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经·时间空间｜重新发现世界政治的时间维度-唐世平、卢春龙、郦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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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卢春龙、郦菁 等 | 重新发现世界政治的时间维度
唐世平 等 至善以善治 2023-08-25 21:17
作者简介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
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
黄宇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莫盛凯，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刘露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陈兆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唐世平 | 时空与社会科学理论
在许多哲学讨论中，时间和空间均被视为只存在于人类主观意识之中，而非客观存在。康德(Immanuel Kant)就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花了大量篇幅对此进行阐述。他认为，时间和空间均非独立的实存之物，也不依附于外部事物,而是先于事物的直观而存在于意识之内。温特(Alexander Wendt)的《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统一物理与社会本体论》便是以这种时空观为基础的。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也指出，时间是人类出于组织集体活动的需要而通过测量工具所构建出来的，其主要功能在于协调(coordin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在埃利亚斯看来，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计时模式从“一顿饭的工夫”“一袋烟的工夫”这类对时间的模糊感知转变为由钟表和日历精确计时。而人类对时间的理解又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上述讨论不同，物理学一般将时间和空间视为客观存在。而作为对时间的一种共识性看法，德国科学哲学家汉斯・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总结了时间的六大特性，其中前三条彰显时间的客观性，后三条则与人类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有关：第一，时间具有方向性，只从过去流向未来；第二，将过去和未来进行分隔的是现在；第三，时间的流动是单向的，过去从不回来；第四，人类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以改变未来；第五，人类可以获得对过去的记录，而未来只有成为过去后才能为人所记录；第六，过去已成确定，但未来仍是开放的。当然，没有自然科学家会否定埃利亚斯的理解。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在此提出自己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第一，时间和空间都是客观存在的。第二，时间和空间会作用于所有生命体并产生客观真实的结果。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衰老将通过身体各项机能下降而表现出来。第三，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会产生普遍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会超过时间和空间本身可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例如，人的衰老是缓慢的，但人在某一时刻的想法可能会深刻改变其行为，进而影响未来。第四，宗教、(自然和社会)科学等均产生自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理解。我们会看到，目前社会科学讨论得更多的仍是人类主观理解的时空。这种讨论当然是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善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客观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及其影响仍未得到充分理论化。
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可通过社会科学的定义及其最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即比较）体现出来。社会科学研究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社会科学家在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后，问出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而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需要回答什么样的因素，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社会事实。显而易见，时间和空间必须存在于其中。同时，在方法论上，比较作为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也一定是在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控制中进行的。时间和空间本身会对社会科学施加许多客观限制，这使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事实上非常困难。
在理解了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时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起点？首先，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主动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影响，并且在研究中不能孤立地只讨论时间或只讨论空间。人类或许能在意识中将时间和空间分开，但真实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是很难分开的。其次，时间和空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变量，尽管在做回归分析时这样处理时间和空间有一定的用处。以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没有时间和空间，而是通常将时间和空间处理为变量。这种做法是粗浅的，很多时候甚至是误导性的。再次，时空也不能被视为复杂的情境（context）。情境事实上已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结果，而不是时空本身。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基于系统的思维和演化的范式才能准确理解时间和空间，其他的任何做法都是不够好的、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是不成立的。时空需要被理解为"系统流"（systemic flow）。这与相对论的时空观（space-time）是一致的，即时间和空间不能分开，它们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系统广泛地存在于宏观/微观世界、无机/有机世界以及自然/社会世界。可以说，一切行为体都处在复杂的系统之中。因此，只有采用系统的思维方式，我们才有可能充分理解并积极发掘社会科学中广泛存在的、以系统中的互动为基础的社会机制。系统中的行为一般会导致直接的/间接的、立即的/延迟的、意图性的/非意图性的、发生的/未发生的、可被观察感知的/不可被观察感知的等五组效应。时空的影响通常是间接的、延迟的、非意图性的（这被认为是系统效应中数量最为可观的一类效应），甚至是未发生的和不可被观察感知的。此外，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切的因素和机制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不存在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其他任何因素和机制。
笔者初步认为，在系统的思维和演化的范式下对时间和空间进行理论化可采取以下三种方式。第一，运用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理论来理解变化与发展。生态位构建是指有机体对小型生态环境的主动改造将改变自身的选择压力，它描述的是反馈的过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能动者（agent）、行为（action）及系统（system）应被视为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的。第二，将微观、中观和宏观进行连接，研究时间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影响以及影响在不同尺度之间的传递。第三，研究不变的因素（如饿了就要吃饭这种生物本能）和变化的因素（如人的社会化）如何互动以推动社会变革。当然，还有其他对时空进行理论化的方式可由后续的研究者进一步补充。
就具体机制而言，时间和空间可能通过两种路径影响社会建构。一方面，时空经由人类认知对社会间接地产生影响。正如社会心理学领域著名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指出的，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认识到“生命是有尽头的”这一事实的物种。出于缓解对这一事实的恐惧，人类被激发出群体身份建构、创立文化观世界观等行为，以使自己感觉到能够象征性地超越死亡。最典型的例子是宗教的建立。该理论对演化范式的拥抱体现在，它描述了微观层次上个体对死亡的恐惧如何经由中观层次的群体聚合，最终上升为宏观层次的诸如国家间战争、文化冲突等。另一方面，在人类认知之外，作为“系统流”的时空也会对社会和个体产生客观影响。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特性意味着，时间通过毁灭自身来使世界积淀某些东西。例如，如果没有时间的流逝，我们不会生出对某些事物的珍视或怀念，进而与其他个体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联系:事实上，没有时空，我们甚至根本就不会存在！同样，如果没有时间的流逝，文化不会积淀，我们也就无法通过长城、金字塔这样的文化遗迹去理解时空的尺度。
