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军95周年·讲家风丨回忆我的父亲林伯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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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们为共和国的创立鞠躬尽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同样在于他们及其后人精心培育的良好家风。低调，清廉，普通，守法，自立，诚实，正直……
为纪念建军95周年，红船编辑部与雪松控股集团旗下雪松公益基金会共同推出“家风故事栏目”。雪松控股集团作为优秀民族企业代表，秉承“坚守实业兴中国，创造价值报社会”的初心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投身于公益事业。
“家风故事栏目”，邀请老一辈革命家及革命烈士的后人们，娓娓讲述那些令人动容、心生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故事，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方式以飨读者。
父亲离开我们将近二十年了。在他的革命的一生中，我们全家团聚的日子是不多的。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至今如在眼前。父亲对我们从生活到政治的关怀和谆谆教导，特别是要我们不搞特殊化的教导，由于他本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涯和朴素踏实的作风，而更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
林伯渠
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时而在黄花岗烈士墓纪念大会的人群中，时而在北伐誓师大会的主席台上。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在充满了艰难险阻的境遇之中。当年，我们的家庭，象一切革命者的家庭一样，生活动荡不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这个有六个孩子的家住在上海法租界弄堂房子的二楼上。一天，父亲回来了，他身穿灰布长袍，装扮成商人模样，风尘满面，须发斑白。孩子们围上去，争着问他从哪里回来的。他让我们围着他坐着，像说故事似地对我们说了他的旅途情况。我当时不懂什么，却被他那惊险的经历吸引住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次他是在南昌起义后去海陆丰，又绕道香港来上海的。他没有住在家里，而是避居在亲戚们的亭子间和阁楼上。
不久，组织就安排他出国了。从此，十多年中，我们不但见不着他，连他的姓名也不能在外人面前提起。父亲走后，头一两年还化名和我们通信，并曾设法接我们去苏联海参崴。他毕竟也和常人一样，关心自己的妻儿老小。但是，母亲办理护照没有保人，接着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去苏之行未果。之后，父亲来过一封信，为我们家考虑今后的出路，他要求年龄较长的二姐、哥哥去做工，帮助母亲养家，要我们年幼的孩子也学着做手工，这是一九三一年。那时父亲就已经考虑到让子女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问题了。
父亲离家出走，孩子们懂得这是出自需要，因为他是一位共产党员。我们当然也知道他更早的时候是老同盟会员，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国民党员，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已经是共产党员的父亲，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北伐期间任第六军党代表。当蒋介石背叛革命时，组织上派父亲去南京策反未成，险遭蒋介石的毒手，在通缉他的告示贴遍南京城时，他才脱离虎口。后来父亲回忆，当时有人劝他说：“你本是国民党的老人，国民党里自有你的地位，何苦跟着共产党跑哩！”在关键时刻，他痛斥了那个老友以功名利禄诱惑他的企图，走上了一条和那个老友截然不同的道路。父亲就是这样，舍弃了家庭，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自己的一生。
通常认为，像父亲这样一位在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走上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道路，不是容易的事。但是，细究他的一生经历，他从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正因为他在旧社会生活过，就更加洞悉旧社会的黑暗腐败；正因为他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更加体会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旧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无所不包的特权和广大人民的无权成为鲜明的对照。辛亥革命并未改变这种状况，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爱国爱民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当然是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许多年来，我们家传诵着父亲和腐朽透顶的旧官场恶习作斗争的一些轶事。
林伯渠和夫人朱明
辛亥革命后，他做官不像官，摈弃旧官僚的一切特权，不要钱，不受贿，不娶姨太太。在当时人的眼里，这简直是怪事。一九一七年，他任湖南省财政厅长。财政厅的职位，对旧官僚来说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头等肥缺。为求事而来送礼行贿的人络绎不绝，但都遭他严词拒绝。目睹者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站在堂屋里，面红耳赤地痛斥那些拿着各色礼品的行贿者，直至把他们赶出大门了事。过去历届财政厅长离任时，都留下了亏空，唯独他卸任时，不但弥补了过去的亏空，还有结余。而住在老家的祖母和母亲只收到过他捎回的一匹省青布（黑布）。那些年里，他的薪水的相当大的部分都是用于扶危济困的。
父亲从他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改变不了旧中国的黑暗面貌的。因此，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他由衷地欢呼这一伟大胜利，以诗的形式 (《参加护法之役，在郴衡道中闻十月革命胜利作》，一九一八年春）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期望。从此，他投入了捍卫马列主义真理的斗争，至死不渝。
