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南京丨商伟：李白的梦想“胜地”：金陵凤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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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来自”三联学术通讯“相关推文：

文研讲坛（之十四）

——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

本期文研讲坛由商伟教授主持，

共收录四篇文章：

商   伟 | “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魏   斌 | 北魏洛阳的汉晋想象——空间、古迹与记忆

薛龙春 | 点缀山林:摩崖石刻与胜迹的塑造

田晓菲 | 从白门到紫陌:“地”在文化史中的隐显与浮沉

本次推送首先分享商伟教授的文章

主持人语

这一组文章在“江山胜迹”和“人文风景”的题目下,探讨不同学术领域所关注的一些共同现象与问题。近几十年来,欧美学界的诸多学科围绕着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等核心概念,也对相关的现象与问题展开了论述。如何从空间的角度进入历史文化与文学艺术的考察研究?由此带来了哪些新的可能性?如何切入书写文化、历史记忆和景观建构等重要问题?专栏的四位作者分别从历史、艺术史和文学研究的立场出发,对上述议题做出回应。

魏斌着眼于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的都市空间的叠加现象,由此重温拓跋政权与汉晋王朝的连续性,以及北魏的历史记忆问题。他在洛阳的政治景观、官员与平民的生活空间之外,特意揭示出汉晋洛阳的遗址古迹空间,并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隐含空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和重塑华夏正统的历史转折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泰山不仅是一座宗教意义上的圣山,也以摩崖石刻而享有盛名。薛龙春在对摩崖石刻的研究中,带入了时间的维度,以矫正地理景观学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从观赏者的角度来看,泰山的摩崖石刻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才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观。而从制作的立场出发,又务必充分考虑石刻的工具性、物质条件和地理地质环境的特殊性,由此形成了“艺术媒介生态学”的视野与方法。田晓菲以六朝的都城金陵为核心,考察一个地方的文化史。她指出一个地方的文化史不同于它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史。对于文化史来说,文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东晋到萧梁时期,建康从蛮荒边地被建构成佳丽地与帝王州,诗歌这一体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伟聚焦于金陵凤凰台的题写史,借助“胜迹”的传统概念来定义作为胜地的凤凰台,并且利用有关“文”的论述来理解题写胜迹的现象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他希望在当下的学术话语语境中,重新激活“迹”与“文”的本土理论资源,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江山胜迹的题写与人文风景的历史建构。

——商  伟

作 者 简 介

商  伟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3 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摘  要:关于胜迹书写,向来有“地以一诗传”的说法。因此可以借助“迹”的概念来考察“地”,并通过“文”的范畴对题写胜迹的现象做出解释。题写胜迹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性的地点,而是在真实或想象的胜迹遗址和地标建筑基址上,形成一个具有内在感知结构、普遍性文学母题和文字修辞法度的诗歌空间,由此塑造读者对胜迹的体验和想象。这一诗歌空间具备自我衍生的潜力,它将胜迹文本化,并且反过来造就了文本化的胜迹。

关键词:迹;文;名与实;金陵凤凰台;诗歌空间

阅 读 导 引

一、胜地:一个文字建构的诗歌空间二、金陵与长安:命名的文字迷宫三、“游人来此问遗踪”:凤凰台的书写与重建四、胜迹书写的“迹”与“文”五、人文风景:从胜迹的文本化到文本化的胜迹

清人赵翼(1727—1814)赞誉崔颢(704—754)的《黄鹤楼》诗说:“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这一看法已见于南宋林希逸(1193—1271)对李白(701—762)《登金陵凤凰台》的评论:“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凤凰台和黄鹤楼——或“空余黄鹤楼”的“此地”——各自凭借李白和崔颢的一首诗而名传后世,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好文章创造一个地点(place)的现象。这个地点可以大到名山和城市,小至一处胜迹,从一座楼台亭阁到一块墓碑。黄鹤楼于是又称崔氏楼,金陵凤凰台则非李白而莫属。至迟到中晚唐时期,诗坛便似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题写名胜的诗歌版图上,有一些胜地已经被先行者所占据,令“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

在题写名胜这一点上,唐人无疑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唐代恢复了南北统一的疆域版图,又适逢诗歌——尤其是近体诗——的盛世,因此将名胜修建与诗文题写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些名楼固然可以上溯三国与六朝时期,但在唐代屡经重建,与时俱进,往往见证了从具有瞭望守戍等军事功能的角楼到观景楼的转变。在一个漫游成风的时代,唐代的诗人可谓生逢其时,得天独厚。他们当仁不让,自我作古,通过登览题写而在这些地标建筑上永久性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迟到者继续登览题写,一方面向先行者致敬并加入他们,形成了一个想象的、跨时空的文人群体,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将先行者的作品确认为“奠基之作”,并在胜迹题写的日益增长的谱系中占据了无法取代的位置。

