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田汉侄女田伟：移居日本33年，我为何要在日本高唱国歌？

田伟移居日本已经三十三年了。

“我在日本高唱国歌，把中国的国歌文化、田汉的精神传播给日本人民，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责任！”这是在蝉鸣开始的夏季，红船编辑部与远在日本东京的田伟进行连线采访时，田伟说出的一番话。面对着初次相识的红船编辑部，70岁的田伟如同熟人一般在视频镜头前打招呼，面容姣好、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艺术家的气息。坦率、透明的眼神，又带给人温暖亲切的感觉。

远在日本的田伟，向红船编辑部讲述家族往事

“我们还是老乡！我是地道的长沙妹子咧！”采访伊始，得知这次与她对话的作者来自湖南时，声音甜美、极富感染力的田伟热情地用乡音打着招呼。离开家乡数十载，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仍能随时讲起。当聊起伯父田汉，回忆起田家往事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也流露出对家乡故土深沉的爱与怀念。

一个人无论离家多远，内心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怀着浓浓的乡情，田伟向红船编辑部分享了她在日本三十三年来的心路历程，动情讲述着家族往事......

01

田汉含冤去世时，田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1975年的某一天，田伟与父亲田洪以及堂哥田申在武汉东湖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田伟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父亲田洪与堂哥田申像是约好了似的，竟在同一天来到武汉看望她。“我们三个人坐车来到了东湖，田申哥哥说，妹妹你就坐在岸边不要动，我和叔叔有话谈。”

就这样，田伟坐在湖边上，静静地看着不远处船上的田洪与田申叔侄俩，两个人在船上待了一个半小时，田伟便在岸边等了一个半小时。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回忆起这件事，我明白了，他们通过这样的互相倾诉，在寻找自己的哥哥，寻找自己的父亲。”

1975年，田伟与父亲田洪以及堂哥田申在武汉东湖留影

田伟知道，伯父田汉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又难以预料，他就像是为戏剧而生，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喜悦。

然而，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伯父田汉在65岁时便结束了创作生涯，3年后，他的生命无声无息离开，甚至都没留下骨灰，家人对他的生死更是无从得知。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细管胡同9号院，是一座两进制四合院，坐北朝南。此院在上世纪20年代由迟氏兄弟所建，1949年售予法院。195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田汉购得此宅。当时田汉与夫人安娥一家住在里院，秘书住在外院。后来，田汉又将母亲易克勤从湖南接来同住。在这座两进制的小院里，田汉居住了15年，相继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和京剧《谢瑶环》，改编了京剧《白蛇传》《西厢记》等，其中《关汉卿》成为不朽名作。

1966年8月，这座诞生过诸多名作的建筑，四周墙上张贴着大标语：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对田汉的批判和揪斗愈来愈频繁深入。在这一年的12月，田汉从细管胡同9号院被抓走关进秦城监狱，此后便一直没有音讯。

那时，田汉唯一能见到外面世界的机会是被拉出去批斗的时候。对田汉来说，精神上的折磨远远大于肉体上所受到的虐待，这让他感到万念俱灰。

“伯父在1968年含冤去世的时候，田家没有一个人知道。”谈及伯父的去世，田伟的情绪有些悲伤。或许是关于田汉的这段历史已经被重复了很多遍，她没有继续讲述这当中的细节，而是聊起了她的奶奶——易克勤。

田汉与母亲易克勤

田汉被抓走时，易克勤94岁高龄，自那以后，她便独自一人居住在细管胡同，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再没有见到田汉。

“伯父被抓走后，奶奶人生的最后几年，是既盼着大儿子田汉回家，又盼着我父亲从长沙到北京给她过生日。从1968年到1972年，奶奶苦苦等了四年，但那时的环境，我父亲也无能为力。”

很多东西是岁月无法改变的，例如回忆。田伟心中，对这件家族往事不曾释然，她说，这是她人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的事情。说这句话时，田伟有些哽咽。

1972年12月，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位一直在等待儿子的老人，在细管胡同9号院永远闭上了眼睛，来时一人，去时亦是一人。

“得知奶奶去世，父亲要去北京送别老人家。可是父亲当时被打成了右派。居委会不给他开从长沙到北京的列车购票证明。父亲打电话给我，‘田伟，你赶快到北京去，奶奶去世了！’”

此时田伟正跟随湖北省歌舞团排练演出。当她向领导请假时，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复：“‘四条汉子’是文化罪人，你的父亲又是个右派。但你不一样，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个奶奶去世你就没必要去了吧。”