经由上述讨论我们会看到，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不讨论时间和空间（虽然对时空的关注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而是对时空的理解非常肤浅（比如“控制”时间和空间，无论是定量分析和案例比较分析），因此说“找回时空”可能并不准确。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真正要做的，是对客观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及其影响保持觉察，并且拥抱演化主义，基于系统的思维和演化的范式来真正理解时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卢春龙 | 政治学研究的时空动力学
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如何处理时空问题？很多政治学者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认为时空跟政治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在近些年的研究中，笔者日益反思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逐渐意识到时空问题跟政治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笔者未来研究中要重点关注和突破的领域，在这次笔谈中，笔者想谈一些初步思考。
让笔者从下面一个简单的表格开始思考。首先，关于时间观，一般有两种类型的时间观：一种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是一种线性的关系；另一种认为时间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可能存在差异。其次，对于空间来说，我们也可以从大的方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认为空间是同质的，认为所有的空间都具有同质的构造性；另一种认为空间是非同质的，不同的空间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地方差异。把这两种不同的时间观与空间观进行组合，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四种时空子类型（见表1）等。
第Ⅰ种子类型认为时间是线性的、空间是同质的。这种类型是典型的自然科学看待世界的态度，同样也构成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第Ⅱ种子类型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但空间是非同质的，这种类型构成了比较历史分析的认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承认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的差异，空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线性的，也就是说，这些规律是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地域空间。第Ⅲ种子类型认为时间是非线性的，但空间是同质的，这种类型强调了人类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类的主动作为能够改变社会事物的发展方向，所以时间并不必然是线性的。第Ⅳ种子类型认为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也是非同质的，这种类型既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了不同空间的历史文化差异。后面这两种子类型是笔者未来要重点研究和突破的方向。
根据以上四种不同的时空类型，笔者简单阐述一下这四种时空类型所导致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取向的差异。第Ⅰ种时空子类型认为时间是线性的、空间是同质的，这就导致了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化运动。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化运动认为，政治世界里的因果规则在本质上与自然世界里的因果规则是没有太多区别的，这种规则是一种持久的规则，在不同的时间点（过去、现在、未来）上都具有相同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就可以基于对现在的研究去推论过去，更可以预测未来。同时由于空间在本质上是同质的，这一规则可以适用于人类活动空间的所有部分，因此，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发现的规则也可以用来推论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这就为政治科学研究的普遍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这样的推论都是基于概率论的推论。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三人合著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可谓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其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社会事实的重复和连续性使得推论研究具有可行性；同样，社会事实的重复和连续性也使得规则具有神圣的持久力，可以用来对未来世界进行预测。这些规则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相同的典型性，尽管在概率上可能有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这样的想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换言之，社会规律和典型性在社会空间中是共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中持续存在。这三位作者在书中自信地说道：我们主张的推论方法从个别现象出发，将个别现象加以概念化以便归纳出一般性的描述或以此检验因果假设，同时，我们主张的方法一般使用那些能被其他研究者复制的测量和分析技术。因此他们非常自信地宣称他们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论也可以终结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历史文化研究的传统和比较分析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上多德之后，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学者都在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法国学者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又进一步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时至今日，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在充分地吸收政治科学化运动的成果之后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新一代的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如席塔·斯考切波、彼得·埃文斯等人，他们一方面熟练地使用政治科学的语言与方法，与此同时又继承了历史文化研究的悠久传统，强调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也有着不同的时间情境。关键时点、转折点、事件发生的时序、时机、特定时间的情境、过程跟踪、求同比较法、求异比较法、准实验设计等科学研究方法被这些学者提炼出来并得到广泛的使用，与此同时基于小样本（small N）的推论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些种种的进步都使得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比较历史方法在认识论上依然坚待时间是线性的，那么这一认识论的基础就是我们所说的第Ⅱ种时空子类型（时间是线性的，但空间是非同质的）。
但是时间一定是线性的吗？处于线性时间中的人真的是被动的吗？政治现象具有随时间而冻结的本质这一立场事实上犯有过度的确定论和机械主义的错误。因为，这种立场事实上假设了人出生在一个由预先存在社会规范组成的世界中，作为行为者的个体只能接受或者拥抱这种规则。这些规范、规则、规律构造和塑造了生活在其中的人。这样一种想法同样也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对于社会事实的反思就不同意这一点。马克思赋予了社会事实一种动态的、非线性的本质，认为社会事实确实有一个历史的起点、一个可以识别的时间出发点，人类的活动也产生了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马克思又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类具有能力改造他们创造的社会事实。社会事实不存在于一种“绝对时间”里，社会事实有一个开始，也可以有一个结束，可以通过人类行动来加以改变。从本质上讲，马克思并不持有机械式的线性观点，他相信人类有能力改造他们的未来、改造他们世界中存在着的社会事实。后来的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基本上持有同样的观点，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扬光大。
如果时间是非线性的，那么就带来了两种新的时空子类型：一种是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同质的；另一种是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非同质的。我们接下来详细讲述这两种时空子类型。