在一个文字优先的文化传统中,名胜的建构与传承都离不开书写。但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一首诗创造了一处胜迹?我在《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中,围绕黄鹤楼和岳麓山道林二寺,对题写名胜的现象做了描述。本文以金陵凤凰台的题写系列为中心,考察名与实、诗与地、文与迹的关系。题写名胜并不意味着以名胜之地为对象而加以摹写,而是在一个更普遍、更深刻的意义上与之产生关联。在“地以一诗传”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时空交错的共享模式。一旦经过诗歌的洗礼,所谓胜地就不再只是一个特定的地点,而是形成了具有内在感知结构、普遍性文学母题和文字修辞法度的一个诗歌空间。这个高度文本化的胜地是如何构成的,它与文本之外的经验世界又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我希望将“迹”与“文”这两个传统范畴结合起来考察,以此解释这一诗歌空间如何超越了主体与对象的对立和分野。题写胜迹既是关于胜迹的书写,又最终化作胜迹的一部分,甚至取胜迹而代之,或以其他的方式介入后世的胜迹修建与景观重构。题写胜迹的诗歌空间不依赖于胜迹所在的具体地点而存在,它将胜迹纳入了文的更普遍的图式,从而构成了胜迹之所以成为胜迹的必要条件。在胜迹毁坏和消失后,正是题写胜迹的诗文继续维系着,也不断更新着关于它的历史记忆。

一、胜地:一个文字建构的诗歌空间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的《金陵凤凰台置酒》中有“借问往昔时,凤凰为谁来?凤凰去已久,正当今日回”和“六帝没幽草,深宫冥绿苔”诸句,与这首诗的前两联形成了呼应和变奏的关系。此外,《金陵三首》其二、其三中也分别写到“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和“古殿吴花草”,与“吴宫”一联如出一辙。一个多世纪之后,殷尧藩(780—855)的《登金陵凤凰台二首》从李白远眺长安的结尾处开篇:“凤凰台上望长安”,并多处回应李诗的颔联和颈联。尽管《登金陵凤凰台》被后人推上了题写凤凰台的奠基之作的位置,它本身却出自对崔颢《黄鹤楼》诗的模仿。这两篇作品的互文关系体现在全诗的结构、诗行的句式,以及意象的选择安排与母题的重复变奏上。

这促使我们重新考察《登金陵凤凰台》与它所写地点之间的关系:李白对凤凰台的呈现并非直接和即兴的,而是以《黄鹤楼》为中介,因此应该首先考虑作品的互文关系及其共享模式。这一模式还可以部分地追溯到王勃(约649—676)的《滕王阁诗》和其他初唐诗作,而崔颢的《黄鹤楼》诗又正是以初唐沈佺期(约656—715)的《龙池篇》为范本的。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的首联化用了沈佺期的句式,直接向他的《龙池篇》首句“龙池跃龙龙已飞”致敬。李白借助互文关系来建构“此地”胜迹,正如崔颢的《黄鹤楼》诗延承了《龙池篇》的框架。他们在先行者设置的范式内部做出选择、偏离和调整,并通过挪用、变奏等方式与前作对话、协商和竞争。由此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古典主义诗歌的基本准则与修辞技法。

无妨以《登金陵凤凰台》的尾联为例,对此做出分析。《黄鹤楼》承袭了王粲(177—217)《登楼赋》的登楼望乡的主题,结束在“日入群动息”的黄昏时刻,并将这一主题升华为向往人生归宿的永恒乡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收尾,但放弃了写景而转入象喻,并且以对政治与时局的隐忧替代了乡愁的主旋律。“总为”句出自汉代陆贾《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类似的比喻在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作品中不乏其例。但象喻转向并不显得突兀,首先是因为“总为”将诗人从此时此地的具体场境与视觉经验中抽离了出来,而一个“能”字又表明他关注于事物的情势与功能,而非眼前所见之景。其次,李白《黄鹤楼闻笛》的“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提示了从《黄鹤楼》转向《登金陵凤凰台》的一个隐含环节:一方面,李白称长安为家,可知“长安不见使人愁”一句仍旧延续了崔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思乡主题;而另一方面,“一为迁客去长沙”又借助“屈贾谊于长沙”的典故,为“西望长安不见家”蒙上了政坛的阴影。家的背后是关于政治理想与人生归宿的隐喻,而这正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寄寓所在。以《黄鹤楼闻笛》为参照,这两首作品尾联之间的延承与转折关系,都尽显无遗了。此外,《登金陵凤凰台》的尾联或许还化用了《世说新语》的文字:晋元帝曾问年幼时的明帝“长安何如日远”?后者答曰:“日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尽管他以见或不见为衡量的尺度,但“不见长安”却并非因为它距离更远,而是因为晋室东渡,长安沦陷,其父元帝向长安来者询问“洛下消息”时,“潸然泪下”。李白心目中的长安之所以不见,也是因为在象征的意义上,那是一座令人感叹的沦落之城、一个回不去的家:它失去了政治的清明与回归的希望,如“彼日月兮暗昧,障覆天兮祲氛”。

《登金陵凤凰台》写凤凰台所见的地理景观只有颈联“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诗人不仅没有专注于此地的特殊性,反而将作品结束在对他地——乡关和长安——的徒劳眺望上。更重要的是,这两首诗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怀古诗模式:与空间的维度相伴随的是距离和见与不见的母题。距离既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体现为今与昔的变化。而今昔之间的见与不见,又形成了空与有、在场与缺席以及名与实的对照。这里是传说中黄鹤和凤凰停歇与逗留的地方,但它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黄鹤楼和凤凰台都是后起的纪念性建筑,从未与黄鹤和凤凰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所谓“楼未起时先有鹤”,而黄鹤离去之后,“此地空余黄鹤楼”。凤凰台也同样是“凤去台空”,它的存在标志着消逝与失去,但凤凰的缺席又使得凤凰台从一开始就显得名不副实。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和充满张力的文字框架中,将传说事件的发生现场转化为触发感知、冥想与回忆的诗歌空间,同时令读者在传说现场留下的虚空中,重新召唤过去的幽灵,并最终将对往昔的缅怀升华为对时间与命运的永恒感悟。

