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夏多明回应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全球和地方的历史反思

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

全球和地方的历史反思

译者序 

本文是全球史研究专家夏多明教授（Prof. Dominic Sachsenmaier）回应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文章，发表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2020年第3期。作为对汪文的补充和评论，本文由全球概念史角度出发，论述从欧洲发源的关键概念（如“社会”“阶级”等）有何必要在“短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立国过程中获得地方性意义。这些新概念引发空间和时间革命服务于国家建构和革命动员。与此同时，语词携带的欧洲革命和立国经验，难免在“制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始终充当单一参照系，直至今日塑造着大陆史学教育与史学研究现状：相对忽略在西欧、俄罗斯、北美和日本之外“南方世界”诸社群的历史。本文对“世纪”及“国家”概念的欧洲史学起源的分析，探明20世纪中国的线性时间观和未来主义趋向在欧洲具体时空的起源，有助于澄清百余年来中文语境里作为隐喻或“不能忘记的他者”（The Unforgettable Other）的欧洲现代。回顾20世纪欧洲和北美的中国观，参照苏联及北美如何回应、参与20世纪全球变化并以太平洋为中心舞台塑造新的世界局势，夏老师指出西方观念和历史叙述仍居主流的现实。

文章最后考察“国家地位”（Nationhood）观念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核心目标的特殊意义。在从帝制中国到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连续性”叙事中，民族独立运动的全球语境被淡化。重提二战前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关于民族国家的争论，可知民族国家及其政治预设并不是没有经过质疑的。或许可以认为：如今影响着全球未来的“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在接受和消化”全球“的影响，建构自己的“国家”叙事。

· 摘要 ·

汪晖在《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一文中讨论的问题和主题，是本文参与对话的对象。融合全球和地方两个视角，针对中国短20世纪早期诸多概念的变动展开历史反思。接着采取类似的融合视角，考察该时代发生的空间与时间革命的几个方面。通过讨论短20世纪内中国国家地位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尝试把短20世纪的经验与其他历史领域的新趋势及全球整体变动联系起来。

关键词：中国，国家，革命，全球化，20世纪

作者：

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全球史视角下的现代中国”讲席教授。研究兴趣是中国从过去到现在的跨国和全球连接。著作涵盖“中国的社会概念”“欧洲史的全球语境”及“多重现代性”等领域。

译者：

朱宇昂，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硕士在读。研究兴趣是晚明到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及20世纪欧洲史学史，涉猎中国古典诗学、当代儒家哲学与新教神学。

审校/排版：

温世豪，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在读。研究兴趣主要是分析美学、知觉哲学、情绪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精神病哲学、元伦理学和价值理论。

谢奥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中国研究硕士在读。研究兴趣主要包括中国书画艺术史，日本江户艺术史，东亚文化交流，中日佛教以及相关领域。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77/0097700420905771

引用格式：

Sachsenmaier, D. (2020).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s an Object of Thought: Global and Local Historical Reflections. Modern China, 46(3), 227–249.

#1

更广阔的理论和实践语境

The Wider Contex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汪文分两部分邀请我们与20世纪展开一场兼具批判性和开放性的对话。于他而言，如果把20世纪推给历史了事，或者仅用21世纪的概念、已成定势的假设及其全部经验去评估它是不够的。汪晖鼓励我们平视这一世纪，与它的多重挣扎、期待以及转变中的成功观念相互照面，而不是站在后人的安全距离之外，把它当成一个过去的世代去评判。他强调说，位于该世纪经验最核心位置的乃是一种尚未被意识到、也无法被提前预知的未来政治图景（Wang, 2020: 2.143-44）。若是单纯把20世纪的挣扎当作已经由时间进程解决的问题，就无法领会这些挣扎的核心。他认为，必须对当时政治运动内在的开放性、必然的非限制性保持醒觉。

汪晖（1959年10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弗赖堡大学博士，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全球史视角下的现代中国”讲席教授。

汪晖把20世纪看作革命的世纪，因而也是高度政治化的世纪。汪文关注从1900年代初第一波革命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尾声这段时期，称它为中国的“短20世纪”（China’s “Short Twentieth Century”）。他从革命与国际、国内权力体系最薄弱环节的紧密联系出发，采取多重视角观察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局势变化。例如，他邀请读者进入大陆对抗海洋资本主义的语境考察中国革命和中日战争（Wang, 2020: 2.132）。他主张把中国的一系列革命看成是许多历史性转变的一个关键部分。比起19世纪，这些转变给予东亚尤其是整个太平洋地区更具分量的全球性意义。最后，他认为应该把中国革命理解成多重时间观在一个纠葛的世界中爆发的冲突；其中，不同的时间观转化为共时性。20世纪的全球体系中，本土产生的历史时间线难以为继（Wang, 2020: 2.116-18）。

