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南与北】专题（一）｜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
编者按：
【全球研究论坛】推出【文化中国的南与北】专题，首次分享孙竞昊教授的专著《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下段引自文末的内容介绍：
「本书是一部以山东济宁为经验个例、士绅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史个案研究著作。有别于以往的明清史研究关注点集中在江南地区的情况，本书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因大运河兴起而繁荣的北方城市山东济宁，并注重将江南地区与济宁进行对比。济宁士绅在对城市的塑造过程中，展现了地方力量与国家权力的精彩博弈，也通过与“商”这个阶级的紧密联系，呈现出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繁荣的商业贸易和城市化生活。本书丰富了读者对明清历史认知的面向，也为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补充。」
原文转载自公众号雅理读书：
济宁太白楼
如今人们通常将济宁称为孔孟之乡，但它从15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曾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个时间段大致上是大运河通航的全盛时期。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济宁有着别具一格的地方文化的繁荣，在外观方面，至少在其居民眼中，似乎是以“小苏州”的历史别名而存在的，这个称呼生动地描绘了江南风格的运河城市景观，以及帝国晚期文学中建构的繁荣城市形象，与商业化浓厚和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商品化城市生活
文 | 孙竞昊
城市旅游业需要服务业，并刺激着消费主义。在济宁，观光旅游与商业娱乐密切相关。郑与侨描绘了从南城墙上的太白楼望去的热闹景象：
高踞城颠，下临运道，千帆上下，一一自檐槛间去。东望大泽，如几案间物。西眺平湖，镜光遥展。湖外诸山，岩岫参差。峰峦近远……古南池，乃少陵趋庭时偶憩之所在。南城东便门外，负城面漕……前为坊，进为广庭之间，再进为桥……池之南岸，以垣界之。垣外皆妓女居停，多丝竹音。遵岸西行，直达广庭。庭宏厂，内外环列名人碑碣。浏览之余，官舫漕艘，来与目会。漕河对岸，毂击骑联，应接不暇。回卧员亭下，天风习习，荷香尽扑鼻矣。
郑与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景点、诗文意蕴、交通网络、商业以及娱乐场所。一些风景、宗教或文化地点都带有商业印记。济宁“八景”之一的王母阁，是济宁城第三大庙会的场地。城市和郊区的商业化都市环境为当地民众与游客提供了舒适的设施和膳宿，也为城市的文艺和文化的社交提供了场地。
（一）繁华的商品化环境
济宁发达的商业化设施与条件包括专门店铺、市场、贸易场所、庙会等。在新近城市化的郊区，茶馆、餐馆、船舶租赁铺、游船公司、戏院、理发店、洗衣房、旅馆、酒店、当铺和专营水果、食油、眼镜、钟表生意的店铺，鳞次栉比。济宁居民热衷于时尚，这些业务迎合了他们的喜好。高级公共娱乐场所包括酒肆、浴室、鸦片馆、珠宝店、香料店、化妆品店，不少兼具零售和批发业务。公共娱乐场所有唱歌、戏法、杂技、说书、占卜等活动，艺人们在城墙内外的舞台表演，或沿街头巷尾卖艺。妓院是运河沿岸城镇中的一大“景观”，尤其是在济宁。娼妓主要来自周边地区，而高级艺妓则来自南方。
流行的娱乐生活与文人雅士的追求有所重合，比如饮茶。济宁是南方所产茶叶最大的全国集散中心之一，饮茶在济宁人的日常生活中尤为流行。茶馆集中在南部城墙和运河之间，以及附近的运河闸口。既有大小不一的茶楼出售茶水并提供社交场所，还有开设在戏园、餐馆和旅店中的茶室。有些是提供给专门的顾客的。渔民、脚夫、苦力、小贩、商人、掮客、牙商、文吏、衙役、讼师、说客，以及棋手、民间艺人、戏迷或票友，乃至文人都有他们喜欢的茶馆，所以这些茶馆成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也成为济宁以市场繁荣为基础的城市流行休闲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浓厚的茶文化氛围使济宁赢得了另一个别号——“小北京”，众所周知，北京的茶馆文化闻名遐迩。
（二）享乐主义习尚
济宁的城市消费模式与当时江南城市的享乐主义和商业主义合拍，如前所述，它的这种特质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声名。济宁地处连接南北的交通路线中间点，这一关键地位使它能快速吸收这些流入的文化、产品和人口。济宁居民热衷于追求最新风尚，而城市的奢华条件满足了他们对南方流行服饰和器物的追求欲望。
