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的艺术创造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摘 要：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现象之一。根据各个历史时期龙的造型和工艺两个方面，分析龙的艺术中体现的中华文明创新性。中国历史上各种龙的造型，是古代中华民族不断创新的产物。有角龙是在无角龙的基础上创造的，有足龙是在无足龙的基础上发明的，有翼龙是在无翼龙的基础上创制的；五色龙是在单色龙的基础上创设的。制作龙的工艺技术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最早的是摆塑之龙，其后有雕刻之龙、绘画之龙和刺绣之龙等。龙文化是民族凝聚的纽带、文化认同的根基，对龙文化的精华应采取保护和传承措施，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龙形象；发展阶段；中华文明；创新性
作者：何星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必须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五大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1]。研究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既要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性研究，也要从微观上进行专题性研究。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通过研究龙文化，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所谓龙文化，即与龙有关的各种观念信仰、崇拜现象、祭祀习俗、神话传说、娱乐活动、民间工艺等。中国龙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龙，有生物龙，有文化龙。生物龙即被称为“龙”的自然界中的动物，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养龙和见龙的记载，这些龙无疑都是蛇鳄之类的动物，是自然之龙。在民间，蛇、鱼、蜥蜴、鳄鱼等自然界的动物，也常被视为龙，或当作龙的象征来祭祀、崇拜。《抱朴子》称：龙“有自然之龙，有虵蠋化成之龙”[2];《太平御览·龙》也说：“有自然之龙，有虵蠋化成之龙。”[3]所谓“自然之龙”，即自然界存在的生物龙。据传说，黄帝时专门派人豢养龙，养龙之池称为龙池。每逢旱灾，便祀龙请雨。《遁甲开山图》载：“境北有阳石山，中有神龙池。黄帝时，云扬先生养龙于此。帝王历代养龙之处，国有水旱不时，祀池请雨。”[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亦称：“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晋人杜预注:“豢、御，养也。”[5]这些专门养龙之人，所养之物必然是自然界中的蛇鳄之类。
明人贺复徵认为上古所谓的豢龙氏是指“负责祭祀龙神的官员”，后世以讹传讹，就传成了“负责饲养龙的官员”。他在《文章辨体汇选》称：“古豢龙氏之于龙，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于蜡，实掌其祭者也。所谓豢龙者，其无乃羞饮食以祀龙之谓。而好怪者遂以豢龙为畜龙也。”[6]贺复徵的观点未必科学，史前时代祭祀的对象，大多是自然界的动植物。龙蛇与雷电的形象和出没时间相似，误以为雷电是龙蛇的化身，把自然界中的蛇鳄之类的动物作为祭祀雷神的象征，以祈求风调雨顺[7]。
文化龙即人们创造的龙，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龙。它具有生物龙所没有的形体，如龙角、龙翼、龙须、龙鬃、龙珠等，都是一般爬行动物所没有的；它具有生物龙所没有的神性，如腾云驾雾、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守疆护土等。
龙与中国人有不解之缘。在中国，龙是人人皆知的动物神，受到普遍的宠爱。历史上关于“龙”的传说为数众多，带有“龙”的人名、地名多如牛毛，与“龙”有关的舞蹈和祭祀活动不计其数。不少谚语和成语都与“龙”有关，如“望子成龙”“龙马精神”等。龙对中华民族文化渗透之深、影响之广，是世所罕见的。它对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社会和民俗等的影响巨大。
本文主要从龙的造型和工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释数千年的龙文化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的，即从龙文化的角度，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一、从龙的造型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国历史上人们创造的龙，其形态多种多样：有无角龙，也有有角龙；有无足龙，也有有足龙；有无翼龙，也有有翼龙；有单色龙，也有五色龙。可以从龙的造型的多样性，窥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1.无角—有角。学术界较多的学者认为，龙是蛇的神化。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龙的原型是鳄。两种观点都没有可靠的证据使人信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蛇或鳄，均无角。
从考古学资料来看，较早的龙均无角。如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块摆塑的龙，全长19.7米，龙身宽约2米，此龙距今8000年，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龙，没有角[8]。又如距今64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龙，也没有角[9]。再如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摆塑龙，“长70厘米、头宽15厘米、身宽4厘米,呈夔龙形的饰物”，此条龙也没有角[10]。
