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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专题(三） | 张正萍：格拉斯哥与亚当·斯密研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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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正萍
1896年，制造业主安德鲁·斯图亚特将“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教授讲席”作为一份礼物赠给格拉斯哥大学。此后，有好几位斯密研究者获得了该讲席，如威廉·罗伯特·司各特、埃里克·劳伦斯·麦克菲、安德鲁·斯图亚特·斯金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优秀的斯密学者与格拉斯哥大学关联密切，比如詹姆斯·博纳、D. D. 拉斐尔、T. D. 坎贝尔、R. H. 坎贝尔、罗纳德·米克、亚历山大·布罗迪、克里斯托弗·贝里、克雷格·史密斯。这些学者都曾致力于斯密研究。如果说斯密研究自1970年代兴起，那么，博纳、司各特、麦克菲、拉斐尔便是兴起之前的开拓者。我们或许可以根据学术代际和他们的工作内容来叙述他们在格拉斯哥的故事：第一代，作为古物学家和传记作者的博纳和司各特；第二代，斯密的文本修订者和格拉斯哥版斯密著作集的组织者麦克菲和拉斐尔；第三代，T. D. 坎贝尔、R. H. 坎贝尔、安德鲁·斯金纳、米克、布罗迪、贝里。第三代前面四位学者和第二代两位学者都是格拉斯哥版斯密著作集的编辑，他们与P. G.斯特恩、W. P. D. 怀特曼, J. C. 普莱斯、努德·哈孔森、恩斯特·莫斯纳和伊恩·罗斯共同完成了著作集的编辑整理工作。除了编辑文本，第三代学者还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理论等领域阐释斯密的观念和思想。我们还可稍微提一下像理查德·斯塔利（Richard Stalley）这样的格拉斯哥学者，虽然斯塔利是位古典哲学研究者，但他也发表过关于斯密惩罚理论的论文。格拉斯哥新生代的斯密阐释者以克雷格·史密斯为代表。
第一代学者在搜集斯密著作、手稿、讲义、信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没有这些工作，今天的斯密研究可能还在迷雾之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博纳（1852－1941）和司各特（1868－1940）开始了这一工作。博纳的经历和斯密相似，先在格拉斯哥上大学，随后获得牛津巴里奥尔学院的斯奈尔奖学金。1887年，他获得格拉斯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虽然不是格拉斯哥教授，但博纳对斯密和经济学一直保有兴趣。1894年，他出版了《亚当·斯密图书馆编目》。这是对斯密藏书的首次整理。由于斯密没有子女，他侄子大卫·道格拉斯继承了他的图书馆。几番流离，斯密的藏书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些收藏在柯卡尔迪，一些收藏在东京大学。博纳的第一版《目录》只是基于英国的一部分藏书，1950年代，东京收藏的部分书目（共一百四是一种）得以整理并出版。1967年，日本学者水田洋在博纳“编目”的基础上出版了新的《亚当·斯密图书馆编目：博纳书目增补》。该书于2000年重新出版，题为《亚当·斯密图书馆编目》（Adam Smith's Library: A Catalogue, Cambridge: CUP, 2000）。这一整理工作告诉读者斯密收藏了哪些著作以及可能从中所受的影响。
在上述基础上，麦克菲和拉斐尔接手组织编辑、修订斯密的著作，最终呈现为《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可以说，这套书的最终出版离不开格拉斯哥几代斯密研究者的努力。麦克菲和拉斐尔也撰写了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专著似乎稍显单薄），并培养学生研究斯密。麦克菲的论文集《社会中的个人：论亚当·斯密》（1967），评价了斯密的社会观念，比如，如何让自利与社会和谐一致、无偏旁观者在社会中的作用等等。他试图分析苏格兰传统对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的影响。拉斐尔的两本专著《无偏旁观者》和《亚当·斯密》聚焦于斯密的道德哲学，尤其是旁观者理论的发展。