汪晖想说明，强调20世纪的政治特征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以革命为核心的世纪同时是一个高度理论化的时代（Wang, 2020: 1.37-38）。他不是说抽象而精妙的哲学体系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他是强调这一时代的特征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非同寻常的紧密互动。汪文整个讨论了理论与实践交织混融并产生新的现实之时，众概念是怎样发挥主导作用的。经过复杂的传播（日语常常充当交流媒介），“市民”“民族”“无产阶级”这些词首次汇入汉语，从1900年代初开始尤其如此。许多时候，已经存在的语词被重新定义而获得新含义——比如“社会”由严复等人经过语词实验之后，普遍用来表示现代的、因而是以大众为基础的“society”（Sachsenmaier, 2014）。“社会”一词原指宗教仪式，但晚清时期已经开始传达“组织”或者其他更宽泛意义上的半组织网络的含义。新含义让“社会”一词获得一种有意识的未来导向——融入一个在新思想和新行动中浮现的新中国的未来图景。

许多在20世纪中国产生影响的概念都源于西方，对于整个世纪不同阶段里使用这些概念的大多数历史行动者而言，这一点十分清楚。但如果把这些概念引入汉语语言土壤看作是欧洲化或西方化的一个过程，那就错了。汪文不止一处说到，贸然复制欧洲的社会条件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没有能用马克思“工人阶级”界定的劳工大众，也没有完全明显的社会结构能轻易适用于“阶级”这个概念（Wang, 2020: 2.135-36）。因此，要运用“阶级”“无产阶级”这类概念，就需要想方设法让西方概念适应地方语境，这可远不止创造性调试那么简单。这类概念在中国短20世纪的革命运动中位于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在中国人的生命里，这些概念的含义超出了语词本身所能表达的东西，打算同时创造和克服一种现实。换言之，汉语里已经确立的概念不能铺成一条通往无阶级社会的路；而那些足够成熟的概念，尽管拥有清晰界定的意义范畴可以涵纳长历史时段，也不能做到。

中国革命者并没有往中国现实上套用欧洲社会主义的概念工具和革命原则；所以，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概念需要在中国语境里获得一个基本不同的含义。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中关键原则的西方起源在中国革命的大部分阶段内并没有被弱化或隐藏。原则上讲，毛主义如果要严格聚焦于社会主义观念的普遍性，把这些观念说成是全球流通的，是用来对抗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的工具，也未尝不可（Knight, 1990）。但因为中国没有拒绝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质，而且中国时常把自己放在国际革命的核心位置，连接中国与欧洲革命思想及革命历史本身的那条脐带，从来没有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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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明这一点的例子是中国短20世纪期间的历史教育背后隐含的心灵图景：透过它们能够洞察中国革命内部的时间和空间文化。单单关注政治生活和政治修辞就不能获得这种洞见。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历史教育和一个更大的政治主题产生了内在关联。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越来越广范围的人口内部传播新形式的时间性和空间意识，以此稳定和强化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和革命运动。与此同时，把历史教育重塑为专业化教学与研究领域，不太可能仅仅出于政治愿望的延伸，因为对于政治来说学术和教育生活太专门了，中国的往昔也过于复杂、庞大。

放眼国际，是国族建构的一个内在面向。因此，把中国的过去重新塑造成一个民族的过去，就不能忽略世界其他民族，至少不能不了解对于世界整体而言重要的那些民族。尽管晚清民国时期大刀阔斧的教科书改革已经基本确立起二元教育制度，同时提供民族化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育（Hon and Culp, 2007），中国的世界历史教育还是没能均等涵盖整个地球——而是聚焦在工业化世界的历史，即西欧、北美与日本（Wang, 2018; Dirlik, 1978）。此后，关注的重心还是没能彻底扭转——虽有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加入课程大纲，但包括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在内的整个世界内部多个区域的历史经验，仍鲜有问津者（Xu, 2007; Wang, 2003）。中国数量可观的世界史研究机构里有数百个教授席位，却几乎无人专研西方和日本之外的社群（Sachsenmaier, 2011）。

部分由于苏联影响，中国的过去非得给压进一些历史概念中去。这些概念虽然在中国获得了新生，却明显是从欧洲历史经验中来的。毛时代出于越来越广泛的革命目的，曾强力动员修史，中国的史家花费大量学术精力（有些人是不情愿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为中国历史创造一种新的理解方式。从中国历史找出一些跟欧洲经验提炼出的历史范畴对等的概念，比如封建主义（Feudalism）、早期资产阶级革命（Early Bourgeois Revolutions），其实十分困难，还生发了许多学术争论（Weigelin-Schwiedrzik, 2014）。若要透过以欧洲历史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镜片观看中国往昔，简单地从欧洲向中国投影是不行的：一开始就很清楚，像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概念，须要批判性地重新考察一番，方能应用在中国的过去。

尽管如此，如果要发展出一种新的史学以便在全社会培养新的历史意识，还须有人认真尝试促成一种基于可替代的观念以及参考空间的史学思维以供人选择。换言之，中国革命的代理人对抗压迫式的线性逻辑之时几乎没有尝试过开辟别样的概念世界。没有出现万隆运动（Bandung Movement）那样具有史学意义的运动，中国没有像这样严肃地争取过；即便它本可以试着促成一个横跨大部分南方世界的学术新天地（A New Academic Ecumene），创造许多不再把昔日欧洲当成蓝本的新的历史憧憬。也不见有人坚持在中国的史家及其（生活在其他同样居于弱势地位的国家的）同事之间锻造学术纽带。中国的史学也没有真正尽力去动员群众，意味着在概念上并没有对中国历史产生更多本土理解——类似于把农民当成革命语境中新的政治角色这种理解。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

