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杨至成上将之子杨子江：对腐败官员的处理应该再重一些
父亲为保障红军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3年，杨至成出生在穷困的黔东南三穗县侗乡，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遭歹徒谋害死于非命。母亲一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养育杨至成及他的一兄一姐长大成人。杨至成从小就很懂事，放学后主动帮着家里放牛放鸭，为母亲分忧。
11岁，杨至成进入县高级小学，14岁被省甲科农业学校养蚕专业录取，在这一时期接触到先进的思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五期高材生。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至成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从此以后，杨至成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杨子江告诉红船编辑部，在主持后勤工作前，父亲杨至成是冲锋陷阵的老红军战士。他参加了1927年南昌武装起义、1928年湘南起义，随后跟朱德上了井冈山。
“父亲与后勤结缘始于四次在前线受伤的经历。”杨子江说道。
湘南起义中，杨至成右腿负伤。此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杨至成被任命为师部副官长，从事后勤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我军后勤。
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杨至成任红四军28团4连连长。在井冈山保卫战中，杨至成和敌人拼刺刀身负重伤，朱德提名让在医院养伤的杨至成担任留守处主任，毛泽东也认为他做连长太屈才，批准提拔为留守主任，让他负责管理伤病员、部队的给养和医药供应工作；1929年在大余战斗中，杨至成左脚受伤后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部副官长；1932年7月广东南雄水口战役因抢救伤员腹部受伤，被任命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这是红军后勤一把手的位子，名副其实的“红军大管家”。
1930年4月至1933年1月，杨至成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被服、粮草、财政、军工生产、医疗卫生等工作。随着红军日益壮大，根据毛泽东指示，杨至成组织举办和整顿了机械厂、弹药厂、纺织厂、被服厂、鞋袜厂、卫生材料厂等20余个工厂，为保障红军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从此正式成为专职后勤的领导人。听父亲讲这段历史，他与后勤结缘是‘机缘巧合’，但父亲办事踏实负责，又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学历文化人，这两点是他最终成长为‘红军大管家’的最重要因素。”杨子江说。
在谈起父亲的革命经历时，杨子江向红船编辑部讲述了这样一则小故事：投身革命后，父亲杨至成一直没能回家探亲。红军长征路过剑河时，离家乡只有五十多里，周恩来关心他，安排让他回家看一看，他因为做长征先遣工作，重任在身谢绝了。不幸的是，仅过一年多，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当时音信不通，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杨至成才从哥哥的信中知道这个消息。他悲痛万分，写了一副墓联寄给哥哥，刻在母亲的墓碑上。墓联为：“八千里长征，报国即为报母；四十年矢志，教子亦是教人。”
滞留国外长达八年
1933年9月，李德从苏联辗转来到红都瑞金，博古命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直接负责李德的生活，李德要喝牛奶，又要吃面包、香肠和鸡蛋。
“那时候条件艰苦，哪有这东西啊。最初父亲千方百计给他准备，慢慢地很看不惯李德作风，最后干脆什么都不管，李德就急了，找茬说他的下属在采办中贪污了公款，父亲被降职为队列科长。”
这时，在瑞金被剥夺军事领导权的还有毛泽东。1934年，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搬到了瑞金县城以西云石山上的寺庙里，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虚职。
当时，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撤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
“已经被降职的父亲却不怕，偏偏就去看望了这位老领导。”
杨子江介绍，一天下午，毛泽东正坐在一棵大树下与寺庙住持聊天，看到杨至成来了，他略微一愣，说：“我现在朋友不多了，你竟然还敢来看我。”两人相互慰问鼓励，就聊了起来。杨子江说：“父亲去看望毛主席，当他是老领导，也是真正的朋友。”