与《黄鹤楼》相比,《登金陵凤凰台》具有更强的怀古色彩。诗歌结尾的“长安不见使人愁”不仅引入了对时局的关注,而且与颔联“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历史凭吊也是一脉相承的:吴国的宫殿和幽径早已沦为荒野,晋灭吴并取而代之,但最终也同样化为乌有。当下的都城长安,更是多次见证了王朝的兴亡陵替。怀古诗的核心在于对时间的关注与敏感,而李白正是通过朝代称谓的妙用,在今昔对照之间演绎了名与实、见与不见的母题。他以“吴宫”修饰“花草”,将历史时间强加给了自然现象,仿佛可以把荒野上的花草定格在一个朝代,但最终却被自然所克服,反过来见证了人世的短暂脆弱。季节性的循环时间如期地带来花草繁茂,与人世间无可逆转的死亡和毁灭形成了对照。吴宫幽径和晋代风流自赏的衣冠士族,不是被花草掩盖就是被泥土埋葬;它们消失了,不见了,泯灭了彼此的差异而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二、金陵与长安:命名的文字迷宫

从孙吴、东晋直至当下,李白在金陵凭吊它自身的历史,并遥想当下的长安,于是引出了这两座都城命运与历史记忆的话题。《登金陵凤凰台》的尾联借助长安的地名,编织了一个文字迷宫,让两座都城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相遇。谢朓(464—499)诗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李白祖述谢朓,多用金陵之名,但又借助后见之明,对谢朓的名句做出了反讽回应:“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明月仍旧高悬在当今的金陵上空,但只是见证了帝王州的空有其名。他的《金陵三首》其一曰:“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为“金陵帝王州”给出了一个时间的限定。在“旧长安”的“此地”,李白是否想到金陵的过去正预示着长安的未来?

与《登金陵凤凰台》的尾联相似的是李白《三山望金陵寄殷淑》的首联,写从《登金陵凤凰台》所见的“三山”上远望金陵:“三山忆谢朓,水澹望长安。”似乎也是从金陵远眺长安,但此长安非彼长安也。从长江南岸的三山隔水向北眺望,呈现在视野中的不是长安,而是金陵。为什么李白没有径称金陵,而是以长安代指金陵呢?

究其出处,李白的这一联诗仍来自谢朓。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的开头写道:“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此联首句出自王粲《七哀诗》其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第二句指晋人潘岳(247—300)的《河阳县作》其二:“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谢朓借王粲登灞陵岸回望长安,潘岳从河阳远眺京城洛阳,暗寓自己从三山望见金陵。金陵之于谢朓,正如长安之于王粲和洛阳之于潘岳。李白承袭谢朓而来,在《三山望金陵寄殷淑》中接着写到潘岳:“芜没河阳县,秋江正北看。”由此提供了一个登高望都城的诗歌谱系。无论是王粲、潘岳还是谢朓,都在这同一个眺望都城的时刻,写下了个人的失意,而这一心境又与时局和王朝的命运是分不开的。王粲回首望长安,但见“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正是董卓部将李傕和郭汜等人洗劫长安,流民遍野之时,长安沦陷,不堪回首。潘岳离开洛阳出任河阳令,念兹在兹的却是洛阳:“谁谓晋京远,室迩身实辽。”潘岳向往的洛阳并不遥远,却感觉遥不可及。相形之下,李白在金陵凤凰台上同时感受到了与长安之间的地理与心理的双重距离。在《三山望金陵寄殷淑》中,李白的确像谢朓那样,从三山眺望金陵,但他又步武谢朓,将登高远望都城的母题追溯到了王粲“回首望长安”的时刻。时过境迁,他本人此时所见的金陵,不过是曾经的“京邑”而已,是作为“旧长安”的“此地”。引入这一时间维度,或许有助于揭示《登金陵凤凰台》中“长安不见使人愁”的一个隐含的意义层面。毕竟,在李白此刻的金陵视野中,作为帝王州的那座旧长安久已消失不见了。王粲回首眺望的长安,正无望地陷于离乱;《世说新语》中晋明帝所“不见”的长安,已沦为异域而引发故国之思。遥望长安而不见因此并非徒具姿态,而是附着了特定的历史联想与情感指向。

命名的文字魔术并未到此结束,金陵与长安的关系仍有待展开。756年六月,唐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应诏抗击安史叛军,年底舟师东下,三次遣使征召正在庐山隐居的李白入幕。次年初春,李白于永王军中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四曰: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

注家对此诗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围绕昭阳殿和鳷鹊楼这两个地名争论不休。昭阳殿始建于汉武帝时期,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曾于此居住,后泛指后妃的住所;鳷鹊楼建于汉武帝建元中,一作鹊观。注家据此解读该诗,但清人王琦不以为然:“《一统志》:‘昭阳殿乃太后所居,在台城内。’吴均诗:‘春生鳷鹊楼。’是皆指金陵之昭阳殿、鳷鹊楼也。旧注以为在长安者非是。”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从王说,引《南齐书》载贵嫔居昭阳殿西东,又增引谢朓“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为证,并指出李白曾作《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力主迁都金陵。南朝金陵确有昭阳殿,但鳷鹊楼或许只是诗歌的一个用典或出处。对于理解这首诗来说,这两处建筑的名称由来至少与它们的地理位置同样重要。

