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经与社会|“通往赋力国家”：昂格尔访华讲学特刊（OECD2017年报告）

本文转自：

昂格尔访华讲学特刊

OECD2017年报告：“通往赋力国家”

石鎏（译）崔之元（校）

编者按

 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巴西政府前战略事物部长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 近日访问北京，将于中共中央党校发表“包容性的先锋主义：知识经济的不同未来”的演讲。本公号推出“经合组织”(OECD)2017年的论坛报告第四章，其中开始两节是OECD经济学家根据昂格尔今年五月在OECD总部的报告而写，其余几节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记者Gillian Tett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Edmund Phelps等人的建议所写。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昂格尔哲学思想的政策影响力。同时，昂格尔还和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最早提出了金砖五国银行的设想。

原文：

Gabriela Ramos, with Roberto Unger, Veronica BoixMansilla, Dennis Snower, Gillian Tett, Ron Gass, Edmund Phelps.

上一章认为，国家和政府的角色和实践应当重新界定。其中心是“赋力国家”(empowering state)的理念，这里所指的国家，其角色不仅仅是简单扫除通往机遇的障碍，还意味着给予人们技能和信心去抓住机遇，度过有意义的人生。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有繁荣的商业部门，国家应当在引导投资和帮助扩散创新中有所作为。

采取这样的路径意味着改变我们设计和执行政策的方式，特别是要注意避免既得利益变得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确保政策和政府倡议充分考虑到区域和地方的情境。要使政策具有内在连贯性并和谐共存意味着要摒弃传统的“筒仓式”(“silo-based”)政策制定模式。

如果我们要拯救开放市场和全球化，就有必要重写经济体系的规则，以使之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同时，我们也需要将公平这一被忽略已久的概念重新带回政策争论的核心。国家角色绝对是这场讨论的关键。我们要重新定义和想象它的角色，确保它已准备好迎接当代的机遇和挑战，并给予人们足够的能力。

首先，我们需要新的福利措施，而不仅仅满足于冲抵风险。AmosTversky和Daniel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家的作品已经说明，人不像“厌恶损失”那样“厌恶风险”。如果我们要建立那种鼓励每个人去实现生产潜能的创业型社会，就要通过福利政策来落实这一思路，减少失败带来的负面后果。

诚然，为人们提供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但并不足够。我们应当在此路径上更进一步，创造一个“赋力国家”，作为启动平台，它赋予人们增进能力的资产。这样的国家也应当防止不利条件传递到下一代。它能够意识到，它的角色不仅仅是简单扫除通往机遇的障碍，还包括赋予人们抓住机遇的能力。关键在于，它必须避免把重大领域（如教育和医疗）的再分配和社会支出视为运营成本，而是看作对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人——的投资。

实际上，这将意味着部署连贯的跨越个体生命周期的干预措施，提供高质量的早年教育，成年生涯的全面培训，帮助人们在工作岗位间进行切换的收入和技能，甚至是全民基本收入。但它不止于此，因为，当所有方面都被提及并实施，对生命而言除了金钱还有更多其他的意义。国家角色的关键应当是支持人们为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提供帮助。

01

包容性先锋队

如Roberto Unger所说，如果经济和社会的目标是人们过上更充实的生活，我们需要弹性、创新和在与新古典自由主义教条背道而驰的包容性潮流中进行试验的能力。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沿着三条收敛的路径重塑市场经济，其中第一条路径是从大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衰落中崛起的新兴生产方式，产品和服务的去标准化将生产活动转化为持久不断的创新。然而，这通常局限于每国经济中孤立的先锋队，而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却被排除在外。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聚焦在中小企业上的增长战略和工业政策。这将引起制度框架中的变革。

第二条路径涉及到劳动者的地位。当前劳动者组织、代表和保护的形式，根植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蒸蒸日上的大批量生产，倾向于大型企业集团内大规模生产单位中运用大量劳动力。这一体系正在让位于另一种体制，后者在组织形式上与大批量生产之前的体制有诸多相似之处。劳动力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合同关系的去中心化网络中进行组织。

第三条路径是通过税收和调控手段去鼓励有助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产出的金融活动，减少有悖于这些目标的金融活动，来重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与此同时，国家应当尝试既鼓励私人风险投资，又创造类似于私人风险资本的国家干预方式，以此来引导金融部门为实体经济服务。

总而言之，规制市场或者试图通过回溯性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来解决市场产生的不平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转变市场经济的制度层面并使其民主化，而不仅仅是弥补它的不平等问题。