秦汉之后的龙形象，大多有龙角。之所以在龙头上加角，有两种原因：一是古代中国人把龙视为雷神或雨水之神的象征[11]，并认为有角之龙才能化身成为雷电。龙角，古又称“尺木”，并认为“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如唐代史籍《酉阳杂俎·鳞介篇》称：“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12]所谓“博山形”，一般认为是指龙角。可见古代中国人认为，龙无角是不能升天的。二是在龙头上加角，可能是远古时代的角崇拜所致。在哺乳动物中，雄性动物多有角。在有角动物群中，领头的雄性动物大多长有大而强壮的角，因而角也是雄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力量和权力的标志。秦汉之后的龙多有角，可能与龙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有密切的关系。
龙角的形象也在不断创新。有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虽然秦汉以后的龙有角，但各个时期的龙角有所不同。东汉时期的龙角类似牛角，东汉晚期的龙角的下半部出现分叉角，与鹿角相似[13]。唐宋以后的龙角与东汉的又有所不同，分叉十分明显，与鹿角基本相同[13]。西安博物院藏唐代双龙纹铜镜上的龙角十分明显，“龙头长有双角，颈后飘拂着一缕鬣毛，嘴角阔而深，吻部向上翘”[14]。《尔雅翼·释龙》称：“世俗画龙之状，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说……九似者，角似鹿……”[15]《本草纲目》中亦称：“角似鹿。”[16]
龙从无角到有角，从牛角到鹿角，都是古代中国人艺术的创造，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2.无足—有足。古代传说和艺术中的龙，有的有足，有的无足。具有典型龙形象的辽宁兴隆洼石块摆塑龙没有足。该龙距今8000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龙[8]。由此可知，史前时期中国人创造的龙，最初是没有足的。龙身上加上足，是后来人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
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些龙如蛇，没有足。如烛龙蛇身无足，《山海经·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17]《淮南子·地形训》则称：“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18]
神话传说中夔龙则有足，《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北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19]
秦汉之后的龙，大多有四足，但各个时期的龙足有所不同。“汉代龙的形象受春秋战国龙纹的影响，形态已由先秦时无足的蛇形转变为肢爪俱全，奔走迅速的兽形。”[14]西汉时期的龙足形同兽腿，四条腿粗短，有三爪。东汉时期的龙足较长，分兽、鹰两种形状，爪与西汉时期的龙相同，为三爪。东晋时期的龙的四肢较细较长。南北朝至隋朝之龙，四肢上有兽毛，足为三鹰爪。唐宋时期的龙，腿为兽腿，足为鹰爪，一般三爪[13]。
3.无翼—有翼。早期创造的龙形象，大多无翼。如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块摆塑龙[8]、蚌壳摆塑龙[9]和绿松石摆塑龙[10]，均无翼。这些出土文物表明，新石器时代创造的龙均无翼。
从考古出土资料来看，商周时代之龙未见有翼，如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雕玉龙”无翼[14]。
历史文献记述的古代龙，有的有翼，有的无翼。传说中的应龙为有翼龙。《山海经·大荒东经》曰：“应龙处南极。”郭璞注：“有翼为应龙。”[19]《汉书》称：“应龙潜于潢污。”颜师古注：“应龙，龙有翼者。”[20]《广雅·释鱼》载：“有翼曰应龙。”[21]古音“应”与“翼”音近，“应龙”当为“翼龙”之异称。从出土文物来看，东汉时期的应龙有翼。如河南南阳英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的“应龙”，龙翼十分突出[22]。上古时期的中国人把天上的自然现象与地上的动物相关联，以为龙蛇是雷神的象征和化身[11]。有翼的龙蛇才能化身上天为雷电，才能兴云布雨，为人们解除旱灾，保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有的学者通过分析古代墓葬出土文物，认为西汉以后的龙大多数有翼。东汉时期的龙有双翼，大多数交龙无翼。南北朝至隋朝的龙纹，有的龙的翼由三根细长的飘带组成。唐朝和宋朝的龙，翼全都为一根或两根飘带[13]。
4.单色—五色。从考古学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的龙均是单色龙，即以石块、蚌壳等自然物质摆塑，其颜色即物质的自然色，未添加其他颜色。自五行信仰形成之后，五色观念也影响龙形象的创造，于是古代中国人根据五行信仰，创造了黄龙、青龙（苍龙）、黑龙、白龙、赤龙五种颜色的龙，并按五行信仰的方位观念，把五种颜色之龙分配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和中央。此外，还把五色与十天干相关联，甲乙为青龙、丙丁为赤龙、戊已为黄龙、庚辛为白龙、壬癸为黑龙。《神农求雨书》明确地记述祀龙求雨时五色龙与十天干的关系：“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已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23]
《河图》亦有五色龙之称，不过该书则称黑龙为玄龙：“黄金千岁生黄龙，青金千岁生青龙，赤金千岁生赤龙，白金千岁生白龙，玄金千岁生玄龙。”[3]古之“玄”即黑色之意。
