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丨相识、相恋、相守在冀中

编者按：

《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1940年，父亲旷伏兆和母亲许更生

“伏兆，你走了，走得那么仓促，那么突然，那么叫我难以接受。”这是母亲在父亲去世一周年前夕撰写的《领导·良师·诤友·爱人》一文的开篇语，也是母亲在父亲 1996 年 6 月 4 日凌晨突发心脏疾病去世后，强忍悲痛一年第一次发出的如泣如诉呐喊！

机缘巧合

抗战爆发后，日军就调集超过两万兵力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占领拥有丰富石油和煤炭资源的冀中平原。为此，对这里进行了规模空前、手段残忍的大扫荡。

父亲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即被选调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该校是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日干部而设立的学校。抗大的学员以部队中的红军干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为主。“七七事变”爆发后，抗大学员陆续奔赴抗日第一线。父亲等10名团职干部被派往太原，接受正在那里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领导，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的统战工作。1937年11月5日，太原失守前3天，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撤离太原，父亲跟随周恩来到了汾阳。8日，父亲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简称“动委会”) 党团书记兼武装部长程子华来汾阳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工作时，被周恩来介绍去程子华部工作。9日，父亲随程子华到达离石，随后被派往方山县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工作，公开身分是八路军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特派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父亲在方山不但发展了一批党员，还在圪洞区、马坊和县牺盟会建立起了3个中共支部，1938年1月，中共山西省方山县委员会正式诞生，父亲担任首任书记，另设组织、宣传委员各1人。6月初，父亲调任保安第四区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率领二支队在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第一○一师师长董其武指挥下，阻止日军修复从朔县到宁武县的铁路。秋天，父亲率部执行破路任务时，被日军击穿左肘。负伤后，程子华让父亲在“动委会”一面养伤，一面临时负责作战科的工作。

在此期间，侵华日军从河北省沿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线向南向西进攻。国民党数十万军队节节败退南逃，各级政权纷纷瓦解，河北省陷于无政府状态。中国共产党在冀中各地发动和组织民众拿起武器，保卫国土，保卫家园。1938年5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冀中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

冀中根据地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如一把尖刀插向日军指挥心脏北平和天津。这使侵华日军大为不安，在同年10月侵占武汉后，多次对冀中军民进行围攻和分区“扫荡”，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值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部进入冀中地区，执行协同第三纵队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扩大自己的任务，同时还决定调程子华任冀中军区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1939年1月，程子华伯伯率包括父亲在内的百余名干部来到冀中。因为父亲是红军干部，又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培训，为此，程子华伯伯特别嘱咐父亲说，冀中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有不少是河北民军和国民党军等起义后改编的，一定要与这些部队的官兵搞好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随后，父亲被安排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担任政治委员。这一年，父亲刚刚25岁。

到冀中后，第一位与父亲搭档的赵承金伯伯（1901.4—1989.10），他时任一分区司令员，是1917年参加的东北军，1937年2月在共产党地下党的影响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于同年10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赵承金伯伯知道新来的政委是位红军干部，非常高兴，所以，他们在一起共事的日子里，工作配合得非常好，父亲对他也特别尊重，两人结下了终身战友情谊。

父亲到任一分区的当月，即与司令员赵承金一起率分区部队，配合120师在子牙河、滏阳河以东，机动灵活地打击了沧县、泊镇等地的日伪军，成功粉碎了日军对冀中地区的第三次围攻。

母亲在1938年年底，随东北战地服务团（简称“东战团”），在团长张庆泰的率领下，一行28人从西安出发，随120师一起，也踏上冀中平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东战团首先到达的地方是河间县黑马张庄，也就是父亲新任政治委员的冀中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抵达时，受到了分区赵承金司令员和父亲等首长的热情迎接。团长张庆泰向东战团队员们逐一介绍了一分区首长。当介绍到“这位是分区政委旷伏兆，首长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的时候，眼前的这位年轻、潇酒的“首长”，立即引起了年仅18岁母亲的关注。此刻，她似乎情不自禁地还多看了父亲一眼。对此，母亲在《领导·良师·诤友·爱人》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出现在我面前的你，是一位精力充沛、热情潇洒的年轻的老红军。”

