社会层面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政治生态建设理念不断完善，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为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不断提升，以此为前提，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引领下，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和担当大国责任，从而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走向，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模式借鉴和实质帮助，从而也标示着宏观性社会生态的积极走向。正因如此，政治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指向标，是科学衡量社会生活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尺，不仅是党风、政风也是社会风气的综合性集中体现。
在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机制的逻辑前提下，关于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机制的研究，将以其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观察立意，突破研究潜在的孤立性、狭隘性、肤浅性，并在实践层面形成具有治根除本意义的互动机制建设思路。
二、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机制的影响要素
政治生态建设理念的提出，反映了新时代以来党对全面从严治党内在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决定了在加强党的建设的立意之下，关注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互动关系的逻辑必然。二者相伴共生的关系，也决定了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机制的影响要素所必然具有的双向性动态特征。
（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度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延续中，随着党对自身建设认识的深化，党内制度化建设不断走向成熟。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有机统筹、明确导向的基础上，党内法规建设进入体系化的新时代。于党内政治生态而言，党内法规成为良性政治生态的主要制度保障；于社会生态而言，国家法律则是良性社会生态的主要制度保障。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性与协调度，是影响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关系的制度要素。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将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是党开拓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不断提高国家法治化水平，从而形成良性社会生态的的基础与前提，依托于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而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态新格局，与不断优化社会生态和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是内在统一的。另一方面，作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保障，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具有一致性。具体而言，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应该具有互补性和衔接性，在内容、形式和实效等方面体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应该在党规严于国法、党规与国法不可存在矛盾与抵触的前提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边界明晰，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性与协调度。
与之相反，根据系统的边界理论，如果政治社会体系中，由于某一主体或角色出现越位、错位、缺位，则会引发政治职能位移、政治生态失衡，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和谐状态就会被打破，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受阻、或出现停滞[9]。因此，如果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不畅、互不协调，就会影响到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良性互动。由于目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任务尚处于进行过程中，党内法规建设的全面推进也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对于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为中心的党内制度建设尚缺乏完备度和成熟度。与此同时，传统的党内法规侵占国家法律空间的问题，法律与法规的矛盾与错位问题，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边界不清和交叉重叠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仅造成国家立法立规资源的浪费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老问题的新延续，更重要的是，这在削弱了党内法规在党内生态建设方面的制度效益的同时，也弱化了国家法律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效益，从而带来了相应的不良后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有过尖锐批评，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到：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10]。由此造成政治生态建设与社会生态建设的消极连锁反应，作为执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力必然弱化，而社会对法律权威性的敬畏度也相应减弱，党内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形成制度性障碍。
（二）政治主体与社会期望的契合度
从宏观角度，政治主体可以指整个政党和整个政党组织，但从微观角度，它更多地是指党员个体。一方面，政治主体以特殊的方式嵌入在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中，处于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是构成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作为政治个体，是党内政治生态的生命载体，每个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个体的政治行为，最终会组合为整个政治主体的政治表现和政治形象。另一方面，于社会生态而言，整个社会会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个体自然生成特定的角色期望，这种角色期望包含着对党员角色的责任、价值、行为模式和整个党员群体内部关系的定位，要求“个人扮演角色的行为符合社会、组织、团体和他人的期待与要求”[11]，包括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忠于职守、严守党纪、团结奋进等等，这种社会期望构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压力型动力，推动着政治个体向契合于社会期望的向好趋势努力。
在如上前提下，如果政治个体能够敬畏党和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坚持以社会期望为指标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则不仅利于党内政治生态的良性运转，而且会带动整个社会生态的向好，从而促进二者间良性互动的形成。但是，如果政治个体行为失范，则会带来严重问题。这种政治失范行为包括：以权谋私行为，如一些党员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仍然以自私、贪婪、任性和投机的心态，借靠党员身份和手中的权力严重违反党规党纪，大搞权力寻租、谋取各种私利。一些党员干部涉腐金额巨大，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数亿元之巨。尤其是各种拉帮结派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有的党员、干部讲利益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甚至把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这种拉帮结派行为直接导致的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和党内关系的不正常。“有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不正确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或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有的甚至把所在地方和分管领域当作‘独立王国’、‘私人领地’。”[12]如上种种政治失范行为，在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系统性破坏的同时，造成了社会生态中贫富差距及阶层流动方式与分化渠道的扭曲，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不但消蚀了社会生态对政治个体的社会期望，而且严重污损了整个党的社会形象，弱化了执政党的社会感召力。