六朝宫苑沿袭汉代长安旧名,原本类似于诗文的典故出处,一地数名的现象因此时常可见。例如宋以建康北邸为建章宫,玄武湖也屡经扩建,先后改称太液池和昆明池。但是六朝宫苑除了沿用长安旧名,还有不少新的命名。李白在此独举昭阳殿和鳷鹊楼,却只字不提六朝命名的宫殿。这既非偶然也不出意外:李白期待永王在金陵建都,不仅重建六朝宫殿,而且恢复它们的汉代旧名。为金陵正名,也就意味着通过命名的魔术为它招魂,在当下的金陵去见证汉代长安的起死回生:原本属于六朝的旧都,随着帝子的降临而重振王气——昭阳殿仿佛初次感受了春风的暖意,而与“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形成对照,同一轮明月经过的鳷鹊楼也不再空有其名了。明人朱谏极力回护李白,曲解此诗,固不可取。但他指出“彼昭阳之殿、鳷鹊之楼,乃长安之故都,有唐之基业”却深得其意。读《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可知,李白劝永王于金陵建都,取长安而代之,并将此刻比作晋室避乱于江左之时。于是,“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的历史仿佛又重现于当下了。

金陵与长安的文字纠结是多维度的。自汉代以下,各地筑台引凤,以为祥瑞,有关凤凰和凤凰台的传说和记载往往可见,长安的凤凰台更是独领风骚。初唐骆宾王的《帝京篇》中有极写汉代长安帝京气象的名句:

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据说凤凰台座落于汉代的长安宫苑,一说指汉武帝时期修建的建章宫东门的双凤阙。注家又往往将凤凰台之名追溯到秦穆公时萧史、弄玉吹箫引凤的故事,后世题写金陵凤凰台者也时常援引。他们还不时借用杜甫的“碧梧栖老凤凰枝”,将金陵凤凰台融入《秋兴八首》所营造的汉代长安的风物胜境与永恒春光。初唐诗人每每在应制诗里写到凤凰台,以此呈现长安及其周围的皇宫或烘托公主居所凤箫萦绕的祥和仙境。崔液《上元夜六首·其三》(一作《夜游诗》):

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最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

凤凰台与鳷鹊楼结成对句,形成了长安宫殿的标志性形象,丹凤城也因此成为都城的代称。在这一书写传统中,凤凰台直指汉代长安,也延伸到了唐代的长安。它不仅构成京城长安的一部分,还变成了后者的一个提喻或象征。李白是第一位题写金陵凤凰台的诗人,而当时读者所熟悉的却是长安的凤凰台。在他们的眼中,李白从金陵的凤凰台上眺望长安又何尝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在这一刻,金陵与长安,以及金陵的凤凰台与长安的凤凰台之间,忽然产生了一个神奇的关联。于是,今与昔、名与实,局部与整体,此地与彼地和见与不见的这几组关系,再次因为命名的魔术而产生互动,并且变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

三、“游人来此问遗踪”:凤凰台的书写与重建

正像许多名胜之地那样,金陵凤凰台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被破坏遗忘而又不断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造的历史。时间成就了历史胜迹,也给它造成损耗与毁坏,唯有文字免于时间的侵蚀而绵延不绝。那么,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是如何被确认为凤凰台的奠基之作的?他通过语言艺术所营造的诗歌空间,与凤凰台的历史命运又形成了怎样的关系?

关于金陵凤凰台的缘起,梁代沈约(441—513)的《宋书·符瑞志》曰:文帝元嘉十四年(437)三月丙申,有两只大鸟集于秣陵民王园中李树上。“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皇里”。此处并未提及凤凰台,有关金陵凤凰台的记载始见于唐代,如《法苑珠林》记述东晋升平(357—361)年间,“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比《宋书》记载的祥瑞事件提前了近八十年。南宋马光祖(约1201—1270)的《重建凤凰台》以淳熙(1174—1189)时期保宁寺的壁记为据,也得出了“晋升平已有台”的结论。而他本人主持修纂的《景定建康志》却兼顾晋宋,含糊其辞:“保宁禅寺,在城内饮虹桥南保宁坊内。吴大帝赤乌四年,为西竺康僧会建寺,名建初。晋宋有凤翔集于此山,因建凤凰台于寺侧。”保宁寺至元末废毁,并入瓦官寺。但瓦官寺所处的位置和历史沿革却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与此相关,还有凤凰楼的记载,见于沈约同时代的梁朝僧人慧皎的《高僧传》,其中写到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于秣陵界凤凰楼西起寺”。关于凤凰楼的记载早于凤凰台,此地或许先有凤凰楼而后有凤凰台和佛寺。后人楼台不分,造成混淆。李白有“楼识凤凰名”之句,又称“宫没凤凰楼”,可见凤凰楼在当时已堙灭无存。李白又有《登瓦官阁》诗,与《登金陵凤凰台》同时或先后所作。由诗可知,瓦官阁地处江边,当在瓦官寺内。

瓦官寺始建于晋代兴宁二年(364),明初寺废,遗址失考,但16世纪中叶有了一次新的发现:“嘉靖中杏花村建积庆庵,掘地得升元石像,云此即瓦官寺故地,遂改为古瓦官寺。”瓦官寺终于浮出历史地表,时人于此建阁,万历间又改丛桂庵为凤游寺,但凤凰台已无从辨认。康熙间周亮工(1612—1672)发起募修凤凰台的活动,确认重建的地点在瓦官寺之左。