首先，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同质的，这一时空子类型充分认识到了人类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人类行为主体对过去和现在多个时间点上所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会产生认知、学习、改造效应，所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就是这个意思。人类行为体在认识了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规律之后会有意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政治世界从而创造新的可能性，所以线性的发展规则就会被人的主观能动性打破。比如，国际政治中的学习理论就特别强调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不断学习、改造的能力，这就会逐渐改变国际体系的本质：从霍布斯式的世界逐渐转化为康德式的世界。
这种类型的时空观里还有一种观点也非常值得一提，那就是多元时间观的概念。多元时间观认为人类发展的道路存在着多条并行的轨迹，这最早可以从轴心时代算起。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首先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经诸多研究者的后续发展，最后形成了关于四大政治文明体系的阐述（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期间，中国、印度、古希腊和以色列等地区在基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都对人类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四种文明并行不悖的发展盛况，雅斯贝尔斯称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关于时间的观念也非常值得一提，众所周知，福柯是非常反对线性时间观的。他一直认为所谓的线性时间是持有进步主义时间观的研究者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在过去的历史中存在着更多的断裂之处，而非连续性。所以福柯主张用一种考古学的方法去发掘人类观念史中断裂和矛盾的地方。
其次，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非同质的，这一种时空子类型既认识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认识到了历史文化传统在各地区的差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比较历史分析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统。这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了人类不同的行为方式与动机，所以不存在一个普遍主义的模式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式与动机。这些内容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同样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场域（field）概念也非常有意思，布尔迪厄不仅认为空间是非同质的，更认为场域也是非同质的。根据布尔迪厄的定义，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存在多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就是由这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在一个场域中行之有效的政治规则也许在另外一个场域中就变得不那么合适了，所以场域的非同质性决定了政治规律或者政治规则的非普遍主义性。
最后笔者想以这样几句话结束笔谈。第一，政治学者在理论建构中要特别关注时间与空间的重要性。如果说以往政治学研究者对时空问题不那么敏感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多一份关注。第二，政治学研究中的时空动力学并不是笔者的原创想法。正如笔者上面所谈到的，诸多学者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中已经考虑了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多维社会空间背景的重要性。第三，在量子物理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思考复杂的时空理论，有时候是非常痛苦的，然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许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冲击才刚刚拉开大幕！
郦菁 | 时间危机与社会科学的实验
社会学是对现代性的特征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过程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社会学最新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转型，即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或者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转型，即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兴起，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或者说一种特殊的时间结构，它和前现代的历史意识和前现代的时间结构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既可能是客观的，也可能是主观的。社会学和部分的历史学研究就要从原来对于时间的客观研究转向对于时间性的主观研究。换言之，“时间性”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什么是时间性？简单来说，时间性是有关过去、当下和未来三者之间的某种特定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方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时间性之间的更替。我们还可以说，时间性是有关某种特定的历史经验和有关未来的期待之间关系的建构。当然对于时间性有很多的理解，笔者只是粗略地举了其中两种。
自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特别在西方社会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平顺、阶级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特定的时间性就会被当作一种默会的知识，构成人们行动的基础，也构成学术和政治的基础，很少会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一旦社会秩序发生剧变，在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发生重大崩坏的情况下，大家会转而关注时间的问题。换言之，对时间危机的感知是对政治和经济层面危机感知的一个前提：首先是时间发生危机，其次才是政治和经济层面发生危机。
什么是时间危机？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原有的时间性当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已经不能再维持了。自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时间危机，当然我们讲的历史都是以西方社会的历史为主。第一次是进步主义或历史主义发生的危机，第二次是当下主义发生的危机。
所谓的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是同一种普遍性的时间观的一体两面。这是从18世纪以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时间观，认为历史发展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只有发现这种规律，人类才能实现进步。在进步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时间观中，人类的理想状态永远是在未来，理想状态永远是在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过去是怎么样的不再重要，当下也不再重要，因为每一刻的当下都是某个未来的前奏，所以为了未来的进步，每一个当下都可以被牺牲掉。在这种新的时间性中，未来获得了主导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进步主义是一种未来的暴政。法国历史学家阿赫托戈就说：“进步主义就是有关完善的理想被时间化了，有关未来和进步的理念以及它所代表的开放性逐渐并不断地与具象为一个终点的承诺分离，完善本身完全让步于可完善性和进步，不光是过去，这被认为已经过时了，而且当下也在未来之名下变得毫无疑义，当下什么都不是，不过是那个若非光辉灿烂，也至少是更好的明天的前夜，而且应该牺牲掉。”这种时间性对于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处理。
进步主义或者历史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和当时欧洲本身的衰弱与后来“一战”“二战”的发生，以及欧洲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反思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动向，包括对于知识客观性的反思，对于理性的反思，还有美学转向，以及对历史时刻的多元性、特异性和偶然性的拥抱等新的思想动向。这是第一次时间危机。
在“二战”之后，对于第一次时间危机的反思仍然在继续，但进步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特别在美国获得全球霸权之后，美国把已经过时的进步主义进一步扩展到了全球。它通过重构全球秩序建构一些新的知识生产场域，比如现代化理论、发展主义等。发展主义的实质就是把西方当下的情况变成南方国家未来可期的发展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把原来的进步主义的时间结构变成一种空间结构，即原来在西欧社会里面的当下和未来的关系变成南北方国家之间的空间关系，进步主义的时间结构从而得以延续。