济宁所在的地区素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地方文献表明，在明中期之前的济宁居民认同农耕的道德规范，其中包括勤俭节约的美德、安土重迁的习性。
明中期以来，这种意识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消费成为其城市和近郊闻名全国的特征。《（康熙）济宁州志》收录了明末著名的本籍士大夫杨洵和王国桢写的两篇序言，他们目睹并表达了对济宁习俗嬗变的担忧。两人都解释了与商业和城市发展相关的文化变迁。
王国桢称：“济之民风，昔称淳朴。今者告讦公行，刁顽成俗。”在对过往时代理想化的缅怀中，杨洵将城市享乐欲望的兴起归结于永乐年间由运河贸易引发的经济变迁：“纷奢之习颇为耗蠹之资，而估贩之赢不胜络绎之扰。居恒以声华诧境外，而枵中实甚。所为砥柱其颓风而节缩其物力，是又在上之人耳。”清初郑与侨描述了商业和奢靡之风对葬礼的影响：一口棺材可能要费银数百两之多，还要加上礼物和宴会的费用。
《（康熙）济宁州志》的编纂者将追求享乐归罪于道德堕落：“呜呼，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伊于胡底？济以醇谨之俗，不数十年而径庭若斯！”20世纪初，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社会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惟婚丧用费不无稍侈云”。在传统士绅精英的眼中，奢侈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对儒家农业社会道德的叛离。
方志编纂者的抱怨也意味着他们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正置身于这种商业化引发的奢华世界里。在这种情况下，园林的巨额开支只不过是精英享乐之风的一种体现。
道德批评背后，是对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现实的认知。《（康熙）济宁州志》的编纂者将清初享乐之风的延续并愈演愈烈与贸易活动联系起来：“济宁当水陆之冲，四方舟车所辏，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
姑且将道德或意识形态的偏见放在一边，这种讨论揭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化的城市环境：城市民众竞相争逐市场利润，忽视旧的限制奢侈的规范，而这种新的趋势随即带来了文化和社会问题。
在这些后果中，某些有损声誉的习俗在公众中被描述得更为明显。济宁知州吴柽（1693—1706年在任）曾列举了济宁习俗的诸多弊端，它们都与商业有关：当地店主与政府的衙役和胥吏合伙欺骗行商；城市流民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成帮结伙在街上滋事生非，酗酒，斗殴，污言秽语，举止放浪，穿着不当；这些城里的市井流氓诱惑了其他年轻人，引诱、调戏妇女。
而妓院创造了既嘈杂堕落又眼花缭乱双重意义上的场景。这种纷杂情形是城市化和商品化的一个副产品。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节俭、简约、积蓄、谦和等品行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这进一步确定了城市“南方特征”的形象。从梅尔清对清代扬州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颓废、诱惑、淫荡”在当时被称为典型的南方特性。
晚明和清代的作者们表现了城墙之内及附近区域的颓废生活与周边地区简单的“传统”农村生活所形成的鲜明对比。《（道光）济宁直隶州志》以这种方式描绘了济宁州属县的习俗：
金乡：俗朴风古，士专弦诵，民务耕织，士大夫婚礼不论财，丧次不用浮屠，乡民则不然。嘉祥：俗尚淳厚。民多务本，惟鲁少文，宁野之风犹有取焉。鱼台：地多沈斥，其俗谨厚畏法。（清）徐宗幹修，许瀚等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风土志》，第25b页。
在地方志编纂者的描述里，济宁属县的素朴风尚更符合儒家原则，是理想化的乡村社会。尽管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乡村气质多缘于较少的商业活动和较低的城市化水平。
晚明前所未有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激发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江南城市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倾向不仅限于江南，也可以在其他商业蓬勃发展的地方找到。然而，江南却是风尚和色彩的引领者，如“苏（州）样”“扬（州）样”成为代表流行、时髦的用词。我们应该在这种沟通的背景下理解济宁的南方化生活方式。
济宁的社会风尚，包括发型、美食、服饰都体现了某种江南都市风格。如前所述，喝茶和流行娱乐的时尚与文人的追求融合在一起。受南方习俗影响，济宁居民嗜好绿茶，这在山东比较特殊。茶馆提供奢华的服务和文雅的礼节。