所以，中国革命未能考察欧洲历史霸权内部的多个方面。部分由于政治干涉，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学背后的心灵图景，把中国放在这一边，苏联等工业化国家在另一边。这就反映了一种革命关切：将中国自身与帝国主义世界判然对立。这不是说中国知识界（包括历史学）不关心世界其他地区。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就已经把视野放得比发达工业国日本和西方诸国更宽广了，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兴致勃勃跟进世界发展，从墨西哥到菲律宾，从殖民地非洲到南亚（Karl, 2002）。

尽管如此，在鲜活的学术现实中，中国学术界依旧远离世界其他部分，20世纪大部分时候的教育体系也是这样。由此，学术连续性、学术影响和关注点的景况便十分奇怪。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例。这两个国家可以回看双方重要而丰富的交流史——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佛教由印度到中国的传播。尽管有这种共通性及历史纽带，两国之间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却关联极少（Phalkey and Lam, 2016）。多年以来，中国的学术史学几乎没有包括佛教研究之外的现代印度，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印度的历史部门和整个历史教育体系，其中，中国被当成一个遥远的国度（Jiang and Yan, 2018）。在20世纪的不同阶段，与西方世界的学术联系对于学术史学的意义在两个国家都非常重大，而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历史部门却少有往来。

中国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把日本、苏联、俄罗斯当作历史先驱包括进来，除此之外，这种教育传达出的心理定势与其他许多殖民地、后殖民地社群并无本质区别。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南亚国家中学和大学的历史研究与教学同时关注当地社会和“发达”国家，因此就忽视了研究南方世界诸国。这一模式的缺陷得到了欧洲学术体系的补充，该体系大体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对中国或者波斯等社群的关注越来越少——尽管这两个区域曾吸引启蒙运动早期和顶峰时期一批最出色的学者（Osterhammel, 2018）。这套显然是等级制跟西方中心的教育体系常常招来质疑和批评（Majumdar, 2010; Mingnolo, 2000），但这套体系的全球-地方史还没有人写出来；尤其是这种国际知识社会学和学科文化，尽管它事实上塑造了全球史学图景乃至当前整个人文社科图景，却缺少应有的关注 [1]。

[1] 我不是说没人写出全球学术史或全球专门史。实际上一些相关领域的优秀著作已经出现了（比如Aldelman, 2019; Woolf, 2011），但它们关注的是作为全球现象的学术史学诸方面，而不是特别关注中国。

回到本节的主题。联结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众多学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学术体系这件事，从来不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在大后方，欧洲的历史分期和时间线仍得到广泛接受，不管适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世纪”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重要例子。汪文第一部分指出，要把20世纪理解成中国的第一个世纪，部分原因是“世纪”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单元，晚清以前还不存在。世纪是个重要范畴，作为世代的标志在中国传播，与其他观念一起更新了时间的量度与感知，参与着更广泛的社会变化。特别是民国初年格里高利日历（Gregorian Calendar）引入中国之后，“世纪”才被人接受（Zhan, 2013）。中国许多历史事件都是更广意义上全球时间标准化（A Wider, Global Standardization of Time）的一部分；多种力量推动着标准化过程，比如铁路和电报时代的来临（Puffert, 2009; Wenzlhuemer, 2013; Osterhammel, 2014: 45-76），应对国际体系压力的需要，以及部分中国精英追赶“发达国家”的欲求。

像世界其他社群一样，时间的标准化给中国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感（Ogle, 2015; Ren and Guan, 2014）。袁世凯称帝时，新历法体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达成了一种奇异的和解：旧式阴历仍用来记录传统节日，格里高利日历则用在其他场合 [2]。但其他的地方时间文化在中国社会逐渐式微，世纪观念迅速在中国政治界、知识界和其他领域得到广泛接受。

把20世纪当成一个宏观的时间单元来广泛接受的显著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毕竟，这一世纪是个成问题的范畴，用来标记历史世代不是很精确。其基本标记逻辑——从推测的耶稣基督诞生之日开始数算年份——用到东亚革命身上，就知识或实践而言或许都不怎么有说服力。其基本假设将历史时间切成每百年一个的片段，不管历史时间线，也不顾过去世代的节律，用来解释20世纪把它当作最重要（甚至主要）的切分人类历史的模式而广泛接受，似乎难以叫人信服 [3]。

有趣的是，“世纪”概念也没有特别地长期存在于欧洲史学。欧洲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编年史已经居于主流，但历史思维或未来的概念化（Thinking Historically or Conceptualizing the Future）在几个世纪内都不是很明显，直到现代早期才慢慢浮现。即使在当时，把世纪当作是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跨度，也仅仅是知识人小圈子内部的事情；到了18世纪晚期，“世纪”才开始引起欧洲大众的重视（Lehmann et al., 1999）。当时，人们首次怀着兴奋与期待迎接新世纪，即19世纪。与此相关，汪文第一部分讨论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精神，意味着首个把一个“世纪”之终结作为一个历史世代之终结去怀念的历史片段 [4]。因此，至少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可以把19世纪看作欧洲的第一个世纪。

