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1946 年，父亲李真和母亲刘瑞言在宣化。
父亲李真于1918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户穷苦人家。从小当放牛娃，不满 12 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1930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和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红六军团的西征和长征。长征结束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秋，父亲奉命来到冀中根据地，在冀中警备旅（冀中六分区）卫生部工作。这一年经组织介绍，认识了母亲刘瑞言。母亲于1923年出生在河北安平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台城特别支部诞生了，革命火种在安平大地播撒，并以燎原之势向冀中一带乃至全国燃烧蔓延。姥爷支持革命，为共产党捐款捐物，被列为开明士绅。因此母亲虽为女孩却被送去读书，接受了革命教育。1938年7月，未满15岁的母亲参加了革命，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春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读书识字，宣传抗日救国。父母亲刚认识的时候，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一旦有机会见面，总是谈论革命工作和理想。尽管他们出身不同，语言也不太通，但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走到一起。1941年秋，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是爱人，更是战友。从此并肩战斗，一起度过艰苦的战争岁月。抗战时期，他们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参加反“扫荡”、游击战。在战火中同甘苦共患难，表现了最真挚、最深厚的情感。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岗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主力部队活动很困难，暂时撤出冀中平原。县、区干部被迫分散隐蔽，县大队、区小队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党选派一些同志组成秘密组织，留下进行隐蔽的斗争。父母亲被留了下来，他们几乎每天夜里都转移，还经常化装成老百姓，与日寇和汉奸特务周旋，并与县大队和武工队一起参加宁晋地区的游击战。随着敌人频繁的“清剿”，斗争越发残酷。8月中旬，当时在冀中六分区任卫生部长的父亲接到交通员送来上级的指示信说：“部队和外地干部尽可能转移到山区根据地去。”要父亲和母亲即刻转移，信中还特别指出，叫父亲直接同七分区领导机关联系，请他们护送过铁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父亲、母亲和警卫员小郝出发了。刚上路不久，瓢泼大雨就劈头盖脸地倾下来。他们凭借着闪电的亮光辨别方向，在泥水中寻找道路，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地前进。经过一夜泥泞中的跋涉，通过了敌人两道封锁线，过了沧石路（沧州至石家庄），终于在黎明前，悄悄地到达滹沱河南岸七分区管辖的铁杆村。这里离子文镇敌据点只有五里路，敌人几乎每天都进村“清剿”。所以一到“堡垒户”刘大伯家，立刻让他们进了夹壁房。父亲找组织心切，听说河北边榆林村有个交通站，决定渡河去那里与分区和县大队联系。夜晚，由刘大伯带路，一行四人沿着滹沱河边的小道，疾步向榆林村进发。在离渡口不远的地方，突然遭遇从据点出来突袭的敌人，四人被冲散了。父亲在青纱帐里转悠，没找到其他三人。他担心刘大伯和小郝，更担心母亲，心里火烧火燎，冰冷的雨水顺着脸、脖颈往下流，竟丝毫没有感觉。后来枪声停了，人喊马叫声也停了。父亲终于和他们会合了。看到坐在泥水中浑身湿透的父亲，母亲立刻冲上前去，用两只温暖的手按摩父亲发麻的双腿，然后把父亲拉起来，紧紧攥着他的手，一串串泪珠落了下来。“快回家去，这里离子文镇炮楼只有半里路。”母亲挽着父亲的手臂，深情地说：“不要难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总会找到办法的。万一不能过路西去，暂时先回分区，等待时机。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乱撞也不是办法。”回到“堡垒户”，村干部来说，敌人要在这个地区搞一个月的“清剿扫荡”，地区队和县大队暂时到外区和本区边缘地带活动。