这个方案在之后碰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时间性，我们暂且叫它“当下主义”（阿赫托戈语）。所谓的当下主义是说，未来不再重要了，和未来相关的政治想象、政治愿景也不再重要，过去也不再重要，过去人类的经验也不再重要了。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当下。在这种新的时间性当中，当下不断膨胀，不仅侵蚀了过去和未来，而且最终替代了未来，大家都以当下为基点来重新组织过去、未来之间的关系。当下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及其背后的时间性的批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相关，特别是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中超级个人主义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这种当下主义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当下来重新组织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关系，每个人都在追求当下的价值来替代对于未来的超越性的政治价值的想象和追求。这是一种很新的观念，完全改变了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当下主义在政治、经济层面都有很深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它和身份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其造成的问题显而易见。在经济层面上，它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的股东革命，其实质就是要把公司每一刻的价值都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取出来。此外，它和消费主义也是密切相关的。在这种当下性中，每个人都成了当下的囚徒，没办法借助过去的经验，也没办法向未来延伸。这是第二次时间危机。
接下来讨论社会科学对时间危机的反应。社会科学是言说和剖析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学术工程之一。如果说时间危机和现代性是密切相关的话，社会科学其实在每一次时间危机中都是最重要的应对者之一，它肩负着提出应对方法，然后实验新时间意识这个重要的任务。对于前述两次重要的时间危机，社会科学都做出了反应，对新的时间意识提出了学术方案。
首先，面对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危机，在欧洲发生了所谓的美学转向和对于历史或然性激进的拥抱等新的学术动向。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欧洲在学术上的反应和美国在学术上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反应后来成了我们今天可见的社会科学中不同的思潮和不同的遗产。
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所谓主观意识的复兴。主观意识的复兴就是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在主观意识上如何来重建社会科学的基本价值，以及用主体间性来替代所谓的客观性和绝对的理性。比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建构了一个概念叫理想类型。一方面，理想类型不是客观的，它和19世纪的社会科学学术品质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理想类型又不是完全主观的，希望在主客观之间达到调和与重构。和韦伯同时代的还有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这些人推动的新的学术动向都是所谓的美学现代性的一部分，对之前的进步主义提出深刻怀疑。欧洲的这些反应是和欧洲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紧密相连的，因为历史学比社会科学更早地开始关注个体的价值以及历史存在的多元性的问题，历史学家更早地意识到了进步史观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不一样，美国根本没有出现过类似欧洲知识分子幻灭和虚尤的状态，根本没有对原来的时间性进行根本的反思。所以，如果说欧洲的社会科学是和历史结合的话，美国的社会科学则和自然科学结合，把原来的进步主义进一步往前推了，并把进步主义进一步实证化了。这个取向也给美国后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问题。
其次，针对当下主义的反应，欧洲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动向，其中之一就是记忆研究的发展。记忆研究一方面是对于当下主义的反动，因为当下主义并不关注历史。记忆研究试图把历史找回来，但是这个找回来的方式很可疑，因为所谓的记忆都是从个人身份出发的，是个人（或某个特定群体）在当下的立场上来重新组织历史，因此有多少个人就可以有多少种记忆，就可以有多少种历史。记忆和历史的极大多元，最后反而可能会导致遗忘。这种对于记忆的书写和作为公共写作的历史的书写其实是不一样的，这种找回过去的尝试又被当下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
在美国也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在笔者所在的历史社会学，对于事件的关注以及对于历史或然性的关注，取代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结构的关注。这里也有很多有待讨论问题，比如什么才是重要的事件，是值得研究的事件？什么才是导致结构变迁的重要事件？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最后又陷入了多元和虚无，陷入了和记忆研究同样的问题。所以，尽管我们现在有好多应对当下主义的新学术方案，但是都没有跳出当下主义的基本框架。未来会怎么样？在政治经济结构面临剧变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才能重新反思当下主义？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田野 | 国际政治中的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增
作为两种相对应机制,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和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反映了收益随时间变化而增减的不同趋势。报酬递减指的是连续增加相同量的投入所引起的产出的增量越来越少，而报酬递增指的是连续增加相同量的投入所引起的产出的增量越来越多。
在人类社会中，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这两种机制都有可能发挥作用。但由于深受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建立严密数学模型的需要，基于静态均衡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报酬递减的假设。作为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就指出：“相对于其他不变入量而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增加某些入量将使总产量增加；但是，在某一点之后，由于增加相同的入量而增加的出量多半会变得越来越少。”新古典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也使受到现代经济学深刻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多地关注报酬递减的世界。
作为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势理论和霸权理论都依赖于报酬递减的假设。比如，在肯尼思•华尔兹的均势理论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实力超出了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就会采取内部或外部的制衡手段以维持均势。华尔兹明言：“一旦均势被破坏，仍能以某种方式得以恢复，均势将周而复始地形成。”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理论看上去与华尔兹的均势理论相悖，但同样基于报酬递减的假设。吉尔平提出，当一国加强对国际体系的控制时，从某一点开始，进一步控制国际体系的净收益将不断减少。吉尔平对国际政治变革的分析从处于均衡状态的国际体系开始和结束：如果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一个国家就会力图改变这个国际体系，直到进一步变革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一旦越过这一点，为维持现状所付出的成本的增长就会快于维持现状所需的经济能力的增长；如果国际体系的失衡没有解决，那么这个体系就会发生变革，并建立一种反映权力重新分配的新的均衡。这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报酬递减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优美的均衡模型，但付出了忽视报酬递增可能性的代价。