拉斐尔的博士生托马斯·道格拉斯·坎贝尔撰写的博士论文《亚当·斯密的道德科学》（T. D. Campbell, Adam Smith’s Science of Moral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1）,是第一部以斯密道德哲学为主题的专著。在这本书中，T.D.坎贝尔解释了十八世纪“哲学”和“科学”的定义和区别，并阐释了斯密的社会科学理论及其道德学说。R.H.坎贝尔和安德鲁·斯金纳也曾撰写过相关的思想评传，如《亚当·斯密》（R. H. Campbell & Andrew Skinner, Adam Smith, London: Croom Helm, 1982）。前者的研究兴趣更偏向苏格兰经济史，包括工业社会的兴起等，后者聚焦于经济思想史，故更重视斯密思想研究。斯金纳将斯密的经济思想置于社会科学之中思考，其论文集《社会科学体系：论亚当·斯密》（Andrew Skinner, A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Papers related to Adam Smith, Oxford, 1996）讨论了科学和想象作用的关系，语言、修辞和观念交流的关系。想象和修辞，对于每一次市场交换都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交易能否成功的关键。斯金纳对斯密思想的解释启发了后来斯密修辞学的研究。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斯金纳、布罗迪、贝里就一直在格拉斯哥大学教书。他们的研究影响了很多学生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斯密的经济、道德和社会科学领域。布罗迪偏向十八世纪的哲学史。在《苏格兰哲学史》一书中，布罗迪专门用一章讨论斯密的道德哲学。在这章中，他强调斯密在分析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史所运用的情感：惊讶、好奇和赞美。这三类情感不仅在科学发现中至关重要，而且在艺术和审美同样如此。在《合宜的联结：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的联系》（Alexander Broadie, Agreeable Connexions: Scottish Enlightenment Links with France, Edinburgh: Birlinn Ltd, 2012）一书中，布罗迪勾勒了斯密对法国道德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斯密与索菲·德格鲁希（即孔多塞夫人）关于同情理论的通信所揭示的当时英法两国在同情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不同于布罗迪，贝里聚焦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尤其强调斯密的四阶段论与商业社会观。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的序言中，贝里说，该书是对《国富论》前几章那句著名评论的解释。斯密说，“人人都靠交换过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商人；确切地说，社会本身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社会”。贝里的阐释便是基于斯密的这句名言，但他同时还分析了休谟、弗格森、邓巴、凯姆斯等其他苏格兰思想家对商业社会的论述。在这篇序言的最后，贝里希望将此书献给格拉斯哥大学。或许，这是格拉斯哥的斯密学者对这所大学最真诚的情感表达。贝里的博士生格雷格·史密斯也致力于斯密研究，其著《亚当·斯密的政治哲学：看不见的手和自发秩序》（Craig Smith, Adam Smith’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invisible hand and spontaneous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6），讨论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理论家阐发的自发秩序理论之间的关联。史密斯现在也是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讲席的高级讲师，这一新讲席的设置是对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教授讲席的补充。在教职中保留斯密研究者的席位，似乎已经成为格拉斯哥的一个传统。
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推动了亚当·斯密研究。与此同时，另一股学术思潮也推动了斯密研究，这就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罗纳德·米克（1917-1978）是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博士论文是在剑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毛里斯·多布的指导下完成的。多布对斯密的价值理论、分工理论感兴趣，他对米克的影响可从后者专著《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体现出来。虽然米克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是在1948到1963年间，但他一直都对斯密研究抱有兴趣，他的著作中有不少篇章是讨论斯密的（Ronald Meek, Smith, Marx, &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td, 1977；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CUP, 1976）。1970年代，米克写了一系列论文讨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阶段论，他还编辑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杜尔阁的著作。这些文章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对启蒙哲人思想渊源的追溯。