父亲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动了全家人，从母亲到孩子，都相信他的事业是极端重要的，甚至是神圣的。因此，不论家庭经济多么困难，不但不拉他的后腿，而且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白色恐怖严重的年代里，我们在上海的家曾经尽可能地帮助掩护地下党的同志。我的兄姐一直记得恽代英、李富春、蔡畅等许多同志来我们家的情景。
一九二七年父亲走后，母亲和年长的姐姐曾想方设法拜托亲友打听他的消息。约在一九三五年，终于听说，他正在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带行军。我们不知道那是长征途中的红军在过草地，当然为他担心。但是，在沼泽地上跋涉的那位老人的倔强的身影，却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
由于这位革命老人的榜样的影响，很自然的，他的子女亲属和家乡的许多青年，在抗日战争期间一道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阔别多年后，一九三八年二月，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父亲时，我是多么高兴啊！父亲的鬓发如银，精神矍铄，工作极忙，却毫无倦容。在办事处院子的一间小小厢房里，摆着几件简陋的家具，父亲就住在这里，办公也在这里。在这间小屋里，父亲同我和妹妹说了许多话，实际上是给我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他问了家乡的情况，我一一对他说了。当我说到家里经济困难时，他问 :“没有挨饿吧？”我回答“没有”。他说 :“这就不错嘛！中国老百姓吃不饱饭的太多了，现在日本鬼子打进来，吃不饱饭的就更多。想想他们，就不会老惦念家里了。”
父亲还问了一些出我意料的问题，例如，他问：“你知道米多少钱一斤？盐多少钱一斤？布多少钱一尺？”我本以为他会和我谈谈革命大道理，没想到却说起柴米油盐的事来了。他说：“这些都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事，关心人民，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他还问我知不知道新文字。我过去根本没听说过。他说：“太落后了，快拿纸来，我教你。” 父亲当时正在热心推广新文字，迫切想结束群众缺乏文化的状态。总之，在我们即将走上革命征途的时候，父亲就是这样耐心地诱导、启发，使我们的视线转向广阔的天地，转向工农人民群众。
还有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他早年曾节衣缩食，大力培养他的两个弟弟，送他们去法国留学。可是，后来他们却辜负了他的期望。他终于懂得，对年轻一辈的期望，不应该只寄托在自己子弟的身上，而首先应该寄托在广大革命青年的身上。这些话也使我们懂得，革命的路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依靠父兄，贪图舒服，就谈不上革命。这些话，以后他对我们姐妹兄弟还说过多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抗战时期，在延安，每逢节假日，大批青年和他的子侄一起，在他的窑洞里，共享这位革命长辈的关怀。这种情景许多同志至今记忆犹新。其中一位烈士子弟陈昌林同志回忆，他老人家对青年的无微不至的关切不仅表现为物质上帮助，更主要的是政治上帮助。父亲于四十年代多次写信给他，要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区乡，开辟基层工作，鼓励他“多做具体工作，艰苦奋斗，少说大话、空话。”此外，还送他《矛盾论》、《实践论》等毛主席著作，要他认真学习。凡此种种，使这位失去了亲人的青年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坚定了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决心。
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严格教育。作为共产党人，他更从新的高度对待这个问题。延安期间，有我的兄弟、堂兄弟、堂姐及其他亲属多人在各单位学习或工作。父亲首先注意的就是培养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杜绝特殊化的苗头，要求他们建立“革命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在当时延安的艰苦条件下，领导干部在待遇上和其他人的差别是有限的，主要就是表现在伙食上。父亲只要发现从家乡来的子侄亲属在这个问题上搞了特殊化，就会立即关照秘书、警卫员，不让他们违反制度吃小灶。不仅年龄较长的子侄辈过着和一般青年学生同样的生活，就连他身边最小的孩子林用三也是如此。
用三刚六岁，父亲就让他自己拿着碗到大灶和一般干部、战士一道吃饭，上学后让他住校和同学们一起过集体生活，看戏不许抢前排，在大街上不许随便吃群众的东西（群众认出林主席的孩子时，就会给他东西吃）。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一些首长的孩子从学校接走了。八岁的用三当然也想回家，但父亲告诉他，要他跟着学校行军，好好锻炼自己，并要求他争取当行军模范。进北京后，用三该上高中了，父亲不主张他上干部子弟学校一〇一中，要他通过考试上四中。在家里不许他住好房子，吃饭仍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父亲是爱他的，但不是溺爱，深厚的父爱洋溢在殷切期望和严格要求之中。
一九四六年深秋，我从国外回到延安，和父亲已经八年多没有见面了。在边区政府的窑洞里，我度过了难忘的一些日子。父亲抓紧时间给我补课，一再以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以及在思想上入党的教导勉励我。当时正值胡匪进攻延安的前夕，父亲替我报了名，让我参加保卫延安的斗争。但不久后，组织上决定我去东北工作。父亲说：“多年不在一起，本来是想让你在身边的。但是，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一再叮咛：去东北后，千万不可忘记，一定要下农村，参加土改，一定要争取在基层锻炼的机会。他说 :“只有经过这种群众斗争的锻炼，才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才能真正为党工作。”
当时，边区政府后勤部门的同志准备给我做一套棉衣。父亲却说：“不必做了，她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后，公家会发的。”父亲总是坚持按制度办事。
临别之际，我问父亲何时向河东转移。可是他说：“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边区遭到进犯，我必须留在这里，和边区人民在一起。”在胡宗南进犯陕北的全阶段，父亲一直在边区坚持斗争，直至粉碎胡匪的进攻。收复延安后，他才离开陕北。当时听说他要留下坚持斗争，我不由得愣了。年逾花甲，白发苍苍的老父竟要和胡宗南匪军在这陕北高原上迂回、周旋、战斗，我有点担心。他仿佛看出我在想心事，便说：“还要提醒你一件事，去东北后，你切不可要求组织上让你和我通电报。”
