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开国少将陈熙之子陈塞北：西征时为了活着，他们不得不煮皮带吃

在江西兴国县的东北部，有一个叫兴莲乡官田村的山村，村子后有青山叠叠，前有良田片片，一条小河绕村而过。1931年，中央红军第一个大型兵工厂——中央兵工厂在这里诞生，从1931年10月建立到1934年5月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座山村中的兵工厂共修配枪支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机关枪2000多挺，翻造子弹40多万发，制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为武装红军、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开国少将陈熙的革命道路，便是始于此。

1931年，在兵工厂木工组当过小工人的陈熙，受兵工厂红军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少共莲塘区委组织部部长，那一年陈熙只有13岁。三年后1934年6月，陈熙带领莲塘区一百多位青少年加入红军补充第三师，任连指导员。红军长征后，补充进入红五军团政治部任技术书记。

“我父亲参加革命不是因为吃不上饭，走投无路了。恰恰相反，在当时他的家庭条件还算可以，甚至都念过五年私塾。你想想，那个年代穷苦家庭的孩子能念得起私塾吗？解放后，父亲家里是被定为中农的。”陈熙之子陈塞北在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如是说道。

年少的陈熙加入红军后，随红军三次走过雪山草地，又随西路军挥戈西进，深入祁连山到达新疆，遭到盛世才监禁长达三年多，最终返回延安，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父亲早年经历的心酸，陈塞北依然清晰记得，除了文革时期的十年迫害，更有随西征军孤军奋战的惊险与在新疆航空队时期遭受的牢狱之苦。

陈塞北说：“父亲他们自1934年10月从江西兴国出发，到1937年5月到达新疆星星峡，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毛泽东领导的红一、三军团，是历经一年时间从江西到达陕北。从时间上讲，要比中央红军多了一年零七个月。从行军路程来讲，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而父亲他们这些人的长征路程，没有人经过精确的考证，仅以时间推算是要远远多于二万五千里的。”

陈熙之子陈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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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为从苏联接受援助，独立“打通苏联、外蒙、新疆”，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一军组成西路军，挥戈西进。此时，援助的地点、时间、内容并不明确，渡河部队仅有两万一千五百人。而这一次西进，其战斗惨烈，在红军战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从三进倪家营子、石窝山一战到祁连山顶的人间炼狱，西路军损失惨重，两万多人的大部队，到最后就只剩下几千人。

“我父亲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陈塞北感慨地说道。

在倪家营子战役中，战斗机关部队统统上阵，一颗炮弹在陈熙身边炸开，陈熙等几个战士被埋在了炸塌的土墙下，陈熙险些丧生于此。

“土墙倒了以后他在边上被埋起来了，墙中间的战友就都牺牲了，我父亲也已经是奄奄一息。当时被金生看见了，他看见以后就从旁边跑过来，赶紧用手把土扒掉，把我父亲扒出来了。因为没有工具，金生的手已经鲜血淋漓了。”多年后，每每提及此事，陈熙都会告诉孩子“救命恩人是一辈子都不能忘的”。

最惨烈的还是过祁连山。

都说雪山草地苦，但过祁连山的景象已远远地超过了雪山草地。攀至高处，雪少冰多，山陡冰滑，行动困难，加上大风呼啸，战士们都是单衣赤脚，手脚都冻裂流血，疼痛难忍。而且高山缺氧，呼吸困难，浑身无力，战士们便用四肢爬行，坠崖的、饿死的、冻死的，不少战士因此牺牲。

“我父亲曾说过，一路上他们系的皮带也全部都煮着吃完了。后来我问，你们皮带能吃是真的吗？他说皮带烤熟了煮着吃，就是嚼不烂也是吃。”

谈起西路军过祁连山的故事，陈塞北还向红船编辑部讲述了父亲陈熙与李先念“一碗炒面”的故事。

当时，陈熙跟随左支队在祁连山风雪中历尽艰苦，弹尽粮绝。为了保证首长的指挥，左支队做出一个决定：无论如何要给首长留一点粮食。而粮袋就背在李先念警卫员张毅的肩上，粮袋里有一些炒面。

“我父亲他性格非常倔强，他一般不求人。能够从他嘴里说出来：张毅，你给我吃一点炒面，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那真的是已经不行了，说明他当时已经到最关键的时刻了，如果不是饿得要死了，他不会说出这种话。”

张毅说：“我只有背着粮袋的权力，没有动粮袋的权力。”陈熙心想，既然这样那就算了。

陈塞北介绍，后来，张毅又找到了李先念，并将情况告诉了他，李先念一听，赶紧说：你快把炒面给陈熙！我们现在保存每一个干部，能够走出祁连山，都是最大的胜利。

“我父亲就是凭着这碗炒面，才坚持走出了祁连山。”