《淮南子·天文训》记有青龙（苍龙）和黄龙，青龙居东，黄龙居中：“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兽苍龙”，“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兽黄龙。”[24]
汉代的《春秋繁露·求雨篇》也较详细地描述了根据季节不同而用不同颜色的龙求雨的习俗：春旱求雨，“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乡，其间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旱求雨，“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长各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其间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季夏求雨，“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其间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秋旱求雨，“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乡，其间相去九尺，鳏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冬旱求雨，“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乡，其间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25]。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黄龙是帝王的象征，最为尊贵。黄龙袍只有帝王才能穿，平民百姓均不许穿。《瑞应图》曰：“黄龙者，四龙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26]以黄龙为贵，与崇拜黄帝有关，在五方帝中，黄帝居中央，黄帝之龙为黄龙。史称：“黄帝得土德，黄龙见。”[3]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龙，而中国龙的艺术形象最为丰富多彩。古代中国人创造的颇具特色的龙形象，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善于创造的民族。
二、从龙的工艺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从新石器时代起，直至20世纪末，中国人创造龙形象的工艺技术不断创新。几千年来，创造龙形象的工艺技术主要是摆塑、雕刻、绘画、刺绣等工艺技术。本节简要分析摆塑之龙、雕刻之龙、绘画之龙和刺绣之龙的历史发展，从龙的工艺创造中可窥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1.摆塑之龙。摆塑是最早的塑造龙形象的技术，主要指以石块、蚌壳或土等塑造龙的形象，用于求雨等巫术仪式。摆塑技术是原始时代的一种工艺技术，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工艺技术。
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龙中，最早的龙是用石块、卵石和蚌壳堆塑的龙。如辽宁新查海遗址1994、1995年间出土的一条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石块摆塑龙[8]，1987年和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约6000年的用蚌壳摆塑的龙[27]，1993年6月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焦墩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6000年的用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28]。
土龙是用土堆塑之龙，在新石器时代是否存在？目前无确凿的证据。新石器时代人们已开始塑造石块龙、卵石龙和蚌壳龙，大概也会塑造土龙，只是由于土龙难以保存下来而已。
塑造土龙求雨，是先秦时期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巫术形式。《淮南子·说林训》载：“旱则修土龙。”注：“擢对贮水器也，土龙致雨物也。”[29]《论衡·乱龙篇》曰：“夫土虎不能致风，土龙安能而致雨。”[30]此句虽是质疑龙能致雨的说法，但说明古代作土龙求雨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设土龙求雨，故又称土龙为“龙媒”。古人有诗云：“临河沉壁玉，夹道画龙媒。”[31]
此外，古代还有专门祭祀土龙的诗文。唐代史籍《毘陵集·禜土龙文》：“阳骄阴伏，女魃作孽。孟夏不雨，至于是月。后土将干，百谷恐竭。天道下济，龙德正中。宜甘其雨，亦祥其风。曰岁与时，俾和而丰。胡然屯膏，物乃殄瘁。民用艰食，神将乏祀。岂天不仁？岂龙不智？盍正直以自辅，悯云汉于下土？诏列缺使举火，命商羊以鼓舞。滃兮为云，霖兮为雨。渗我王土而毛之，取我黍稷而膏之。俾尔稼如茨，俾尔穗如坻。实廪实藏，为盛为粢。无贻龙羞，俾神我欺。尚飨！”[32]
宋代文献《文苑英华》也引崇龙文二首：一是独孤及的《禜土龙文》，与上文文字相同；二是白居易的《禜龙文》[33]。
2.雕刻之龙。雕刻是造型艺术之一种。从现有出土资料来看，雕刻之龙晚于摆塑之龙。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古代中国人出于崇敬龙和祈求龙神之心理，遂产生雕刻龙形象的造型艺术，并在玉器、铜器、石料、瓦当、砖块、木料等材料上雕刻各种龙的艺术形象，在铸造青铜器、铜镜时塑以龙的模型。
在中国历史上，雕刻之龙类型多样，下面简要介绍玉雕之龙和石雕之龙。
玉雕之龙，类型多样。其中一种是把一块玉雕成龙形，又称“珑”。“珑”主要用于祈求雨水。《说文》释义为：“珑，祷旱瑞玉，为龙文。”《升庵集·玉名诂》曰：“珑祷旱瑞玉刻为龙文也。”[33]《玉芝堂谈荟·玉名诘》曰：“珑祷旱瑞玉刻为龙也。”[35]《格物镜原·玉篇》曰：“珑祷旱瑞玉刻为龙文也。”[36]
