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资本主义与天道人心——略论陈寅恪保守主义史学思想的魅力

文丨刘光临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文章出处：

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编者按语：

关于“唐宋变革”与“唐宋变革论”，多年来已有过多轮讨论。2021年8月经纽约州立大学/河南大学的陈丹丹发起召集，举行了跨学科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的再讨论。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海洋史、文学史、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女性史与性别研究等不同角度，带着亚洲史的视野，尝试对此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再次探索，借此反思既有之分期与分界，重探一些基本问题。本辑刊发此组讨论，期待不同学科和研究方法的交融可以打开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召唤出更多的可能性。

我一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想到唐宋变革这些比较宏观的概念，而是从读书过程中遇到的小问题开始思考。本科时期读书的时候，我往往会对书中的一些内容产生困惑。为了释惑，我就慢慢地去找答案。在找答案的过程中，往往一个困惑带来更多的困惑。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答疑解惑的过程一直贯穿着我的研究生涯。

我研究的是唐宋时期的财政国家，而财政国家其实是唐宋变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比较具体、专门的现象。从狭义上来讲，财政国家是以间接税为基础的税收国家。在这样一种财政制度下，国家、市场和消费能够充分联系起来。国家慢慢地发现除了通过强制摊派劳役和征收两税，还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来获得大量且稳定的收入。这种狭义上的财政国家概念，是熊彼特最早提出的，他当时称之为“税收国家”。从广义上来讲，熊彼特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危机，或者说资本主义周期性，或更大而化之是说现代文明是怎么被创造的。所以从熊彼特公共财政的角度看，广义的财政国家指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而这些研究也得到了年鉴学派的应用和检验。而我对财政国家这个概念的应用主要是工具性的，即透过它来研究唐宋变革。自安史之乱以来，伴随着募兵制和禁军的兴起，军事动员方式的改变随之推动了财政制度的转型。到了北宋，这种转型的成果即财政国家这套体系就变得相对稳定和清晰。但它还在持续发展，在南宋时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在中国历史上，宋朝便是一个以间接税为财政基础的朝廷。就像张泰苏教授所言，财政国家的特征到了明清越来越不明显。特别是朱元璋把劳役制再次确定为支撑明朝财政的主干，导致了从货币化财政到实物财政的逆转，所以明清财政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以两税收入为基础。直到晚清，财政国家之路又开始重启。我们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也包括了以税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的重建，如果从狭义的财政角度来讲，改革开放便是重新回到宋朝制度，即间接税成为主要税收来源，而同时政府通过国营企业主导某些重要市场如烟草、能源、交通等而获取高额利润，金融上还通过公债调动市场资本。市场越发展，国家财力则随税收增长而越雄厚；而国家则越以发展经济、刺激市场为己任。以商品房建设为例，其本身是具有垄断性特色的公共商品，政府和开发商是在商品房销售环节才通过高额定价而确保地方财政收入和房产利润，民众如果不买房则无须为此付出，这种模式最接近宋代官商合作的垄断市场理念，我们完全可效法宋代榷酒、榷盐之名而称当代商品房开发为榷房。

