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焱将军出生于河南著名的将军县——新县，1929年他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年仅十三岁。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部队中度过的。
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潘焱做过很多工作，从基层指挥员到军事参谋，从后勤供需到通讯保障，从政工干部到抗大教员，直到后来的军事主官，潘焱逐步成长为我军一名出色的优秀指挥员。在战场上他立下赫赫战功，打了无数胜仗，同时，他也曾多次身负重伤，历经九死一生。
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潘焱少将之女潘豫沙，访谈中，潘豫沙动情地讲述了父亲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心怀家国大义，不惧艰难险阻，最终成为一代名将的动人故事。
潘豫沙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1916年，潘焱出生于河南省新县（原属光山县）卡房乡潘家下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庭的贫困，没给潘焱带来轻松和惬意的童年，反而让他早早领略到了生活的不易和不公。缺吃少穿的童年不仅让潘焱较早的肩负起生活的重担，更让他幼小的心灵深深埋下了一颗想要改变的种子，这颗种子伴随着他的成长，目标逐渐明确，那就是参加革命。潘豫沙讲述道，父亲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但是有幸念了6年的私塾。“父亲能上学，多亏了村里家族长辈的帮助，长辈们认为村里没个读书人容易受到外村人的欺负，所以父亲受众人之托，6岁开始去私塾读书。”在读书期间，潘焱学习勤奋刻苦，在学校成绩优异。但由于生活所迫，家里实在供不起他读书，在1928年春，潘焱被迫辍学，回家帮家里干些农活。之后他外出谋生，跟一名铜匠当学徒，专门以打铜壶为生。1927年，湖北黄麻起义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山里。1928年，光山（新县）也闹起了革命，从此革命在家乡风起云涌。“父亲一直想要参加红军，1928年11月，他先是在家乡参加了游击队，1929年冬，他离开游击队，随同湾子里的潘玉昌二爷离开家乡，去找红军队伍。同年12月，父亲终于如愿加入红军，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12月，潘焱在红军光山县独立团3营营部通信班当传令兵，后来独立团整编为独立营，潘焱被编到3连当战士。1930年12月编入红4军10师29团，在该团特务连当传令兵。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潘焱先后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长征，三过草地，两翻雪山等，期间表现优秀，作战勇敢。“父亲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特别认真，赢得了领导的认可。从一名战士一路成为正副班长、排、连、营长，还担任过营政委、团参谋长、团政委、军教导队队长、科长等职务。这段时间是他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在艰苦的军旅生涯中，有起也有落。1934年，潘焱在肃反运动中被误认为是“改组派”，受到撤职处分，他迎来人生中的低谷时期。虽然被撤职，没有了领导职务，但潘焱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等到了摘掉帽子的那一天，他想的是自己终于能毫无顾忌地继续参加战斗了。之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在讲述潘焱早期的革命生涯时，潘豫沙特别提到，父亲曾三次身负重伤，经历九死一生。1932年2月，在鄂豫皖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潘焱第一次负伤，战斗中子弹从臀上部射入，从小腹左侧穿出，后被送到医院治疗半月有余。第二次负伤是1933年11月，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潘焱左半身从头部到腿部被打了七个弹孔，左胸还被弹片击中，所幸没有打到心脏，捡回了一条命。直到去世胸前还有当年残留的弹片。第三次负伤是1935年11月，在川西南的杨子岭战斗中潘焱左臂负伤，伤筋动骨，这导致他左臂此后一直无法伸直，每当阴天下雨时，就会隐隐作疼，也是由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潘焱被评为三等残疾。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同年８月，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踏上北上征途。其中，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组成右路军，潘焱也在其中。8月28日，红军历尽艰辛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部队稍作调整后，准备继续北上，进军甘南。然而，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的脚步，敌军胡宗南部早已在北上的要塞包座布以重兵，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卡在了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妄图将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堵在包座河一线，逼回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草地中去。当时，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都已经精疲力尽，关键时刻，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由红四方面军的第４军、第30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4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潘焱所在的营担任歼灭求吉寺西山嘴补充旅2团2营的任务。接受命令后，时任营政委的潘焱和营长一同去查看地形和敌2营的兵力配置及工事构筑情况。