玉龙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存在，不少地区均出土龙形玉器。例如， 1971年春，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社员在村北山岗造林时，从地表以下50－60厘米深处挖出一件大型龙形玉器——玉龙[37]。1988年，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第二件龙形玉，时代比第一条玉龙略早，其造型基本上与前者相同[38]。孙守道对三星他拉玉龙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将三星他拉玉龙与商代玉龙，特别是与妇好墓玉龙作比较，认为两者的差异有十个方面[39]。此外，孙守道还在雕刻风格、表现手法、加工技术等方面与夏商的玉器进行比较，认为三星他拉玉龙艺术风格比夏商玉器龙纹较为原始，并体现在五个方面[39]。
周代早期的玉龙，与商代玉龙的风格基本相同。至周代中晚期，玉龙有所变化，工艺技术更为先进，其主要区别：（1）龙的身形，西周之龙要比商代为长；（2）商代的龙纹尾如小刀的比较多，西周便不多见；（3）西周的龙纹背上加齿的比较多，商代较少；（4）西周的龙纹身上的纹饰，比商代的玉器复杂；（5）西周的龙纹渐渐地不注意角纹，到了东周，角变成耳形[40]241-242。
战国时代，雕刻的玉龙变化更大，“S”形的玉龙出现。汉代以后，雕刻龙的工艺水平不断创新和发展，玉器上的龙，两只角好像珊瑚枝，后面还附有像马鬃的纹饰，口下有髯，口上有长须两根。至明清两代，玉龙形象完全与蛇相似了[40]237-242。
石雕之龙于西汉晚期出现在石室墓中，至东汉盛极一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发掘的汉代画像石墓近百座，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山西等都有汉代画像石出土。青龙、朱雀等祥瑞动物和伏羲、女娲等形象是画像石中的主要题材。其中，河南南阳的画像石墓、密县的打虎亭汉墓、山东沂南的画像石墓、江苏徐州的画像石墓等较为典型。汉代石画像中的龙形象，以石为纸，以刀代笔，把雕刻与绘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示龙的形象。汉代石刻龙纹，粗犷豪放、刻法夸张、以形写神、想象力强，充满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反映汉代石刻艺术大师宽阔气魄和高超艺术。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西交往频繁，文化交汇，相互采借和吸收。与此同时，佛教东传，佛教中龙的艺术也随之传入，并与中国原有的龙的艺术结合在一起。此后的龙形象，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与汉代之前的龙形象有所不同，雕刻精细，结构清晰。龙形象富丽雍容，婉雅俊逸，气韵生动[40]245-247。
雕刻之龙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均普遍存在，其种类更是丰富多彩。
3.绘画之龙。众所周知，清朝在旗帜上绘有龙纹，代表大清帝国。而在旗帜上绘龙，可上溯至夏代。
据一些学者考证，夏人的旗帜上绘有龙。《礼记·明堂位》载：“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郑玄注：“有虞氏当言绥，夏后氏当言旗。”孔颖达疏：“有虞氏之旗者，旗当为绥。夏后氏之绥者，郑云绥当为旗。”[41]可见，上古绥、旗相同。《周礼·司常》曰：“日月为常，交龙为旗。”[42]说明上古的旗帜上绘有交龙，亦即夏后氏旗帜上的图案为交龙。又《诗经·商颂·玄鸟》曰：“龙旗十乘，大糦是承。”[43]刘城淮认为，打着龙旗去给商王进贡的是原夏部落[44]，此亦可说明夏人在旗帜上绘龙。
周人的旗帜上亦绘龙。《诗经·周颂·载见》曰：“龙旗阳阳，和铃央央。”[45]《礼记·郊特牲》载：“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46]《礼记·乐记》曰：“龙旂九旒，天子之旌也。”[47]《仪礼·觐礼》载：“天子乘龙，载大旗，象日月升龙降龙。”[48]《周礼·司常》曰：“日月为常，交龙为旗。”“王建大常，诸侯建旗。”郑玄注：“王画日月，象天明也。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42]日月象征天，周王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升龙降龙象征周天子升降于天地之间。而诸侯之旗只画升龙降龙，只代表诸侯上朝下朝。
可见，在旗帜上绘龙，并不是始于清代，早在夏代，便有在旗上绘龙的习俗。
在出土文物中，发现帛画中有龙纹。战国时期的两件楚帛画上均有龙形象。第一件楚帛画系1946年在长沙东郊陈家大山一座木椁墓中出土。帛画中有一女子，身著长袍，两手作合掌状，立于新月形物上。女子左上方有一龙一凤。龙无角，夭矫直上。第二件楚帛画系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中、晚期木椁墓中出土。墓主为40岁左右男性。画上有一男子驭龙而行，龙作舟形，其下有鱼。一般认为，这两件帛画中的人物即墓主肖像，均表示墓主在神话动物引导下飞翔升入天堂[40]259-262。
汉代帛画中亦有不少龙的形象，其中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最为著名。帛画作T字形，上系有袢，四角垂穗，形似一件上衣。画幅中居于重要地位并引人注目的是龙、蛇形象，共有六条之多。人首蛇身的神居于正中最上的部位，地位最为尊崇；日月之下，左右相对两龙；华盖之下，又是交互虬结的两龙；画幅下部，力士胯下横有一条赤蛇。从它们的形体结构来看，又有以下区别：最下的眯蛇保存着爬行动物的原始形态；最上的神介乎于人和动物之间，是人格化的爬虫；上部和中部的四条龙，都是画蛇添足的龙，其中居于上左方的一条有翼，当是传说中的“应龙”[40]259-262。
4.刺绣之龙。刺绣也是艺术形式之一。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品，在国内外颇负盛名。据有关学者考证，4000多年前便有刺绣工艺。传说虞舜时已有能工巧匠掌握了刺绣的工艺。