让父母亲先隐蔽下来，等情况缓和后再想办法联系。刘大娘也说：“就在我们家呆着吧，村里没坏人。”母亲坚定地说：“不，我们应该早点回分区去，那里还有很多工作。我们是共产党员，长期离开党组织，这怎么行呢？”父亲发现，母亲灼灼发光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坚强的力量。每当碰到各种是非曲直的复杂问题时，她经过深思熟虑后，总能慎重而周密地提出意见。父亲不禁对自己不满19周岁的妻子更加尊敬、更加热爱，甚至有几分崇拜。就这样，父母亲又回到六分区所在地——深县、束鹿一带，继续化装成老百姓进行游击活动。在以后四个多月的日子里，敌人进行过五次“强化治安”，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威逼群众供出八路军和抗日干部。父亲他们的小部队活动更加困难，有外地口音的干部随时会遇到生命危险。父亲是南方人，口音一下便能听出来。组织上再次指示父亲去平汉路西。1943年1月上旬，时值三九天，父亲带着怀孕几个月的母亲和小郝，从束鹿的李家庄出发了。到晋察冀边区这段路程约有二百多里，加上天寒地冻，环境残酷，一路上困难重重。父亲为了让母亲走得轻松些，掰了树枝给母亲当拐棍。母亲也不愿拖后腿，不管多苦多累也不肯休息。在交通站同志的帮助下，绕过敌人的一次次盘查。通过敌占区时，他们把“良民证”装在上衣口袋，把手枪上膛藏在衣服里，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他们穿越了一道道封锁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2月底到达阜平大台晋察冀卫生部驻地。这一年，母亲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要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是在山洞里生产的。当时条件有限，母亲产后感染，患上产褥热，发烧到40C°,下腹剧痛，几乎有生命危险。父亲就用火烤过的砖头包上布给她热敷，经过父亲的精心照顾，母亲终于死里逃生。1943年9月，日寇对北岳区进行“大扫荡”。他们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把八路军一网打尽。父亲和七分区左叶团长带领的两个连，护送600余名伤病员向晋西北根据地转移。当行进至神仙山西侧涞源县的桦木沟村时，遭到日寇300余人的袭击。此时父亲因带领队伍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患上恶性疟疾，持续高烧。警卫员小郝背上父亲，向神仙山飞奔。突然背后一阵激烈的枪响，小郝中弹牺牲了，日本鬼子的子弹也击中了父亲。子弹穿透他的左臂，又穿过两侧肺叶，从右肩胛背侧钻出来，几个铜钱大的伤口，流血不止。父亲强忍着疼痛，在山谷里爬了很久，竟没爬出敌人的包围圈，他几次昏死过去……当他再醒过来时，已安然地躺在岭根村的一个草房里。母亲坐在父亲身边，抚摸着他滚烫的头，用毛巾轻轻地擦洗他嘴角上的血痂，把香喷喷的小米粥喂到他嘴里。母亲告诉父亲，部队和伤员突出了重围，胜利地转移到外线，并越过同蒲路，到了晋西北。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苍白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此后母亲日夜精心护理重伤的父亲。10月末，日寇再次要“荡平”神仙山，我边区主力部队已转移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父亲和许多重伤员留在山脚下大台、岭根村隐蔽。组织上决定让母亲留下来护理他。父亲的老战友、晋察冀卫生部医政处彭方复处长把自己的勤务员，一个十六七岁姓刘的小鬼也留下来照顾父亲。一天，鬼子突然进村。小刘背着父亲往村外大山里跑。山路险峻，在陡如天梯的地方，母亲在后面推着小刘，助他一臂之力。最后一起躲进一个曾是羊倌歇晌，由石头垒成的洞子里。洞口外梯田一磴一磴的，各家各户割下的茅草沿着梯田边排列着，地里堆放着割下的秫秸杆。如果事先不知道这些洞的情况，就是走到跟前，也发现不了。小刘放下父亲，要去山下的溪边取水。父亲让他等等再说，他认为敌人搜山不会来得这么快，于是拿起母亲手中的小水桶就走了。母亲扶父亲躺下后，用石头堵洞口。突然，二三个搜山的鬼子气势汹汹地跳下梯田，在洞口外搜寻着。母亲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手端着一块扁平的大石头，一动不动地跪着，不敢发出一点响动，也不敢垒上去。一会儿，又传来另一伙鬼子的吆喝声：“小八路，讲出藏八路伤病员的地方，大大地有赏！”在洞口的石缝里，母亲看到小刘在敌人刺刀威逼下，迈着缓缓的脚步走来。他眼睛里发出坚定、炯炯有神的光。在离洞口不到十五米的地方，小刘故意瘫倒了，鬼子冲他大喊大叫。他似乎在提醒父母，隐蔽好，不要让鬼子发现。一会儿，他站了起来，领着鬼子往一条没有藏人的山沟里走去。
