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军95周年·讲家风丨“母亲等了父亲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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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们为共和国的创立鞠躬尽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同样在于他们及其后人精心培育的良好家风。低调，清廉，普通，守法，自立，诚实，正直……

为纪念建军95周年，红船编辑部与雪松控股集团旗下雪松公益基金会共同推出“家风故事栏目”。雪松控股集团作为优秀民族企业代表，秉承“坚守实业兴中国，创造价值报社会”的初心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投身于公益事业。

“家风故事栏目”，邀请老一辈革命家及革命烈士的后人们，娓娓讲述那些令人动容、心生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故事，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方式以飨读者。

“1949年，父亲去了台湾，母亲才26岁，从此便独自拉扯着我们三个孩子长大，直到32岁那年，因病逝世。”

母亲的墓穴号是37号，父亲恰好在世37年，“你说这是不是巧合？”

“我母亲患有严重心脏病，但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始终支持我父亲的工作。作为一名隐蔽战线战士的妻子，面对丈夫的不知所踪、敌人的离间计、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她真的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

刘玉平的母亲名叫王素莲，1923年出生于唐山，毕业于潞河中学、山海关师范，毕业后随其父来到了北平，并于19岁那年，与刘光典相识相爱，组建了家庭。

王素莲

而后刘光典从事医药生意，发家致富。

“按理说父亲如果一直从事医药生意，家庭条件应该会改善不少，但他为了信念，选择了一条最艰辛的道路。”

这条道路，便是革命之路。

1946年，刘光典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刘光典将多年积攒的四十余两黄金全部捐献给党，“我母亲听到父亲要把这么大一笔钱捐献出去，毫无怨言，她相信自己丈夫做的工作是为了党和人民。”

刘光典

身为革命者的妻子，要承受的不止是生活质量上的下降。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后，刘光典带着一大家子，来到了中共沈阳地下情报站，这里也是刘玉平的出生之地，“父亲当时可能觉得战争即将胜利，和平将要实现，便给我取名为平。”

和平之前必有战争。

有天晚上，刘光典一家正熟睡，门突然被一群国民党兵用枪托子砸开，冲进屋里翻箱倒柜。身为一家之主的刘光典很快冷静下来，拿烟拿钱将他们打发走。虽化险为夷，但这让本就患有心脏病的妻子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身体每况愈下。

1949年5月，刘光典再次面临重大选择。

为能在1950年成功解放台湾，组织安排刘光典赴台湾取回情报，担任交通员。“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胜任交通员的，要对党无比忠诚，要机智灵活，善于应变”，提起父亲，刘玉平很自豪。

但另一方面，新中国即将成立，一家子终于能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此番赴台必定凶多吉少。

常年随丈夫在外奔波，时刻面临生命危险，好不容易即将安定，丈夫却要远行。作为一个身患重病、家有三幼子的女性，王素莲虽深爱丈夫、需要丈夫，但了解丈夫志向如她，这次也一如既往，选择深明大义。

刘光典夫妇

“临行前一晚，我母亲默默给我父亲收拾行李，把衬衫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把我父亲接走了。从此以后，母亲就拖着重病，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家中苦苦等待着丈夫归来。”

先赴武汉，再下台湾，担心妻子无法联络到自己，刘光典寄来了一封信：我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做生意，顶多一两年就回来。如果你们找不到我，我那时候会用刘芳这个名字登出《寻人启事》。

但不曾想，直到逝世，王素莲也没等到丈夫的《寻人启事》。

从革命家属到“叛徒”之妻

刘光典赴台后，组织对其一家子颇为照顾，“我们搬到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四合院儿里，家对面就是刘伯承元帅的帅府，每个月给我们送很多钱，根本花不完，母亲就买成了抗美援朝的债券。”

彼时虽衣食无忧，但王素莲的病也一天天加重，大半时间卧在病榻，孩子们交由保姆照顾。“身患重病，丈夫生死未卜，周围无人分忧，没什么朋友和娱乐，在那种情况下，我母亲仍怀有大爱之心。”

刘玉平与母亲合影

刘玉平提及了院里的一桩往事。

邻居家新搬进了一位孙姓女士，大连人，来北京读书。一次王素莲看到孙女士在屋檐下哭泣，一问才知，孙女士生活颇为窘迫，王素莲便笑着承诺道，“我来照顾你”。

在王素莲的帮助下，孙女士得以继续在北京读书、毕业，直至成家、立业，慢慢失去了联系。

“直到前几年，《北京日报》用两大版面登了我父亲的事迹，孙女士看到了文章，发现刘光典与王素莲的孩子还在北京，就让她的女儿找到了我，我这才得知这段往事。”

几经辗转后，2017年，孙女士之女终于找到了刘玉平。

“我们在一个咖啡厅里见面，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母亲让她来表达谢意，说如果没有我母亲当年对她母亲的照顾，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她。”

母亲逝世时刘玉平还是幼年，未来得及受到母亲更多教育，却不曾想在花甲之年，通过旁人的叙述再次感受到了母亲的大爱，刘玉平很是震撼，也愈发心疼母亲。

受尽病痛折磨仍心系他人，母亲虽心地善良，但命运却不总是尽如人意。

两年的期限一到，母亲便迫不及待地让大女儿去买报纸，“姐姐每天都抱来各种报纸，在《寻人启事》那栏翻来覆去地找‘刘芳’这个名字，但一次也没找到过”。

冬天大雪纷飞，夏天雷雨交加，许多个漫长的夜晚，王素莲拖着重病，独自幻想着门突然被打开，高大英俊的丈夫终于回来。

四年的幻想，伴随四年的幻灭，没有等来丈夫，生活却突然陷入了困境。

1954年的2月，北京还是冬天，气温还没回暖，家里却突然来了两个公安人员，索要刘光典的照片。

“当时我们都不知为什么要父亲的照片，直到很久以后才得知，原来是国民党散布了我父亲叛变的谣言。”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党集团大肆屠杀在台共产党员。5年间，被杀、抓、关、教的涉案人员达10万人以上。这其中，刘光典作为中共派去台湾收集情报的交通员，成为被通缉的主要对象之一，躲进深山的他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敌对势力实施的离间计，也对刘光典的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更容易监视刘光典一家，王素莲带着三个儿女，被迫搬进了北京市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院，小院东侧的十平方米小屋便是住处。

“组织什么也没说，但我们的居住条件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院子破败不堪，生活费也很少给了，母亲就感觉出了大事，家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变得少有人光顾，我们变卖家产，日益穷困。”

承受着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的母亲一病不起，哥哥姐姐均要上学，时年6岁的刘玉平便担当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

“我哪里会做饭，医生叮嘱不能放盐，我就用白水熬点儿粥，做得很难吃，母亲本身没有胃口，饭就吃得更少了。”

即使生活潦倒至此，但刘玉平从未听到母亲有过半句怨言。

“我们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在这里受罪，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战士的家风”，刘玉平说道，“有苦不说、有怨不报、有气不撒，有了困难，我们自己咬牙坚持；有荣誉我们不去争。父亲没有军衔，没有军职，没有各种纪念章，没给我们留下车子房子，只有一颗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我的妈妈更是如此，她就这样坚持苦苦等了一年又一年。”

到了1955年10月，没有等到丈夫归来的王素莲，留下三个孩子，于北京同仁医院逝世，年仅32岁。

“我母亲一直默默忍受着各种困难，在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的隐蔽战线战士的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工作。如果没有妈妈的支持，可能我的父亲也不会这么优秀，所以至今我牢牢地记着我的母亲。”

撰文：刘蓓

统筹：张喜斌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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