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开国少将裴周玉之子裴静京：父亲始终牵挂牺牲战士的后人们
裴周玉，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老红军，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历经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争，血战湘江，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奋勇杀敌，并曾率部入朝参战。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于2015年6月20日离世，享年103岁。
裴周玉
他的一生是无限荣光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近日，红船编辑部对话开国少将裴周玉之子裴静京，听他讲述父亲精彩的百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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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大难不死”
1912年12月，裴周玉生于著名的将军县——湖南省平江县龙门镇枫树下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
1926年裴周玉参加了当地的儿童团。1927年，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从江西西部发展到了湖南东部，红军革命的一把火烧到了龙门镇枫林村，点燃了15岁的裴周玉热血的心，并加入了起义队伍，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7月，儿童团长出身的父亲参加了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并随部队一起攻打长沙。父亲首次参加战斗没有经验，还没见到敌人，发的三发子弹就打光了。意外的是，他端着那支没有子弹的枪，同班长一道活捉了三名俘虏，缴获了两支汉阳造的新枪和一百多发子弹。次日，在夺取长沙门户金井的战斗中，他一人又连夺三支枪，受到奖励。”裴静京讲述了父亲刚参加革命时的经历。
参加红军后，裴周玉参与了数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队伍不得不实施转移。
“当时父亲所在的教导师接到命令，赶到中央机关帮助搬家。教导师派出3000多人分赴中央机关及直属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及各种设备。他们原以为只是去帮忙收拾东西，没想到经过两天多包装完毕的一千多件大宗行李，由中央教导师的六千多名指战员抬着、扛着、挑着，开始了慢腾腾的长征。”
10月8日，时任中央教导师特派员的裴周玉和教导师的全体人员背着武器、粮食，抬着笨重的行李，从临近瑞金的高围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蒋介石为了消灭中央红军，设置了好几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教导师六千多指战员全部成了挑夫，三千来人一班进行轮换，一天最多走二、三十里路程。还是边打边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艰难的通过第一道至第四道封锁线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终于定下来往哪里搬家。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裴周玉，中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争取在川黔边开创新苏区。所以要甩掉那些“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此时中央教导师就剩三千多人了。
“当时给父亲的任务是把教导师搬运的这些机器、破枪全部破坏后丢掉。可是丢也要有方法和技巧，绝不能让敌军捡到便宜。父亲领命后，采用‘炸、丢、毁、送’四字决，枪支弹药带不了的就毁掉，布匹带不了的就送给当地老乡……最终将一千多件东西全部处理掉。”
打烂了“坛坛罐罐”后中央教导师撤销番号，改编入了主力部队的红三军团，裴周玉回到了红三军团保卫局，并担任军团保卫局监察科科长一职。从那以后，真正的长征才算开始。
在长征途中，裴周玉还发生过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
恶劣的行军环境让裴周玉的身体体质急速下降，高烧不退，只能骑在羸弱的马上艰难前行。当部队登上六盘山，道路本就凹凸不平，疲惫不堪的马失了前蹄，裴周玉连人带马地坠下了十几米深的悬崖。
当战友赶到山崖之下，发现裴周玉的战马已经摔死，而旁边的裴周玉还吊着一口气，不禁让战友们感叹他命大。之后，裴周玉被送入了永坪医院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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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刘志丹烈士牺牲
1935年12月，在永坪医院病愈的裴周玉接到中央西北局来人的通知，他被调任到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八军任特派员。
“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有很多战斗经历的故事，很有名。能和这样的领导一起工作、战斗，父亲感到很荣幸。”
裴周玉接到通知后赶到西北局，他和同批被派去的同志们很快融入到了红二十八军这个集体中。刘志丹军长也对中央派来的干部非常尊重和信任。因此，相互之间团结得很好。
