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军中的一名虎将，王近山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争年代，王近山因作战勇猛，被称为“王疯子”，有战争的地方总有他的身影，总是冲在最前线指挥战斗；他是现实中的李云龙，骁勇善战，在作战中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机智果敢，不仅敢打没有命令的仗，还善打强敌，拥有着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
1978年5月10日，伴随着专门为他播放的悠扬军号声，王近山安然逝去。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即使在弥留之际，他的思绪却仍飞到残酷的战场。
近日，王近山之女王媛媛接受红船编辑部的专访，讲述起父亲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在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曾英勇奋战的一幕幕。带大家了解，这位现实中《亮剑》原型的真实故事。
王媛媛
1915年，王近山出生于中国著名的将军县——红安，成长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父亲15岁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家里比较贫困，又经常受地主的欺压，因此他不甘心，所以他与小伙伴一起去找部队准备参军。但是没想到小伙伴被地主恶霸抓住，绑在树上削鼻子、挖眼睛，被摧残致死。从此，父亲发誓要为他的小伙伴报仇，除尽天下的地主恶霸，改变老百姓悲惨的生活。”王媛媛讲起父亲参军的初心。
1930年3月，年仅15岁的王近山，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父亲的祖上有蒙古族血统，所以他的骨子里也有着天生的勇猛性格。尽管到了部队后，条件很差，没有枪，而且当时他个子又小，但是他从来不怕，经常拿着砍柴刀与敌人进行搏斗、刺杀。”
王媛媛讲述道，父亲16岁时，在一次战斗中和一个大个头的国民党兵展开肉搏，扭打在一起。年纪小、个头小的王近山自然拼不过。于是，他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狠狠抱着敌人一起滚下了悬崖。结果，国民党兵死了，而王近山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父亲滚下悬崖时，脑袋被一块尖石凿了个大洞，鲜血成河。当战友们在山下找到他时，看到他血流满面，都以为他肯定也死了，没想到还有一口气，就赶紧将父亲救活了。如此疯狂的行为，如此英勇顽强，令战友们震撼，于是大家就送给他一个外号‘王疯子’。从此，16岁的父亲就成了名。”
王近山参加红军两年后，在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于17岁时就当上了连长，这个年纪当连长，在红军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之后，他18岁当了团长，到了20岁时，他已经升任师长，凭借着过人的才能，指挥千军万马。
有战争的地方总有王近山的身影，碰上进攻不顺利的时候，他还会提着武器跟战士们一起冲锋，这样的勇猛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王疯子”的绰号与王近山的外貌几乎没有相同之处。在同事们的眼中，他极为和善，工作过程中常常会露出微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就是这位白面书生，打起仗来可一点都不含糊，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如同不要命一般。在一生征战的过程中，他身上留下了无数道伤疤，左上臂上开过刀，大腿受过骨折，子弹打穿过右肩膀，光头部就受伤两次……
作为一代战将，光有“勇、猛、疯”是绝对不够的，智谋也是必要的。
“在部队的历练过程中，父亲除了自己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他还很荣幸遇到了他的导师，有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等，在他们的领导下，父亲学会了很多打仗的真本领。父亲还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刘伯承只要一讲文化课，他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前排去听首长讲课，再用所学指挥战役。”
作为《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除了骁勇善战，还特别敢打无准备、无命令之仗。
1943年初秋，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其进攻予头直指陕甘宁边区，此时，中央决定派时任八路军三八六旅旅长的王近山带领一个团和一些干部去延安，增强党中央的防备力量。
同年10月18日，王近山率领新四旅十六团，从太岳抗日根据地向外线转移，经过一夜行军到达洪洞县。在这里王近山得到情报，有日军部队将从韩略村经过。分析敌情后，王近山决定在此伏击敌人。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部队，父亲就觉得日本鬼子的胸膛已经撞到了我们的刺刀，我们不打白不打。直到见到这个部队，看到他们的穿着佩戴，才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日军队伍。一般的日本军队穿的是胶鞋，但这支部队穿的都是大皮靴，腰间挎的都是腰刀，一看就是日本军官。而且他们来势凶猛，特别狂妄。为了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父亲决定组织战斗，歼灭他们。”