新世纪的引入，或者说中国的第一个世纪作为新概念的到来，标示19、20世纪更广泛的概念变迁。许多其他新词跟“世纪”一道，在中国的政治、学术和社会中发挥很大影响。这些词在欧洲并没有漫长的史前史。比如，仅仅在一种比法国大革命更广泛的历史语境中，“国家”（Nation）观念才遍及许多欧洲语言、跨越多个社会阶层，获得像国家原则和人民主权的含义。此外，催生新国家观念的那些政治和学术发展，与其说是仅仅在欧洲语境内发生，不如说是个环大西洋的历史现象——毕竟在老政治主体（像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面临民族独立运动的压力之前，就有许多新的民族国家在北美和南美大陆涌现。

[2] 补充一点，最初的妥协表现在：年份按照格里高利日历计算，却把中华民国建立当成开端。

[3] 在罗马时代，一百年的跨度对历史记忆比较重要，但这一百年还没有被定义成有明确开端的“世纪”。拉丁语的saeculum，即涵括一百年的时期，意谓某些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还在世的时间跨度。关于历史记忆模式的整体思考，详见Assmann（ 2007）。

[4] 随fin de siècle而来的还有期待感，以及对于20世纪的宏大设想。一些欧洲思想家琢磨出了未来世界文明的样子，同时放眼亚洲。参见Osterhammel and Petersson（2000）。

”

对于复杂的全球和地方运动如何促成术语的深远变化的研究，我们历史学家还处在相对幼稚的阶段。全球概念史（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是个新奇而且具有挑战性的领域，需要广博的语言学（以及区域史）知识，辅以多层次的跨国研究框架 [5]。即使能够充分掌握汉语等多种语言内部越来越显著的新概念（Liu, 1995），我们也只是刚刚开始提出针对某一时期语义变化的全球史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理解20世纪具有全球影响的概念究竟是顺着何种渠道在洲际、国际和语际传播的；以及，这些概念如何在全球不同地方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世界中弥漫开来。这些研究非常关键，因为“个人”“社会”以及“平等”“革命”这些概念在当时世界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里扮演着关键角色。

然而，不单是政治相关的概念透过政治与学术运动得到传播。当然，前述概念，连同“西方”“世界”“现代”等概念一起，影响着政治运动和理论思维和关心政治的知识人的思与行。同时，类似概念在其他（在全球联系中的）社会领域，比如艺术、媒体、商界和公民社会，也有深广影响。在城市和乡村，这些概念甚至在中国未受教育的圈子里也扮演重要角色。在20世纪头几十年，由于生活条件变化、政治化乃至（一些城市内部和外围）一定程度的市场化，这些社会领域的观念世界经历了巨变。

从概念史出发研究中国短20世纪及其跨区域的全球历史语境，用意何在？该研究能够期待的教益，远超中国语言的历史：概念研究提供的另一种视角，足以考察中国社会从特权阶层到匹夫匹妇经历的现实变迁及其跨区域纠葛。我们也能够在具体语境中考察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的新联系。汪晖在文章的两部分都熟练处理了这个问题（Wang, 2020: 1.38，以及 2.144）。

一方面是汪文评论过的革命理论及实践前沿；另一方面是其他同样经历显著变迁的社会领域——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视角出发，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将会非常有用。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途何去何从，都在政治场域最终决定。无论是办大学、搭建学术网络，还是开公司、组建商业联系，抑或组织具有国际联系的宗教或艺术运动，都需要诉诸某种理论才好行动——毕竟，他们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和过去不再连贯的现实。在某些方面，这些人的境况和革命者的境况不无相似之处：对两者来说，未来在不确定中隐匿，理论仅能烛照它的一小部分。显而易见，一大半不确定性都来自于如下事实：外来概念、观念、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彼时掀起巨变。

这一历史的基本范式（Basic Parameters）众所周知。然而，详考19世纪内20世纪初关键概念跨越多种语言的复杂运动，仍然可以打开多重视角，认识当时西方霸权的性质。只看革命史就不能充分回答为何中国革命更乐意给欧洲历史概念填充新的、地方的意义，而不是把它自身的概念体系加进更宽意义上的政治图像中去。若要恰切描绘此种行动模式发生的语境，更系统地考察革命圈层乃至政治畛域之外的中国社会将不无裨益。在20世纪头几十年，记者、消费者、教师、商贩、工人，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开始使用革命运动的基本概念。但“民族”“阶级”或“革命”的确切含义在不同社群之间还有所分异。大多数群体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相信变革的必要；不能仅仅把此种变革想象成从中国过去到未来的线性历史模式（Wang, 2008），而是说，未来的憧憬变得或多或少在语义上与空间概念——主要是“欧洲”和“西方”——相联系。像“革命”这样的概念至少也暗示了把欧洲当成带有消极或积极意味的参照空间（Reference Space）。

[5] 要想真正缜密地研究关键概念在地方和相互重叠的历史语境中的全球传播，就必须采取新的合作形式展开试验。然而，人文学科的分科文化仍看重个人写作，团队协作仍非常困难。该话题的更多讨论见Pernau and Sachsenmaier, 2016。类似研究的团队成果有Schultz-Forberg，2014。