尽管报酬递减是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假设，报酬递增在经济学发展谱系中也源远流长。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就包含了深刻的报酬递增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后，主流经济学高度依赖于建立在边际报酬递减假设基础上的静态均衡分析，但仍有学者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批评和反思。阿林•杨格在1928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这一经典论文中就提出：“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因此，变化是累积的，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近几十年来，随着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等修正或背离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一系列新理论的创生，报酬递增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为了更确切地理解报酬递增的含义，在此简单说明下报酬递增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第一，报酬递增与正反馈。正反馈机制是当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将导致A值进一步提高的机制。报酬递增是一种正反馈机制。不过正反馈有多种机制，不限于报酬递增。比如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多米诺效应、螺旋模式等都是正反馈机制的体现。第二，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过去的选择决定了现在所处的状态。报酬递增是导致社会变迁中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路径依赖的必要条件。比如事件发生次序的不可逆性、否决权、系统的功能需要等因素也会导致路径依赖。第三，报酬递增与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指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单个系统在演进过程中通常带动相关系统协同变化。这一概念强调系统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属于报酬递增的一种发生机制。以上概念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简言之，报酬递增与正反馈、路径依赖、网络效应等概念密切相关，但它们的含义各不相同。因此，尽管国际关系文献中已有不少关于正反馈、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的研究，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发现国际政治中的报酬递增现象。下述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为我们探寻国际政治中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范式间辩论中发现，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两者孰重孰轻与收益是否可以累积有关。当收益不能累积时,国家追求绝对收益；当收益可以累积时，国家追求相对收益。约翰•马休斯就提出，如果当期收益在累积效应的作用下在未来能产生超额回报，则互动双方会尤其关注当期的相对收益。不过，马休斯分别从“进攻—防御平衡”和“先动优势”来说明安全领域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累积效应，并没有提供一个跨越两个领域的单一解释。
在安全研究中，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探讨战争的原因时提出，当控制一种资源能保护和获得其他资源，即资源具有累积性时，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工业能力、原材料、军事基地和战略纵深、劳动力甚至流通货币都可能成为累积性资源。累积性将随着进攻—防御平衡而发生变化：当征服困难时，资源的累积性就被降低，因为一种资源的收益既不能被用来获取对手的大量资源，也不能被用来阻止对手获取大量资源；当征服容易时，累积性是巨大的,因为即使一种很小的资源优势也可以被用来实现自己的大量获取或者阻止对手的大量获取。因此，如果进攻—防御平衡发生向有利于防御的变化，累积性将会降低。正如埃弗拉所承认的，1945年以来，核武器的发明、工业经济的信息化、民族主义的上升等因素减少了许多物质资源的累积性。但是，物质资源的累积性只是报酬递增的一种表现形式，“二战”后世界政治中其他一些资源的累积性反而上升了。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在其晚年的著作中注意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在静态均衡分析上的局限性，提出要关注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新经济理论的政治含义。吉尔平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阐释经济时不考虑历史和地理，因此在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理解世界经济的运作上用处有限，而新经济理论将时空观引入经济分析，从而有助于理解世界经济在全球财富和权力分配中不连续、不均衡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深刻变化的特征。他初步阐述了这些新经济理论对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主要是突出了政府、寡头买方垄断和技术创新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意义，但还没有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归纳出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几种报酬递增现象。西奥多•舒尔茨在《报酬递增的源泉》一书中指出，报酬递增思想“推动了理论的进步，这一进步能够被应用来探寻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存在的报酬递增”。报酬递增已被揭示在地理区位差异、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等领域中广泛地发挥了作用。相应地，在国际政治中，报酬递增主要体现为地缘报酬递增、技术报酬递增和制度报酬递增。
第一，地缘报酬递增。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冈纳•缪尔达尔认为,在二元经济的地理空间结构中，由于先起步区域的经济效益相对较高，资金从落后区域流入先起步区域，由此带来的先起步区域收入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引致资金的进一步流入。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创立者保罗•克鲁格曼发现，报酬递增在很多层面上影响经济活动的地理区位。在最低层面上，一些特定产业的区位通常反映出因暂时性优势而形成的锁定，比如底特律的汽车产业、硅谷的芯片产业。在中间层面上，城市的存在就是一种报酬递增现象。在更高的层面上，整个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就可能是由报酬递增的累积性过程推动的。实际上，地理区位差异不仅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塑造政治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曾有一段经典论述：“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也就最终控制了整个世界。”雷利的“三段论”直观地展现了海权时代国家掌握制海权所带来的报酬递增。巴里•波森在《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一书中对美国“自由霸权”大战略的批判，体现的是对过度扩张可能导致报酬递减的担忧。但他同时强调，必须对“一些关键的地点”保持控制,主要是维持美国的制公权(command of the commons),因为这将“使美国可以淡定从容地增强在海外行动的能力、协调并加强盟国行动力、以及以直接攻击的手段削弱对手的实力”，这体现的是对地缘领域报酬递增的重视。
第二，技术报酬递增。保罗•戴维在其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发现，QWERTY键盘之所以在与“德沃夏克简化键盘”(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 DSK)的竞争中胜出，并非它更高效——相反，DSK键盘布局更合理，通过减少打字时的手指运动能够极大提高打字速度和减少疲劳——仅仅因为QWERTY键盘布局出现更早。在技术上的相互关联性、规模经济和投资的不可逆性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明显低效的QWERTY键盘成为最终胜利者。在戴维的研究基础上，复杂经济学的创立者布莱恩•阿瑟对技术演变中报酬递增的形成机理做了更为细致的探究。阿瑟指出，某项技术一旦获得了初始优势，它很容易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下去，形成技术锁定，并将其他技术淘汰出局。阿瑟由此将经济部门分为两大类，以自然资源为生产基础的行业(如农业、大宗产品的生产行业和矿业)属于报酬递减的世界，而以知识为生产基础的行业(如计算机、软件、制药、飞机、光导纤维和通信器材)属于报酬递增的世界。为适应以技术和知识为基础的报酬递增部门，国家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技术政策与贸易政策，因为国家所选择的政策不仅决定全球经济格局，而且决定谁将是成功者，谁将是失败者。
第三，制度报酬递增。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将阿瑟分析技术演进所得到的洞见推广到制度领域，指出制度变迁也存在着报酬递增现象。诺思指出：“有两种力量形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成本为特征的不完全市场。”在接受诺思制度报酬递增逻辑的基础上，保罗•皮尔逊在《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一书中进一步提出，由于政治生活中的以下四个特点，政治制度的变迁比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更多的报酬递增特性：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度密集性、使用政治权威扩大权力不对称的可能性、政治内在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约翰•伊肯伯里将这一逻辑运用于国际制度的变迁上。从战后安排的角度看，一旦国际制度确立起来，霸权国就可以将其权力延续至未来。即使未来潜在的替代性国际制度与战后初期建立的国际制度相比更为有效，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成本也使制度替代很难实现。
这样，国际政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体现在了地缘、技术和制度领域中。不论地缘、技术还是制度领域，在初始优势和报酬递增的共同作用下都将形成一条由获胜者主导的发展轨道，后来者将被锁定在这一轨道上，难以实现实力和地位超越。然而，如果既定的发展轨道被打破，报酬递增则将在新的轨道上重新开始积累效应，并形成新的锁定。这意味着，后来者可以通过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实现超越。