毛泽东对杨至成也很信任。1938年，杨至成等一批红军将领前往苏联学习。从延安出发的时候，毛泽东仅与杨至成一人交代，到达苏联后稍微照顾下两个儿子毛岸英与毛岸青，并给他一封亲笔信希望能转交给同在苏联的贺子珍。在苏联，杨至成曾同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一起，并周到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向苏联的进犯。由于战争的影响，杨至成等一批人滞留国外达8年之久。
“苏德战争爆发后，组织决定让留苏同志从蒙古乌兰巴托回国，计划从此过边境回延安。但他们到达乌兰巴托之后，日军封锁了边境，交通线遭到了破坏，他们退也退不得，进也进不了，就这样被困在了蒙古。”
杨子江介绍，一开始，他们的生活供应由苏军提供，可是时间一长，苏军也不管他们了，让他们自谋生路，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迫于生计，父亲去了一家农场做苦力，到了冬天，农场就没活干了。不干活就没有饭吃，他只得出去找活干，他干过饭店跑堂、给人放过马……为了回国，一度一边沿街乞讨，一边找活干。
“父亲在国外8年，其中在苏联是4年多，在蒙古是3年多。直到1946年1月，他才得以回国。”
“父亲从不打骂孩子”
在杨子江眼里，杨至成是位好父亲。
谈到父亲时，杨子江用到最多的词是“和蔼可亲”。杨子江介绍，和父亲熟识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老头”。父亲在苏联学习时，对小字辈非常关心爱护，毛岸英、毛岸青和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朱德的女儿朱敏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等人都叫他“老太爷”。
“父亲40多岁时有了我，年纪慢慢大了，加上身体也不是很好，就特别喜欢小孩。他很慈祥，从来没有打过骂过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工作再忙也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时候开完会，他会顺道去我们学校里转转，和老师沟通，了解我们在学校的表现。”
杨子江还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弟弟。受父亲影响，兄弟姐妹几人基本都在军队工作过，杨子江在野战部队当过10年炮兵，之后调军委后勤学院、总后勤部工作，现已退休在家。
对腐败官员的处理还是“轻”了一些
“我的人生轨迹和父亲的很像，曾经做过一线士兵，后来也进入后勤保障岗位。”杨子江说道。
做后勤保障的，经手的物资甚至钱财何止千万。杨子江回忆父亲生前的经历时说道，父亲从未索取过一分一毫，作为开国上将，他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们的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给老三，有亲朋好友来做客，他都是自己掏腰包，从未用过公家的钱，也从未用公车接送过一次孩子，未曾有过公车私用的事情。
“后勤干部不能拿公家的一分钱，否则就不配做后勤工作。这是我父亲工作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跟当今的风气比起来，似乎不太搭调。如今贪污受贿都成了一种风气。”杨子江颇为无奈地说道。
作为对比，杨子江回忆了父亲的两件往事。1951年，杨至成的表弟周铨定，想让杨至成在武汉给帮忙找个工作。“父亲的这个表弟，过去曾帮了他很多忙。父亲招待了表弟几天后，对他说：‘现在在武汉，我虽然有权，管财管物管工厂，但这些都是人民的，我不能用它们来谋私，也不能为你找工作，更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啊。表弟你也是知书达理的人，过去对我也多有帮助。希望你还能理解我，继续帮助我……’在听了父亲的一番话后，周铨定连连低头，最后抬起泪眼答应了。”
杨子江介绍，父亲从没有在军需工厂做过一件衣服。1955年，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袁德良（彼时袁德良是广州军区一名后勤干部）进京开会，已回到北京工作的杨至成委托其帮忙订做两条裤子给他。
“袁德良买了回来，父亲要给他钱，袁德良说不要。父亲不同意，‘我买衣服怎么能要你花钱呢？’。这件事让袁德良很受感动，心想，一位掌管着全军后勤的将军，想要两条裤子也就是一句话的事，但他却如此廉洁自律。”
事实也的确如此。后来，晚年的袁德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评价道：“他对党忠心耿耿，在我脑子里边没有比他再强的，艰苦朴素的人。”
谈及当今的腐败，杨子江认为，对腐败官员的处理还是“轻”了一些。
“过去供给制的时候，你哪怕多拿一块毛巾，你就是贪污犯了，说撤职就给撤了。现在可能你贪污的少，把钱退回去就没事了。”杨子江不无感慨，时代在发展，生活也越来越好，但腐败问题却一直出现，“这里面有很多需要探讨研究改进的地方。”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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