当然，斯密研究的发展更要归功于格拉斯哥大学以外的斯密学者，比如唐纳德·温奇、努德·哈孔森、伊斯特万·洪特、杰里·伊文斯凯等等。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他们或讨论斯密的文本及其意义，或致力于追溯斯密在思想史上的渊源，或分析十八世纪以来斯密思想的影响。与这些学者相比，格拉斯哥学者的研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他们更愿意探讨斯密观念的本质，换言之，他们把斯密置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人的科学之中；另一个特征是，格拉斯哥学者对科学的强调导致他们弱化斯密思想中宗教所起的作用。
亚当·斯密的传记小史
格拉斯哥的学者与其他学者共同分享斯密研究的兴趣。这一兴趣还可从传记中窥见一斑。自1790年以来，关于斯密的传记已不下八种，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要数以下几种：即，1795年杜格尔特·斯图尔特发表的传记；1895年约翰·雷撰写的《亚当·斯密传》；1937年是威廉·罗伯特·司各特描述的斯密在格拉斯哥求学、任教时期的生平；伊安·辛普森·罗斯于1995首次出版的全传和尼古拉斯·菲利普森于2010年出版的思想传记。这些传记体现了作者们描画的不同的斯密形象。
斯图尔特所写的《亚当·斯密的生平及著作》相当简短，斯密的学生约翰·米勒曾为这部传记提供了不少素材。1793年1月21日和3月18日，斯图尔特分两次在爱丁堡皇家协会上宣读这部传记的部分内容。该传首次出版于1794年爱丁堡皇家协会的第三卷会议摘要中，这一版没有提及《天文学史》。1795年，斯密遗嘱执行人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发表了《哲学论文集》。1811年出版的修订版囊括了爱丁堡皇家协会的修订意见以及《哲学论文集》的内容。这是所有斯密传中唯一一部与斯密生活年代有交叉的传记。
第二部是1895年记者约翰·雷撰写的《亚当·斯密传》，该传距离第一部斯密传出版已有一百年。这一百年中，斯密是否被英国知识领域遗忘了？现在看来似乎是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思想界很快不再提亚当·斯密和他的《道德情操论》；虽然詹姆斯·穆勒、约翰·穆勒、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偶尔会提及《国富论》，但他们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或理论。斯密的理论逐渐在被人们淡忘。1880年代出现了两部关于斯密的传记：一部由一名英格兰律师兼作家詹姆斯·安森·法勒（James Anson Farrer）发表，另一部由议员R. B.霍尔丹（R. B. Haldane）发表于1887年。霍尔丹曾被选为哈丁顿郡的自由党议员，写了很多时评。当他为斯密立传时，或许想过借斯密之口鼓吹自由主义。1880年代，保守党和自由党的经济、政治政策几乎没什么差别。当他们谈论斯密时，或许希望寻求自由主义的理论资源，或是可能希望为解决实际问题找到一点借鉴，也可能纯粹出于对经济思想史的兴趣。不管怎样，这两部传记很快就无声无息，湮没在约翰·雷所写传记的影响中了。
约翰·雷的《斯密传》在十九世纪末英国为名人作传的风潮中应运而生。雷的这部传记是根据当时已有材料撰写的一部完整、厚重的斯密传，描述了斯密的童年和他的成长经历，对他的著作、观点以及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然而，就在这部传记出版的同一年，埃德温·坎南发现了斯密1762-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学讲义，并于次年出版了这一讲义。这便是现在所谓的《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即LJA）。这意味着1896年之前的传记几乎没有运用这部法学讲义的材料。另一方面，斯密的信件仍然散落四方。雷只能用到斯密生前公开发表的一些信件。某种意义上，因为新素材的发现，雷的这部全传会大打折扣。但作为全传，它还是很有生命力的，甚至在1965年还出了修订本。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为修订版撰写了导论和评论，并指出书中的一些事实性错误。总体上，作为一部叙述生动翔实的作品，它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1904年，弗朗西斯·赫斯特（Francis W. Hirst）出版了一部与雷的传记相比稍显短小的传记。赫斯特在序言中说，雷的传记不错，但缺乏《法学讲义》（LJA）的内容，所以他在其传记中增加了斯密1762-1763年教学生涯的内容。和雷一样，赫斯特也是一名记者，还是一名自由党人，思想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从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初，霍尔丹、赫斯特这样的传记作家似乎一直都将斯密视为一位自由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斯密”的形象也在这些传记中被构建起来了。