1937年5月1日，西路军走出祁连山，一路突围至星星峡，终于到达新疆。此时，千余人的部队仅剩四百余人。

“我父亲的经历，只是西路军战士们的一个缩影，过草地、攀雪山、吃皮带、裹单衣，加上一路的孤军奋战，惨烈的征战途中，最后能存活下来的西路军战士都是铁血的英雄。”

开国少将陈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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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与航空队一起遭盛世才关押

1937年5月，西路军左支队终于到达新疆星星峡，与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会合，随后进驻迪化（即乌鲁木齐市），改编成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半年后，为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经报毛泽东、张闻天同意，陈云从西路军所在的新兵营挑选人员学习通信、医务、情报等技术，为共产党培养人才。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打着“亲苏反帝”的旗号，与苏联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得到许多援助。在苏联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

陈塞北介绍，当时盛世才在迪化建有航空队，对外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学校，内设飞行班和机械班。“陈云了解到盛世才航空队即将招收第三期飞行班和第二期机械班学员的情况，即与盛世才商议，在新兵营挑选部分人员学习航空技术，借巢育鹰，为共产党培养航空技术骨干。”

最终，25人进入由新疆军阀盛世才开办的新疆航空队中学习。陈熙因曾读过五年私塾有文化底子，加之年轻机灵，他也顺利地被选入航空队。

“4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学习了苏制乌-2型、埃尔-5型、伊-15型、伊-16型飞机的驾驶技术和维护技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既能驾驶飞机，又能维修飞机的航空队伍。”但当时社会局势变化莫测，1942年9月，新疆航空队突遭软禁。

航空队被软禁初期，曾想方设法与党代表和党组织联系。开始，吕黎平给盛世才的参谋长汪鸿藻打电话，要求见中共驻新疆代表徐杰（即陈潭秋），汪鸿藻几次推诿，后来就不再接电话。全体航空队员给盛世才写抗议信，也没有用。党支部遂商议派人出去联系。

第一次，派金生翻墙外出，到八户梁，见大院前后布满岗哨，无法靠近。金生几次尝试进入院内均未成功，只好返回。第二次，派出俄语较好的陈熙翻墙外出，找苏联友人协助。陈熙找到航空队的苏联顾问家，请李佐古布把航空队的情况转告共产国际，并转报延安。李作古布答应转告，并提出要航空队负责人前来才能谈及其它问题。第三次，吕黎平和陈熙翻墙外出找到李作古布。请求苏联顾问通过领事馆电台，马上发电报经共产国际转往延安，向党中央报告盛世才公开反共，软禁我党同志的情况。请党中央设法营救，并给予他们指示。又请苏联继续打听陈潭秋同志的下落。李作古布都答应了。他们起草电文，交给李佐古布后告辞。第四次，陈熙翻墙去苏联顾问家，询问所提要求的落实进展情况。最后一次，吕黎平和陈熙翻墙去苏联顾问家，李作古布说 : “ 没有打听到陈潭秋下落。你们的情况都已发电报转报中共中央，但没有收到回电。我们的处境也很困难，请你们今后不要再来了。”

就这样，航空队试图沟通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目的终未达到。1944年11月，全体人员又被囚禁于新疆第二监狱。“监狱里很小的一个床，另外有个马桶，不带盖的一个木桶，臭气熏天，就给那儿摆着。大概整个活动面积大概只有四平方米，一个土炕，住六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虱子，跳蚤抱团。”陈塞北告诉红船编辑部。在红船编辑部镜头前，陈塞北讲起父亲曾经历过的这段心酸岁月，感慨万千。

直到1945年8月，国共双方展开重庆谈判。1946年，张治中三次电告蒋介石，称：这批共产党员不放，三区和谈不会成功。在多方努力下，1947年7月，陈熙等航空队成员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延安。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在东北的航空训练机构、装备、设施、人员都来不及撤走，有的装备、设施被苏联红军缴获，飞行人员被苏联红军俘虏。中共中央立即派出大批干部开赴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同时，建立自己的航空基地。1947年2月，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组长的陈熙奉命抵达牡丹江，着手建立航空学校的有关事宜，并担任飞行大队教导员、政治委员、大队长等要职。

1946年，陈熙回到延安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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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赞“是从山沟里飞出来的雄鹰”

谈及父亲当年参与创办航校伊始面临着哪些困难时，陈塞北直言是飞机和航空器材的短缺。

据陈塞北介绍，由于东北的铁路交通在日军投降时几乎被破坏殆尽，陈熙等人搜集的东西只能用肩扛、马车拖等方法转运。有些地方即使通了小火车，由于小火车马力不足，翻山越岭时，也只能靠大家推着前进。有人曾风趣地说：“人推火车、马拉飞机，写到空军史中也是一大奇观。”

东拼西凑的飞机，破破烂烂的设施，航校的教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艰苦环境中开始的。由于飞行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很多人大字不识几个，更别说掌握深奥的航空理论知识了。如流体力学“伯努利定律”，教官几堂课下来，学员仍是沮丧地说：“伯努利，就是‘白努力’嘛！”