将金陵凤凰台当作名胜来题写是自李白开始的,可以说是李白把它题写成了名胜,但在唐代却未引起共鸣。目前所知的例外,只有上文提到的9世纪上半叶殷尧藩的《登凤凰台二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古人所谓台原本有别于楼观之类的建筑,一处高出四周的平地,无论是自然状态还是夯土而成或砖石砌成,都无妨称之为台。据前引《法苑珠林》语,凤凰台原指凤凰聚集之处,而非人工建筑。南宋之后有关晋宋于此建台的说法或不足为据,而唐代的情况也已无从详证。然而“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一联中“凤凰台”的命名方式,岂不正是“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吗?此联出自沈佺期《龙池篇》首句“龙池跃龙龙已飞”。与龙池一样,凤凰台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有凤凰来过,有别于筑台招凤。从唐诗可知,金陵凤凰台即便存在,也没有形成一处名胜地标。李白以《登金陵凤凰台》向崔颢的《黄鹤楼》致敬并与之竞争,对他来说,凤凰台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或话题而已。晚唐李群玉(813—约860)的《秣陵怀古》曰:“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凤凰台不仅空有其名,而且已成故台,属于过去的时代。诗中并无一字提到李白和他的作品。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至宋代影响渐著,题写凤凰台自此蔚为风气。但入宋之后,凤凰台屡遭破坏,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建炎(1127—1130)中遭兵火荼毒,1170年陆游(1125—1210)所见凤凰台已“废为大军甲仗库”。来访的诗人往往这样写道:“凤去台存碧草浓,游人来此问遗踪”“访寻池苑无陈迹”“何年览德辉,古榜犹可识。父老无由询,残碑少遗刻”。两宋时期地方官曾多次重建凤凰台:祥符年间(1008—1016),“尝著亭于斯,斯楼斯亭,咸以凤字”;淳熙八年(1181),“留守范成大重建,更榜曰凤凰台”。这两次重修的重点似乎在凤凰楼和凤凰亭,而范成大题写的榜名却是凤凰台,可见楼亭起到了标志凤凰台的作用。至开庆元年(1259)总领倪垕主持重建凤凰台时,这些地标建筑早已毁坏无存。马光祖作记曰:“台旧在郡西南隅保宁寺侧。……星移境换,凤去台空,于是芜没于屯烟戍火之场矣。”

历史上的重建重修往往意味着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因为遗迹所剩无几,不足为凭。具体说到凤凰台的重建重修,通常体现为修建楼亭之类的地标建筑,很少能从题写凤凰台的诗篇中读到它重建后的情况。而最令游览者感到困惑和惊异的是,尽管凤凰台屡次重建,他们却无法看到李白当年所写的景观了。

事实上,早在五代十国时期,金陵凤凰台及其周围的城市格局和地理环境就已经发生了巨变。清吴敬梓(1700—1754)的《金陵景物图诗·凤凰台》序:

唐昇州城尚狭小,此处可凭高眺远。至杨行密恢廓城垣,逾淮水而南,台之风景尽矣,徒以李白诗存其名耳。

五代十国的吴国,因其建立者为杨行密(852—905)又称杨吴(902—937)。杨吴占据江淮地区,以金陵为西都。大将徐温改筑金陵城,将今天的内秦淮河纳入城内,又沿城周开凿护城河,金陵的水系、城市格局和自然景观都为之改变。将《康熙江宁府志》的《唐昇州图》与《南唐江宁府图》相对照,可见原本地处江边的凤凰台被围进城墙之内,《图考》对此做了说明。南宋林希逸作《秋日凤凰台即事》,序曰:

余思翰林题诗时,台必不尔白鹭洲。问之,故老指点,固无定所。而三山则于此台望已不见,乃远落于前江之尾。若当时果尔,则诗辞不应如此模写也。谩刊正之,以俟好古者。

不无反讽的是,林希逸刚说到“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便怀疑自己访错了地点,因为此处所见的景观已经与李白的诗歌对不上号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的周宝偀曾作《凤凰台》,其首联与颔联云:

凤凰台扫全无迹,尚有芳名未尽删。江远那堪寻二水,城高何处见三山?

序曰:(凤凰台)“旧前临大江,后为杨吴筑城所蔽,故三山二水皆不可见”。至道光时期,地貌的改变更甚于从前。三山二水(后世多取“二水中分白鹭洲”说)的缺席不见变成了登览凤凰台的一大憾事。由于凤凰台地处长江转角处,长年的泥沙淤积导致白鹭洲一方面挤压江面,另一方面又与陆地连成一体,而日益增长的民居和频繁的经济活动也加剧了自然环境的蜕变。因此,他登览的凤凰台已远离江岸,且不说高耸的城墙早就遮断了江上的风景。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是在入宋之后,出现了题写凤凰台的盛况,并绵延不绝呢?在胜迹业已消逝或难以确认之际,如何继续书写胜迹?书写胜迹又意味着什么?周宝偀的《亭台类》序或许道出了其中奥秘:

凡山川佳丽处,须起亭台楼阁乃足供游人之玩赏。然古迹多堙,倾颓殆半。其间可登览者固在所必纪,即有空名而无遗址可问者,亦必存焉,以俟考古者之穷探,更以期后贤之重建云尔。