二十世纪上半叶，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W.R.司各特的斯密传记，如前文所述，从1723年写到1763年，只涉及斯密的前四十年时光，因此标题是“作为学生和教授的亚当·斯密”。在这本传记中，司各特首次利用了散落在格拉斯哥、柯卡尔迪、巴里奥尔等地图书馆的斯密信件、藏书和手稿。不过，哈耶克苛评说，“就历史文献发表的性质而言，它们的意义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除非重写这些文献所涉及主题的历史”［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5, No. 19 (Aug., 1938), pp. 359-361］。应该说，司各特的工作为后来格拉斯哥大学的斯密文献整理开了一个好头。从这时起，学者们做了大量工作去发现、搜集、整理亚当·斯密的著作、通信、手稿、残篇。1958年，约翰·洛锡安在亚伯丁的私人图书馆发现了斯密1766年的法学讲义（即LJB），至此，斯密生前的绝大多数文本得以面世，也为后来的整理、研究工作做好了铺垫。
1995年，伊安·辛普森·罗斯出版了厚重的《亚当·斯密传》。作为斯密通信集的编辑之一，罗斯的这部传记采用了大量信件。这是一部比约翰·雷的传记更翔实的传记。它展现了斯密生活的年代及其交往的圈子，刻画了这位伟大思想家波澜不惊的一生。对于试图了解斯密生平经历、著作、思想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重要传记。当然，该书仍然不乏批评者。经济学家罗伯特·普拉什（Robert E. Prasch）认为罗斯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理解是错误的，一些结论缺乏证据，仅仅出于推测（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6, No. 2 ［SUMMER 1998］, pp. 234-236）。
2010年，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古拉斯·菲利普森的斯密传出版。同年，罗斯的斯密传修订版出版。与罗斯的传记不同，菲利普森不太关注斯密的生平经历，而更注重斯密的思想脉络。应该说，菲利普森的传记是一部思想传记，它注重如何理解斯密的观点、他的思想语境等问题。斯密研究者像萨缪尔·弗雷斯沙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评论此书说，“该书描绘了一幅丰富而生动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语境，描绘了斯密时代的格拉斯哥、爱丁堡，详细挖掘了曼德维尔、哈奇森、孟德斯鸠、卢梭、凯姆斯勋爵以及其他人的观点对斯密的影响”，但他批评到，该书有一些历史局限和哲学局限，比如，菲利普森误解了斯密的人类“需要”等概念（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50, No. 4［OCTOBER 2011］, pp. 989-990）。
当然，将来还会有更多不同的斯密传。如果没有新发现的材料，传记作家们肯定会重复同样的事情，新传对斯密著作尤其是其观念的理解可能会完全不同。比如，2018年杰西·诺曼出版的斯密传便是一本流行读物，而非学术著作。诺曼本人不是“一位专业的斯密学者，而是一名仍在供职的政治家”，这意味着斯密及其政治经济学将从“现代实践以及现代理论方面”得以理解和解释（Jesse Norman, Adam Smith: What He Thought, and Why It Matters, Penguin Books, 2018, p. xvi）。这部新传记聚焦于斯密的观点如何自洽及其广泛的影响。诺曼还谈论了诸如“斯密问题”以及亚当·斯密是否是“自利的鼓吹者”，是否“支持有钱人”、是否“反对政府”，以及“是否是第一位经济学家” 等这些大众关心的问题。读者可以看到这位当代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就如何理解市场、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等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在目前日益冲突的国际贸易背景中，这部传记似乎来得很及时。
当代亚当·斯密研究之争论及其意义