济宁的美食也是如此，无论对当地人，还是外来游客，济宁的食谱多样而精美，其富有特色的烹饪调和了南北风味，是鲁菜旗下的分支。著名的玉堂酱菜，不同于一般北方的纯粹咸味，而是咸中带甜。奢华的餐馆吸引了远近食客，提高了济宁的高消费名声。直到20世纪初，济宁二十多家主要餐馆仍以其独特的菜肴而闻名。此外，街道和小巷中经济实惠的小吃和点心摊也给普通居民带来了美味。
济宁统御了区域文化和风俗，使周边地区的人们效仿济宁人的习尚。如前所述，安居镇又名“小济宁”，长沟镇又名“二济宁”。济宁的辐射性影响在文化上颇符合中心地体系：“城市将一种流行语言的本地和地域性变体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完整地表述出一套涵盖教育、文学及系统思想的优良传统。”同时，作为大运河沿岸的港口城市，它不仅糅合了各种文化成分和风格，而且在运河等贸易线路的文化传播中也添加了自己的特色，适应了“愈来愈显示出多元化的”，但处在“一个主流文化得到清楚界定、其他文化依附于它为前提”的城市“网络体系”中。
（三）商品世界里的俗文化与雅文化
历史文献显示，济宁拥有与江南城市相似的活跃城市文化。运河运输和交通、交流将北方和南方流行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并将它们融合到济宁的特定展示形式中。
济宁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戏曲和曲艺中心，其沿运河的位置意味着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表演风格会在这里相遇并有所融合。观众包括当地人和外来游客，运河上的流动人口也喜欢看表演。
济宁城里所谓“土山”，是清代到民国初期通俗文艺表演的首选地。土山不是一座真正的山丘，而是一座略呈圆形的阶地，源于隋代开挖旧运河遗留下来的两个土丘，南北宽150米，东西长300米，位于城东南角外，南城墙与运河之间。舞台大部分都是用竹竿、冷杉木板和芦苇垫搭成的，这种设置是民间表演的典型场所。书摊、食品摊、礼品摊、药店、茶馆、餐馆围绕在表演场地四周。这里提供的娱乐活动包括戏曲、评书、歌曲、杂技、武术、木偶戏和游戏。一篇回忆文章中作者讲到，在1920年代孩提时与父母一起造访土山，这是父母亲对他的奖励，他被允许在那里玩游戏、观看节目、吃零食。
高档的剧院位于城市的主要商业街道上，京剧的表演在晚清时期占主导地位。巨大的观众市场吸引了许多著名的演员和剧团，还有优秀的当地演员和剧团到济宁演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1927年，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济宁籍的潘复邀请了多位京剧名角前来为其父潘守廉祝寿，此一盛事是济宁近现代文化和政治声誉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
流行文化不仅在济宁，而且在其附近的城镇也非常繁荣。如安居镇既有富丽堂皇的剧场，也有供戏曲和说唱表演的简易舞台。20世纪初期，傀儡戏很流行，其以廉价的入场费赢得了广大观众。史仍瑞等：《安居的木偶戏》，政协济宁市郊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郊区文史资料》第5辑，1991年，第132—134页。此外，许多小剧团和个体艺人游走运河，以民谣歌唱、说书、杂技、插科打诨等民间文艺形式为当地及流动的人口提供文娱服务。这些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文化包括精英关心的自我修养及其对大众道德素质的关切。士绅不仅渴望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城市的商业化发展也提升了他们的高雅文化追求。私人藏书楼与园艺文化一同出现。一些富裕的士绅学者从经销商那里购买并收集稀有书籍和艺术品，就像他们的江南同侪那样。
例如，在晚明和清代，这些文人消遣包含了关于汉代碑刻的鉴赏，《（乾隆）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汉碑之存于今者，可屈指计。而济州之存者，有五。”每部济宁地方志中的当地文人的传记都涉及关于汉代碑刻的知识和收藏。财富在获取文化收藏品的过程中是多多益善的。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中华帝国晚期的士绅学者显然并未与改变了济宁文化的商业活动相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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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地方》
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问 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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