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我们的父亲朱良才和母亲李开芬的结合与婚姻经历，既是奇遇，也是必然；既很普通，也很传奇。本来，他俩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四川人，远隔千山万水，似乎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还结成夫妻。可是革命，就是成就了这样一部红色爱情的传奇。我们的父亲朱良才上中学时，由于受到梁启超等人的进步书刊的影响，开始萌生了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思想。1925年，当大革命的风暴刮到湘南大地时，已经在家乡当上小学老师的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衣食不愁的“小康”生活，加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退党、退会、退出革命。可是父亲，不仅没有退缩和逃跑，还在这革命最危机的关头、在党最困难的时刻，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父亲参加湘南起义后，就随朱德一起上了井冈山，成了终生的革命军人。我们的母亲李开芬在上小学的时候，受到国语老师、共产党员于名声影响，逐步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热血青年。14岁，她就毅然决然地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参加了革命。后来，在她的影响下，就连本是“团总”的她父亲和母亲，也成了革命的支持者与参与者。16岁，她又参加了红军。17岁，她就由团转党，成了一名终生的革命者。两个远隔万水千山的年青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也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中共党员、工农红军。毛泽东“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时任红31团1连党代表的父亲指挥打的；毛泽东“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吉安城，就是时任红103团政委的父亲，亲自带着“敢死队”突破的；毛泽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张辉瓒，就是时任红9师政委的父亲亲率部队活捉的。1933年8月1日，父亲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在中央苏区第一次纪念“八·一”建军节的大会上荣获二等红星奖章。红一、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曾任红一方面军15军政委的父亲，奉命调到红四方面军的31军任政治部主任。母亲李开芬参加红军后，当上了宣传队队长。深入前沿阵地，向敌人喊话，宣传，策反……年轻，漂亮，有文化，又是能歌善舞的她，很快就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名人”。然而，张国焘却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刮起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扩大化之风。母亲被诬告为反革命，押上了刑场。正当母亲绝望地闭上双眼之时，就听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中，4名女战士齐声高喊道：“把李开芬放了 !”随后，在4名女警卫员的护卫下，一个身穿列宁服的女首长跳下战马，用马鞭指了指行刑者，声音不高，却是十分威严地说道：“把李开芬放了 !”这位女首长就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极富传奇色彩的我军历史上唯一指挥过打仗的女将军——张琴秋。实际上，这之前张琴秋并不认识母亲，只是在审查决定处死的“反革命”名单时，发现母亲的履历既简单，又清白；既是一个刚刚17岁的女孩子，还有着当时非常宝贵的文化。于是，张琴秋立即策马加鞭赶到刑场，亲自将母亲救了下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跟党中央闹分裂，要南下打成都。结果，成都没打下来，八万人马还只剩三万多人了，只好继续北上，准备三过草地。为了鼓舞已经陷入极端困难境地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父亲在给干部做动员时，将有关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还东渡黄河歼灭阎锡山15000多人，建立了陕甘根据地等消息作为实例，拿出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决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张国焘知道后，不干了，说父亲“吹捧一方面军，贬低四方面军，开斗争会，斗争后，就地解决（枪毙）。”于是，总指挥徐向前在朱德总司令的暗示下，主动要求去主持斗争会。在斗争会上，徐向前以“这个问题复杂”为理由，巧妙地将父亲救了下来。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终于在历尽千辛万苦，三过草地之后到达了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长征路上，表现特别出色的母亲，被组织认定为“党信得过的红军战士”，戴了三年的“肃反对象”的帽子，也终于被摘掉了。“解放”了的母亲，立即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当中央党校总支书记康克清大姐了解到这个聪明、漂亮、坚强，19岁的女红军的坎坷经历后，十分同情她，也非常喜欢她，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几乎天天都要给她“开小灶”，上“小课”，帮助她，鼓励她，给她讲井冈山的故事、讲革命的理论。从此，康克清大姐不仅成了母亲的终生良师益友，还在母亲那纯真的心田中，第一次撒上了“井冈山的种子”。左起：军部秘书朱良才、军部秘书谭政、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于 1929.6.19 在龙岩合影