王媛媛讲述道，最终，在王近山的指挥下，一百二十多个日本高级军官，除了三名日军钻进山洞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而让王近山没想到的是，被歼的这支日军就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组织的“日军战地观摩团”，均是来自华北军各部的中队长级别以上的军官，其中还有一名少将旅团长。
这场战斗是王近山打的一场无准备、无命令的战斗，所以他准备回去就做检讨。没想到，到了延安后，毛泽东对韩略村伏击战非常满意，还亲自接见了他，并说：“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了不起啊！”
王近山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冲锋陷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还曾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定陶战役、襄樊战役等重大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定陶战役中，血战大杨湖是最关键、最困难、也打得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因为这场战役是处在绝对的我弱敌强的情况下，当时我军只有5万兵力，敌人却有30万大军，并且国军装备精良，粮草弹药供应充足。”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召开的动员会上，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主攻由谁来担任令刘伯承和邓小平犯了难，因为此战无异于虎口拔牙，有太多的风险和未知。在大家都沉默的时候，王近山在动员会上主动拍案而起。
他在会上高声喊道：报告一号（刘伯承司令）、二号（邓小平政委）首长，就用我们六纵去拼吧！我们六纵还年轻，把主力纵队保存下来，拿我们去拼是值得的！打得只剩一个旅，我当旅长；只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只剩下一个连，我就当连长。就算整个纵队全打光了，我们也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立下军令状后，王近山慷慨领命，率部直扑敌整3师师部所在地——大杨湖。
最后，王近山率领部队经过拼死一战，六纵成功歼灭了整编的敌方第三师，还消灭了敌47师，第三师的师长赵锡田也被抓获，取得了胜利。此战结束后，王近山指挥的六纵成为了刘邓麾下的主力纵队，“铁六纵”的称呼从此也在军中叫响了。
“战役胜利时，父亲带着他的部队，脚下踩在大杨湖的血水里，留下了眼泪。他当时跟部队剩下的指战员们说，六纵有一千七百多人牺牲在这片血染的大杨村，六纵的后来人一定不能忘了他们！”说到这里，王媛媛的眼中泛起泪花。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激烈的战争，也是王近山一生戎马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章。
1951年2月，作为第四批入朝作战的兵团，第三兵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的带领下进入了朝鲜，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当时的第三兵团下辖三个军，分别是第12军、第15军和第60军。其中第12军是解放战争中改编的二野六纵，是王近山带出来的部队，在第二野战军时，王近山还是12军的首任军长。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正式打响。但在这场战役中，王近山麾下的60军180师遭遇了重大损失，入朝首战失利。
王近山还因此被召回到了北京，但是毛泽东跟他讲：“这场战役，责任不全在你，希望你放下包袱，继续打好以后的仗。你是个常胜将军，但不能轻敌和骄傲，你要继续打胜仗！”
毛泽东的话对王近山来说是鼓舞也是鞭策，而放下思想包袱的王近山，在日后的上甘岭战役中一雪前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2年10月，美军在上甘岭发动攻势，想要一举拿下上甘岭并以此为据点进攻金城、平康两城。而想要拿下上甘岭就必须拿下597.9、537.7这两个高地。
“父亲他们开始根本没有想到，上甘岭战斗会打这么大、这么激烈，作战规模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其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最后537.7高地和597.9高地，被美国人几十万发炮弹炸得几乎就是夷为平地。”
“父亲曾经讲过，他在上甘岭战役中将指挥部设在阵地前沿，直接指挥到了连排班，他拿着望远镜就能看到他的部队前线，亲眼目睹了战况的惨烈。”
王媛媛回忆到，父亲看见上甘岭上的战士们不断与敌人拼杀，拼着拼着，战士们就都倒在了战火纷飞的硝烟之中。他亲眼看见打瞎眼睛的人背着打断腿的战士继续冲锋陷阵，最后，武器弹药用尽了，他们也已精疲力尽，索性拿着爆破筒跟敌人同归于尽。
有一次，一个小连长蓬头垢面地回来了，说要求增援他的连队。父亲当时问他：“你是连长怎么自己回来报信，不叫通讯员。”连长回答：“我们连的人全部都牺牲了，就剩我一个。”父亲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让这个小连长去吃饭休息，等小连长再带着兵准备冲到前沿阵地的时候，父亲把连长摁下了，说：“让他留下吧，这个连就剩这么一个种了。”
在上甘岭这场举世瞩目的血战中，王近山麾下的15军、12军与数万“联合国军”血战多日，最终歼敌2.5万人，成功守住了阵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胜利背后是无数战士们的付出与牺牲，上甘岭战役有多惨烈？王媛媛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六、七十年代，当时还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王近山去到军区视察的时候，接待他时就请他观看了电影《上甘岭》，然而电影放映到一半，这个曾被称之为“王疯子”的铁血硬汉却泪流满面，难抑情绪，不得不中途退场。