后来我才体会他的用心。当时面临着规模空前的战争，多少家庭、亲人处在不同的战场上，音讯阻塞，彼此悬念，电报是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工具，为私事通电报将是不可容许的特殊化表现。父亲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给我们灌输反特殊化的思想。全国解放后，我们兄弟姊妹虽然大都在北京，但都忙于工作，只能在节假日有空时聚会。尽管我们年纪不小了，但父亲从不放过教育我们的时机。他往往一连三四个小时给我们讲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同时，也针对我们每人的特点提醒我们应注意的问题。对我，他最操心的就是：在全国胜利的气氛中，我可能会漠视艰苦朴素的作风，会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因此每逢我去看他时，只要他觉得我的穿着不够普通，就要批评。有时问我：“你凭什么能穿这样的衣服，这衣服是哪里来的 ?”有时干脆说：“谁叫你穿这衣服的？赶快换了。”
还有一件使他操心的事，就是他看到，尽管他自己严格要求我们，但其他同志可能会特殊照顾我们，久而久之，会养成我们的特权思想和作风。因此，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期间，他曾特地邀请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去他那里，不管我是否受得了，当着我的面嘱托他们：“请你们管教她，要严格要求她。”也为了这同样的原因，他不厌其烦地经常问我和谁来往，有哪些朋友，等等。他担心在不正常的吹吹捧捧的气氛中，我们会忘乎所以，会不求上进，丧失革命进取心。
为了杜绝我们的“自来红”的政治优越感，他对我们说：“我们虽是革命家庭，但毕竟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这点要记住。”这语重心长的教诲，我们姊妹兄弟是牢牢记住的。我们在履历表上，都按本人参加革命队伍前的生活来源填写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的心，我们懂得，他不是斤斤计较小事，归根到底，他是希望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和父亲共过事的同志，对于他老人家在教育干部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革命信念、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和工作作风等等方面，都有深刻的感受。的确，他对战友、部下从来爱护备至，同时，这深厚的战斗情谊中也包含着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在必要的时候，父亲会毫不犹疑地批评同志的错误。他的要求和批评之所以能使干部和子侄心服口服，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反对特殊化方面，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
林伯渠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无论在延安的窑洞里或建国后的北京，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和旺盛的革命意志。在延安时，经常是一身打着补丁的布衣，冬天腰间扎一根草绳。到了北京，也仍然经常是一身布衣。至于饮食，他也决不容许讲究，为此他后来亲自管账。他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建议修理，他老人家就是不同意，说：“我们的住房比农民的不知好多少倍。”拖了将近十年，墙坯掉了，窗户透风，房梁因未加固可能发生危险，他才勉强同意修理。
接着又嫌修理费过高，不让修，直至答应降低修理费后，才让修。他那一贯的俭朴作风，甚至在出国时都丝毫不变。一九五一年他率领代表团出国参加苏联的五一节纪念活动，住在高级旅馆里。他用自来水总是把龙头开得小小的。我们告诉他水费很便宜，一吨水所值无几（据说约合中国的一两分钱）。他说：“不管多么便宜，都是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要爱惜。”他就是这样，认为一丝一缕，都是人民的劳动成果，谁也没有权力浪费。他以此律己，也以此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我们理解他。在他逝世后，一切遗物，我们都全部缴公。甚至没有留下一点可资纪念的手泽。虽然他没有留下遗言，但这样处理符合他一贯的教诲。我们的父亲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苦奋斗的本色，是同他对自己一贯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改造分不开的。
回顾他的一生，从民主主义革命家到共产主义战士，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他对自己的严格的剖析和自我批评。直到晚年，他回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情况时还说：“当时，国内马列主义文献极少，能读到的只有《共产党宣言》，此外，还有一本《共产主义 ABC》。但是，毛主席就能够从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并运用于中国实际。”他认为自己没有做到这点，因为思想易于停留在表面，思考问题不深入，不够刻苦。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谈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以此作为教训告诫我们，同时也鞭策自己。对于生活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不能和世界观分开。当他看到自己在处理生活问题方面有不正确的地方时，敢于向他的子女承认。
这种精神至今深深感动着我们。
父亲逝世后，陈毅同志写的一首挽诗上有一联：“革命一生无愧怍，路线正确是英雄。”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以具体事实印证了这点。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这二十年来斗争风暴的磨炼，我对他的怀念不是淡漠了，相反，倒是觉得在思想感情上和他越来越接近了。每逢我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挫折时，只要想到他的教诲，想起他那亲切而又有所期待的目光，就不由得重新鼓起勇气，去排除艰险，去继续走一个共产党人应走的路。
一九七九年九月
注：原文《回忆我的父亲林伯渠同志》原载《红旗飘飘》第十九期，有删减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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