（三）政治结构运行与社会诉求的呼应度
政治结构一般由政治生态系统内一定的组织和机构组成，并在此基础上在政治结构的总体运动中履行一定的政治功能；社会诉求则是指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社会个人或社会群体基于自身欲望、目标的实现或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达成而进行的表达。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的互动中，政治结构的运行以呼应社会诉求为责任担当，并以相应的政治执行力保证政治功能的有效发挥，保证社会诉求的有效实现；与此同时，“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3]。社会诉求也会在政治结构的科学优化与自我调适中发挥重要功能。
由政治结构而言，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系统中运行的，是一套以严密的组织性和党的集中领导的权威性为特征的、兼具中国特色和一定科层制色彩的政治结构。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以中共中央为政治核心中枢，中共中央是对社会治理进行统筹决策的权威机构，呼应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势下的社会诉求，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适时制定并指挥实施一系列相应的战略决策，依托于从中央、省 (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县(区)到乡镇及至村（社区）等一系列组织环节，各个组织环节层层隶属，构成在自上而下的政令下达和政策落实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政治组织网络，使政治结构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可以高效地触及整个社会的每一角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自2020年初以来，基于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后的严峻国内外形势，中国特色的政治结构运行在疫情应对方面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就充分验证了这一点。正是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全民抗疫工作中，党进一步赢得了民心，社会生态中的民心所向，也在不断转化为对政治生态向好性的助力支持。
与此同时，这种政治结构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由于多层级结构和权力递进的存在，造成政治结构的倒金字塔现象，即距离中央权力中心越远，制度监督的作用力度会不断减弱，政策执行的变异程度可能会加大，会时时出现“好经让坏和尚念歪”的异象。尤其是在政治结构与社会生态对接的端口即基层，“有的党组织违背‘四个服从原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党中央和上级的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12]38。有的基层党组织缺乏社会服务意识，工作效率低下、责任担当不足、纪律意识不强，存在严重的懒政、庸政、贻政问题，如在社会服务工作中要求群众必须证明“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的荒唐事件的出现；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以过度作为为表现形式的不作为和懒政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政治结构运行呼应社会诉求的中梗阻，从而弱化了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也侵蚀着整个社会的政治认同度。
（四）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导向的融通度
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主观领域，包括社会成员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观等[14]。在本研究关于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下，则特指党内政治文化；所谓社会价值导向，主要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者叫文化[9]。在党内，政治文化是整个政治生态运行的灵魂，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使得党内政治生态形成高效的净化模式，有效营造和维护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党内政治文化不健康，党内政治生态就会严重恶化；党内政治生态恶化，党内政治文化也不可能正气浩然。”[15]在社会上，社会价值观作为“文化的内核”，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观精神状态，发挥的是一个社会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风向标作用，如果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一个社会不可能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态势。
在政治生态建设为轴心的关注中，无论是党内政治文化还是社会价值导向，都是一种有影却无形、有实却无名的存在，但它们会以无形和无名的无处不在与无所不及，潜移默化地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生态文化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导向相互融通的理想状态中，党内正气浩然、风清气正，也会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社会价值观的正确取向，将使积极性的政治期望和政治诉求转化为政治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并以无形的氛围动力，促进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的融通，从而间接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健康性联动运行。
如果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融通渠道发生阻塞，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例如，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比较健康而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则党内政治文化就会屈从于社会风气的无形压力而发生变异；相反如果社会价值观积极向上而党内政治文化出了问题，则社会风气也会基于社会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而日益下滑，由此带动整个社会风气也出现问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圈”、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圈”、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友圈”、以学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学圈”一度大行其道[16]。这是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的融通出现问题的典型体现。
三、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互动机制的现实进路
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理念，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良性互动，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础和前提。综观世界诸国，无论是原发型还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凡是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呈现良性互动的国家，则经济方面发展环境向好、政治方面行政工作规范而高效、社会方面和谐有序，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度也相应较高；相反，凡是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运行出现问题的国家，则经济方面发展迟缓、政治方面政府运转混乱低效甚至政变不断、社会方面问题和矛盾丛生甚至秩序动荡混乱。因此，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良性互动机制的建构，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之后，2013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政治生态问题。201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17]2018年，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18]由此，政治生态建设形成明确的目标设定和呈现积极态势。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共产党的党情、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状态的国情和世界发展演进格局的世情出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框架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良性互动机制，是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互动机制的现实进路。