“父亲曾说，真正的上甘岭战役比电影中的要惨烈得多，电影中所反映的其实连战场的1%都不及。”
一将成名万古枯，牺牲的烈士中，像邱少云、黄继光等叫上名来的还有很多，而叫不上名的不只成千上万。
“有很多刚穿上军装，刚走上战场就牺牲在他乡的战士们，甚至还有很多牺牲的战士是不知道名字的。父亲在战场上见得太多太多，所以上甘岭战役他一直刻骨铭心。”
在抗美援朝中，将军王近山和他的司机朱铁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演绎了一段深厚的革命友谊。
当时美军飞机在朝鲜上空纵横肆虐，因此志愿军在白天基本不敢行动，都是夜间活动。但是王近山却坚持白天也要上战场视察，有好几次，王近山都遭遇了敌机的攻击，弹片击破了王近山的左臂，成为朝鲜战场唯一挂彩的兵团司令。
“父亲和司机两人，时常白天开着吉普车在公路上飞奔，到处探查地形。为保护司令免受敌机轰炸，司机总是将父亲隐藏在树林里，自己则在吉普车后面装上许多松树枝，拖着松树枝泛起烟尘在公路上狂奔以吸引敌机。美军一看，怎么还有人敢在大白天开着车在阵地上跑？于是飞机、大炮，全都追着汽车去了。但是两次以后，父亲觉得这样太危险，就再也不让司机这么做了。”
王媛媛讲述，实际上王近山与司机朱铁民的情谊，是由逐渐磨合到信任的。
朱铁民开始并不了解司令的脾气，司令上了车就要司机快开，也不管是否有危险。可朱铁民当时认为，怎么能带着首长去冒险呢，所以无论司令怎么下命令，他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开，一定要为司令的安危负责。事后，朱铁民会跟王近山汇报，他为什么这样开，为什么这一段儿开得慢。从此，两个人越来越默契，司令上车再也不指挥司机开车了。
抗美援朝即将结束之际，王近山对司机朱铁民说：“老朱，你在朝鲜战场上的功劳大大的，虽然军功章没有你的，但是我的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你说你需要什么，回国之后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而朱铁民说自己什么都不缺，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
王近山得知司机因为没有孩子而苦恼，经过深思熟虑，毅然承诺：“老朱，回国后我给你们找最好的医生，治不好的话，我回国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送给你！”
当时朱铁民听了非常感动，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司令真的履行了承诺。
1953年11月，王近山的第六个孩子王媛媛出生于北京，于是他履行了当时的承诺，将他最小的女儿过继给了朱铁民，为他养老送终。
“我从小在司机爸爸家长大，养父母对我非常好。一直到1969年，我参军以后才又跟回了司令爸爸王近山，由朱改回了姓王。”
2009年，王媛媛撰写了一本书——《司令爸爸 司机爸爸》。书中讲述了将军王近山和司机朱铁民的革命友谊故事，也讲述了女儿眼中两个不同的父亲形象。
王媛媛说，与司机爸爸相比，司令爸爸王近山的教育是严厉的，教育孩子们要学会吃苦，要接受锻炼。并且父亲希望将自己的军人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于是要求子女们都去当兵。
“当时我是父亲的重点关注对象，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养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被他们无微不至地宠爱，对于这点，司令爸爸非常不满意，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要强，能干，能吃苦。所以他把我送入了部队，接受锻炼，希望通过部队生活改掉我身上娇生惯养的习性。”
于是，跟父亲王近山一样，15岁的王媛媛进入部队成为了一名军人。虽然是副参谋长的女儿，但是她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反而被父亲有意安排到最艰苦的岗位。
“我小时候被养父母宠惯了，到了部队吃一点苦就觉得好苦。我每天得种地、挑水甚至挑粪。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部队有文艺宣传队，一到过节就把我们叫去表演，后来我参加了宣传队，结果爸爸听说以后非常不高兴，把我打回原地了。后来我又参加了部队组织的体训比赛，爸爸听说后，再次给我打回原地。”
王媛媛回忆说，有时候她回到南京，父亲王近山就会批评她，责怪她不好好在医院里工作。一会儿宣传队，一会儿体训队，对她很不满意。而王媛媛那时候不服气，老是跟父亲对着干。但是后来懂事后，她逐渐理解了父亲对她的期望。
“后来，我随着部队去了大别山，每天给百姓看病送药。爸爸听说我到了大别山，有一次过来找我，他带着我在山里转。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指着山头告诉我，他曾经在这里打过什么仗。他当时那种宏伟的气势，令我肃然起敬，我想爸爸真了不起，是个大英雄，我打心眼儿里对父亲油然而生出一种敬佩。”
当兵八年后，王媛媛得知司机爸爸生病了，他身边又没有其他的孩子，所以在1977年，她毅然办了复员手续，回到了司机爸爸身边照顾他，一直到他88岁去世。
生长于两个家庭，得到两个家庭的爱和培养，王媛媛感觉这是她一生的荣幸。而她也要继承两个爸爸的精神，把优秀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既然父辈的血液在我心中流淌，那我就要接过他们的红色旗帜，这也是两位爸爸在天上看着我，希望我继续走的路，我要让老一辈的思想和理念永远传承下去。”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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