欧洲自身情况如何？不能把欧洲学术和政治生活当成是20世纪早期全球变迁“不动的推动者”（The Unmoved Mover）。欧洲也在回应全球变化，而且这些回应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欧洲社会。汪晖讨论了辛亥革命及其后续事件对于当时欧洲革命的影响——包括对列宁自身的影响（Wang, 2020: 1.44-46）。例如，汪晖指出，中国发生的事件对于布尔什维克运动及新生的苏联具有构成性影响。苏联领导人包括列宁，十分严肃地看待东亚舞台的世界政治观点，调整自身的全球观点和意识形态框架。这要归因于日俄战争与辛亥革命等事件的影响。

与之同时进行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决策者和美国公众整体都开始大量关注美国西海岸以外的世界（Wang, 2020: 1.24）。19世纪晚期以来，美国人的心态根本扭转，渴望确立自身的全球地位，即使旧英格兰议员精英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跨区域野心，属于背叛美国革命的基本理想与价值。这些人是少数派，服从于美国议会的多数和普遍公共意见；后者越来越支持美国介入东亚。此种野心在1898年吞并夏威夷和1899年到1902年的美菲战争（Philippine-American War）中达到第一个高潮。一个例子是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院长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声称，控制海洋是权力和国家繁荣的主要因素，“迫切需要占领海洋，以实现正当的安全控制”（Tuchman, 1962: 145）。美国1917年参战，成为新的欧洲乃至全球权力中心。此后，它的太平洋迷恋仍未消退。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美国军事家，曾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的思想深受古希腊雅典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及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影响，主要著述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利用此一利益。

尽管欧洲政治观察者大多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参战及苏联建立（都发生在1917年）看成是世界秩序的主要变化，却只有极少数人对太平洋给予纯粹关注。太平洋是个新的世界中心舞台，此间上演的全球变动无远弗届。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苏联和美国亮相世界政治对欧洲政治和欧洲全球权力角色的深意。美苏一般被视为欧洲历史的衍生品和启蒙价值观的两种竞争版本，或者是20世纪与法国大革命相匹敌的两种革命实践。殊不知，正是太平洋经验塑造了这两大权力中心。在当时和此后很长时间内，这一认识在欧洲仍处在边缘位置。

“世纪末”（Fin de siècle）也存在类似问题。它描述一种情感与思想的杂糅，暗示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世界中危险日增而机遇日减。它常常伴随着被许多人认为是文明死胡同（A Civilizational Cul-de-sac）的那种现代性批判。当时一些观察者认为，在新的技术力量和结构性力量面前，人类的主体性相形见绌。或许可以把马克斯·韦伯1904/05年出版的开拓性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世纪末”的总体思想气候联系起来看。韦伯提出现代性的铁笼（The Iron Cage of the Modernity）理论，尖锐抨击理性主义的力量，同时批评他认为的主要塑造了现代的工具理性。但同时，他不承认中国或者印度这样的社群有相应资源能为当时世界创造出具有全球关联的替代性制度（Brook, 2017）。在《新教伦理》中，韦伯将儒教描绘成中国的精神、印度教是印度的精神，两种信仰体系都被欧洲现代性压垮——欧洲现代性是他眼中唯一的普遍文明（Universalizable Civilization）。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巴黎的忧郁》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之先驱，现代派之奠基者，散文诗的鼻祖。代表作包括诗集《恶之花》及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

现代中国也可能是一个产生全球影响的模型或另一种现代性的起头，这是韦伯的历史学眼光和当代视野没有设想过的。在《新教伦理》之后的写作中，他也没有花多少心思在辛亥革命或者东亚其他重要事件上面。“世纪末”文学主潮也存在相同盲点。未来世界将在东亚形成的想法，也不能和时刻笼罩的宿命感并存。排除一些明显的例外，“世纪末”是基于欧洲（尽管不无批评）的优越感及其现代计划而形成的危机。欧洲作为施教文明（A Teaching Civilization）无需从世界其他地方学习的一种意识，自18世纪晚期以来势头更强，甚至到了“世纪末”还是基本上毫发无伤。

阿诺德·勃克林（Arnold Bocklin，1827-1901）

油画《死之岛》

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Sergei Vasilyevich Rachmaninoff,1873-1943）

交响诗《死之岛》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意识仍保持着。当然，战争经历促使少数欧洲知识人——包括颇有影响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亨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以及鲁道夫·倭铿（Rudolf Eucken）——考虑学习东方价值观以弥补欧洲文明弊病。然而除了战后紧随的短暂时期有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这样的造访者吸引一批听众之外，把东亚当成灵感之源、巨变之所的声音在欧洲依旧鲜有耳闻（Mishra, 2013; Sachsenmaier, 2006）。更重要的是，凝视东方的个人甚至都会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描绘成一幅东方主义图景，首先对“永恒的”（Timeless）亚洲哲学精神感兴趣。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在列宁主义圈子之外）的欧洲，只有少数人认真看待这个新的中国。中国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其他事件，似乎发生在一个地理与知识距离都无比遥远的世界，因为没人觉得这些事件能给西方政治和公共生活带来什么有用的信息或涵义。