爱玛·罗斯柴尔德在其《经济情感：亚当·斯密、孔多塞和启蒙运动》（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写到，伯克和潘恩都引用斯密的话，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在斯密的文本中寻章摘句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斯密究竟站在哪一边？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我们该如何理解斯密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已成为讨论同情与自利关系的专门术语，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斯密在六次修改《道德情操论》的意义何在，换言之，《道德情操论》第六卷意义何在？斯密对商业社会的道德有怎样的看法？他的政治经济学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哲学史上的哪些思想家对斯密的影响更大，是格劳修斯、普芬道夫这样的自然法学家，还是霍布斯、牛顿，或者像哈奇森、休谟、卢梭、魁奈这些斯密的同时代人？类似的争论自179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
阐释者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斯密贴上某些标签，很难保持“旁观者”的立场。随着斯密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斯密法学文本的解读，“斯密问题”基本上被多数学者否认，但仍有学者指出这一问题没有解决。而关于斯密的道德哲学是否一以贯之，或者说，是否因《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增加的第六卷《论德性的品质》而有所变化，学术界也存在分歧。瑞恩·韩雷（Ryan Patrick Hanley）强调第六卷的地位，并指出，相比中年斯密，老年斯密的道德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些学者认为，第六卷并没有说明斯密改变了他对商业社会的看法。乔纳森·伊斯拉雷尔（Jonathan Israel）在他的“启蒙”系列丛书中将斯密归为启蒙运动的温和派群体，但萨缪尔·弗莱斯沙克尔提出反对，指出斯密不是贵族之友，而是穷人之友。爱玛·罗斯柴尔德和伊安·迈克里安认为斯密是左派，主张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平等主义的，但詹姆斯·奥特森和克雷格·史密斯认为最好把斯密理解为保守的辉格派，他的思想没有想象的那么激进。
中国的斯密研究当然也有自己的立场。“左”“右”、保守或激进这些标签只有置于斯密生活的年代才有意义。今天研究斯密，首要的是不乱贴标签，回到那个时代的“人的科学”才能揭示斯密思想的真谛。1926年，为纪念《国富论》发表一百五十周年，一本由七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出版了。雅各布·霍兰德说，《国富论》为后来的经济思想家铺垫了一条明确的底线，并引用爱德华·A.弗里曼的话说，“古代史终结于罗马，现代史源于罗马之外”；他接着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成为‘一门科学的肇始’”（Jacob H. Hollander, The Dawn of a Science, see Adam Smith:1776-1926,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p.21）。这门“科学”可以理解为“人的科学”。1975年，克拉伦敦出版社搜集了三十篇在不同领域讨论斯密思想的论文，以纪念《国富论》出版两百周年。同时，编辑出版斯密著作和通信集的学术任务也由格拉斯哥大学承担。这所大学的几代斯密研究者都致力于研究斯密那个时代开创的“人与社会的科学”。这门科学才是值得现在认真研究的。
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境遇不同。一百多年前，英国自由党人借为斯密作传而鼓吹他们的自由主义。今天，英国的保守党人杰西·诺曼继续为斯密作传，呼吁“遇见市场先生”（Jesse Norman, p.202）。时过境迁，似乎自由党和保守党都爱亚当·斯密，但仅此还是不够的。
亚当·斯密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对理论和原则的思考是为了解释人类的本性；他也是一位生活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以及当时那个社会中的一个个体。埃里克·施里萨在其著作中论证了斯密为何是一位系统的哲学家和一位公共思想家。在他眼中，斯密致力于创造、发展科学——用今天的话说是不同学科——的体系，尤其是道德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体系的发展；而斯密著作的目的表明，他时刻不忘评论一下好的政治领导者需要怎样的素质，在立法和政治决策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要素（Eric Schliesser, Adam Smith, Systematic Philosopher and Public Thinker, Oxford: OUP, 2017, p.11）。如果斯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已经过时，那斯密的这些评论大概是亚当·斯密在今天依然重要的理由之一。
（本文在与克雷格·史密斯先生的对话基础上完成，特此致谢）
张正萍
浙江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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