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制度史比较流行，就是以考据为特色、围绕制度变迁做实证性研究。中国制度史的课要从秦汉一直讲到明清，一学期一学期地上断代制度史。我当时就有个困惑，因为老师都说这就是贯通之学，但是我们都是学习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以及元明清的断代制度史，很少有人讲宋和元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学习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制度方面的一个巨大断裂。如果承认这种断裂的发生，按照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明承元制，清朝的制度还是不是中国王朝历史演变的必然归宿呢？我就经常想这个问题，也想不通。后来就看到了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很受启发。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其实同时包含了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具体的制度史，另一方面他强调中原王朝朝代之间的变迁及其宏观环境。因为他属于保守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的周期性以及王朝内外环境的交互影响。就后一面向而言，北大历史系的汪篯先生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唐长孺先生继承较多，即不限于做具体制度、职官的考证，而更多地从朝代之间的变迁来论述历史的变与不变。保守主义的解释框架有一个好处，它比较开放，能够囊括文化、制度、经济、战争等众多视角，甚至承认特定时期“坏人”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此外，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进步主义，不认为今必胜古，乃至反对那种对传统彻底否定清算的现代化理念。不管是陈寅恪还是王国维，对辛亥革命都持否定或怀疑的立场，这点就和钱穆的保守主义有所差别。所以我有时候上课对学生说，钱穆先生是“半吊子”的保守主义，是在肯定辛亥革命的前提下阐述中国文化的价值。陈怀宇也在《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讲到陈寅恪和赫尔德的相似性，特别是赫尔德思想中的反启蒙倾向与陈寅恪“了解之同情”有相同之处。这些特点其实从德国历史学派哲理阐释得更清楚。兰克强调现代是在传统内部发现的，“在上帝面前每个时代都是平等的”，而且兰克提倡制度史和经济史的结合，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便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一点也为陈寅恪先生所吸收，他相信作为中国文化内涵的三纲六纪，其精神价值亘古不变，但是其存在延续必须依托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保守主义是现代西方史学的主流，无论是德国历史学派还是韦伯、熊彼特等社会科学家，他们其实都强调传统的演变和内在超越的可能性，这种理论阐述与马克思主义分析之间存在重要分歧。韦伯比较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而熊彼特认为，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20世纪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大萧条，税收国家是贯穿整个近现代西方历史的制度基础。换句话说没有什么古今之分，虽然表象上看现代有工业革命，有飞机轮船，跟14、15世纪的威尼斯具体生活不一样，但是西方制度基础是一贯的。由此西方保守主义论说角度，我们可以澄清陈寅恪在民国时期的保守言论绝非所谓清朝“遗老遗少”的标签所能解释，而其思想观念比较接近并切合当时（二战以前）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也即陈氏本人爱讲的“预流”。中国历史固然会演变，但是其抽象之精神则与日月同在。天不变，道亦不变，变的只是具体的人事和制度，用陈寅恪的话讲就是“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当然今天我们在承认保守主义史观价值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其局限性，而历史研究除了以具体实证为特色外，应该是史无定法而兼采百家之长。