这再次证实,题写名胜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写作。后世的诗人来到此地,不只是为了看到凤凰台当下的模样,而是为了将它从记忆中召唤回来。在所写的胜迹消逝或失去了确定遗址之后,书写本身变成了对它的补偿与替代。消失的胜迹转化为文本,形成文本化的胜迹,并在文本中得以存活。后人惟有通过模仿李白的诗歌写作,才有可能不断地将胜迹复制并重新创造出来。

四、胜迹书写的“迹”与“文”

以书写为出发点来考察名胜文化,是否会导致低估、甚至忽略物和物质世界的偏差?毕竟,名胜之地无法脱离具体空间的物质形态而存在。学术界近年来出现了“物的转向”或“物质转向”,文学地理学也将关注点集中在地理环境的考察上。可仅就诗歌而言,我们又如何解释题写胜地的非对象化写作的取向呢?归根结底,“地以一诗传”的“地”应该如何定义?近几十年来,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史等不同学科都对“地”(place:地点或地方)和“空间”(space)及其相互关系不断做出厘定。我的想法是从“胜地”回归“胜迹”,即通过这两个字之间的意义滑动,以“迹”为中介来定义诗与地的关系,并借助“文”的传统范畴,以更好地解释题写胜迹的现象与人文风景的建构。将迹与文联系起来考察,有助于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超越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世界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迹”(又作“跡”和“蹟”,后者为后起的异体字)负载了丰富的意义与联想。在我看来,它的内涵塑造了胜迹书写的主要特征:首先,迹的本义指脚印,泛指人与神的行动在物质空间中留下的痕迹和印记。这个意义上的“迹”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因为它隐含的前提是那些留下痕迹与印记的行为已经消逝,变成了过去。此外,迹的含义还不限于人与神的行为,而且涉及自然界。胜迹既指山川形胜等造化之迹,也包括了亭台池馆等建筑物。因此,就空间而言,胜迹同时兼顾自然风光与人工景观;从时间上看,胜迹预设了一个回顾的姿态与往事成空的视域。

就胜迹书写而言,胜迹既可以指过去留下的遗迹,也可以指见证过去的遗址或后人修建的纪念性地标建筑的基址。诗人凭吊的过去或许已无迹可寻,但这并不妨碍作为整体的胜迹依旧存在。这个意义上的胜迹并非局部之迹的总和,而指向承载古迹或见证古迹的遗址所在地。它包括了场所(site)的含义,标志一个特定的场地,例如一个传说现场或历史现场,也假定了诗人和读者的在场或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而获得在场感。

作为过去留下的痕迹,胜迹是在时间的过程中累积叠加而成的,承载着历史记忆,但又具有生长性和开放性。迹不只是一个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如凡有遵循曰迹,循实而考之亦曰迹。《汉书·平尚传》:“深迹其道,而务修其本。”《注》曰:“谓求其踪迹。”“迹访”即追踪、访寻之意,“迹蹈”指重蹈旧迹。后人访寻前人的遗迹时,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包括纪念性的建筑遗迹。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了前人之迹,甚至取而代之,变成了后世纪念的对象。正是因为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人的迹访和重建,胜迹才最终成其为胜迹。

由此看来,迹不仅具有积累性和生长性,而且具有转换性。在世代累积、不断生长的印记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题写胜迹的文字。作为书写行为留下的痕迹,迹构成了关于书写的象喻。足字旁的“跡”凸显了足迹的本义,足迹是个体留下的独特印记,如同一个人的签名,具有不可替代的表记功能。由此引申出手迹、墨迹和名迹等一系列词组,指作者留下的笔墨之迹,包括书法和绘画作品,及其拓印件和其他形式的复制品。而书写胜迹的诗歌作品一旦以墨迹和碑刻的形式呈现在历史或传说事件的现场,也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它们所题写的胜迹的一部分,变成了后人访寻、观赏和复制传抄的对象。作为场所的胜迹空间向它们开放,同时也因为它们的加入而发生了内部成分与结构的改变。换句话说,历代诗人以书写为媒介手段,前仆后继地参与了加入胜迹的历程,以确保自己在胜迹所在的遗址或地标建筑的基址上,最终占据一席之地。而在这个加入胜迹的历程中,他们也成功地重构和再造了胜迹,并将自己从纪念者的身份转换成了被纪念者。迹的转换性因此成为我们理解胜迹书写谱系的一个关键所在。