具体来看，在地缘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不断扩展人类的活动空间，因而相继出现了制海权、制陆权、制空权和制天权等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这意味着，通过抢先在新的空间领域获得初始优势，前一个地缘政治时代的后来者也能成为新的地缘政治时代的主导国。在技术领域，通过开发将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后发国能够产生重新配置全球价值链，并引领全球技术—经济新范式。事实上，“颠覆性技术”已被写入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文件。在国际制度领域，崛起国可以通过替代型改革路径（“另起炉灶”，新规则替代旧规则）或叠加型改革路径（“掺沙子”，新旧规则并立）改变既有的国际制度轨道，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新兴的议题领域（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极地、深海、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领域）的治理中，崛起国更有可能占据先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漆海霞 | 时间长短、反应速度与国际冲突
长期以来，关于国际冲突，学界比较关注的是地理空间因素，例如两国是否相邻，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军事投送能力，并进而影响冲突爆发概率。近年来，学界的一个新现象是开始思考时间的重要性。不论时间还是空间，都是各国所处的环境，如果说空间因素是比较客观、比较容易测量的要素，那么时间概念则是相对略为主观、较难测量的概念。从变化方向角度看，时间流逝一去不返，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单向度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改变客观的时间，但是对于时间的观念则会影响各方的决策与互动。
首先，与时间有关的主观概念是决策者是否短视，如果过度夸大短期风险，很有可能草率陷入冲突升级的风险。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选择遏制战略时，其决策依据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因此导致过度反应，盲目升级危机。反之，如果决策者足够远视，则会更容易合作。
如果我们用博弈模型中的贴现因子来表示决策者是否有长远眼光，就可以比较好地理解为何远见更有助于合作。在静态博弈或者有限多轮博弈中，在囚徒困境中双方难以突破困境实现合作。而在无限多轮博弈中，贴现因子表示的就是决策者的远见程度，此时，若贴现因子足够大，亦即决策者具备足够的远见，则即使双方处于囚徒困境中也能实现合作。
在此，决策者是否有长远眼光和耐心，一方面与领导人个人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国内政治有关。例如，如果是领导地位不稳固的决策者，有可能通过对外强硬这一聚旗效应凝聚民心，这种情况下的对外危机转移显然与决策者对国内预期不太乐观有关。另外，观众成本也可能加剧冲突升级风险。例如，在军事威慑中，一旦某国领导人选择强硬举措，且这一选择被国内观众（包括国内反对党等政治精英和关注相关军事威慑的民众）观察到，则后续环节该领导人很难选择退让，因为一旦退让就可能被国内观众视为软弱。因此，若某国观众成本较高，则对外更容易过度强硬，这也导致其外交战略缺乏长远视野。
其次，与时间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速度。此处笔者认为有两种速度，一者是反应速度，二者是发展速度，两者造成的后果不同。
反应速度是指在多轮博弈中，从某一轮到下一轮博弈所花的时间。反应速度越快，互动次数越多。反应速度的加快会增加互动的频次，如若博弈中每一轮次的时间变得更短，则意味着此前一轮博弈互动的时间在当前可以发生两轮或者三轮互动，其结果就是正反馈（回报）和负反馈（报复）都会加速。此时的作用机理比较复杂。
反应速度对当前外交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中世纪，国家间交往较少，使节往返需要借助马车等工具，动辄数月。缓慢的交通速度降低了外交效率，但是也避免了因信息不充分而草率冲动的决策。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发达，各国外交反应速度明显增快。从书信、电报到电视、电话、网络等技术的变迁对外交提出了现实的挑战，从现实角度看，在国际社会充斥的不确定性下，反应速度的加快会增加各国应对的难度，甚至增加判断失误的可能。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军方在主张进攻优势的施里芬战略下，认为快速主动出击比未来进攻更好。而其他大国也持类似的进攻优势看法，因此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短短数日之内，德国与俄国、法国、英国陷入战争，“一战”全面爆发。可见，对于战争等极端悄况，过于快速的反应有可能加剧事态的严重性，使外交手段等维持稳定的措施难以发挥效果。此外，传播速度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信息质量的提升，在网络时代，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反而可能掩盖了真实信息，增加误判可能。例如，在乌克兰危机前，各方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在冲突中的决心大小可能存在误判。
发展速度则是指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军事备战速度，这一速度往往会引发国家间的竞争。例如，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受到两者发展速度的显著影响。如果崛起国发展速度远远高于霸主国，则可能引起后者的忌惮甚至遏制。从前景理论看，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其风险偏好。如果一国持续快速增长，则容易对未来持乐观预期，则其行为可能倾向于风险规避，会比较谨慎，不会轻易冒险，而如果一国增长速度较慢，则容易对未来持比较悲观的预期，其选择可能会风险偏好。因此，借助前景理论中的心理预期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在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关键时刻，若崛起国即将赶超霸主国，则霸主国可能冒险挑衅甚至轻启战端。因此，发展速度的快慢不平衡可能增加冲突风险。
此外，在安全困境中，军备发展速度可能加深误解。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尽管德国本意并不想挑衅英国霸权，但是在海权论影响下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导致英国对德国的忌惮与日俱增，最后公开对德宣战。可见，安全困境下，双方军备的快速增长会导致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的与日俱增。若此时攻防平衡为进攻优势时，双方甚至可能会从军备竟赛快速陷入危机和冲突。
再次，在当今世界，我们还需重视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关系中时间维度因素的影响。当前网络技术的发达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加快各国外交反应速度、拉大各国发展速度差距、增加各国观众成本，降低外交耐心，进而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
网络技术对时间维度的主要影响是加快外交反应速度并增加观众成本。随着网络的普及，各国的外交动态会被快速传播，而且不仅是各国政要可以对外交新闻了如指掌，全球对外交新闻感兴趣的老百姓都可以通过浏览新闻了解动态。一方面，快速的外交互动增加了外交失误的概率，降低了灵活变通的空间。由于反应时间短，互动双方政府的部分举措可能缺乏深思熟虑，草率行事下失误的可能性提升，而且网络增加了各国政府日常应对信息的数扯，但与此同时网络充斥大量无用信息甚至错误信息等噪声，若对信息没有仔细甄别就作为决策依据，同样可能判断失误。
另一方面，网络技术增加了外交透明度，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大量政治人物的动态，观众可以直接观察到大散决策过程的细节，明显增加了决策的观众成本。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推动了中美关系改善。而在网络时代，这类秘密外交的操作难度明显上升。此外，网络时代激增的观众成本提升了外交和谈与妥协的难度，例如，对于领土问题和主权问题，冲突双方的民众都可能通过网络发声，表明立场。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些民众可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数，即使存在舆论，这些舆论也可能由主流媒体操纵。而在网络时代，发声渠道的增多显然增加了操纵舆论的难度，因此，在面临危机和冲突时，由于担心国内民众的谴责，各国政府选择强硬手段的可能性增加。
人工智能技术对时间维度的影响则是改变各国发展速度和军事攻防平衡。在传统农耕时代，国土面积和人口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各国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科技的作用与日俱增。而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对各国经济产业产生重大影响，行业变迁受到新技术升级的显著影响，这也是中美竞争当前主要体现在高科技领域的关键之所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对战场上攻防平衡的破坏性目前难以确知。在冷战时期，核威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核恐怖下的和平。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于军事作战时，无人机、自动识别、精准定位等技术可能会降低进攻的难度。当战争决策者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决策时，在主观认为凭借新技术可以提高获胜概率并降低失败概率的情况下，是否会提升草率冲突的概率，目前尚未可知。诚所谓“兵贵胜，不贵久”，即使事后我们才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不一定导致进攻优势，但若事前决策者主观上认为该技术有利于进攻优势，这一攻防认知也会导致轻启战端。