1972 年全家合影。除母亲是 1955 年转业的老八路，其他家庭成员都是军人。夜晚，父亲怀着悲愤的心情，忍着伤痛和难耐的口渴，要推开洞口的石块去寻点水喝。但头一晕，身子便倒下了。母亲在微光中看到父亲苍白的脸上流出许多黄豆大的汗珠，干枯的嘴唇不住地颤动，摸摸胸口，心脏跳动得十分微弱。她顾不得任何危险，用力推开洞口的几块石头爬了出去，在黑暗中寻找着一切可能解渴、挽救生命的东西。但山腰上除了石头，就是干枯的野草。她摸索着爬进一块玉米地里，拼命地拔玉米秆。不远的北山上响着枪声，敌人燃着的篝火一明一暗地闪着。母亲急匆匆地拾着秸秆，不小心踏空了一块石头，它咕咚咚地在山间滚动。鬼子哨兵惊恐地向山上射了几排子弹。趁着枪声，母亲抱着一捆有点湿润的秫秸跑回了羊倌洞。她用力嚼碎秸秆，把嚼出的少的可怜的汁水滴到父亲嘴里。自己口渴得嗓子也在冒烟，却不肯咽下一滴秫秸汁。10月深秋的夜里，山上气温很低，母亲紧紧地偎着父亲，相互取暖。清早，搜山的鬼子又在每条山沟搜索。他们用烟火熏洞子，用铁锤或枪托敲打每条地梗和梯田的石壁。所有的水溪边都站上了岗哨，还放火烧掉没有割倒的秫秸。他们想用断绝水源和粮食逼出八路军的伤病员。几个昼夜父母亲都在饥渴中煎熬。父亲想起过草地时，挖草根、野菜充饥、解渴，于是母亲不顾自己的安危，深夜摸黑到洞口附近的背阴处，用薄薄的石片挖草根带回来。就这样，他们在神仙山的羊倌洞里坚持了六个昼夜。鬼子撤走后，部队和村民带着担架把父亲抬了回去。这次负伤，父亲吐血长达58天，是母亲的勇敢坚强和精心护理使父亲脱离了生命危险。
1997 年 9 月，父母亲应邀到军博参加“百名老将军夫妇金婚纪念照”活动时的合影。
母亲自1941年参军后，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跟随父亲转战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依然互敬互爱，互相照顾，相濡以沫。父母亲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相识、相知、恋爱、结婚的。尽管没有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没有那么多浪漫、卿卿我我，但他们的爱情接受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战火的洗礼，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考验，越发坚定，越发持久。正像父亲说过的：他们的爱情缀满了硝烟，是和战争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只能在并肩战斗中同命运共呼吸。死亡、伤残可能会冲击他们的爱情，但那只能使爱情变得更加牢固，更加美好。李真 (1918.10.16—1999.5.25）江西永新县人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二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百团大战”、冀中“五一”反扫荡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军区第19兵团63军188师政委。参加了平津战役、攻克太原、进军大西北的战斗战役。1951年2月入朝，参加了第四、五次战役、铁原阻击战、开城保卫战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干部部部长、65军政委、军委防化学兵部政委、军委工程兵政委、总后勤部副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刘瑞言（1923.10.27— ）河北安平县人
1938年7月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平县第16中心小学区校长。1941年参加八路军。
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在冀中军区警备旅、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卫生部任文化教员、指导员。冀察军区卫生部政治处技术书记、察哈尔军区察南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第19兵团63军188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及南京军事学院政经教授会助教。1955年从部队转业。先后担任南京新华日报社人事科长、河北张家口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地质部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
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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