在北大念书时我就读过熊彼特的书而不求甚解，去美国读书时才接触到税收国家这一概念。我虽然一直学中国史，但同时也在读欧洲史。欧洲经济史研究，包括后来的量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了保守主义的某些重要看法。比如说，通过对历史上西欧国民收入的量化研究，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甚至有些研究会论说革命的不正当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最典型的修正主义案例就是对英国工业革命的重新评价，其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在这期间工业技术并没有获得突飞猛进的进步。过去学者都把工业革命理解成现代化的基础，而技术进步又是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但是最新的经济史研究反而强调了国家权力的独特作用，包括国家税收制度，强调了战争、海军这些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也会强调伴随大革命的长期暴力化政治动员严重阻碍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革命常常是经济发展的破坏者，而民主也不是现代经济确立的前提。这些修正主义对欧洲历史的实证性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那就是不要过于“迷恋”启蒙思想以及现代化理论，以致陷入传统—现代这种二元分法。当然，史学研究的进步需要观念的更新，但最终还是体现在具体事例的研究上。1997年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就发现，美国的汉学家在理论和史料结合这方面做得都很好。美国宋史研究领域的大家Robert Hartwell（郝若贝）也都考虑到这些问题。他本身受了欧洲经济史的训练，后来又来做宋史。他的研究框架便把国家权力、社会精英、税收制度和暴力等因素都囊括进来。当他做研究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60～80年代，欧洲史修正主义研究的颠覆性成果还没有那么突出，但对他还是有影响。当时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还是相对落后，特别是对宋代的数据有很多争议，所以Robert Hartwell有他的解释框架，非常完整，包括从国家到社会的不同层面。但是他以Skinner的假说为基础，认为中国的国家能力在唐代就已达到顶峰。在他的诠释下，唐宋变革的实质就是传统中国国家能力的长期衰落，而基层社会精英越来越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凸显其重要性，而宋元明清以来社会方面的变革和发展的逻辑都彰显出来。我当时看了也很兴奋，但是我发现其实Hartwell并没有真正去找数据来验证他自己的说法。他认为宋代就是衰落的turning point（转折点），那真是这样吗？宋代的国家能力开始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吗？明代是不是接着弱化，清代更弱？我当时就有这些困惑。所以我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就想收集一些数据来证明Hartwell的观点，但是我搜集数据得到的结果和我原来想验证的恰恰是相反的。我发现宋代是一个国家能力非常强的王朝，就是所谓的税收国家，可以参与市场扩张。我们原来都认为传统国家的能力都有一个天花板，因为政府官员处理信息和发展经济会受到种种技术因素的制约，所以他们不可能征到很多税，也不可能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所以国家能力会受到巨大的限制，被迫依赖于劳役制、人头税和农业税，这些财政制度有很多缺陷。但是我通过对宋朝财税制度的研究发现，宋朝君臣其实懂得市场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能够通过消费税不知不觉地把钱从人们的口袋里给摸出来。这样的话，伴随着市场扩张，政府的税收也水涨船高。当然市场扩张也会有边界，一旦达到这个边界而政府仍然不节制地征税就会破坏市场甚而导致经济危机，但是一方面经济危机是可以被修复的，另一方面市场扩张的边界要比劳役制和土地税更广阔而留下较大征税空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朝的国家能力建立在市场扩张的基础之上，它征税时有一个相当高的天花板而非涸泽而渔，其攫取财政资源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也因为这样，这一时期很多重要特征或制度变化就对应起来了。比如唐宋变革以来，我们看到募兵制的发达，养兵越来越多等，这种“货币化”军事动员方式必然要求政府去扩张税收，尝试各种赋敛之术，包括劳役、人头税，然后是土地税，但是其效率都不高，土地税也是定额的，无奈又尝试到市场消费的环节里征税，即商税，但最典型者还是榷酒、榷盐、榷茶这些专卖性税收收入。我在自己的研究里也指出过，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中央税收数据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财政税收数据在结构上就非常像，都是依赖于专卖税收。

下面还有两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财政国家这一概念的来历，我前面也略有提及。最早我看到宫崎市定在他写的《中国史》中，对宋朝有一段总结性的描述，其中用了财政国家一词，但没有定义，也没举例说明。后来我自己做研究，就借用宫崎先生的这顶帽子，而实际使用则参照了西方财政史的研究，当然这样我所主张的财政国家就是一种狭义定义。国家税收一定以间接税为主，要有征榷制度，需要制度上的官商合作。这一切要在市场经济的框架里展开，民众消费是国家货币化税收的基础，而征税主要是用来打仗的，因为货币化的战争动员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这些因素要互相联系，从战争、财政到市场，成为一个互相支持的体系，才是符合狭义的财政国家定义。