内心无比悲伤，但田伟依然带着笑容参加了晚上的歌舞团演出。“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父亲在长沙火车站是多么的痛苦，他在车站坐了一个晚上却买不到票，他甚至想扒火车去北京，但这怎么可能呢？他只得跪在长沙火车站，向着北京的方向说，妈妈，我对不起你！”

田汉（左二）、田洪（右二）与母亲易克勤

02

“你们有一个好伯父”

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往事的悲伤中，田伟很快平复了情绪，向红船编辑部讲述起了父亲田洪与伯父田汉的往事。

1952年，田伟出生在长沙一个戏剧之家，父亲田洪是湖南剧院经理，母亲是湘剧名伶陈绮霞。“我父亲有一个最好的哥哥。从小父亲就对我们说，国歌是你们伯父写的，你们有一个好伯父，要听话。”每每听到此话，田伟心中充满了骄傲。

“三人生小最相知，欲有为时有不为。转徙直同肩作屋，蹉跎都已鬓如丝。非关弟大兄难做，顾得家安国已危。好趁风波齐努力，一生之計未全非。”这是田汉于1935年8月写下的《忆弟》诗，饱含着他对两位弟弟的情谊。

田汉有两个弟弟，即田洪（三弟）和田沅（五弟）。田家三兄弟出生在湖南长沙县田家椴，父亲在孩子尚幼时便离开了人世，自此母亲易克勤独自艰难地抚养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母子四人尝尽了苦头。

“父亲小时候要天天上山打柴，稍大一点就去茶园摘茶，还帮人家收洗过衣服等杂活，之后学做工匠，后来又开店卖过水果、纸烟，艰难地挣钱谋生。”田伟深知父亲的不易，“他很伟大，为了哥哥，他照顾妈妈，照顾弟弟，自己没进过一天学堂。伯父在日本七年，我的父亲照顾了奶奶七年，却从来不说自己受的苦。自己下河捞鱼，上山去打柴，做各种苦力，有好吃的都留给母亲和弟弟。”

田伟讲述，为了哥哥田汉不中断学业，父亲和五叔田沅还放弃了自己念书的机会。

田汉父亲早年病逝，母亲易克勤立下誓言：坚决不自杀、不改嫁、不做佣人，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有出息的人。因为条件有限，三个孩子只能让一个去读书，于是三兄弟决定用“石头剪刀布”的办法听天由命，谁赢了谁去读。田伟表示，其实两个弟弟早就私下商量好了，通过“作弊”将读书的权利让给了大哥田汉。

这个秘密，是田伟在收集伯父资料的时候，从父亲田洪的录音磁带里得知的。她说：“我好感动。”

1916年，在舅舅易象的帮助下（红船编辑部注：易象，曾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与林伯渠同赴吉林工作，后来在李大钊任评议长的神州学会中担任干事，1920年被杀害，年仅30岁），18岁的田汉从长沙师范学院毕业后，跟随舅舅来到东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读书，并于回国后创办了南国社，从此开启了他以笔为武器战斗抗争的革命道路。

田汉创办的南国系列期刊

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为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发行。这首作品原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其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田伟回忆道，《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中时，伯父田汉非常高兴，他马上写信告诉弟弟，“我为田家，我为妈妈做了一件最大的孝事。”

但是田汉的五弟田沅没有等到这激动人心的消息。1948年，他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

“当年，我们的五叔田沅也去了延安，当了兵，最后牺牲在战场上了。”田伟感慨道，“我奶奶特别伟大，她总是问大儿子，小的呢？五叔去世没有告诉奶奶，奶奶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烈士。”

对于弟弟的默默支持，田汉也始终记在心里。

“在上海工作期间，伯父的生活好转时，便将奶奶和我父亲等人接到了上海。当时，伯父亲自跑到书店去购买了一套小学和中学的课本回来，他把书交给我父亲说，三弟啊，你从现在开始就在家里读书，别出门，我来教你。就这样，伯父成了我父亲的老师。在伯父的监督下，父亲竟连啃了半年多的书本，练了半年多的写字，等到伯父他们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并成立南国社，主编《南国月刊》时，我父亲竟然成了伯父身边一位最得力的助手。”

田伟说，“当年周信芳先生对我父亲的夸奖：‘田汉的成功，有一半是田洪的功劳。周先生对我父亲的评价很中肯。”

“伯父事业有成后，仍时刻惦记着与父亲的‘手足之情’，把我的两个姐姐接到北京去培养。”田伟回忆，抗战爆发后，田汉与田洪一家撤退到桂林。为了激励抗战，“伯父顶着战乱，把当时还年幼的姐姐抱在腿上，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奋笔疾书进行创作。”田汉那种坚毅的精神至今令田伟感动不已。

