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查以贷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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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违规借用他人大额钱款并通过民间借贷、投资入股等方式获取收益”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泽峰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违规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的安徽省宿州市政协党组原副书记侯化被“双开”；“妄图利用民间借贷等方式为其违法犯罪行为披上合法外衣”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唐宏被“双开”……近期，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典型案例，彰显了对利用民间借贷进行权钱交易“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作为新型腐败、隐形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公职人员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主要伎俩有哪些？相较于正常的借贷关系，违规民间借贷有哪些特点？如何精准打击系统施治？
近年来，一些公职人员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形式日趋多样、手段愈发隐蔽
从谋利手段看，有的高息出借资金捞钱，有的无息或低息借款谋利。2004至2018年，湖南省衡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廖炎秋，利用职务便利帮私营企业主谢某生等3人谋取利益，采取在上述3人无资金需求时借贷收息等方式，收受财物3500余万元。廖炎秋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有的利用单位财务管理漏洞，挪用公款对外放贷获利。2013年起，重庆市合川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孙光弟与重庆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光伟合谋，由刘光伟用空壳公司提供不足值或虚假抵押物等向担保公司申请贷款，经担保公司发放贷款业务经办人杨长建、审核人郑良云、审批人孙光弟签字同意后，先后8次套取公款4800万元，以36%-72%的年息借款给他人，致使公司1600万元贷款无法收回。
从作案心理看，一些涉事者思想蜕化变质、缺乏正确义利观，自我麻痹、心存侥幸。有的认为民间借贷行为隐蔽，即使被查也能以“正常借贷关系”为由掩盖利益输送之实。有的自欺欺人，罔顾权钱交易实质，认为只要“借了钱能还回去”“是用自己的钱赚取利息”就没错。如湖南省原邵东县委副书记刘社卿利用职务便利，为私营企业主提供帮助，收取双方约定的以借贷收息方式所送好处费。刘社卿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月利率3%以内的利息，属正常民间借贷利率，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等。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管理监督看，一些地方对公职人员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的监管尚存空白，常常是在问题充分暴露时才后知后觉。案例显示，有的公职人员常年参与民间借贷，甚至在单位同事间借贷，但组织上未引起重视，并未主动了解相关情况，直至案发造成不良影响。有地方反映，无论是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还是廉政档案，均未将领导干部参与民间借贷情况纳入申报范畴。包括社会征信系统，也无法查询到领导干部参与民间借贷情况。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对领导干部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的监管还不够有力。
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双方通常存在较为稳固的信任关系，借款的理由往往比较正当、合理，借款后出借方有催促还款行为、借款方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和行为等。相比之下，一些公职人员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借钱给有求于自己的请托人，收取高额“利息”回报，实质是利益输送、权钱交易。
查处此类案件，不能仅看是否具有书面的借款手续，是否真实履行借款本金的支付，还要结合以下因素综合判断：
一是借款人是否具有资金需求，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理由；
二是借款人与领导干部平时有无经济往来；
三是借款人是否要求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
四是借款人给予领导干部的利息是否明显高于其给予同时期其他不特定对象。
查明这些情况，领导干部与借款人以借贷收息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就再也无法掩盖。
精准打击、系统施治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行为
领导干部违规借贷，表面是借钱，实质是借“权”，是以公权谋私利、发不义之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精准打击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行为，为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民法典规定，国家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8月发布新规，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业界人士认为，这客观上增加了以违规借贷形式变相权钱交易的违法成本，有利于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规范和管理服务对象之间的借贷行为，推动净化政商关系。
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以贷谋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属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如果获取了大额回报，并确定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人员谋利，则可能认定为受贿。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参与民间借贷事项报告制度，开展违规借贷专项整治，以案促改促治。
内容来源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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