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
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关于“唐宋变革”与“唐宋变革论”，多年来已有过多轮讨论。2021年8月经纽约州立大学/河南大学的陈丹丹发起召集，举行了跨学科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的再讨论。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海洋史、文学史、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女性史与性别研究等不同角度，带着亚洲史的视野，尝试对此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再次探索，借此反思既有之分期与分界，重探一些基本问题。本辑刊发此组讨论，期待不同学科和研究方法的交融可以打开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召唤出更多的可能性。
“唐宋变革问题”不同于一般历史学经验研究之处在于，其体现了社会科学和中国历史学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学家并不是孤立地展开研究——他们是生活于知识世界中的人。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和人类共同的知识系统相连接；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是深深镶嵌到这样的知识系统中的：这样的系统是由不同文化、时代乃至文明语境的人们共同构造的。当历史学家把由他人根据切身经验创造的知识，转化为自己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语言时，那些知识也就成了“理论”。正如理论（theory）在希腊时代的词源所表现的：理论来自旅行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转变为可以被家乡人理解的知识。因此，理论无时无刻不在架构（framing）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言说。可以说，如同旅行者一般，历史学家不断将历史以自己理解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叙述就是“理论化”的工作。历史叙述并不是客观的，而是被历史学家的理论构架出来的——尽管历史学家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是什么理论引导着构造历史的工作。这种工作体现在，历史学家永远是在寻找着一种契合点，就是在于如何将对自己所体悟的具体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可以被学术共同体所理解的历史知识。而这种转化就需要运用相应的概念、叙事、评判，这样才可以将隐形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转化为可以被言说、被传递、被理解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因此，只要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就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历史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框架将历史经验构造为可以言说的历史叙事？无论这种叙事是宏大的历史结构转型，还是微观的个人命运和生活经历；无论这种叙事是批判性（critical）的，还是解释性（explanatory）的，或是描述性（descriptive）的，它们都是被某种“理论前提”构架出来的。理论深深植根于历史材料组织分析，无法避免。其实，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理论家，因为他们在将自己体会的历史，用可以被学术共同体理解的知识语言表达出来。今天我们重新反思“唐宋变革”问题，就是要回答：历史学家如何将理论前提与中国历史经验连接起来？这种连接并不是偶然和随意的，它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历史学家寻找什么样的理论参照系来构造关于唐宋变革的历史知识；第二个维度则是，历史学家如何建立中国历史和这种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前者是本体论（ontology）问题，后者则是认识论（epistemology）问题。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互动，推动了“唐宋变革”问题的生成和发展，唐宋变革是一个被学术共同体所“构造”的研究问题。我仅以内藤湖南为例，简单谈一下唐宋变革问题的构造过程。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核心内容是：唐代贵族政治消亡，及至宋代出现了新的政治结构——即君主（依靠官僚实施）的“独裁政治”与所谓“平民政治”之间的二元对立。他之所以从复杂的历史枝蔓将这种结构特征提取出来，来自他对他所处时代中国的观察和理解。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的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这样的二元结构。在内藤湖南寻找的理论参照系中，政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以平民政治兴起，代替君主独裁政治的过程。对内藤来说，唐宋变革的意义在于他为解释他所处时代中国从何而来提供了一个起点。唐宋变革就意味着这样的起点，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君主和平民对立政治的开始。在此参照系上，他为唐、五代、宋，及至之后的中国历史时期寻找到了位置坐标。这些坐标共同构成了作为对一个整体中国的历史想象。如福柯所讨论过的，一个完整的历史“谱系”就被建立起来。唐宋之间的历史成为“起源”。这个谱系赋予中国历史以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意义。进一步说，所谓“唐宋变革”历史成为一种公共知识，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可以针对此知识展开对话，他们不再只是关心碎片化的历史知识，一个关于“唐宋变革论”的学术共同体生成出来，延续近一个世纪。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内藤湖南并不关心唐宋变革形成的“因果”解释问题，他也并不关心是否应该对所谓“君主独裁”展开批判。他的研究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过程中，他选取了能够印证贵族消亡，君主独裁一平民政治出现的历史资料，在这些概念的引导下，他将历史资料的特质提取出来。他并不关心如何解释历史的变化。此种描述方法将历史视为一种相对静态的结构，可以被理论概念所表现。历史学家将材料和他们找到的概念对应。批评者同样可以找到他们认为不符合概念的历史材料，反驳原有对结构的认识。争论的焦点聚焦于理论概念一如平民、独裁等，和历史资料能否真的对应上。比如，批评者会说中国南宋开始出现的地方精英将地域社会与国家连接起来，历史没有出现君主与平民的对抗结构。但是无论如何批评，双方的认识论基础是一样的一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材料“为何”可以这般连接在一起。他们只是假定了材料与理论之间直接的指向性（referential）关系。
面对唐宋变革问题时，我提出将“反思（reflexivity）”作为理解此问题的基本路径。“反思”代表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方式：就是在承认理论对于历史学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对某一问题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进行明确的表达，进而与这样的“理论前提”展开对话。这种明确性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将研究更多的理性化，而不只是将所谓历史研究视为隐秘的个人体会，我们才可能调动更多的理论参照系，将历史展现为新的面貌。因此，唐宋变革其实是一个永远无尽的话题，因为反思是生生不息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对于“时间性”问题的理论探讨，就可以帮助我们重构唐宋变革叙事。如果历史的“时间”本身就并不具有所谓客观唯一的特性，那么以时间性为理论前提的“唐宋变革论”又将可以如何被重新理解呢？我后续的研究会详细讨论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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