陈熙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学校改变教学方法，倡导实物、现场、形象教学，和大家一起研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讲授飞行原理和飞机构造前，让教官领着学员们参观飞机，仔细观察传动系统的零部件、机翼面，说明它们有些什么作用，飞行操作时，这些零部件会怎样运动，然后再做手势比喻，伸张双臂比作机翼，翻转手掌比作飞机倾斜并转弯，低头、推杆就算是飞机下降，反之，仰首、拉杆则为上升。学校还做了许多教学用的实物模型，让学员能一看就懂。

比如，在讲授发动机内的油路系统时，点燃香烟，把烟吹进发动机内的油路，看烟从何处出来，让学员知道油路是怎么走的；在讲授“八-13甲”发动机时，因学员对9个气缸形排列的工作原理理解起来非常吃力，教官便让5名学员围成圈，依次编号，各人出右手同握一根木棒，按号次顺序，口念进气、压缩、工作、排气，手推木棒转磨圈，只转了几圈就都领会了……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没有航校就培养不出飞行员，没有飞行员就组建不了空军部队。因此，创建航校的工作刻不容缓。半个月后，中央分别拟定济南机场、北京南苑机场、沈阳机场、锦州机场为4个歼击机航校校址（4个歼击机航校校长都是新疆航空队成员）；哈尔滨、长春为2个轰炸机航校校址。作为我军的第一批飞行骨干，陈熙被任命为第三航空学校校长。

陈熙深知，在当时的条件下创办航校，必须主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促使他不断搜集资料、研究筹划，认真推敲建立空军航校的最佳方案。1949年12月1日，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近千人的第三航空学校仅用一个月时间便开学了。

穿飞行服的陈熙

陈塞北介绍，由于全空军只有31名翻译，懂俄语又懂航空术语的翻译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苏联教官讲课，现场翻译闹出不少笑话。比如，把“驾驶杆”译成“一根活动的棍子”，“飞机座舱”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电压”译成“紧张”，“飞机在空中做横滚动作”译成“圆桶在空中旋转”……学员们听了大眼瞪小眼，感到莫名其妙，苏联教官也急得直发火。对此，根据陈熙等老前辈提出的建议，一个月后，70余名翻译和200余名航空技术人员被分配到各航校，从根本上解决了教学中的语言障碍问题。

“当时，在以我父亲陈熙为校长的三航校，在建校初期的速成训练中还创造了六个第一。”陈塞北介绍，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卓明汕在《空军院校管理的探路人》一文中也曾说过：翻开原第三飞行学院的院史，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以陈熙为校长的三航校，在建校初期的速成训练中，创造了“六最”的好成绩。

即：在空军六所新组建的航校中开飞最早；在空军六所航校中最先放单飞；在四所歼击机航校中毕业学员数量最多；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训练速度最快；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飞行失事最少；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学员淘汰率最低。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印度皇家空军代表团来中国参观时，团长称赞陈熙为“真了不起，陈熙将军是从山沟里飞出来的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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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他是一位严父”

“从1938年开始，到他1985年离休，47年间他都在为人民空军的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在陈塞北心中，父亲陈熙是人民空军事业的开拓者和探索者，是为空军培养人才竭尽一生的人，哪怕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与不公对待，他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立场。

“他是1967年冬天被隔离审查的，一直到1978年恢复工作，整整十年！”陈塞北认为，这十年恰恰是父亲人生中最好的时候，也是他经验和资历最丰富的时期，却无奈无法有所作为。尽管如此，陈熙在被隔离审查前仍告诉家人，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立场坚定的陈熙，生活中也是一位严父。

陈塞北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对几个孩子特别严厉，不仅吃饭要光盘行动，不允许留一粒米，日常更要保持“坐如钟，站如松”。“他教育我们是‘要不你就别干，要干你就干到最好’。”

“在生活中，他对子女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但是对外人，对工作中的下级，对炊事员、警卫员、司机，总是笑眯眯的。组织上曾给他配过一辆公车，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只坐过两次。

陈熙全家福

60年代初，陈熙的弟弟带着大儿子来到北京。此行一是看望这位哥哥，二来也是希望这位已经“位居高官”的哥哥能给他的大侄安排一份工作。

但陈熙却果断拒绝了为侄子安排工作的请求。“我父亲说得很明白，我的权力不能用在个人身上。后来我这个叔叔还有些不太高兴，可能他心里在想你都当那么大官了，怎么就不能给家里人安排个工作？”

令陈塞北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事，60年代初，家里的粮食不够吃，空军三航校将自己生产的粮食，用汽车拉了一车，送给原在三航校工作过的首长每人一袋。等送到陈熙时，他却坚决不要：“现在粮食这么困难，我怎能要你们的粮食呢？

回顾父亲的一生，陈塞北说：“父亲那一代人在革命的大浪淘沙中，始终对革命事业有着最坚定的信仰。我们这一代人，也只是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让我们受益一生。”

撰文：周晓宇

统筹：张喜斌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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