在欧洲和北美大多数地方，不能严肃地把中国看作是参照空间的事实持续存在于短20世纪。1968年学生革命爆发，大西洋两岸的学生都把毛语录写上横幅（Wallerstein and Zukin, 1989），但如果把20世纪60年代晚期说成是西方公共空间、政治圈层和学术王国向中国持续洞开的时期，就会失于牵强。这种转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发生，当时中国是新兴的世界经济强国，以其国际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关注。尤其是在过去20年间，中国频频现身西方媒体，汉语学习者也越来越多、遍及诸国。这是18世纪中期以来的第一次，每当欧洲人在公共讨论中思考西方或世界的未来，总要谈到中国。

类似的变化——并不必然有助于形成更好的中国形象——促成了欧洲教育、政治、经济和公共场域的重要变化。或许有一天，史家会把它们列入标记21世纪开端的蜕变之一。然而20世纪（尤其是短20世纪）展示出别样的图景。尽管中国人不断尝试改变现状，它仍是一个中西方关系高度不平衡的时代。哪怕中国知识人和革命者使用的已经是当地条件改造过的观念和叙述，这些东西仍然拘泥于欧洲的过去。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部分知识生活和政治生活内，中国还是那个遥远的土地，一个“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这种不平衡的等级关系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在革命的年代基本上岿然不动。

#2

一个世纪的两个面孔：

革命与立国

Revolution and Nationhood

as Faces of a Century

争取国家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方面，但如果仅仅从国家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不够恰当。显然，从20世纪头10年到70年代，各种各样的国际纠葛是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的特征。此外，中国多样的革命运动根本没有把自己伪装成是单单由地方因素规定的政治行动。比如，国际主义修辞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目标轨道内发挥特殊而关键的作用。使用这套修辞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为，革命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压迫。如前所论，许多关键概念和叙述都逃不脱西方历史和政治的藩篱——没有一种完全“中国的”革命渊源，作为其自身合理性的基础。尽管如此，地方关切不仅型构了中国主要革命运动的历史性（Historicity），还塑造了这些运动对未来的期待。

然而，在定义了中国短20世纪的政治论争中，有另一个基本要素展示出不同的图景，这是汪晖花大力气讨论的一个要素：国家地位（Nationhood）。即使像“国家”这样的概念是跨语言交际的结果，汉语的国际维度也远比革命的国际维度模糊。与革命不同，强调即将诞生的中国具有本土根基（The Homegrown Roo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Offing）是可能的。在20世纪早期，也有一些杰出思想家像康有为，调用儒学传统或其他富于伦理-政治思想的地方传统，制造出另一个“中国”来。

不论如何，中国大多数政治势力都认为中国必须着手建立民族国家（Nation）；换言之，他们不想削弱中国国家地位的现代特征（Zhao, 2004）。早在晚清时期，许多观察者就已经开始把民族主义和国家地位（Nationalism and Nationhood）看作现代性的内在方面。关于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有许多最常见的理由，其背后的观念是：只有这种政治和社会形态能确保中国在帝国主义强敌环伺的世界生存下来。他们认为，建立在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之上的制度才能让中国调动必要的资源与集体能量，在一个貌似适者生存的地球上活下去。但中国的建立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对抗压迫与侵略的防御手段。主流政治趋势也从现代国家地位中看到好处，为数不少的观察者还认为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些利益。许多人把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伴随公民地位而来的特权与权利看成是个体与社会发展不竭的希望之源。无论如何，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导向和全新性格（The Future-oriented and Novel Character）都无可否认；甚至那些深信中国历史的永恒意义并忠于它的人，也不能否认它 [6]。

许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都批评中国历史的主要模式。众多历史著作也指出，随线性历史思维而来的是一种恼人的历史观点——中国是个古老的帝国，不具有恰当应对新挑战的能力。汪文反思20世纪新旧政治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他指出，尽管当时许多政治语言都建立在古代与现代的并置之上，这种并置其实是把更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事实上，新与旧的关系是在“共时性所内含的多重时间关系”中不断得到重塑的。（Wang, 2020: 2.116）（引文出自汪晖《世纪的诞生》绪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82页，下同。——译者注）

[6]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梁启超对时间性和差异之关系（或未来全球状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的复杂立场（Tang, 1996）。

标举新的、批评旧的，其背后的预设是西方、中国和其他区域的经验当时都遵循一套互不分离的轨迹。举例而言，这一语境就允许我们说，东方的革命是对冲西方体系的诸多新力量；西方体系经过革命行动及其相关思想的冲刷，变得病弱而陈旧。如果认为东方的大部分地区是一个正在创造新世代的空间，就等于承认中国的短20世纪及其后续世代是连续一贯的，直到今天也是这样。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亚洲”（New Asia）或“太平洋世纪”（Pacific Century）这些概念在中国公共讨论与知识界一直很突出。这类语词的确切意涵随时而易，但它们确实把中国或整个亚洲放在了世界舞台上。尽管有人说“新亚洲”是一个全球概念，此种“新”却颇具代表性地意味着东方与西方（或晚近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更具体的比较。

回到20世纪，必须注意“新中国”是在许多基本观念之上才能说清楚的。这些概念当中，国家地位与革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这些概念不仅仅受影响于当时众多纠缠难解的时间观（The Sense of Convoluted Temporalities）——后者其实是这些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在多重的复数时序与统摄性的单数时序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贯穿了“革命”和“国家”概念。