母亲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位热血文艺青年，1937年11月，刚刚16岁时，便和后来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明星的同学朱琳以及沈乃然、郑敏等，一起参加了由地下党组织参与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创办的“长虹剧社”。在江苏淮阴唯一的一个戏院中，为筹建抗日救亡资金举办过多次义演。而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负责人里，有一位是曾经给张学良当过三年秘书，后来担任过新中国铁道部长的地下党员郭维城。1937年南京失守前，母亲随长虹剧社根据叶剑英“赶回准备转移”的紧急指示，撤离江苏，经漯河转移到武汉“东总”所在地武昌明月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期间，得到了高崇民、阎宝航、郭维城等东北军里的地下党员的关心。武汉失守前，针对许多革命青年向往延安、向往前线的情况，刘澜涛特意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向前方输送干部的指示，并在1938年4月以长虹剧社的一部分人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即 “东战团”，运用文艺形式，在街头巷尾或江河的轮渡上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当时，父亲和母亲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革命的抗日工作，他们所不同的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但却来到了同一个地方——冀中军区。这次他们在冀中河间县黑马张庄机缘巧合的见面，并没有使他们立即擦出爱情的火花。因为分区首长接见完，他们很快就回到了各自的战斗岗位。

另据母亲在《领导·良师·诤友·爱人》一文中回忆，1939年6月，由父亲率部参与的“齐会战斗胜利不久，我见到你正和其他指战员在河里一起游泳，一起嬉笑。你是那么平易近人，与同志亲密无间……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你。我们虽然没有说，但你的风姿在我心里已留下深刻印象。”这说明，此时父亲的光辉形象已深深印在了母亲的脑海里。

邂逅武强

当时部队对干部结婚年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需要满足“二五八团”的条件。所谓“二五八团”：就是年龄要在“25”周岁以上，党龄（或军龄）在“8”年以上，职务是“团”职以上。

1939年8月，冀中军区在武强县北代村召开政工会议期间，由于父亲一直还没有找对象，大家很关心，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仁槐、青年科长赵辛培为此专门找到东战团团长张庆泰，问他们团里有没有合适的姑娘给父亲物色一个。张庆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母亲，因为她身材苗条，眉清目秀，气宇轩昂，落落大方，好学上进，要求进步，芳龄十九岁，比父亲小六岁，认为母亲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他们三人一拍即合，决定立即为父亲和母亲牵线搭桥。母亲虽然只见过父亲两次，但留下的印象非常好，觉得父亲说话掷地有声，懂得很多大道理，比自己成熟、稳重、老练，很像个长者。父亲对母亲虽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也没有任何坏印象，所以当时没有反对，而是答应见一见再说。

在父亲、母亲均默许的情况下，张仁槐、赵辛培、张庆泰三人为他们在会间安排了见面。这次相见，父亲忠厚朴实的言谈和英气勃勃的气概，深深吸引了母亲，彼此答应相处，争取建立起共结百年之好的关系。

会议一结束，父亲立即返回一分区。

1939年11月15日，冀中军区和北上挺进支队合编，组建了八路军三纵队（冀中军区）警备旅。父亲调该旅任政治委员，旅长是1938年12月因“民八事件”而率部参加八路军的旅长王长江（1899.11.2—1978.11.17）伯伯。这是父亲到冀中后的第二位搭档。由于警备旅是新组建的部队，上级对警备旅很重视，朱总司令、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蔡树藩等领导同志都到警备旅视察部队并作动员讲话。