这意味着能重构社会的民主政治的一种风格，它使得我们对社会结构不仅仅是“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政治不应需要将危机和混乱作为变化的条件。并且，政治应该是高能的——它必须能够提高政治活动的温度，加快解决僵局的进程。要达到这一目标，取决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变革。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先锋外的先锋主义”将建立起日常生活中更为高级的主动性和创新形式。国家也应当帮助公民社会投入到提供公共服务中去。分权可以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更多的权力以一种不妨碍高能量政治反而容许激进创新和试验的方式得以下移。

这一项目的整体目标是提供公共产品，让人们“更强大”。于是问题在于：我们准备如何行动？当下公共服务的供给可以描述为大批量生产的行政层面的对应物：出自国家官僚机构的标准化低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即“行政福特主义”。（低质量的意思是，服务质量相对于那些有钱人从市场上购买的可类比的服务质量较低）。行政福特主义的唯一替代方式似乎是有利于营利性公司的公共服务私有化。

但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一方面，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普遍的最基本额度的公共服务；同时，在一定天花板的限制下开发那些最为复杂、成本最高、最为先进、特定社会群体难以获取的服务。在底线和天花板之间的广阔空间，国家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其中并不是为了获利，而是在不危及普遍最基本额度的情况下试验性和竞争性地提供公共服务。国家应该帮助组织公民社会，使其能够通过金融、设备、培训和监控来如此运行。

这种路径不仅仅是提升服务质量的最佳方式，它还代表了对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独立自组织的强有力刺激。公民社会机构权力的增强，不是简单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是对人的更高层次投资的丰富而非摈弃。

一个以创新和建设的经验主动性为治理原则的社会，需要一种以获取分析能力、语言和数值分析与综合能力为中心的教育形式。相较于个人主义与权威主义的结合，这种教育也应当更偏好教与学的合作。它的方式应该是极其辩证的；同样的科目应该从不同的视角至少教授两次。

家人对孩子说“成为我。”而国家对孩子说“服务我”。但是民主社会中的学校应当是来自未来的声音。它要将每个孩子视为牙牙学语的先知，通过严格却不狭隘的教育形式来为他们提供参与和变革社会的装备。

我们常常被诱惑而浪费最高的“好”(supreme good)，即当下的生活。主导的观念和传统总是把所谓的“好”定位于未来，不论是神圣救赎的未来，还是更美好社会的历史性未来。但是我们并不拥有未来；我们只有当下。给予人们更多机会更好地度过有生之年，不至于浑浑噩噩梦游般地过完一生。他们将有机会觉醒，在更广阔的人生选择中支配自己的时间。这是国家能够为公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有点类似于家长和子女的关系。家长说：“我无条件地爱你，作为这种无条件的爱的结果，你在世界上有一个安全的位置。现在你可以出去，然后掀起一阵风暴吧。”这是我们应该是所有人从社会中得到的期待——不仅是英雄、天才和圣贤的精英们，而是普通的人们。

02

为全球胜任力而教

Veronica Boix Mansilla重申了Unger的呼吁，她说“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学生追求在当下改变世界，而不是“当我长大以后”。他们能够看到并且创造当下行动的机会，不论是在社区还是在国际舞台，独自一人或是与他人共事。要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获得成功，学生需要包括但不限于阅读、数学和科学等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应该懂得更多，对区域和全球议题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能够调和不同的视角，运用异国语言进跨文化交流，并且为全人类共同的福祉而行动。

   全球胜任力是一种能力和倾向，去理解和践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念。特别地，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学生能够探查自身环境之外的世界，理解重大问题，开展设计优良、与年龄相符的研究；识别他们自身和其他人的不同视角，并且以深思和尊敬的态度清晰表达和解释这些视角；面向不同的受众有效交流观点，在地理、语言、意识形态和文化隔阂中架起沟通的桥梁；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将自身视为世界的参与者，有所反思地采取行动。

03

关怀性经济

在提倡“关怀性经济”时，Dennis Snower也强调了教育在塑造态度和行为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有大量并且快速增加的证据表明，我们在大脑和身体中自动反映他人的思想和情感状态，因此我们能够有效联结。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思维具有可塑性，不仅在年轻时期，在人生的后续阶段也是如此；不仅在语言、记忆或机械运动等基础领域，在同情、关怀、情感调节、注意力以及对待他人的认知视角等更高层次的认知和社会功能上亦复如是。