以一首诗占据一处名胜,既是一个比喻,也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即在墙壁、题诗板或刻写在石碑上题写诗歌,从而将胜迹遗址或建筑基址转化为一个题写场域,并对其宣示自己的作者身份。在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备受宋人瞩目之前,金陵凤凰台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北宋末年的张表臣(约1126前后在世)曾经带着“古题咏惟谪仙为绝唱”的念头访游金陵凤凰台,但出乎意料的是,“壁间刻宋齐丘诗与梁栋间悬今人诗,而乃无此篇”。宋齐丘(887—959)曾作《题凤台山亭子陈献司空》,又称《陪游凤凰台献诗》,是献给日后成为后唐烈祖李昪的一篇诗作。姚宽(1105—1162)《西溪丛语》记绍兴壬子(1133)夏登凤凰台,见一小亭的石碑上镌宋齐丘诗,题记记载了前朝天佑八年(911),后唐升元三年(939)和北宋治平四年(1067)三朝大臣先后奉敕勒石,镌刻重摹该诗的历史。姚宽补记曰:“后数月,一夕风雨,亭颓倒,石断裂。”25年后,周必大(1126—1204)游览凤凰台:“(保宁)寺后旧有览辉亭,凤凰台。台亡,亭已重立。”1170年末,陆游由山阴赴任夔州通判,途经业已废弃的金陵凤凰台,“惟亭因旧址重筑,亦颇宏壮”,碑文似未重刻,但于法堂后见刻写宋齐丘诗的“片石”,或为姚宽所记碑石的残片。《题凤台山亭子陈献司空》一诗在金陵凤凰台上展示了长达近两个世纪之久,这在凤凰台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以至于宋代之后的诗话、笔记和方志等文字记载,往往将宋齐丘的诗作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相提并论。可是宋齐丘不以诗名,后人题写凤凰台时,念念不忘的还是李白的那首诗。即便是在墨迹和碑刻的现场展陈这一点上,李白也渐渐占了上风。陆游《入蜀记》:“台有李太白诗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暗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已经出现在凤凰台上了。杨万里(1127—1206)二十多年后作《登凤凰台》:“只有谪仙留句处,春风掌管拂蛛煤。”两个世纪之后,元代的白朴(1126—约1306)作《沁园春·保宁佛殿即凤凰台,太白留题在焉……》。这些后出的“留句”“留题”很可能出自后人之手,但这些留在墙壁、题诗板和石碑等物质载体上的手迹,无疑构成了凤凰台胜迹的一部分。

作为书写的产物,迹指向文的领域。《庄子》:“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言即迹也,而文字构成了言的载体。相传庖牺氏发明八卦,成为文字的原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文字书写取自天象地法和鸟兽之文。“自鸟跡代绳,文字始炳”,迹与文在此交叠,但文的意义更深刻也更普遍。八卦隐藏着宇宙造化的密码,其“错画”为“文”的图式揭示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及遍及天地的“象”与“法”。

关于“文”的论述,自上古至南朝而蔚为大观。梁代的刘勰(441—513)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将“文”理解为宇宙潜在秩序外显的结果。这一秩序蕴藏在从天地、动植物一直到人类等不同类别中,而它的“图式化”(schematization)的显现过程在以文学为核心的“人文”领域达到了最完满的阶段。刘勰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仰观俯察、参悟两仪的主体为人,而人即天地之心。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那样,所谓天地之心实际上是在“宇宙的身体”之内运作并发生作用的,有别于今天常说的诗人个人的主体性。由此而言,“人文”既不是诗人主体意识的表现,也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模仿和再现。它与“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一样,都是宇宙秩序的显现,并且与其他不同类别或领域的“文”形成了彼此呼应与共鸣的关系。简言之,文学构成了它所彰显的那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而非外在于后者而存在,更不可能与之形成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人文之所以成为文的完美显像,正是因为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在讨论胜迹书写时,引入文的彰显说,有助于深入理解题写胜迹的诗歌空间所具备的三大特征,即它的感知结构、普遍性的文学母题和文字修辞法度。从宏观的视野来看,有关文的论述暗含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感知范式:“是以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段话展现了诗人感物之时“连类无穷”的状态,即在万物万象的诸多相关类别与界域之间,流连徘徊并与之往复应答。而诗人感知胜迹,也正是在今与昔、有与无、名与实,在场与缺席,见与不见,以及此地与他地的关联对比的维度中展开的。每一个维度内部都蕴含着与之相应的情感思绪,而这些并置的维度之间又形成了彼此激发、呼应的互动关系。这便是文的彰显说的要旨所在,因为这些维度中所呈现的景与情都已经被空间化和图式化了。如此定义的文,是先于个体经验而存在的。正是在这个层次上,题写胜迹获得了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宇宙意识与人生感悟等普遍性、永恒性品格。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是文的被动的接受者或媒介物,完全失去了能动性。文的图式内部不同层次与领域之间的关联呼应一方面构成了诱导与召唤的机制,另一方面又有赖于每一次真实或想象的在场体验而被激活,并产生情感效应。而迟到的诗人也正是在与文的预设图式发生互动的过程中,对它的内部构成做出了选择和调整。文的图式既可以复制,也可以发生变异,因此超越了单篇文本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即互文。文的连类感应的宇宙论和彰显说足以解释为什么古典诗歌的形态更多地取决于互文关系,而非文本与经验世界的直接关联。而在互文关系中,我们又看到了普遍性的文学母题不仅反复重现,还如何因时因地而产生变奏。

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文所蕴含的深层图式结构最终显现在一篇诗作的语言模式上,尤其是近体诗的章法和句式上,文也因此构成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上文对《登金陵凤凰台》的解读表明,题写名胜的诗歌是高度模式化的文字建构的产物。作为凤凰台的奠基之作,《登金陵凤凰台》也经历了典范化的过程。典范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去陌生化,令读者忽略了或者习惯于李白诗歌文字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甚至可能引人诟病之处。似乎很少有人在意颈联中“青天外”与“白鹭洲”失对,而出自崔颢“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长安不见使人愁”中的“使人愁”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措词。《九歌·湘夫人》曾使用“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的使动句式,相形之下,“使人愁”略显笨拙。尽管如此,“使人愁”还是在宋代诗词中引起了连绵不绝的回响。从篇章结构到句式句法,承袭崔颢《黄鹤楼》而来的《登金陵凤凰台》成为后人题写胜迹的典范,其影响超出了凤凰台的诗歌题写系列。