中国历史符合这个标准并且可以使用可靠丰富的税收数据加以证明的基本上就只有宋朝，然后晚清改革到20世纪30年代重启了现代财政国家的建设。之后因为抗战，我们看到的数据就不够全面。当代中国自1979年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企业改革第一步重大举措就是利改税，也是伴随经济的市场化而推动国家财政的货币化，之后又有分税制等诸多改革，综合讲是回归宋朝模式，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财政国家。谈论财政国家需要第一重视税收是否货币化及其与市场关系，第二必须分析具体的税收数据。如秦汉时期吕不韦、桑弘羊也是商人，出入庙堂、权倾一时，但是这不等于其政策取向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官商合作制度，还是要分析其具体内容。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者会对吕不韦、桑弘羊产生兴趣，可是财政史研究离开数据、离开制度框架，是没法进行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财政国家崛起的历史背景，也就是长期持久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压力。宋代财政国家的出现是唐宋变革内容之一部分，因为安史之乱后，军事暴力在内地合法化与持久化，典型就是藩镇割据，各拥地盘、百姓和军队。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这种互相对抗的竞争性关系，有时激烈程度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维系其军事力量和相互对抗就导致了巨大的财政需求，并推动种种制度创新和调整，其中许多实践被当时人目为苛捐杂税，体现了乱世政治的暴虐和统治者自私自利。所以财政国家是危机所孕育的产物，而且必须是一个长时段的危机才会持久推动国家制度的创新和整合，用熊彼特话说就是狗急跳墙，大部分跳不过去就灭亡了，只有一两个幸运者跳过去，却造就了现代文明的国家基础。回到唐宋变革，如果从安史之乱算起到北宋真宗登基，长达二三百年的政治动荡首先带来的就是各种风险和挑战，宋朝开创者赵匡胤和赵光义如果没有从当时巨大风险里生存下来，那北宋也就是继五代之后又一个短命的王朝，所以这个过程中充满着偶然性。这就是我们历史学者研究历史上制度创新和组织变迁与社会科学家不一样的思考，我们会强调制度的突变需要一个不同的环境，财政国家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先进合理就能发生，而是长期的危机所孕育的，但是这几百年尽管政治动荡，城市经济却能保持繁荣，人口继续增长。历史学者研究的变化在历史上出现过，是真实的变化，而它们在历史上的分布其实是不均衡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考虑唐宋变革时期的变化时，要超越一般断代史所讲的本朝文化典章和制度，也不是简单地对比唐、宋，而是必须考虑到从唐末五代到宋初这么一个长期的军事暴力的合法化、内地化所带来的影响，包括统治精英须臾不敢忘记的财政压力，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罕见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之后局势变迁与唐宋变革有相似性，但是安史之乱开启的内战化格局持续时间非常长，远远超过了晚清民国时期。

其实我研究接触的只是唐宋变革的一方面，是通过财政（税收）国家研究唐宋变革。就像原来我们老师所教导的学史当求贯通，那么这种研究视野的意义又在哪呢？我觉得用现代学术语言表达，中国历史的演进大概是非线性发展模式。比如说从唐宋变革到当代改革开放这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而言，中国历史呈现多种发展路径，而且在选择某种具体路径时又有偶然性。唐宋变革造就了宋代的财政国家，但在被蒙古征服之后就从中国消失了。而蒙古的崛起及其征服成功有偶然性，但是这个偶然性又产生了长期且不可逆转的影响，以至于明清的国家建构模式都是立足于蒙古征服后所建立的大一统制度。16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征服世界也有其偶然性，但是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晚清政府有所谓变法自强政策的推行，当时官绅都认为这是向西方学习，却没有认识到宋朝比西方更早走上财政国家道路。不管是李鸿章还是张之洞，他们并不知道就军事—财政关联而言，晚清改革是重回宋朝立国模式。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研究体会。如果回到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虽然我觉得我们并非一定要这样主张——从历史变化的周期性这一保守主义史学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唐宋变革到当代中国的崛起这整个历史过程比喻成一个旋转木马，也可以说历史并无新旧，只是潮起潮落。如果我们效法年鉴学派而把唐宋变革时期的财政国家看作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严谨学术表达，那更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古（宋）已有之。无论是宋代的财政国家，还是当代的改革开放，都是历史周期的一种表现，虽然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权力和社会的结合方式会趋向某个方向集中发展，比如说战争和金钱会在这个时段结合得比较紧，而跟随市场扩张就会形成财政国家这种发展道路。在另外一个时段去货币化的国家动员模式（具体包括劳役制和实物税赋）又会因应环境而获得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