“歼灭敌2营，摧毁它的指挥机关，实际上就是要攻破敌人的碉堡工事。父亲他们仔细地观察了碉堡，发现这些碉堡都是用现伐的整棵活树，把每棵树的两头锯掉，锯成碉堡墙壁所需要的长度，再把每根料的两头锯成榫，将两头的榫套成了内外墙壁。碉堡壁内外都是木料，中间用土填实筑成碉堡。针对这些特点，父亲他们决定挖交通壕，直达碉堡底部，破坏敌人的碉堡。”潘豫沙讲述道。破坏敌人的碉堡，主要是用镐挖塌碉堡的墙，要选准每根木料顶端接榫处，才能使木料松动，连挖出几根，敌人的碉堡就会塌掉。潘焱带领战士们准备好洋镐、洋锹，挑选身高体壮、能吃苦耐劳、有土工作业经验的人员，组成破碉组；挑选特等射手，封锁敌人的射击孔；又组织了远距离投弹手组、火力组。战斗于8月30日夜开始，经过一夜的土工作业，交通壕挖到了靠近碉堡处。破碉组的战士们，不顾一切地迅速挖着木头的结合部。不一会儿，挖断了一根木头的接头，接着一根、两根，四面墙的碉堡塌了两面。碉堡里的敌人见状，最终直喊投降。碉堡攻坚战的胜利，不仅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也给其余连攻碉堡提供了经验。各连顺利进入阵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潘焱率领的营歼灭敌一个营，缴获了汉阳造步枪300余支，柏太林轻机枪6挺，还有称之为“半开门”的意大利新造驳壳枪10支。战斗结束后，全营换成了清一色的汉阳造，每连增加了两挺新的机关枪。“这一仗的胜利让父亲异常地高兴，因为他们营是新组编的部队，是他率领的红四军军部教导队（都是连、排干部）为基础补充新兵扩建的一个营。父亲当时任教导队长，后来被任命为营政委。包座、求吉寺战役在国民党政府为阻止红军北上所编织的牢笼下，为红军撕开了一道口子。扫清了红军北上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有着战略上的重大意义。”抗战时期，潘焱从抗大来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就一直在一二九师刘邓首长领导之下工作。邓小平对潘焱是了解的。他对这位工作负责、细致大胆的将领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从参加停战调停小组到豫皖边战役，又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俩人的直接接触开始慢慢增多，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父亲非常尊重邓小平，把他当成一直关怀着自己的领导，同时也当成真心相待的长辈。除了工作上总是悉心教导外，邓小平还对父亲的生活很关心，有空的时候，时常和他聊起平日的生活和家庭情况。”邓小平与潘焱之间有上下级共事的感情，也有共患难的战友情。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二人一同共事的机会不多，但潘焱心中依旧牵挂着自己的老首长。潘豫沙讲述，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潘焱依旧冒着巨大的风险探望老首长，心里始终惦念着首长的腿伤是否痊愈。邓小平很意外潘焱竟还记得自己的腿伤，笑着说早就在医院里治好了，再加上在江西时常常锻炼身体，现在已无大碍。1979年，潘焱被邓小平委以重任，指派他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以及国家重要机关的安保，还要处理和平衡各种涉内涉外关系等等。邓小平曾对潘焱说：“中央派你去北京卫戍区工作，责任更重一些，中央和国家有这么多大使馆、国家机构和中央领导人，涉内涉外的关系，责任比较重大，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到任后，你一定要做好安全和警卫工作，不能出事。”在这个位子上的压力非同一般，可见邓小平对潘焱的高度信任。在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四年间，潘焱谨记老首长当年对自己的嘱托，并付诸在行动上，一刻也不敢懈怠，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负重托。在潘豫沙的眼中，潘焱不仅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军人，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谈到父亲对儿女的教育，潘豫沙坦言，他们与父亲见面的时间其实很少。“我们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一个星期只回家一次，只有星期六晚上回去，星期天下午就得回学校。到了中学，家搬去了青岛，我们只能寒暑假才能回家。父母还经常出差下部队，所以接触的时间更少，我们与老师同学相处的时间都比父母多。等长大了，我们去部队当兵。等他们离休了，我们又在忙工作。”即使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是父亲的一言一行，还是给潘豫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父亲的一举一动对孩子们来说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潘豫沙讲述道，小时候她得了一场重病，抢救过来以后，她的眼睛看不见了，腿也瘫了，找遍了全贵阳市的医院和名医，也还是没能看好。后来父亲所在的兵团卫生科科长建议说带着孩子去北京看看，大城市的医疗水平高，也许能看好。潘焱听到后却说：“这么一个小孩儿，哪能花国家那么多钱去看病。”那会儿交通不便，到北京只能开汽车去，还得有人带，花费不小。所以潘焱坚决不同意让女儿到北京去看病。“实际上，父亲是非常心疼我的。我其实是父亲的第四个女儿，前三个都夭折了，他把对几个在战争时期夭折的姐姐们的爱都给了我，所以我生病了他心里也很着急。后来经省委决定，一定要送我去北京看病，一是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后代这样瞎着瘫着，二是我们的人也可以到大城市去学习一下，提高医疗水平。就这样，我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病，没想到，还真是治好了。”潘豫沙长大得知此事的详情之后，她深深地理解父亲当初所做的决定，更感受到了他那深沉的父爱。“父亲一直在用他的信念，他的人品引导着我们子女。我特别佩服我父亲，他就是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要认真做事，朴实做人。我为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庆幸和自豪。我也会将父亲的精神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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