1936年春，党中央决定北上出师抗日，进行东征，红二十八军奉命由安塞出发，北渡黄河北上，进入晋西北地区，配合南路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通路。
为配合红军主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军委命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三交镇、中阳县，牵制和调动敌人。
1936年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开始了。刘志丹军长听说一团攻击不太顺利，立刻带着时任特派员的裴周玉和作战参谋、警卫员来到一团阵地指挥所了解情况。
裴静京讲述道，他们一直爬到距敌一百多米侧面的小山包上，中间隔着一条河与敌军占领的山头相对峙，山包上没有任何工事和隐蔽物。裴周玉、作战参谋和警卫员几次劝阻刘志丹军长这样太危险，敌军的炮弹和子弹随时可能打向这里。刘军长却兴奋地说：“小裴，你看这里不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所吗？”他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派警卫员向一团指挥所通报情况，调整战斗部署。
正当部队打开通往三交镇道路的时候，敌人的一挺机枪迎面封锁了部队，刘军长又派参谋去转告一团长，不能光凭勇敢蛮拼，要讲究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更大的胜利。参谋走后，山包上只剩下刘志丹和裴周玉。突然敌人的机枪射来一梭子弹，正中刘志丹的胸部，他双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就要跌倒下去。
裴周玉急忙抱住刘志丹，只见他棉军衣左胸处有个子弹打穿的洞孔，昏迷过去。裴周玉把他抱到山坡后隐蔽平坦的地方放下。刘志丹神志略微清醒后，微睁开眼睛，环顾四周，极力想坐起来，裴周玉赶紧将他扶坐，他以极微弱的声音说：“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他的嘴唇又动了几下，再也听不见声音了。待医生赶到时，刘志丹已经完全停止了呼吸。
“后来按照宋政委指示，我父亲护送刘志丹军长的遗体到达刚解放的三交镇一个大院。父亲等人将刘志丹军长遗体上的泥土擦洗干净，整理好衣帽，放入新购买的棺材内。晚上12点多钟，人们将遗体抬上渡船，几百名红军指战员向刘军长做最后的告别，渡船向黄河西岸的陕北苏区划去。”
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里面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题词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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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方式胜利的主要参与者
1949年3月，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战争也进入未期，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呼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而裴周玉则是“绥远方式”的主要参与者，见证了“绥远方式”取得的伟大胜利。
裴静京专访视频
1948年8月，裴周玉奉贺龙、李井泉命令，由绥蒙公安局调任新组成的第八纵队任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纵队组建后，即在华北野战军指挥下，参加察绥战役。
12月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裴周玉所在的第八纵队留驻绥远地区，对付绥远的十几万敌军。
1949年1月，平津战役接近尾声，绥远董其武内部发生分化，动摇于抵抗和西逃之间。这时第八纵队司令员姚喆和裴周玉率部于1月28日清晨夺取了旗下营等地，使绥远完全处于解放军威迫控制之下。
次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电令第八纵队就地防守，停止一切军事进攻，稍后又电令第八纵队后撤30公里到卓资山休整待命，允许董其武方人员往来，称对方为友军，以促成和平解放绥远，并明确指示八纵队，牵制董其武部队在绥远不要西撤后套与宁夏，就是最大的胜利。
“当时一些指战员对主动后撤不理解，发牢骚说：‘吃到嘴边的肥肉又吃不上了，用鲜血换来的地方不要了。’时任政治部主任的父亲肩负起全纵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责任，组织政工干部深入基层，宣传解释党中央的决策，说服指战员按规定时间从围城前沿后撤。”
绥远省军区政委高克林、司令员姚喆、政治部主任裴周玉等领导的解放军部队坚决有效地执行了这一方针，促成了绥远方式的胜利。
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绥远军政官员及各族各界代表39人，在包头举行签字仪式，郑重宣布起义，脱离蒋介石阵营。
之后，绥远起义部队经过一年多的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和实际生产工作考验，按中央军委决定，先是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裴周玉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23兵团，于1951年9月3日，出发开赴朝鲜准备参战，担负机场的修建与后方警戒任务。
“入朝期间，父亲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国际主义教育和劳动竞赛，提前完成了两个月内修建三个机场的任务，受到华北军区的表扬，被授予朝鲜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1952年3月30日，华北军区整编计划决定撤销23兵团，整编为陆军第69军，军长为董其武先生，裴周玉为军政治委员。至此，绥远起义的部队顺利完成整编任务，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的一员。