浮光掠影地看，围绕中国革命的时序产生冲突似无可能。如上所论，不能把这些革命单纯放在中国语境里去看：中国多数主张变革的群体，都（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回应着西方帝国主义。此外，大多数革命群体都把核心计划和原则与来自欧洲历史的关键概念和叙述关联起来。这样的话，在中国革命合理性的论争中，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问题就难免聚讼纷纭。批评革命的人质疑它与中国历史遗存是否能兼容。不单是狭义的政治革命，就中国短20世纪主要的经济社会变革而言，类似的问题也争论不休。许多革命反对者将之视为西方化（Westernization）（Fung, 2009），进而反对它；它们并不认为这是全球实质性变革的中国版本。

关于中国的国家地位概念，情况更其复杂，分两部分来说。首先，批评国家观念的人比起批评革命观念的人少得多。即使是不相信革命许诺的改良派，也赞同建立一个“国家”。尽管关于国家计划的争论并不多见，国家什么时候成立才合适却是个问题。一些人显然支持现代的、未来导向的国家图景，一种在当时尚未被接受的观点。另一方面，20世纪有许多人给中国国家地位注入漫长历史。正如汪晖透过众多历史细节所展示的，中国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修辞，其复杂程度，远超任何西方化假设所能理解的范围（Wang, 2004-2007; Wang, 2014）。此外，中国的国家地位被描绘为长历史连续性（Long Historical Continuities）的继承人或结果，这是许多国家教育和媒体的惯用模式；与之相应，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地位（Nationalism and Statehood）一直对自身的国际语境轻描淡写（Zheng, 1999）。（nationhood意谓独立的民族国家，突出历史文化面相；statehood强调作为治理机器的独立国家、州或邦，突出政治面相。本文按照汉语习惯都译作“国家地位”，语同而义异。凡出现statehood皆用括号标明。——译者注）许多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政治人物都意识到了随之而来的模糊性，便不会详细讨论两种互相抵触的时间线如何产生张力，以此回避这种模糊（Duara, 2009: 104-5）。

尽管国际纠葛一直对于塑造革命发挥构成性作用，淡化现代中国国家地位之国际因素的倾向还是存在，这些倾向否认中国的国家性是外部影响和全球变革的结果。这不是说探究从帝制到20世纪中国甚至今天的中国的悠久的历史连续体毫无价值。一些重要著作已经开始反思中国过去到现在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特殊模式——在比如国家地位（Statehood）和宗教（van der Veer, 2014）、乡村贸易（Wong, 2002）、中国的政治经济（Huang, 2019）。这些文献试图在连续性和20世纪跨区域纠葛的重要性之间保持研究上的平衡。但也不乏可能过分简化本土历史轨迹的学派，比如（当下的）新国学运动。正是因为国际纠葛在20世纪中国史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辅以跨国、全球的历史工具，深入中国史腹地挖掘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将会大有成效。

汪晖指出，当下在思考现代中国及其历史性的时候，出现了把“革命”边缘化的趋势；但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内，“国家”却没有面临类似压力 [7]。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国家地位甚至比世界其他地区拥有更牢固的基础，这是中国短20世纪的结果。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亚，政权失败造成的不信任，在被许诺拥有国家政治秩序的民众中间越积越深（Maier, 2000）。至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地区，怀抱政治使命的宗教网络常常不会广泛独立于国家政治利益，而是常常与之抗衡。

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危机的图景中，似乎也要算上欧洲。我们知道，在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没能遏止侵略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整个大陆因后两者遭受灾难：国家身份的诱惑以及其他政权的焦虑过于强大。然而，20世纪早期社会党国际局（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的集会关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属于国家组织还是跨国组织的争辩，给欧洲左翼人士造成持续影响；政治家让·绕勒斯（Jean Jaurès）、思想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奋力将阶级意识摆在国家意识前头而面临的悲剧性失败，正说明这一点 [8]。换言之，欧洲政治生活也存在一股强烈潮流——其中部分信奉着革命原则——鲜明反对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基础。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生于法国塔恩省卡斯特尔，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被拉乌尔·维兰刺杀身亡，是一位法国社会主义领导者，是最早提倡社会民主主义的人物之一，并因其宣扬的和平主义观点及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闻名。同时他也是著名的《人道报》的创办者。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年3月5日出生在波兰，1919年1月15日被德国自由军团枪杀。是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社会主义哲学家和革命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质疑民族主义，为欧洲的未来积极寻找另一条出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致力欧洲跨国合作的努力，在更宽广的政治途径中影响日深 [9]。这些潮流与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联合（Judt, 2005）。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解读的欧洲不同，我们大可以把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共体的筹划和成立理解成欧洲跨国联系与跨国机构的漫长历史的一部分，其中有些还活过了民族国家话语甚嚣尘上的时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西伐利亚神话（Westphalian Myth）——把国家主权当作国际政治的内核——不仅扭曲了帝国主义时代全球政治理念，也没能恰当呈现欧洲内部现实。今日，21世纪头20年已经过去，欧洲大陆的政治景象再次隐晦，但欧洲（和其他地区一样）没有变的事实是：民族国家及其政治预设，并非未经质疑就从20世纪自然而然浮现出来 [10]。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是20世纪德国的著名法学家及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当代法律及政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7] 现代中国的“国家地位”和“革命”被放置在不同语境，这种出入显而易见。毕竟在短20世纪大多数时候，革命和国家其实都有紧密关联。