概言之，从时间维度看，我们可以发现既往研究中很多忽略的内容。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战略决策者是否具有长远视野以及各国反应速度、发展速度来观察国际态势。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时间维度具有重要影响。新技术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存有隐患。例如，外交事件反应速度的加快使外交失误的可能性增加，而网络时代的高度透明化也使传统可以借助秘密外交加以转圆的操作空间降低，此外，军事作战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攻防优势和战略判断变迁更值得关注。当然，若我们提前预估技术进步可能存在的对于国际事务的漏洞，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充分获取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的助力，避免其可能的隐患。在新的时代，中国外交面临诸多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从时间维度着眼，如何既保持战略定力，又能在中美竟争的态势中成功应对，这是当前中国外交需要解决的难题。
黄宇兴 | “中时段”权力转移与意识形态
权力转移理论讨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在何种条件下会由和平状态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既有理论对“中时段”权力转移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聚焦于国家层次，以崛起国或霸权国具有单一或多种意识形态分析框架及其匹配情况解释“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权力转移容易诱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双方互动可推动和平的权力转移。笔者将以1933-1939年欧洲和1965-1972年印度支那的权力转移对上述理论框架做简要的说明。
一、“中时段”权力转移及其结果
权力转移理论讨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在何种条件下会由和平状态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既有理论认为，在全球或地区层面军事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为霸权国，而军事能力位居第二且不断接近霸权国的国家为崛起国。根据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既有理论从体系和个人层面讨论了权力转移的结果。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和道格拉斯·兰姆克(Douglas Lemke)从体系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全球或地区层面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相对能力的变化对战争爆发的影响。与之相比，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和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引入个体认知作为解释性因素。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相对能力变化出现在每个权力转移过程中，但权力转移的结果可能是暴力或非暴力的。因此，崛起国或霸权国对形势的认知塑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既有理论遵循的分析层次暗含了解释因素在时间尺度层面的假定。体系层次的解释是“长时段”的。在体系层面，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间尺度以“十年”为单位。个人层次的解释是“短时段”的。决策者校正认知需要的时间较短，其时间尺度以“小时”“日”或“星期”为单位。决策情景往往为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爆发危机的情况。既有理论的推论是，体系层次和个人层次的解释因素分别对“长时段”和“短时段”的权力转移结果更具解释力。因此，在时间尺度层面，既有理论缺少对“长时段”和“短时段”之间的“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的解释。既有理论已经注意到了时间尺度对权力转移结果的影响，但仍未解释“中时段”权力转移的结果。
由此，笔者认为“中时段”权力转移的时间尺度以“月”或“年”为单位。其特点为，权力转移的时间尺度足够长，以至于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相对能力可发生变化且决策者可认识相对能力已发生变化。同时，时间尺度足够短，以至于相对能力变化足够剧烈且决策者的认知正误可对权力转移结果产生影响。
二、“中时段”权力转移中的意识形态
仅从体系层面或仅从个人层面解释“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是不充分的。由此，笔者重回沃尔兹提出的层次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包括体系、国家和个人层次。既有理论仅从体系和个人层次分析权力转移结果，而很少考虑国家层次的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国家层次的要素比较复杂。研究者对国家层次的要素进行跨国、跨地区的理论抽象存在较大难度。另一方面，战争是否爆发取决于崛起国和霸权国的互动。研究者仅从国家层次分析崛起国或者霸权国的政策难以充分讨论两者互动的结果。
尽管如此，通过国家层次分析“中时段”权力转移的结果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首先，国家层面的因素主要包含两类，一是强调政治体制和官僚程序的国内政治，即合法性在制度层面的表现；二是强调群体和个体的思想认识的意识形态，即合法性在观念层面的表现。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是决策者认识相对能力变化的背景性因素，也是塑造认知的“棱镜”。因此，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可沟通强调“相对能力”的体系层次解释与强调“认知正误”的个人层次解释。其次，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可能在“中时段”内发生变化。这就使得研究者可通过国家层面的因素解释“中时段”内崛起国或霸权国政策的延续或变化。最后，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匹配情况并非某个国家的固有特点，而是推动不同国家在体系层面互动的因素。研究者可首先分别考虑崛起国和霸权国各自的国家层次的因素，之后对相关因素进行排列组合，从而推导崛起国与霸权国互动的结果。
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均围绕合法性展开。两者为国家层次解释因素的不同侧面，对国家领导人的认知和对外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发生同向强化的作用。与国内政治制度相比，研究者聚焦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建构更为便利。既有理论对国内政治制度分类比对意识形态分类更加复杂。这种分类的复杂性有利于研究者描述和刻画政治体制的差异，但不利于研究者对相关解释因素进行抽象。相比而言，研究者比较容易对一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进行刻画，且处于不同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国家及决策者的认知均有明显差异。因此，研究者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层次解释的主要变量有利于在保持理论框架解释力的同时简化理论框架。
什么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意识形态是系统性的、影响最大的价值观。在对外政策研究领域，迈克尔·亨特(Michael H. Hunt)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信念或者假定，可以将复杂事务简化为易于理解的对象并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指导。马克·哈斯(Mark L. Haas)认为，意识形态是决策者对政治世界排序的偏好。虽然上述定义侧重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定义均承认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简化；简化的方式具有系统性；简化的影响具有持续性。
意识形态系统和持续地简化决策者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是决策者收集信息的工具。决策者的特定意识形态决定其对某些信息高度敏感，而对其他信息并不敏感。第二，意识形态是决策者简化分析的“棱镜”。决策者的特定意识形态决定其强调事态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事态的其他方面。第三，意识形态是决策者进行合法认知的依据。决策者个人的思想及其所在的决策群体中可能存在多种竞争性的认知。意识形态使得某些认知合法性高于另外一些认知的合法性。在上述三种简化中，第三种简化是根本性的。如果决策者及其所在的群体强调某种认知的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认知将决定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范式，并且相关范式具有相当的系统性和持续性，不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被轻易改变。