当时田汉将大侄女、二侄女分别取名为“邵阳”、“桂林”，就是以地点为纪念，让后代不忘日本人的侵略。后来撤退到四川时，田伟的三姐出生，并取名“湘渝”。这一番良苦用心田伟在移居日本后一直铭记。

03

远嫁日本，从家庭主妇到致力中日文化交流

1978年，田伟来到北京，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工作，一干便是十年。临行北京前，父亲田洪嘱托田伟，到了北京一定要好好研究伯父的资料。

“父亲多次跟我说，‘我和哥哥的手足情更多的是革命情、生死情……’来到北京后，我曾为16卷的《田汉文集》出版跑前跑后，出了不少力，往往为了找寻到伯父的某份材料或图片，都是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去拜访。10年的时间里，在整理这些资料的繁重工作中，我对伯父更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如今，我还珍藏着当年父亲回忆哥哥田汉的很多录音带。”

在伯父田汉与父亲田洪的影响下，田伟如今也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使者，每年都会在日本藤泽市举办田汉—聂耳音乐会。但在日本的这些年，田伟也遭受了外界的非议。

每年都会在日本藤泽市举办的田汉—聂耳音乐会

“你是田汉的侄女，怎么可以嫁到日本呢？”田伟认为，或许这就是所谓命运的安排。她说：“人就像河水一样，最终流到哪里谁也不知道。”

事实上，1988年远嫁日本时，田伟还仅仅只是希望平平淡淡相夫教子，把家庭操持好足矣，但1995年1月17日爆发的日本神户大地震，不仅让田伟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也让她的内心世界得到了转变。

那一年，受大地震的影响，房屋损毁严重，田伟不得不带着孩子们来到大阪。在大阪，震后的一天，有人得知她能歌善舞，来电询问她能否参加一场慰问演出。“在地震棚里，报酬只有一束鲜花。”她立即决定，为无数帮助过她的人，重新站上舞台。就这样，演出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不变的是慈善演出的性质。她在日本唱国歌，办演出，做演讲，写文章，田伟的人生就此深深烙下中日友好的印记。

1995年，田伟组织成立东方文化艺术团，不断往返于中日之间，更是在伯父田汉的家乡，捐建学校、参与纪念活动和田汉相关艺术学院筹建等。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家文化部主办推出《辉煌60年百名各业杰出人才》专题个性化邮票，田伟成为百名杰出人才之一，与国家名片一起被载入史册。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田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继伯父田汉、堂哥田申之后，田家第三位参加国庆阅兵式的人。

“这个荣誉，使我更加明确了使命。”

此外，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她还成立了伟伟俱乐部，教授中文、唐诗、唱歌等，把中国文化精心传给日本人。“来到日本，我深深感觉到中日交流的重要性。日本人其实很友好诚恳，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让他们对中国不了解。”田伟说道。

在伟伟俱乐部，田伟给每一位新来的学生上的第一堂课是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首先教他们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然后跟他们分析为什么是‘奴隶起来’，坐着就是奴隶，所以我们要起来！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开始，中国受了多少的苦。那样的时代我们不想再看见，我们不想再经过，所以我们要万众一心，建立新的长城！”

田伟说，传承国歌文化，讲述田汉故事，在日本的聂耳碑前唱国歌，要让更多的海外华人知道我们的国歌，我们的田汉和聂耳。“作为我来说，如果我不在日本，田家人谁也不在这里。那么聂耳的故事，田汉的故事就不会有人在日本去讲述，这件事必须有人站出来做。”

每年，田伟都会与丈夫李明晓前往聂耳纪念碑献花

田汉曾在日本留学7年，国歌曲作者聂耳1935年在日本藤泽市去世。每年的7月17日，藤泽市都会举办聂耳的纪念活动。这些年，田伟受邀，每次纪念活动都会去讲演和唱歌。参加这个活动多年，每次登台献唱国歌，田伟依然觉得非常骄傲。

当年选择远嫁日本时，尽管父亲田洪并不情愿，但他还是嘱咐了女儿田伟：到日本后，一定要以聂耳后代的身份，每年去给他献一束花。

“爸爸对我的嘱咐，我做到了。”田伟坦言，最初看到日本人自发地为中国音乐家立雕像、扫墓、献花，内心触动很大。田伟告诉红船编辑部，她的愿望是将来在田汉曾经留学过的东京，建造一个田汉纪念馆，让在日华人都可以在田汉纪念馆听听田汉的创作，听听聂耳的曲子，看看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一片爱心。【本文图片由受访者田伟提供】

撰文：周晓宇

视觉：宋琦

统筹：张喜斌

程序编辑：朱向锋

★推荐阅读★

音乐剧《闪闪的红星》：打造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的经典艺术形象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话，给我点个“在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