以刺绣的形式表现龙也是古代中国龙艺术之一。刺绣之龙始于何时，尚无可靠的资料。史籍记载周天子穿龙衮，《礼记·礼器》载：“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49]《礼记·玉藻》载：“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郑玄注：“龙卷，画龙于衣。字或作衮。” [50]《周礼·司服》曰：“衮，卷龙衣也。”[51]倘若周代已盛行刺绣，则衣上之龙，很可能是“绣龙于衣”而不是“画龙于衣”。如果周天子所穿龙衣确实是绣龙，则周代便有绣龙艺术。
据考古资料，确实可靠的刺绣龙纹存在于战国。1958年，在长沙战国木椁墓中出土一条绣花绢，绢上以链环状针法，绣有一条飞翔的矫龙。其刺绣细密平匀，技艺娴熟[40]263-264。江陵马山1号楚墓中绣服上的龙纹图案，尤具艺术特色。龙纹常采用左右对称式，如龙凤罗衣的龙纹，左右两条龙呈“S”形卷曲，前脚伸起，右脚着地，作对称排列。有的龙则左右相互倒置[40]264-265。
刺绣在全国各地、各民族中均十分普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四川的蜀绣，号称四大名绣。苏绣指以江苏苏州为生产中心的刺绣品，长期以来，苏绣一直是绣坛上的佼佼者。清代宫廷中的刺绣用品大多为苏绣，因此，龙纹在苏绣品中较为常见。龙纹的绣法多样，绣工精细。龙体态丰满，洒脱活泼[40]265-268。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龙，有生物龙，有文化龙。生物龙即被称为“龙”的自然界中的动物，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养龙和见龙的记载，这些龙无疑都是蛇鳄之类的动物，是自然之龙。文化龙即人们创造的龙，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龙。
中国历史上各种龙的造型，其形态多种多样，是古代中华民族不断创新的产物。有角龙是在无角龙的基础上创造的，有足龙是在无足龙的基础上发明的，有翼龙是在无翼龙的基础上创制的；五色龙是在单色龙的基础上创设的。
制作艺术龙的工艺技术，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造和创新。从古代中国人创造龙形象的工艺技术来看，种类多样。最早的是摆塑之龙，其后有雕刻之龙、绘画之龙和刺绣之龙等。
总的来说，我们既可以从龙造型的创新发展中窥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也可以从工艺技术的创造性发展中看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龙文化是民族凝聚的纽带、文化认同的根基，对龙文化的精华应采取保护和传承措施，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2000年是21世纪是第一个龙年，21世纪是龙年为始的世纪。在21世纪的第二个龙年，即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2024年是21世纪第三个龙年，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位列世界前列。相信到21世纪的第4个龙年，即2036年丙辰年火龙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48年是21世纪的第5个龙年，即戊辰年土龙年，也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前一年。相信中国巨龙一定能够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克服内外重重困难，腾飞太空，遨游世界，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2] 徐坚.初学记：卷30[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29[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67[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 春秋左传注疏:卷53[M]//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杜预，注.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北京：线装书局，2014.
[6]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654[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 何星亮.中国龙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M]//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龙文化与民族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杜振明,等.辽宁发现龙形堆石[N].新华社每日电讯,1994-10-13.辛岩.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N].中国文物报,1995-03-19.
[9] 孙德萱，丁清贤，赵连生，等.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报告[J].中原文物,1988(1)：3-8,24+103.
[10] 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J].中原文物,2006(4)：92-98.
[11] 何星亮.中国龙文化的发展阶段[J].云南社会科学,1999(6):57-79.
[12]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7[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罗二虎.试论古代墓葬中龙形象的演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103-112.
[14] 鹿艳芬,王姝.从龙纹的演变看中国历史的发展[J].文物世界,2017(4)：11-15.