不过，Snower认为经济学家给公共政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将经济学定义为，用Lionel Robbins的说法，“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把人类行为视为目的和稀缺工具之间的关系，这些工具还有其他用途”。这种把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稀缺资源满足无限欲望的经济学概念首先暗示了人们在做出理性选择时他们的需求是外生给定的，其次，人们的欲望是没有节制的。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观察表明，这种经济学概念——依靠外生给定条件和无限欲望——既是错误的，又是有害的。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我们的需求明显不是由外生条件决定。相反，它们受到来自经济活动——工作，消费，储蓄，投资——的深远影响。当我们在个人主义、贪婪、物质、竞争和自私的社会环境中选择开展经济活动，我们激发了自身的胃口和竞争性动机。但是当我们在一个更为合作、支持、善意和同情的环境中做出决定，则会激发关怀性动机。不同的动机与不同的欲望有关。我们拥有比经济学家试图使我们相信的更多选择。更何况，这些欲望并非无穷无尽，毕竟我们只能消耗这么多食物，只能穿这么多衣服。

我们对于地位的欲望有可能无穷尽的。试图超过他人的挣扎和努力没有尽头。对于每一位获胜者，当对地位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存在失败者。但是我们对于地位上的欲望也有选择的空间。通过选择社会环境，我们可以陷入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也可以生活在相互支持和关怀的社区中。这不会自然而然或者不可避免地发生。通过减少我们定义繁荣时赋予的地位色彩，更多地关注人类合作层面，我们能够将生活引导向更为平衡和健康的状态。

新经济思想（INET）研究所的关怀性经济研究项目建立在Kiel世界经济研究所和MaxPlanck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的社会神经科学系两者合作的基础上，致力于通过融合社会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关注人类的相互依存和同情关怀能力，来解决这些挑战。

该项目建立在动机导向的决策计算模型基础上，较为彻底地融合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知识，包括社会和动机心理学，社会和认知神经科学，神经以及微观经济学。这种合作和决策的路径围绕一个论断展开，该论断认为人类受多样化、离散型动机系统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决策模式。研究提出了7种融合了生物学和心理学视角的动机系统：消费-/资源-寻找；关怀；从属；权力-地位；成就；风险规避；和风险路径。这些动机系统中的每一个都与特定的行为倾向相一致，它们各自对应自利，亲社会，顺从，竞争，防御或攻击。该模型形成了对应的效用函数，让不同动机系统与不同目的（经济的或非经济的）相连接成为可能。反过来，这又使我们能够在特定博弈理论范式（如共赢博弈）语境下对心理学行为实验进行清晰的量化预测。更进一步，不同动机系统的活跃程度部分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环境，部分取决于个体对环境的评估。

研究的洞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抱负如何产生偏离。它表明，一味关注欲望的扩张和满足的社会将使社会繁荣遭受损害。正是繁荣的理念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联系起来。关怀性经济学的政策启示是深远的。它寻求创造动机和制度，来驱使我们追求利他主义、同情和善意的动机，以及将道德责任感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命体。有很多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从学龄儿童的同情心培养到情感素养课程，从冲突解决工作坊到调解委员会，从跨文化教育项目到离校人员强制公民义务，等等。

  在鼓励亲社会动机中，关怀性经济学的研究为创造深度繁荣提供了新的场域，这种繁荣包括社会融合，以及对社会不公和环境破坏的抵制。它指明了一种超越物质关切的福祉。它建立在社会关联的强度和广度上，帮助我们创造出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04

克服筒仓效应

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改变我们设计和执行政策的方式，尤其注意避免既得利益变得根深蒂固。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克服传统的“筒仓式”政策制定路径。这要求新的“政府全体”的推动，不同政府部门、机构和分支共同努力提供整合性解决方案，作为连贯性、系统性路径的一部分。GillianTett从一个基本问题出发：为什么现代制度中工作的人们有时会以看上去愚蠢的方式集体行动？为什么正常情况下聪明的人们不能注意到事后看来及其明显的挑战和机遇？为什么，用心理学家DanielKahneman的话来说，我们有时对自身的盲目视而不见？

对Tett来说，这个问题对于理解2007-2008年金融危机为何发生非常重要。有许多可能的解释。2008年以前，银行家们在抵押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上冒了疯狂的风险，创造了巨大的泡沫。市场调节者没有发觉危险，因为他们误解了现代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中央银行管理者和其他政策制定者给金融家提供了错误的经济动机。而消费者则颇为危险地毫无忧患意识，积累巨额信用债务和按揭贷款而不顾及自身能否偿还。评级机构误判了风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诸多解释。