[8] 许多欧洲国家同样经受过立国理想和革命理想的分歧。和中国一样，英、法、德不计其数的政治和知识阵营虽标榜现代民族主义原则，却断然反对革命原则（Bourke, 2018; Mannheim, 1925）。然而，革命目标和民族主义目标的关系在东、西两个世界却有云泥之别。

[9] 在两次大战中间的时期，这类运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理查德·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Count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发起的运动。凯勒奇母亲是日本人。他真正把亚洲当成一个参照空间。【奥地利政治家、“欧盟之父”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1894-1972），于1923年发表《泛欧》，标志泛欧运动的开端。该运动旨在联合欧洲诸国建立政治联盟。1926年，泛欧联盟第一次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凯勒奇当选中央议会主席。纳粹掌权之前就因为欧洲联合的不同意见撰文攻击凯勒奇。他被迫逃入法国，随后逃往美国。1933年五月前，他的著作悉数被燬。1947年，凯勒奇回到欧洲。——译者注，参见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编《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RICHARD NIKOLAUS COUDENHOVE-KALERGI”词条】

[10] 无须赘言，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发生的许多革命运动具有鲜明的民族独立意图。在20世纪前50年，这些运动还包括了一系列自诩为法国大革命后裔的自由民族主义圈子（Liberal Nationalist Circles）。此外，法西斯运动带有极端的国家意涵，以革命修辞为特征，在某些组织方面甚至还收到苏联的启发（Arendt, 1951）。就欧洲而言，革命史与国家史不是不可分割的；此外，国家独立的光环也曾招致批评，甚至在最具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圈层中也是这样。

与之相对，国家在主要社会和政治群体的广泛接受，从中国短20世纪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呈现出一种十分重要的连续性，尽管我们总想把21世纪单独分出来。民族国家无疑是这一时期所有主要政治斗争和变革的重心。万隆运动和毛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接受提醒我们，毛时代所有主要的新形势都具有国际维度（Wang, 2020: 2.115）。汪文强调，毛时代把人民建构为政治主体，是伴随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解放目标而发生的（Wang, 2020: 2.135-36）。

但同时，民族国家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场所，许多关键客体都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存在。换言之，国家充当了中国短20世纪关键发展的主体框架，位于革命愿景的核心。这些发展包括了政治威权的独特扩展，其干预能力超出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汪文有言，这一过程包括的政治化“也表现为将青年问题、妇女解放、劳动与劳工、语言与文字、城市与乡村等问题纳入‘文化’的范畴，让政治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领域”（Wang, 2020: 2.151）。如前所论，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理论反思与政治行动的不可分离。在许多方面，二者的联系可以看作一个实验性的隐喻，却同时深切而著明。尽管存在新的国际政策场域，中国革命主要的实践品格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某种程度上，政治的未知领域和潜在矛盾，需要一个国家的坚实框架。改革开放时期也是这样：那是一个政治上被表述为持续的国家建构的时代，同时，经济政策的变化推动中国融入市场经济的全球联系之中。

国家政治的计划和观念，在中国政治里仍然扮演核心角色。然而，人民共和国比先前的中华民国和晚清朝更具全球影响力。“一带一路”语境内，中国持续迈向世界，成立新的国际机构并与世界多国建立紧密联系。许多观察者把这一举措看作是具有区域和全球关联的过程，报以极高期待；同时，该举措也引起层层忧虑、恐惧与不信任。

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以及不同区域和跨区域社会网络中的形象，实际上指向一个基本无人涉足的庞大问题域。中国作为一个地域、一个超越任何具体空间的概念，其意义紧密勾连着全球的未来状况与21世纪的明天。思考未来中国的形态，就是在勾勒全球未来的轮廓。进一步认识到全球和地方视野下的中国及其未来图景有多么繁杂，就能更多了解中国目前在“世界”中的位置——虽然“世界”不过是驳杂、冲突、万花筒般变幻不定的全球现实的简括。对于一个如此复杂而厚重的话题，民意调查（Opinion Research）的方法几乎不能胜任；目前全球软实力辩论的底层逻辑也是不行。

要更好理解中国在观念世界中的位置，需要重访20世纪的多重主要面向，其中有些面向或许尚未终止。至于多种形式的霸权，则须广览全球舞台上演的变动和连续，包括教育体系和观念、文化的流变等。大概还要问：20世纪中国国家地位的重要性，对于站在全球体系且不断走向世界中心的共和国而言，有何涵义？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历史前提同样值得探寻；如今的世界体系，如果离开全球责任的政治（Politics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就不能存在。中国社会以及整个政治社会结构的哪些面向，能够说对于这个世界是高度相关的？中国变动的内在条件及其变化的外在纠葛之间，有哪些潜在矛盾？这些矛盾如何嵌入该国短20世纪，并还将继续存在？

这些关于20世纪的问题显然受到21世纪初的限定，后者的基本范式仍是未知。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当前状况的“未完成”；这些正是21世纪能摆到台面上来的问题。如果提问恰当，就真能“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Wang, 20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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