（一）以依托于制度保障的领导力，衔接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
在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中，制度建设是基本保障。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面对新时代治党治国新局面，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要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20]
基于如上原则，政治生态建设方面，以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为重心的党内制度建设，既是以往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当下与将来党内政治生态制度保障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依规治党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题，中共十九大更是把党的制度建设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集规划、制定、备案、清理等环节于一体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链条已经成型；以党章之下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所组成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初备，从而为制度建设的有规可依提供了保障。在此基础上，应强化党内规制教育、增强党内制度意识，形成制度建设的权威性，打造党内敬畏党制、尊崇党规、遵守党纪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强化党内监督，继续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要明确制度建设无小事，通过强化日常监督，使党内形成普遍的制度自觉意识，从而以不断向好的制度生态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健康运行。
与此同时，党内制度建设要增强与社会治理的主要依托国家法律的协调性，有效衔接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这包括：要以国家法律的完备度为参照，着力党内制度创新，不断解决党内法规制度的短板问题，以盘活整个党内制度体系，形成党内制度体系与社会治理制度保障体系的均衡互动和同步运行；加速制度跟进，要以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行为等法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基础，形成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建设的联动模式；丰富和保障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建立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程序的各个环节，保证政治程序科学化和社会参与制度化的统一；以政治程序的科学化和社会参与制度化的统一，疏通社会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调动社会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作用，刺激社会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发挥。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依托于制度保障，方能有效衔接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方能形成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强效领导力，为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提供制度动力。
（二）以涵养于政治主体的感召力，对接社会期望的正向认同
在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中，以中共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政治个体的组合形成政治主体。在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中，政治主体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中的关键性要素，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问题，主要涉及政治主体即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问题，这也是优化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直接突破口。
政治个体作为整个政治生态机制的组成细胞，同时也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社会生态组成个体，具有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双重属性。在社会生态系统的实际运行中，社会期望作为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或社会其他个体期待与要求的体现，实际上是以显性的正向认同与隐性的负向认同并存的方式存在的。显性方面，社会期望包含着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忠于职守、严守党纪、团结奋进等对于政治个体的正向要求，期待以这样的个体标准所组成的整个政治主体，能够保障社会个体或组织的民主权力实现和自身利益落实；但隐性方面，部分社会组织或社会个体也会基于私人利益追求，暗怀投机、捷径心理，期待政治主体中的相关党员干部能够给走门路、走关系等潜规则行为留下余地。因此，社会期望的两面性决定了：以对接社会期望的正向认同为导向，以政治个体素质的优化为基础，方能有效发挥政治个体作为特殊社会个体的示范功能和模范带头作用，并以政治主体威望和形象的提升为表现形式，形成涵养于政治主体的感召力，保证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良性互动机制的运行。
具体而言，首先，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突出重点，重在管用有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21]要以完备的制度体系为保障，在党内形成有效的惩戒机制，发挥制度的规制功能，以制度权威强化政治个体对接社会期望的自觉性。其次，在社会层面，以法治为基础规范社会期望的正向认同，同时在党内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引导政治个体对社会期望的筛滤，对接社会期望的正向认同，过滤掉社会期望的负向认同，避免成为负向社会期望的跟从者；在党内，要整合历史上党的建设的经验资源，如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物质奖励、精神鼓励的各种形式，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政治个体自我要求的提升，带动社会期望正向认同的整体社会氛围。再次，以政治个体的定期培训和教育引导为手段，以强化家风建设为切入口，帮助政治个体坚定自己在社会生态中的正确站位，成为正向社会期望的引领者和践行者。
（三）以落实于政治结构端口的公信力，链接社会诉求的正当表达
在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中，政治结构的合理构建，是政治生态良性取向的保证，政治结构的科学运行，可以有效验证制度保障的效力程度和政治主体的功能发挥情况。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社会诉求作为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基于自身欲望、目标的实现或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达成而进行的表达，往往以民意和民心所向，评价着政治结构的运行质量；但与社会期望相似，社会诉求所包含的社会个体或利益群体的欲望、目标等方面，也具有相对两面性，更为关键的是，社会诉求的表达渠道，有时候会以正当表达之外的非正当表达形式，比如超越法律规定之外的聚众闹事、越级上访等等，给政治结构的运行带来严峻的现实挑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直接面对这种现实挑战的，往往就是政治结构中的基层党组织。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同时，基础非常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基层就是党支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必须夯实基层。要有千千万万优秀基层骨干，结合实际情况落实好各项工作。”[18]从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关系而言，基层党组织是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链接的组织端口，也是政治结构中接收社会诉求信息的感应器，是二者互动关系发生的第一场域。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可以使基层党组织形成对社会诉求的有效回馈和高效呼应，从而使社会诉求所内含的社会矛盾消弭于未然；相反，基层党组织对社会诉求的呼应如果发生梗阻，社会诉求所内含的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则会导致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时出现严重问题。因此，政治结构的优化，要以固本强基为目标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以落实于政治结构端口的公信力，链接社会诉求的正当表达。
