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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许曼:唐宋变革中地方精英的转型

许曼:唐宋变革中地方精英的转型

文丨许曼

塔夫茨大学历史学系

文章出处:

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编者按语:

关于“唐宋变革”与“唐宋变革论”,多年来已有过多轮讨论。2021年8月经纽约州立大学/河南大学的陈丹丹发起召集,举行了跨学科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的再讨论。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海洋史、文学史、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女性史与性别研究等不同角度,带着亚洲史的视野,尝试对此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再次探索,借此反思既有之分期与分界,重探一些基本问题。本辑刊发此组讨论,期待不同学科和研究方法的交融可以打开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召唤出更多的可能性。

正文部分:

我们都知道唐宋变革说是一个宏观的大框架,长期以来它为我们的中古研究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基础。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大学说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要靠很多具体的微观研究来填充,支撑和推动。今天我想从具体的材料出发,选取一些相对小的视角,结合我个人的研究经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唐宋变革说的看法。

我第一次对唐宋变革说有了实实在在的感知是在1998年我上大三的时候。那时候邓小南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新的课,叫做唐宋妇女史。当时Beverly Bossler老师的新作Powerful Relations刚刚出版。邓老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当时上课的同学。在书的序言里面Bossler做了很详尽的唐宋女性墓志的比较。墓志描写的女性都是出身于精英家庭。总体上来说,唐代的墓志比较“虚”,它们有华丽的词藻和丰富的文学典故。墓志中着重强调的是女性墓主的血统和出身。而高贵的血统又直接决定了女性墓主的高尚品德以及美丽的容貌。 宋代的女性墓志铭看上去会比较“实”。它们着重描写的是女性墓主作为内助对于家庭的贡献。她们相夫教子,含辛茹苦。特别是有很多对寡母的描写,讲述丈夫去世以后,母亲如何培养自己的儿子。这些女性的行为彰显了她们的道德操守。

唐宋女性墓志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唐宋之变,而它更直接体现的其实是男性作者的想法和写法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些墓志的创作其实都是站在男性的视角,它既反映了文学创作风格从唐到宋的一种变化,同时也不仅仅是一个文风的变迁,还涉及到男性精英价值观以及他们的理想家庭观的一些变化。

唐宋女性墓志细节的变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我们长期以来对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考察。它也给我们研究唐宋变革说提供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切入点。当然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在唐宋变革说的讨论里面,有着gender(社会性别)的存在。比如说Robert Hartwell就很强调家族联姻,以及婚姻关系对士人的社会网络建构的重要意义,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婚姻关系的研究,还有更多的gender studies,我觉得可以被纳入到这个唐宋变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唐宋变革说的发展,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对唐宋时期社会群像的总体认知,比如说门阀士族,官僚士大夫,普通民众。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个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墓志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材料,因为在很多墓志里面,我们可以发现鲜活的个体,对于现在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可以在阅读墓志中找到与古人的共鸣和共情。

我的第一本书讲的是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里面用了很多的墓志材料,北宋的和南宋的都有。我当时也是想考察一下宋代女性墓志的书写从北宋到南宋是否存在一些变化。我们知道这些墓志的主人都出身于精英家庭,而墓志的作者也都是男性士人。所以我在想,女性墓志书写从北宋到南宋的发展是否也呼应了男性精英从北宋到南宋的一个变化趋势。 关于男性精英的北、南宋之变,其实有很多美国学者做过研究,最有名的当然是Robert Hartwell,后继的一些学者像Robert Hymes, Peter Bol还有Beverly Bossler也都做过相关的研究。遗憾的是,我在阅读宋代福建女性墓志的过程中发现北宋和南宋有一些区别,但是区别不明显。比如说相对于北宋,南宋更多的作者会描写女性如何主动的把嫁妆纳入夫家的共同财产,还有会主动的去表彰女性对地方公共项目建设的贡献。但是这不意味着北宋没有这样的案例。而且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南宋墓志在数量上来说是多于北宋的。所以北宋和南宋之间墓志的比较反映出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我们能拿到的材料的。