1940年1月12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父亲和王长江伯伯率警备旅在宁晋东西北盃讨伐乔明礼。1月24日，率部进入太行山区。3月5日至8日，率部参加太南磁武涉林战役，担任中央纵队，讨伐国民党顽军朱怀冰部，击垮顽军正面防线，歼敌3000余人，8日下午，顽军在我部两面夹击下，除朱怀冰及1000余人逃窜，其主力1万余人被歼，并缴获许多武器。5月5日，率部配合陈锡联部进攻寿阳之日军。6月，率部回赞皇一带，进攻南佐日军。7月率部开到井陉。8月1日，父亲和周乾民一起，介绍王长江伯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期间，母亲则由东战团转入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继续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哪里有战事，母亲就随文艺宣传队，跟进到那里，部队和老百姓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事迹，他们很快创作编排成大家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进行演出宣传，有力振奋了部队官兵的士气，极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夺取抗日斗争胜利的必胜信心。1939年5月，母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选调进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

喜结良缘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中的晋察冀军区组织序列表记载：1940年7月21日，冀中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依次改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分区。其中，第六军分区改由警备旅兼，父亲为政治委员，王长江为旅长兼司令员。

8月上旬，与母亲已经分别了一年时间的父亲，奉命由太行山区回到晋察冀边区开会。此时，母亲已经调冀中军区民运部工作。父亲、母亲再次相见，再续前缘，水到渠成，两人很快便决定成婚。中旬，也就是在父亲开会期间，百团大战前夕，在分区领导和战友们的精心安排下，借用了堡垒户家的一间房子，作为婚房，为父亲母亲举办了简洁、热烈的婚礼。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婚礼既没有请大家喝喜酒，也没有置办任何嫁妆，只是母亲把自己的铺盖搬了过去而已。父亲、母亲就这样结了婚。

1996 年，父亲旷伏兆和母亲许更生的最后合影

百年之好

母亲生前曾经这样回忆：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婚纱喜酒和喜糖的祝贺，恋爱和结婚可以说是简单极了。婚后第三天，我们就通过正太路，踏上百团大战的征程。我们相约，把百团大战的每一个胜利作为新婚的贺礼。

9月28日，父亲和王长江旅长奉命率警备旅返回冀中平原。父亲回到冀中不久，母亲也从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结束，随后被安排到父亲所在的警备旅政治部组织科工作。这时，父亲和母亲终于能在一起了，他们内心是高兴的。与此同时，父亲也不忘部队的纪律，他叮嘱母亲说：我是这个部队的主官，不该你知道的事情我是不会跟你说的，你不要问我，也不要向其他人打听，这是纪律。母亲虽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毕竟是个刚走出家门的青年学生，加入党组织时间不长，对党的组织纪律还了解不多。自从父亲说过这句话之后，平时父亲不说的事，母亲从来不会去问。

战争年代，父亲和母亲即便工作在一起了，但仍然是聚少离多，难得见面，更无法相依相守。父亲指挥战斗，行踪飘忽不定，夫妻两人常常是一人在东，一人在西。有时即便路过母亲住地，两人都没时间见面。但母亲一直在丈夫身后，默默地支持他的工作，支持他的决定，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和父亲吵过架，红过脸。

1943年春，父亲调任冀中军区第十分区政治委员，同时兼冀中十地委书记。时任十分区司令员是刘秉彦叔叔（1915.3.19—1998.7.21），他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后投笔从戎，1937年10月参加人民自卫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父亲到冀中后的第三位搭档。在这里，父亲与刘秉彦叔叔因分区参谋任子木的不幸牺牲，还定下了一个被传为佳话的“生死之约”——百年之后一起重回冀中陪伴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永远为人民站岗。十分区地处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地区，这里是京畿重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自此，父亲开始领导这里的军民，开展了闻名遐迩的地道战，所提出的“天、地、阴”三通战术，即通过地道形式，充分利用地下、地上、房上的有利条件，与日伪军展开灵活机动的斗争。这里的地道，在战斗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许多村庄利用地道保护了群众，歼灭了日伪军。反映冀中抗日斗争的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经典电影，都是以抗战时期发生在平、津、保地区的故事为原型，组织创作拍摄的。