但是，灾难还有另一个解释：从人们如何自我组织、互动和想象世界角度讲，现代金融系统是令人惊讶地碎片化的。理论上，权威专家倾向于认为全球化和互联网正在创造一个无缝、互联的世界，市场、经济体和人群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融合正在发生。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展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大型银行不同分支的金融交易人员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甚至同一机构内部（被认为是融合的）也是如此。

大型市场调节机构和中央银行不仅在官僚组织架构上，在世界观上也是碎片化的，这一事实让政府官员感到手足无措。政治家的情形不会比这更好。信用评级机构或部分媒体也是同样的情况。的确，在金融危机的所有角落，视野狭窄和画地为牢导致了这场灾难。人们囿于自己狭窄的专业化部门、社会群体、组织或者知识派系之中。或者可以说，在他们的筒仓内。

这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当2008年金融危机逐渐从视野中淡出，很明显这种“筒仓效应”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相反，它出现在现代生活几乎每一个角落。这种筒仓症状发生在英国石油、微软和（之后的）通用汽车等大型企业中。它还困扰者白宫和华盛顿当局，更不必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大型多边机构——当然，还包括OECD。

大学常常受到派性的影响，许多媒体也是如此。现代的悖论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某种方式紧密互联的世界；但在其他方面又是碎片化的。冲击变得更加有传染性。但是我们继续以筒仓模式行动和思考。

   所以，为什么会产生筒仓效应？能否采取措施，在它俘获我们之前，我们能够控制它？如果大金融危机展示了一点，那就是金融和经济学不仅仅与数字有关。文化也很重要。人们组织制度、界定社会网络和划分世界的方式，对政府、商业和经济体如何运行（或者有时无法运行，如2008年）具有关键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些文化层面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人类学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人类学家能够表达的，不仅仅与遥遥相隔的非西方文化有关，也对西方文化有所关照。如果我们试图理解筒仓效应，人类学视角也是有帮助的。毕竟，筒仓效应是文化现象，它从我们用于划分和组织世界的系统中产生。以人类学家和记者的角度讲述筒仓效应的故事，可以阐明问题。这些故事甚至能够为如何应对筒仓效应提供答案，不仅为银行家，也为政府官僚、商业领袖、政治家、慈善家、学者、记者——也许还包括OECD官员。

05

赋力国家

OECD前主任Ron Gass继续阐发了GillianTett的观点，认为深刻洞察往往是跨越政策silos进行横向思考的产物。的确，尽管人工智能有各种夸张宣传，神经科学都在说明人类大脑的复杂性和可塑性，有能力将想象力和智力进行结合，来寻找解决危机和困局的新路径。OECD在这方面有漫长的历史。

Cornelius Castoriadis是经济部门的分支负责人，在私人领域则是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持续引发关注，因为他处理的是民主的核心问题——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Castoriadis而言，霸权主义是真正的诅咒——独裁政治和宗教（他律）施加在个体（自主）上的社会规范。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有能力创造他们会遵从的社会规范，直到这种社会规范由民主程序来修改。

Castoriadis的“社会想象”概念与前OECD办公室主任JohnLlewellyn提出的“社会智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认为存在广泛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甚至聪明的机器也会觉得有挑战性”：操纵和感知（艺术和技艺，例如音乐、舞蹈和戏剧）；创造性智能（哲学、科学和文化）；以及社会智能（政治、社会和组织结构，它们在技术和社会之间起到过滤器的作用）。总而言之，这是技术霸权遭遇的人文瓶颈。

基于数十年OECD对流行技术经济范式的复杂轨迹的研究，在ChristopherFreeman和领导和Kondratiev长经济波理论的启发下，Llewellyn指出存在于技术和市场之间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障碍，它们最终会对社会施加广泛的影响。这种“科学-技术-经济-社会”过程的循序观点催生了OECD创新战略，但是它有望被这一事实所转变，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下，这些序列性阶段被基于知识的资本轻易跨越国境以利用欠发达国家低廉劳动力优势的速度所压缩。