我目前在写的第二本书其实也是从墓志的解读开始的。和第一本书一样,目前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地方性的研究,集中在山西东南部一个叫长治的地方。唐宋时期这里称为潞州。潞州这个地方近些年出土了不少的唐宋墓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颠覆了我们对宋代墓志的整体认知。今天大家读到的大部分宋代墓志都是出自文集。作者都是士大夫和官员。他们的教育背景,文化修养,道德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相对来说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可以把握住一个相对成熟的宋代墓志的范式。潞州这个地方很特别,在北宋的前100年,也就是到了11世纪中期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墓志还是相当的程式化的。模板的使用很频繁,文章里面用了很多的典故,但是错字满篇,字迹潦草,而且没有作者的信息,这些就没办法被纳入我们常规的对宋代墓志的认知。所以我觉得这些例子就非常有意思,我也好奇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地方墓志书写的特殊性。所以追根溯源呢,我是先从北宋追到了五代,然后再从五代追到了唐末。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唐宋时期地方精英的转型,用的材料就是潞州出土的从7到12世纪的墓志。在断代的时候,我没有按照传统的朝代来分期,而是根据墓志书写的特点,找到了几个重要的转折期。一个是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另外一个就是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以及后面的王安石变法。

刚才陆扬老师也提到了的:唐宋变革说的研究起点是宋,学者从宋回溯到唐,用唐的状况来论证宋的处境。陆扬老师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在回溯的过程中需要非常小心的去了解唐朝特殊的逻辑。同时我也想说这种回溯在很多时候也是有必要的,而且直接取决于我们的材料。

我的学术训练背景一直是宋史, 刚才也谈到了自己目前在做的潞州研究。在阅读近些年当地出土的宋代墓志铭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因为它们无法被纳入到我们一直以来对宋代墓志理解的框架中去。为什么这些墓志会与众不同?我只能回溯历史,到前朝去找可能的解释,最终发现潞州地方的墓志铭从晚唐开始基本上就是这个书写模式了。这个模式在潞州从8世纪晚期到11世纪晚期,延续了3个世纪。我们的研究材料决定了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回溯的,就像我在写作宋代潞州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不可避免的要去回应唐宋变革说。

我以前写宋代福建女性的时候也考虑了长时段的变化。从北宋到南宋有好几百年,从女性墓志书写上来说,变化并不明显的。如果只是局限在宋代这个时段里面,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现象和问题。唐代的福建地方材料很有限,所以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是往后推,主动的去回应了宋元明transition,谈到了一些明清时期福建地方社会的变化,还有女性日常生活的特点,以及它们是如何跟宋代相关连的。我的研究专长是女性史,而做女性史的学者大多是明清学者,唐宋的比较少,因为这个直接取决于材料的丰富性。在平时跟同行的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一些她们认为是明清时期出现的特殊的、新的现象,其实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中可以回溯到宋。

从女性史和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来说,我很能体会到唐宋变革的重要性。Late imperial China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很多方面只有从宋开始谈起才能够逻辑自洽。总体来说,不管是唐宋变革,还是宋元明transition,它们呈现的都不是一个从古到今的单线的发展。长时段历史的考察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很多有建设性的切入点,以此展开对具体社会变化的讨论。

我们都知道,在唐宋变革说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唐宋社会政治精英的转型。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唐朝的精英阶层是门阀士族,强调家庭出身,还有世家大族的延续性和传承。而到了宋代呢,我们一般认为这个社会政治精英变成了士大夫,他们的教育文化水平高,参与到科举里面,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唐朝对社会政治精英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首都圈。那宋朝的精英呢,我们认为他们有建立在教育和文化基础上的自我意识以及相互之间的身份认定。相比于唐朝的研究,宋朝的研究更加的体现了地域化的倾向。然而这种地域研究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大家考察的地方精英主要集中在南方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总体而言,我认为从唐到宋地方精英的转型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再思考,比如说地方精英的构成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地方精英和首都圈的精英,他们在文化和构成上的变化是不是同步的?怎么划分这些变化的时间段?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因素造成了地方精英的转型?还有就是地方精英文化融入首都文化的程度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所变化。北方精英的经历其实也是有着相当的多样性的。目前为止我们大部分的地区研究还是集中在南方。所以这种基于南方经验得出的全国性的精英价值,是否适用于北方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来自北方的个案研究。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单一性的和统一的“地方精英”概念,时代的、地域的差异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远超乎我们的理解和想象。

我们知道Robert Hartwell的地方精英理论涵盖的宋代地方精英局限在南方。后来的学者在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时,也主要是研究南方,像江西的抚州、浙江的婺州和金华。美国史学界的唐宋变革理论的发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材料决定的。从宋代史料的分布上看,南方的地方性材料远远多于北方。对于宋代的北方基层社会,一直以来我们都缺少集中而具体的材料。像我刚才谈到的潞州宋代墓志铭是很特别且罕见的。Robert Hartwell的唐宋变革,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框架。这些条条框框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如果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可以发展出新的话题,然后在它们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丰富,拓展和延伸我们对唐宋历史的认知。

总而言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三个点:一个是唐宋变革研究中的社会性别视角,第二个是长时段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第三个就是地区差异的复杂性,区域研究的多样性,以及相关理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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