长征结束后，父亲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教导团团长兼政委。1936年10月，母亲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还没有结业，就被调到妇女抗日先锋团当团部秘书兼1营分总支书记，踏上了执行中央军委宁夏战投计划和打通国际路线的西征之路。当上团部秘书的母亲，由于工作的需要，隔三差五地就要陪同团长、政委到妇女先锋团的“顶头上司”、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朱良才那里去汇报工作、领受任务、参加会议（妇女抗日先锋团和青年先锋团统归教导团指挥）。这时，再见到（以前只是在开大会时偶然见到过。但，那是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的“相见”。）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身经百战、精明强干的原红一方面军军政委朱良才，母亲心中涌动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对“上级”和“领导”的尊敬了，还有着对“井冈山干部”的亲切与景仰。同样，朱良才也对这个聪明、漂亮；历经磨难而愈发坚强的年轻女红军干部，充满了好感。一天，母亲被总部赋予带队到30军阵地抢救伤员的任务。天黑时分，在母亲带领下，100多人的担架队抬着30副担架，悄悄向30军88师阵地摸去。还有老远，大家就隐隐约约地看到旷野上，一个个穿着单薄破军装的红军战士正在用刺刀同骑着战马、挥动马刀的敌人在进行着激烈的肉搏战。战场上血肉横飞，人喊马嘶。在母亲的指挥下，女战士们按照事先演练好的战斗队形，也不说话（怕暴露女性身份），成集团队形快速扑了上去。路上，只要看到突入我阵地内的马匪，女战士们就三对一、五对一地“群起而上”，将敌人砍倒在地。看到妇女先锋团上来了，88师的士气大振，有的伤员推开担架队的女战士，坚决不上担架；有的被强抬上担架后，又从担架上滚下来，继续向敌人爬去……当地的马匪军，全是骑兵，来去迅猛，狠毒凶悍。他们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他们把抓到的红军或是用火烧、挖心、割舌（头）、活埋，或者是乱刀砍死。然后，剖腹取胆做药，残忍至极。因此，父亲只能沿着祁连山北部边沿地带，钻树林，翻沟谷……渴了，抓几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将雪扒开，从地上抠草根，找牛粪、马粪中没有消化的包谷颗粒充饥……没几天，父亲就几次饿昏在冰天雪地之中。这时，父亲就想了：“我可是要去找党的呀！可像现在这个样子，别说找党，就连这祁连山也走不出去啊！”于是，已经半年多没洗澡，没理发，手脚全都冻伤的父亲，干脆掰了一根树枝一拄；捡了一个破碗一端，把自己装扮成要饭的叫花子，一边要饭，一边向东方走去……这天，父亲正走在一片大戈壁滩之中，就见在一阵“哒哒哒”的马蹄声中，一片烟尘从远处迎面扑了过来——马匪的骑兵来了！父亲前后左右一看，别说树木，连一条浅沟都找不到，只有一群羊，正在不远处啃着刚刚露芽的嫩草。父亲几步就跑了过去，急促地对放羊娃说：“娃！有人问你我是做什么的，你就说是放羊的。好吗？”善良的放羊娃也不说话，只是看了父亲一眼，就点了点头。于是，父亲用翻了过来的破羊皮袄将头一蒙，就钻进羊群之中……马匪的骑兵，风驰电掣般地飞奔而至。远远地就大声喊道：“小孩——看见有人没有？”放羊娃还是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于是，马匪的骑兵连停都没停，又风驰电掣般地向远处驰去。就是这样，父亲靠着勇敢和机智，战胜了马匪骑兵的十几次围捕，终于走过了兰州。一天，父亲正走着，忽然发现了一队西路军的“俘虏队伍”正被国民党的士兵向西安押送。他心中一凛：“这怎么行！我得去做工作。”于是，就不顾自己的安危，主动混了进去。由于父亲在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机关都任过职，大部分红军都认识他。他就一路走，一路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当个别人提出：“党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还到哪儿去找党？还不如回家算了”时，父亲就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党在哪里？党，就在我们心中。只要我们心中有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党。”在教导团俱乐部主任李宽和的配合下，他终于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后来，那些同志纷纷设法找回了部队。父亲就是这样，在这荒凉、寒冷的戈壁滩上和马匪骑兵的围追堵截中，孤身一人，靠要饭，风餐露宿，一直走到第36天，徒步行走了1000多公里，终于在离甘肃镇原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红军。很快，党中央就指令我父亲以“吴秘书长”的身份，立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专门负责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的营救工作。父亲在负责营救、收容、甄别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的过程中，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一切力量，建立地下情报网，开辟地下交通线，在敌人的监狱里成立地下党支部。就这样，半年多的功夫，他就营救了两千多名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1938年2月，父亲奉命回到延安，系统地向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有关事项。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夸赞父亲是“军之良才”。1937年4月初，在团长王泉媛、特派员曾广澜、母亲的带领下，从敌人数道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妇女先锋团的十几个人，在一天凌晨的熟睡中，被偷偷包围上来的马匪抓住了。并和一百多名女红军一起，关进马步青的一个监狱。高高的围墙，双重大门，森严的警卫。马步青软硬兼施，妄图征服我们的红军女战士，并打算分派给马匪当老婆。一次“放风”，母亲正走着，就听见土围墙外面有人低呼她的名字。母亲听出来了，墙外的人是她上小学时的国文教师、地下党员于名声。隔着土围墙的于名声低声说道：“你在这里干得很好，和敌人斗争很坚决。现在，中央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吴秘书长’就是朱良才。他奉中央的命令，专门负责营救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我们就是他派出来联络、营救你们的。希望你们把党员组织起来，与敌人有策略地进行斗争，争取早日返回部队。”“朱良才！是朱良才在代表党中央负责营救我们！”