[15] 罗愿.尔雅翼:卷28[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6] 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卷1[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7] 郭璞.山海经:卷8[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8] 刘安.淮南鸿烈解:卷4[M]//文津阁四库全书.髙诱,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9] 郭璞.山海经:卷14[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0] 班固.汉书:卷100上[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21] 张揖.广雅:卷10[M].曹宪，音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22] 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68.
[23]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100·神农求雨书[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4] 刘安.淮南鸿烈解:卷3[M]//文津阁四库全书.高诱,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5]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6[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26]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8引[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7] 孙德萓,丁清贤,赵连生,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8(3):1-6.丁清贤,张相梅.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9(12):1057-1066,1153-1154.
[28]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228.
[29] 刘安.淮南鸿烈解:卷17[M]//文津阁四库全书.高诱,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0] 王充.论衡:卷16[M].陈蒲清，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6.
[31] 庾信.庾子山集:卷4·和李司录喜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2] 独孤及.毘陵集:卷1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3]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995[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4] 杨慎.升庵集:卷66[M]//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5]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2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6]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3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7] 贾鸿恩.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J].文物,1984(6):10+97.
[38] 贾鸿恩.内蒙古又发现一件新石器时代玉龙[N].中国文物报,1988-04-08.
[39] 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J].文物,1984(6):7-10.
[40] 何星亮.苍龙腾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41] 礼记注疏:卷31[M].郑玄,注.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2] 周礼注疏:卷27[M].郑玄,注.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3] 毛诗注疏:卷30[M].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44] 刘城淮.略谈龙的始作者和模特儿[J].学术研究,1964(3).
[45] 毛诗注疏:卷27[M].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46] 礼记注疏:卷26[M].郑玄,注.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7] 礼记注疏:卷38[M].郑玄,注.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8] 仪礼注疏:卷10[M].郑玄,注.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9] 礼记注疏：卷23[M].郑玄,注.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50] 礼记注疏：卷29[M].郑玄,注.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51] 周礼注疏：卷21[M].郑玄,注.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