父亲到十分区工作时，母亲先是调冀中军区组织部，后到冀中十地委工作。在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的7年间，先后生下了我们三姐妹。由于我们三个都出生在冀中平原，且又都寄养在当地的堡垒户家，为此，父亲、母亲为了让我们永远记住生养的地方，按照我大姐出生在冀中平原，为她取名叫平原，二姐出生在北平的南边，为她取名叫平南，我因为出生在白洋淀，为我取名叫平淀。日本投降后，两个姐姐被接回来时，对父母很陌生，哭着要找他们在农村的奶妈。战争年代，乡亲们把我们这些被寄养的孩子，叫做“八路的孩子”，他们不仅尽心抚养，而且在复杂的环境中，全力守护着这些孩子们的安全。父亲、母亲一直教育我们不要忘记冀中这片土地、不要忘记那里曾经抚养过我们的乡亲们。

三个弟弟因都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母亲分别为他们取了雄伟、建伟、新伟，最后一个字都带“伟”，父母亲希望他们与伟大祖国一起成长，永远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服务。

无论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在无限美好的夕阳下，父亲、母亲都是相依相守，患难与共，一起风风雨雨走过整整55个年头。在母亲的眼里，父亲不仅是相濡以沫的爱人，更是领导、良师、诤友。

父亲与司令员刘秉彦在冀中十分区工作时立下的生死之约，在他们百年之后，都兑了现。父亲1996年6月4日去世后，当时也已经81岁的刘秉彦叔叔，第一时间从河北省会石家庄赶到北京我们家，庄严地向母亲和我们家人通报了他和父亲生前的约定，并陪同母亲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将父亲的骨灰护送到原十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雄县地米家务撒放。刘秉彦叔叔1998年7月21日逝世后，他的家人也如约将其骨灰埋葬到了米家务。父亲和刘秉彦叔叔都如愿回到了他们曾率部浴血奋战多年并有许多战友牺牲后就地埋葬的地方。两个墓穴分布在一左一右，中间相隔只有两米左右。2005年9月10日，李彩云阿姨逝世，孩子们随后把她的骨灰与刘秉彦叔叔埋在了一起。母亲生前对这老哥俩的约定，给予了坚决支持，2005年12月15日母亲逝世后，也回到了冀中，继续陪伴在父亲身边。现在，父亲和刘秉彦叔叔圆满实现了他们的生前约定，与老伴一起都回到了冀中，他们将在冀中大地永远地为人民“站岗”。

母亲生前在《领导·良师·诤友·爱人》一文中，曾经这样对父亲说：“伏兆，你一定不会忘记，我们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识，在抗日烽火中结为百年之好的。”

是的，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相识、相恋、相守在冀中平原，去世后，他们又一起回到了冀中平原。

【作者：旷平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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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伏兆

旷伏兆（1914.1.27—1996.6.4 ）

1914年1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石桥区文雅 ( 现埠前 ) 乡心田村。1929年10月参加革命，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平津保地区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冀中区“五一反扫荡”，创造性地开展了平原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战争年代先后三次负伤，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许更生

许更生（1920.6.24—2005.12.15）, 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

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至1942年12月，先后在冀中军区民运部、冀中警备区组织科工作。1943年春至1945年 2月，先后在冀中军区组织部、冀中十地委工作。1945年2月，任冀中十地委党校训练班班主任、指导员。1948年1月至1949年7月，任冀中十地委党校组教科科长。1949年7月至1953年6月，任天津地委党校副校长。1953年6月，任天津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4月，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处长。1965年8月，任中联部东南亚研究所室主任。1972至1978年，负责复查外文局历史专案等工作。1978至1980年，任中联部西亚非洲所室主任。1982年12月，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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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张喜斌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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