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如何加入了奥本海默的普林斯顿研究院
本篇转载自：
1945年8月28日，这是杨振宁终身难忘的一天。已取得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的杨振宁离开祖国赴美深造。1946年1月，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正式注册，攻读该校的博士研究生。
左起分别是杨振宁、黄昆和吴大猷。杨振宁和黄昆是西南联合大学时的同学。吴大猷是杨振宁的本科老师，是黄昆的研究生导师。
但是杨振宁想跟随费米做实验的计划落空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芝加哥大学核研究所还没有破土动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费米只能在阿贡实验室（Argonne Laborator）做实验，而阿贡实验室是对外国人保密的国家实验室，杨振宁初来乍到美国，根本不准许进这个实验室工作。
费米也没有办法，于是建议杨振宁跟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教授做理论方面的研究。
特勒后来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在杨振宁请他做自己博士论文的导师的时候，他在美国已经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科学家了。
此后，杨振宁就开始在特勒的指导下做研究。
杨振宁报考清华大学第六届留美公费生的准考证（1943年）。
1946年的秋天，杨振宁想通过物理实验来完成博士论文，费米就把他推荐给阿里森（S. Allison，1900—1965）。阿里森是费米的老搭档，他主持一个实验室。
杨振宁到阿里森实验室后的20个月中，逐渐发觉自己似乎在实验方面缺乏一种敏感性之类的东西，也许就是缺乏一种所谓“灵气”吧。杨振宁后来说：
我初到美国，本来想写有关实验物理的论文，倒不是我擅长或特别爱好实验，正因为我自己没有接触到实验物理，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实验物理又是物理的精神所在。后来到了实验室之后，发现这并不是我的特长。在实验室里，看到了一些同学，理论物理念得不太好，但是实验本领特别大。当时我产生了一些自卑感！有一位叫阿诺德（W. Arnold）的同学，他对实验室内发生的问题有一种直觉，而且知道自己用什么办法去解决。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实验室内常常会漏气，需要找到漏气点在什么地方，由他去找，往往两分钟就能找到，而我往往要花上两个钟头还不得要领。他找到了之后，我问他为什么能找到漏气的地方，他也解释不出来。第二天仪器又漏气，我到了昨天漏气的地方，可惜，位置又不同了，而他却又能很快找到了。通过这些，我的印象是有一些人对实验有直觉的了解，而我是没有的。
由于杨振宁不擅长实验，在实验里显得笨手笨脚，阿里森特别喜欢说一笑话：“哪儿有了杨，哪儿就会噼啪响！”（Where there is a pang, there is Yang）。
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费米，193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在阿里森实验室工作的日子，对杨振宁今后的科学研究工作仍然是十分有价值的，他曾经说过：
在阿里森的实验室的18至20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这些经历，我知道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我的动手能力是不行的。
这最后一句话对杨振宁确实是“有重要作用的”，因为这最终导致杨振宁改变了他的博士论文方向。他原来计划写一篇有关物理实验的博士论文，但后来他察觉到自己的实验能力很差劲，往这个方向使劲的话，效果堪忧，因此不免有一些苦恼。
特勒教授。
正好这时特勒察觉到了杨振宁的苦恼和不安，从几年的接触中，他知道杨振宁的理论物理功底很不一般，因此十分直率地建议说：“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一篇理论论文，因此我建议你就把它充实一下，作为博士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杨振宁听了特勒十分直率的建议之后，也知道特勒的建议十分中肯，但心中仍然感到很失望。从接到留美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起，他就希望自己在美国实现做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愿望；虽然在阿里森实验室一年多来已经意识到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差，但性格坚强的他，还不愿轻言放弃。所以，特勒的建议对杨振宁来说，虽说是意料之中的，但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对特勒说，请容许他考虑几天再做决定。
在接下来两天的思考中，他终于明白自己必须面对现实，应该扬长避短。这正是：“量力而言则不竭，量智而谋则不困。”
杨振宁接受了特勒的建议之后，就开始专心致志地写《论核反应分布与测量问题》这篇文章，作为他的博士论文。1948年6月，杨振宁终于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1949年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应邀到芝加哥大学作学术演讲，演讲的内容正好是杨振宁以前思考过的，因此他对奥本海默的研究很有兴趣，不禁动了心，想到普林斯顿去工作一段时间。于是，他请费米和特勒为他写一封推荐信给奥本海默。很快，杨振宁就收到了邀请函。1949年秋天，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摘选自：
物理学之美：插图珍藏版
杨建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