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兴奋和温暖，立时就传遍了母亲的全身。于是，母亲和曾广澜、王子俊、何福祥、沈秀英等同志秘密串联在一起，结成了新的战斗集体，组织、团结和领导大家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8月的一天上午，敌人忽然将她们一百多名女战士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军部大院。先是马步青胡诌了几句假惺惺“关怀”的话，然后就宣布第一批获“自由”的名单。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无法碰头商量，母亲只好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开始念名字了，整个队伍静极了，一个、两个、三个……每念完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名字，就有—个同时被念到名字的敌军官站到了女战士身旁……“同志们，拼啊 !”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 母亲猛地跳了出来，振臂高喊道：“快把姐妹们抢回来呀！跟敌人拼啊！”顿时，大家全惊醒了——这原来是敌人的毒计呀！瞬间，只见大院乱成一团，一百多个女红军一边喊着：“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受侮辱！”一边又咬又打，又踢又撞地和凶残的敌人扭打在一起。经过几十分钟的搏斗，终于，寡不敌众，有三十多个姐妹被抢走了。没过几天，敌人的一个军官，就将“带头闹事”的母亲叫到一间房子里单独谈话：“实话告诉你吧，马军长看你长得漂亮，又知道你知书达理，决定让你去给他当秘书。”母亲则是高昂着头，毫无畏惧地回答：“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谈话失败后， 母亲被押到凉州城外的一所民房里，和沈秀英等三人住在一起。当夜，正在熟睡中，一阵突然的砸门声将她们惊醒了，还没来得及下炕，门就被一脚踹了下来。三个手持马鞭、马棍的敌人闯了进来，连打带踢将另外俩人赶了出去。不由分说，举起马棍、马鞭就打。母亲赤手空拳地和三个如狼似虎的敌人拼搏起来，没几个回合，一个敌人的马棍就打断了，他嘴里狠狠骂了一句，解下武装带，更加残暴地劈头盖脑地挥动起来。马棍、马鞭、武装带像雨点一样地打着、抽着，一直把母亲打得不省人事，这才扬长而去。敌人一走，沈秀英和其他同志赶紧跑了进来，小心翼翼地将母亲抬到炕上，只见母亲的背、胳膊、腿全被打烂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就是这样，母亲也没有吭一声，只是咬紧牙关，狠狠地骂道：“打吧，打死我也不屈服！”被打伤的母亲，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吃饭、换药、梳洗……全靠姐妹们轮流照顾。敌人以为母亲被“打服了”，看她连动都不能动一下，也就暂时放松了对她的监视。可母亲，一时一刻也没放弃越狱的念头，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继续做工作，终于争取了一个姓盛的传令兵。为可靠起见，15岁的沈秀英还和传令兵结成了兄妹。经过十几天的准备，逃跑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母亲的伤口虽然还没痊愈，但已能下炕走动了。母亲决定：趁敌人麻痹之机，立即逃走。九月的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母亲在沈秀英和传令兵的搀扶下，悄悄地走出屋子，母亲在前，沈秀英在后，骑上一匹战马，在一个老乡的带领下，飞驰而去……1937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李开芬终于带着一名女红军，成功地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当母亲扑向迎出来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兰办“吴秘书长”——朱良才、管理科长王定国时，就像久别刚归的孩子扑向自己的母亲一样，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泣不成声了。谢老轻轻抚摸着伏在王定国大姐怀里痛哭的母亲，慈爱地说：“一个女孩子，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是不容易啊！你不仅自己逃出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女红军，并争取了一个马步青的人参加了革命队伍，真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女战士 !”第二天，路过“兰办”去苏联的贺子珍大姐听到此事后，特意将母亲拉到身边，左看右看，赞扬道：“年纪不大，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很快，党组织就恢复了母亲的党籍，并留她在“兰办”参加了工作。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一看见年轻、漂亮、有文化，又经过严酷考验的母亲后，心里就乐开了花：“我正为我们这的几个老光棍发愁呢，这不就机会来了！”于是，谢觉哉赶紧给自己的夫人、办事处管理科科长王定国交待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你想方设法，也要让李开芬留下来，成为我们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媳妇。”先是经过一番初步的“摸底和试探”，王定国很快就把从井冈山走出来的、文武双全、忠诚厚道的父亲，作为了第一候选人。再经过面对面的抵近火力侦察，原来父亲不仅早就认识母亲，还对母亲的印象很好。而母亲呢，更是对这个整个兰办中唯一的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半年前的顶头上司，早已充满了好感与欣佩，甚至在言谈话语中，还流露出明显的景仰和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听得懂的情愫。心中大喜的王定国，立即向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做了汇报。谢觉哉和王定国，也就以“组织”的身份，正式介绍父亲和母亲建立了恋爱关系。没过多长时间，母亲就和自己早已景仰的“顶头上司”、这次又指导自己虎口逃生的兰办“吴秘书长”——父亲，结成了“长征夫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和母亲先后在晋察冀军区和华北军政大学。