裴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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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55载回乡过年
裴周玉少小离家，一生奉献革命，经历无数血雨腥风，但他始终思念着家乡，记挂着父老乡亲和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士们。
1985年春节前夕，当时73岁高龄的裴周玉决定回湖南平江龙门镇枫树下村裴家湾过年，这是他自1930年参加红军后55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也是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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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家湾地处山区，医疗条件很不好，连电都是靠大队的一部发电机发电，每天最多供应3-4小时，天气也寒冷，加上老家房子破旧，无法挡住寒风。
“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冬天身上没有四两纱，别到龙门街上耍’，老家那种寒冷与北方不同，是那种又潮湿又冰冷的。当时部队领导和家人都劝他别回老家过年了，但我父亲不听劝阻，执意要回老家，还说：你们不愿意回去，我一个人也要回老家过这个年。我们一看劝不住，只能跟随父亲一块回老家过年。”
裴静京记得，那是在腊月26日，父亲母亲和他们一家从北京出发，先坐火车到长沙，又从长沙乘坐汽车经过近十小时的颠簸才到了家乡裴家湾，到达时已是腊月29日晚上。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父亲一大早就叫上我们一家（我爱人和我5岁的儿子），先后去了几户人家，看望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后代。”
拜访期间，给裴静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父亲竟将每一个烈士姓甚名谁、何时牺牲以及如何牺牲的，都记得清清楚楚。其中有当年时任龙门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逸之，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时任枫树下村党支部书记的裴福轩，1932年被还乡团杀害；还有1930年6月和裴周玉一起参加红军的裴雷生，1930年8月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时牺牲。
看望过烈士后代，直到下午三、四点钟他们才回到家中。裴静京回忆称，1985年的家乡没有电视，大年三十那天全家人围在火炉边烤火守夜，那天晚上是他第一次听父亲讲小时候在龙门大革命时期参加儿童团为红军站岗放哨，打土豪分田地然后参加红军的情形，也知道了老家过年的很多规矩。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父亲又把我们一家三口叫起床，等洗漱完毕后就拉上我们从后门顺着田间小道往龙门街上走去。为什么要走后门和田间小道？因为一大早就有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还有大队镇上的领导来到门前给老首长、老寿星拜年，怕人多走前门、大路脱不开身。”
裴家湾距离龙门街上大约有四、五里的路程，一行人到了龙门街就直奔光荣院，光荣院里住着的都是大革命时间失散的老红军，他们中当时最大的八十多岁，小的也六十多岁了。裴周玉带着一家人给他们拜年，并亲自给他们送上了北京的特产。询问了老红军们的生活、身体、看病、住宿等情况，直到九点多才从光荣院出来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问我父亲：你五十多年回家过一个春节，家里那么多亲戚、朋友和地方政府领导来给您拜年，您不接待他们，倒是从后门溜出来先到光荣院给这些您不太熟悉的叔叔、阿姨拜年。父亲当时听到这些很不高兴，但毕竟是过年，也没训斥我，而是面色凝重的跟我说了许多。”
至今，裴静京还深刻地记着父亲对他说的话：
“你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就说说咱们平江吧，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平江儿女就达二十四万多人，现在知道名字的才两万多人。从二十年代初期平江县有近七十万人口，到解放初期锐减到三十五万多人口，有很多因为家中的亲人参加了红军，被迫背井离乡，逃到别的地方投靠亲朋。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咱们龙门镇上就有三十多人，就我一人活到了解放。1928年参加彭德怀平江起义的三千多人，活到新中国成立就剩下九人。
虽然我们平江在建国初期走出了五十二位将军和几十位没有评衔的省部级领导，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哪一个不比这些在乡里住光荣院的红军老战士待遇好，医疗条件好？如果我要把他们忘了，我能对得起和我们一起参加红军，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吗？”
裴周玉将军的心愿实现了。这次回乡过年的经历，让裴静京至今想起还眼含热泪，他将父亲的话深深地铭记在心里，并继续将父亲的精神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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