由此引出一个基本议题：西方是否正在进入衰退阶段（正如Toynbee对文明兴衰的分析那样），或者，是否能找到对挑战的回应。有趣的是，积极回应的迹象并非更多来自民族国家，而是世界范围内的人民。仿佛是受教育人群的“社会智能”（Llewellyn）或者“社会集体想象物”（Castoriadis），民主群体正在积极寻求失业、不平等和气候等问题的解决方案。要注意到，公民社会所表现出的主动性，是伴随紧密互联的全球化社会而来。社会和政治观念，不仅仅是技术经济观念，如今通过网络和社会媒体跨越国境边界。

这就是赋力国家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种民族国家概念受到追捧：“自由放任”，它假设市场会导向美好社会；苏联式计划经济，它使经济目标从属于政治和社会目标。柏林墙的倒塌对后者已盖棺论定。2008年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进步的危机，显示了前者的局限性。赋力国家并非“第三条道路”。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不同的路径。首先，它寻求建立在福利国家基础上，但是走得更远，能够激发受困个体和社区的复原力，从而帮助他们创建自己的项目（为了更好的未来）。其次，它追求通过发展出一套战略性框架来推动系统性变革，这套框架可作为不同经济和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指南针，并使他们能够各得其所地行动。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以成为这一解决方案的基石，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纳入了对未来的共享理念。重要的是，这一倡议是否会演变为涉及民族国家、区域与地方当局、市民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全球运动。如果真是这样，将形成对抗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倒退潮流的堡垒。假设包容性增长成为现实，民族国家需要促进草根力量的发展，并与之合作应对不平等和环境灾难等问题，而这样的行动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城镇和区域方兴未艾。这就是赋力国家的角色。

为了发展这一职能，政策制定者应当意识到“技术-经济-社会”的线性进步模型已经不再适用。技术业已创造经济富足，正如凯恩斯所预见的那样，但是经济增长却没有为他的后代带来美好生活。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间更为复杂和开放的相互作用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必须解除更广阔的科学和技术体系。这并不是要否定宏观经济学指导政策制定的主导地位，但是确实呼吁一种更为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政策分析路径。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本身是否面临变化，甚至说是威胁。一种与赋力国家进行互动的社会资本主义形式也许是最可能的趋势。其核心在于工作的未来和工作生活的质量。数字化和超人类主义的影响，将会被法律、规制和集体议价所调节，并取决于组织和管理的创新。当前在“优步化”问题上的谈判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认为建立在全民基本收入基础上的闲暇生活会导向美好生活，无疑是一种幻觉。另一方面，正如2006年获诺贝尔奖提名的Edmund S. Phelps所声称那样，美好生活应当建立在工作满意度上，这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工人参与，而非运用压力来进行管理。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正面临的基本挑战。因为，用历史学家Arnold J. Toynbee的话来说，“最高的成就是模糊工作和娱乐之间的界线”。

06

结论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直面财富集中、国际税收和竞争、税基流动、劳工权利和规制标准等问题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我们要确保全球化建立在受到尊重的国际规则基础上。我们需要创造全面而包容的贸易协议，其中包容性尤为关键。我们必须让全球化公司遵守商业行为的更高标准。OECD在税收、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和反腐败等领域的工作将成为确保全球规则能够更好运作的关键。

为了重建人们对政府职能的信心和信任，赋力国家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关注收入最低的40%的人群，他们面临着陷入贫困陷阱和机会缺失的危险。我们需要运用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帮助这些群体接触到高质量的教育、医疗，以及享受创新、金融和创业带来的果实。

当然，给人们创造条件去最大程度利用机会，有赖于繁荣的商业部门。国家应当在新兴和创新部门、基础研发领域引入投资发挥作用，后者能够对其他无数领域产生正外部性。我们也需要支持通过经济运转来扩散创新的政策，确保现有公司和挑战者在公平的舞台上竞争，让小型企业有机会获得融资、技术和高质量的技能。

采取这样的方式，需要我们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式上做出改变，尤其要注意避免既得利益变得根深蒂固。其中的一个方面是确保政策修订充分考虑到区域和地方的情境。区域和城市能够通过调节经济政策以适应本地区特征，以及推动那些减少和消除通往机遇道路上的障碍的地方政策，来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迫切需要克服筒仓式的传统政策制定方式。这要求新的“政府全体”的推动，不同政府部门、机构和分支共同努力推出明智而协调的解决方案，作为连贯性、系统性路径的一部分。

   我们面临的挑战很清楚。要使我们的努力获得成功，需要一种新的路径，其中政党以及来自公民社会和商业部门的领袖共同意识到社会的长久繁荣有赖于个体的成功。国家可为此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