一个是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大政委；一个是军区司政机关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华北军大直属大队（女生大队）政委，共同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为我军和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课堂上，夫唱妇和，并肩战斗。新中国成立初，由于时任华北军大校长的叶剑英调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还兼着代总参谋长、北京市市长并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政治委员薄一波还兼着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并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副司令员徐向前还兼任总参谋长，因病休养。于是，中央军委就指令时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大政治委员的父亲负责主持整个华北军区的常务工作和华北军大的工作。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父亲不顾自己已经是伤病缠身、体质虚弱的实际情况，仍然是殚精竭虑，日以继夜地工作、操劳，保证了华北军区和华北军政大学两个大单位的工作不仅井井有条，运转正常，还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父亲经过认真的思考，决定主动让位。并不顾战友和朋友们的劝阻，三次登门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主动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同志的要求。1958年11月，父亲关于主动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同志的请求，党中央正式批准了。比父亲小10岁的开国上将赖传珠，接替他，担任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到父亲主动让位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主席夸奖他“觉悟高”，周恩来总理称赞他“思想开明”，邓小平总书记表扬他“顾全大局。就这样，父亲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动让位的开国将军。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父亲并没有在家里安享清福，而是开始撰写文章，宣传革命传统。其中，《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一问世，就轰动了全国。各省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父亲将通俗、易懂；生动、精彩，篇幅不长的《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列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父亲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条件是：一不署作者的姓名，二不谈稿费。为什么？按父亲的话是：讲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又不是讲我，署我的名干嘛！要记，就记住毛泽东和朱德嘛！教育后代，谈什么钱！母亲呢，则是一边工作，一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父亲和无怨无悔地操劳着一大家子的生活。几个儿女，在父亲、母亲的关怀、教育下，不仅健康地长大成人，还分别在自己的岗位上，成长为党和人民的有用之才，接过了父亲、母亲的革命之班。“文革”中，母亲被“四人帮”打成了“反革命”。关押、拷打、体罚、侮辱……被强迫“跳楼自杀”，母亲都以她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扛过来了。就连她的老首长徐向前元帅，后来都当面夸奖她是：“女中豪杰”。为了救出自己的爱妻和战友，父亲不仅想尽一切办法追寻母亲的信息，还利用1969年战备“疏散”的机会，果断出手，通过周恩来总理，将母亲救了出来。父亲的晚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可他还是支持和鼓励母亲投身到军队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之中。“彻底平反”后的母亲，不仅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的工作岗位上再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尽其所能地照顾、关怀着父亲。
岁月难久，逝者如斯。如今父母两人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还是在一起，回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井冈山上。
朱良才(1900-1989)，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1925年参加大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军部秘书、连党代表、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政大学政委，华北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9年去世。
李开芬（1917-1999），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达县。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由团转党，历任宣传队长、分总支书记，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员、晋察冀军区机关党总支书记，华北军政大学直属大队政委（师），华北军区司政直政处主任，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9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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