具体的建设举措包括：首先，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10]129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责任意识和业务协同能力，形成基层党组织的高效执行力，及时响应和落实正当的社会诉求，呼应民心所向。其次，作为直面社会问题的基层党组织，要辩证看待社会诉求所关联的社会问题，将之化为基层工作创新和改革的外在动力，以基层党组织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法律素养的逐渐养成，坚持依规办事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正常范围内，践行基层上传下达的职责所在，并配合以民意调查和反馈机制的完善，落实社会诉求的正当表达，消弭不正当社会诉求于无形，引导民意所归。再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22]。社会诉求所包含的民心与民意所向，形成整个政治生态结构不断优化更新的动力，因此，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培育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公仆情怀，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历练中不断增强整个政治结构的自我调适能力，同时以落实社会诉求所为，守护民生所在。
（四）以厚植于文化融通的向心力，承接社会价值观的健康导向
在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中，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通过文化氛围的培育在党内形成文化场，为党内政治生活“塑魂”，规范党员干部的政治行为[23]。向好的政治文化，能够使完备度不足的制度方面作出及时调适并保证制度的切实执行；相反，政治文化的问题方面，也会使足够完备的制度方面，沦为制度空壳而难以落实。由社会价值观导向而言，也存在健康导向和不健康导向的分野。如前所言，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比较健康而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则党内政治文化就会屈从于社会风气的无形压力而发生变异；相反如果社会价值观积极向上而党内政治文化出了问题，则社会风气也会基于社会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而日益下滑。在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下，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与党内政治生态中的政治文化要素相互融通，这种融通所形成的生态文化场域，是制度生长的土壤，是政治主体成长的营养剂，是政治结构运行的根基，它承接社会价值观的健康导向，使厚植于这种文化融通之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隐形动力。
为利于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导向的融通起见：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先行，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一方面，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24]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心，在社会价值观建设方面营造社会生态的良好氛围，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健康向上的正能量。其次，辩证认识政治文化消极性要素对于党内和社会发生影响作用的方式，单一的党内制度惩戒和法律规约治标难治本，要将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建设视为具有长期性的过程，形成有效的党内和社会相互呼应的宣传教育机制，于宣传教育的潜移默化、春风化雨间，在社会上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在党内形成正气充盈的政治文化。再次，理性定位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现实，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党内政治文化现实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发展走向。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方面坚持以德治党结合依规治党，社会生态建设方面坚持以德治国结合依法治国，两者有机结合相互呼应，共同用规制和法律划定行为底线，而以道德规范设定高线目标，坚持最高标准与最低底线的统一，以文化治理的柔性为制度治理的刚性提供后盾与保障，二者刚柔并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价值观建设同步共进的现实性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治生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之际交出的党建完美答卷的保证，又是以十九届六中全会为新的起点，在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助力。本研究的展开，既包含着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建设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包含着在此基础上政治生态建设实践进路的规划。
在如上原则性维度之下，立足于系统论的观察视角，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之间，体现为相伴共生的互动关系。于理论层面，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对接，是政治生态研究的理论逻辑起点；于实践层面，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形成互动关系，社会生态是政治生态的孵化器，政治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指向标，是科学衡量社会生活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尺。正因为如此，关于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机制的研究，将以其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观察立意，突破研究潜在的孤立性、狭隘性、肤浅性，并在实践层面形成具有治根除本意义的建设思路。
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建设思路规划与设计的前提，是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机制影响要素的明晰。在这些要素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度、政治主体与社会期望的契合度、政治结构运行与社会诉求的呼应度、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导向的融通度，是影响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关系的基础性要素，这些要素都具有双向性动态特征，它们彼此关联、互相掣肘，甚至已然形成一个影响要素系统。
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互动机制的现实进路，其基本原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党情、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状态的国情和世界发展演进格局的世情出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框架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良性互动机制。本研究的建议性思路包括：以依托于制度保障的领导力，衔接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以涵养于政治主体的感召力，对接社会期望的正向认同；以落实于政治结构端口的公信力，链接社会诉求的正当表达；以厚植于文化融通的向心力，承接社会价值观的健康导向。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25]一方面，本研究建议性思路的几个方面，构成一个互相联动的方法系统，在现实实践中，需要“综合决策、协同推进”；另一方面，这些建议思路也决非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它们所构成的具有开放性和灵活度的方法系统，将在不断的运行磨合中，随时进行与时俱进式的系统更新，不断造就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互动机制的向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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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