回观“地以一诗传”的论题,我们便可以借助迹与文的概念对诗与地的关系做出新的理解:迹与物质空间的地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也因此构成了诗与地的中介环节。综上所述,迹标志着一个特定的场地,如古迹遗址和地标建筑基址,及其为在场者提供的题写场域;它同时指涉这一场地所见证或曾经见证的造化之迹与传说遗迹,也包括前人的手迹和其他印记,将我们的关注引向了题写胜迹之作的物质载体与在地呈现。这个意义上的题写胜迹之作,与它们所题写的胜迹之间形成了同义转换关系,指示我们如何观看和感受它们置身于其间的人文胜迹。由此可知,胜迹不仅提供了题写场域,还形成了书写的话题(topos),在历史上由于持续性的书写而被不断复制、重构和移位。总之,胜迹一方面包含了地理的和物质的属性,但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些延伸的意义内涵而同时具备了超越具体地点的普遍性特征。

从迹到文,意味着对迹做出图式化的呈现,并且将它指涉的场所和题写场域转化为一个诗歌空间,由此塑造了中国人文风景的核心特质。题写“胜迹”的诗歌空间不再只是一个可以明确指认的具体地点(place),而是在真实或想象的胜迹遗址和地标建筑基址之上,通过文字的特殊组合而构造了一个话语场域。即在今与昔、名与实、空与有、在场与缺席、见与不见,以及此地与他地的一系列悖论式的对比关系中,建立起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文的呈现图式。读者由此从确定的地理和空间关系中暂时抽离出来,而与诗的语言组合形成了内在的同构关系。他们不仅通过冥想去召唤久已消逝的传说事件或历史场景,而且在当下时刻见证了它们如烟消云散,无可挽回地成为过去。登高怀古的所在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令每一位在场和想象自己在场的读者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转瞬即逝与绵延不绝,毁灭与幸存,消失与可视可见之间的张力”。

五、人文风景:从胜迹的文本化到文本化的胜迹

关于金陵凤凰台,吴敬梓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凤凰台以李白之诗而名”,另一句已见上文:“台之风景尽矣,徒以李白诗存其名耳。”这是一个近乎悖论的情形:因为李白之诗而闻名的凤凰台如今仅仅凭借李白诗而存其名。李白的诗还在,但凤凰台除了名字已一无所有,风景也荡然无存。他所说的凤凰台风景是以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为依据的,也就是那个千百年以下仍令人不胜怀想的文本化的凤凰台景观。对后人来说,凤凰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李白曾经来过。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题写凤凰台的诗歌空间,将后世的游观者覆盖在今与昔和此地与彼地相互交错的时空维度之内,由此激发并导引了他们的感官经验和内心冥想。这个高度文本化的凤凰台自此替代了物质形态的凤凰台,构成了凤凰台书写的一个永恒的滋生地,在此后不断繁衍新的作品。“凤凰台扫全无迹,尚有芳名未尽删”固然不免令人失望,但在今昔的时光流转之间,遗迹消失不见,胜地空有其名——这岂不正是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一个核心母题吗?追寻李白踪迹的凤凰台之行,最终把游览者带回到他的诗作,对他题写名胜的诗歌空间获得了一次切身的在地体验。

作为书写的话题,每一处胜迹都具有自我衍生的潜力。在后人那里,其奠基之作获得了履行性的言说(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功能,将不复可见的胜迹重新召唤出来,甚至赋予它们以物质的形态。晚明时期,鹦鹉洲沉入长江。江边泥沙淤积,形成了一个新的洲屿,被正式命名为“鹦鹉洲”,即“复鹦鹉洲之名以存古迹”。不再是把迹题写成文,而是反过来由文生迹或因文造迹。类似情况也见于金陵凤凰台。宋人马光祖为重建凤凰台作记曰:“今台盖唐布政台,后世因以存名焉。”这可以从宋齐丘的“上有布政台,八顾背城墙”这一联诗句得到印证。可知唐宋时期凤凰台曾一度荒废,游览者便将布政台当作凤凰台来凭吊。凤凰台之名变成了一个漂泊的能指符号,失去了它的确定所指。后人将其暂时性和策略性地附着在邻近的地点和建筑上,“因以存名焉”。但存名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存迹。凭借命名的魔术,后人在鹦鹉洲和凤凰台消逝之后,召唤出它们的替代物,以此确保黄鹤楼和凤凰台的胜迹景观与崔颢、李白所创造的诗歌空间保持一致。胜迹的文本化反过来造就了文本化的胜迹。

地名不仅与景物有关,而且提供了情感和联想的触媒。不知从何时开始,王勃《滕王阁诗》中标志方位的普通名词“西山”变成了专有名词;出自《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和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南浦”也被写进当地的方志。题写胜迹的诗篇不仅造就了一个自我完成和自我延续的文字世界,还将眼前的实地实景一劳永逸地纳入了诗歌的互文风景。它所指涉的地点因此不再只是一个江边的浦口,而变成了高度诗化的、令人黯然神伤的送别之地。金陵凤凰台亦复如此。只要“芳名”未删,它就不可能从人文风景的版图上被抹去。而存其芳名者,唯太白一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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