在“中时段”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且有可能升级成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因此，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分析框架的组合可能发生三种作用。首先，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崛起国和霸权国必然收集符合合法认知框架的信息并且从这种认知框架出发分析信息。这就使得双方均可能强化“竞争性”的认知，越来越倾向于将对方视为“敌人”并固化这种认知，从而诱发冲突升级乃至战争。其次，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相对能力不仅是变化的，而且变化可能是剧烈的。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崛起国和霸权国均法无法形成系统、持续的合法认知。这就使得崛起国和霸权国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范式具有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形成关于“竞争必然升级为冲突”的敌对性认知。这可能推动权力转移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最后，若崛起国或霸权国仅有一方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而另一方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权力转移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三、“中时段”权力转移的经验分析
既有理论主要聚焦于“长时段”权力转移或“短时段”权力转移的结果。前者讨论的经典案例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数十年里英国—德国、英国—美国关系的变化，后者讨论的经典案例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英国—德国、德国—俄国关系的变化。与这些案例相比，“中时段”的权力转移要求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权力转移变化以“月”或“年”为单位。因此，这类权力转移一般发生在地区层面。如前所述，崛起国和霸权国意识形态框架的单一性或多样性及双方框架的排列组合情况塑造了权力转移的结果。由此，笔者选取1933-1939年欧洲和1965-1972年印度支那地区的权力转移对上述理论观点做简要说明。这两个例子中均存在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激烈竞争及双方互动中形成的重大国际危机。在前一个例子里，崛起国和霸权国均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在后一个例子里，崛起国和霸权国均依据多样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因此，上述两个例子体现了自变量和因变量取极值的情况。这两个案例的比较如表1所示。
欧洲的例子可分为两个阶段。1933-1936年，崛起国和霸权国分别为德国和法国。1937-1939年，崛起国和霸权国分别为德国和英国。这上述两个阶段，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均为民族主义。三国对外政策的内部分析均从本国民族利益出发。德国试图挣脱《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而法国、英国则试图巩固通过该条约及相关国际协定获得的影响。结果，三国均诉诸军备和结盟维护自身认为的“合法权益”。德国—法国、德国—英国的关系中的合作因素逐渐减弱，竞争因素逐渐加强，竞争关系逐渐演变成为敌对关系。敌对关系逐渐固化，并在不断经历的国际危机中最终走向全面战争。
与之相比，在印度支那的案例中，崛起的苏联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苏联和美国的内部文件表明，双方分析彼此互动时均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苏联将其盟友与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同时视为共产主义—殖民主义斗争和美苏争夺世界影响的斗争。苏联既通过政治和物质的方式支持盟友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又密切关注美国军事政策的方式和强度。苏联既推动印度支那的“反帝革命”斗争，又防止地区冲突演变成美苏（核）冲突。与之相比，美国将苏联对盟友的援助视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同时，美国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非“铁板一块”。苏联及其盟友存在明显的民族利益差异。美国既要对苏联及其盟友采取军事遏制政策，又要利用苏联及其盟友的民族利益差异分化对手，更要防止地区冲突演变成美苏（核）冲突。因此，自1965年至1972年，苏联和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并多次出现双方可能直接兵戎相见的危险。然而，在整个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双方均始终强调政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必要性，且均努力管控美苏之间可能爆发的国际危机。
综上所述，崛起国和霸权国意识形态分析框架的单一性或多样性及其排列组合是理解“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的一把钥匙。作为系统性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仅是决策者推行某种对外政策的动力或目标，而且是决策者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媒介，帮助决策者收集信息、简化情景并增强合法性。研究者在更微观的层次上理解意识形态对不同类别的对外政策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不同时间尺度下权力转移过程和结果的理解。
叶成城 | 世界政治中的时间性和因果机制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方法论等诸多领域都开始强调因果机制的重要性。对于因果机制的定义有很多种，但基本都认为机制是一个过程。早期的历史传统研究以个案或者少量的案例比较为主，因而总体上都隐含了对机制的叙述，直到有研究者试图将定量方法研究设计的思维引入定性研究后，才出现以相关性来替代因果性、不重视因果机制的情况。在经历定性和定量的“两种文化”之辩后，比较案例研究开始再度“找回机制”。
在梳理时间理论演变的过程时，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早期的历史学研究隐含了对时间性的思考，试图给出事物发展的脉络、进程或总结它的各个阶段。时间性缺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即在比较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的初期，很多叙事缺乏时间感是因为它们把不同时代的历史案例压缩在同一个截面，然后用最大相似性进行比较，这反而因为时空情境的差异而违背了密尔原则。在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时间重要论”(time matters)和“皮尔逊时间”出现后，在世界政治研究中开始了“找回时间”的运动。
“找回机制”和“找回时间”的思路是相近的，两者都是试图揭示具体事件随着时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时间性很重要，机制也很重要，然而还是较少有文献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讨论。此前的文章讨论了诸多时间状态类型所对应的因果机制，但是并未区分时间性和机制互相影响的作用方向。因此这篇笔谈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并将其分为时间性对机制的影响和机制所蕴含的时间性意义两个方面。
一方面，需要思考的是时间如何影响到具体机制的结果。如果将机制视作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诸多时间性就意味着时间对于结果会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时间可以作为机制的情境之一。情境可以看作机制发生的诸多时空背景因素的总和，因为这些因素过于复杂，比如包括地理禀赋、共有知识、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它们对于X→Y的过程影响复杂并且难以完全厘清，无法全部作为因果变量而更加适合作为特定的背景，因此可以将其视作X(t)→Y(t)由于因果过程嵌入具体情境之中，单独的机制或因素并不能直接获得结果，具体的结果是机制和情境所共同决定的。情境本身并不直接决定自变量到因变量的结果，但是它影响到了互动的效果，例如同样的因素可能会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具备不同的含义。在情境A中，自变量X通过机制M产生结果Oa，而在情境B中，自变量X通过机制M则会产生结果Ob。地缘政治学就是一门高度受到情境影响的学科，以土地、工业原料或数据为生产资料的差异，分别对应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截然不同的地缘战略。一旦地缘战略出现时间错位,例如用骑兵对阵装备火器的部队或者用钢铁洪流来面对信息化部队和无人机，就容易出现地缘政治灾难。
第二，时间可以作为机制发挥作用的载体。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时间的积累，在数学上可以看成诸多随着通过特定机制在时间上的积累对结果产生影响，就像水泥需要时间来逐渐凝固形成建筑一样。在中文语境中，“时”经常同“势”共同表明了对格局和走势的理解，一旦趋势形成后，就会存在较强且短期难以改变的惯性，即“大势所趋”“大势已去”。除了财富这种明显随着时间积累的机制之外，在世界政治中，更需重视的是诸如权力、观念、制度等因素随时间积累的机制。当意识到这些因素通过存量而非当前状态对结果产生影响时，也许可以对大国关系、国家建设以及权力格局的理解带来部分启示。如果将霸权视作一种政治秩序随时间积累的结果（包括技术的积累、盟友体系的经营以及国际制度的“战略性约束”等），而非瞬时的政治经济实力，就可以发现霸权国衰落的速度时常比预期中更为缓慢。这种惯性也存在于大国心理机制中，例如大国之间矛盾的形成往往较为缓慢，源于一系列冲突、误解以及敌意的螺旋，在形成后很难依靠短期的缓和姿态来扭转，而这种“时间错位”又容易产生短期缓和措施无效的错觉。
另一方面，需要思考的是因果机制中所蕴含的时间性。机制发挥作用，使得事物从原因到结果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会自然而然地展现时间性的特征。查看机制的时间性最通俗的比喻是类似股市的技术分析，可以通过不同的市场或心理机制来总结和对应它们在K线图中蕴含的时间形态。根据机制的时间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三种机制，分别是负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和均衡机制。
第一，负反馈机制意味着一种减速变化。在负反馈机制中，阻力随着变化速率增加而增加。负反馈机制几乎是社会系统中最为根本性的机制，因为它是一种随着变化而自我衰减的机制，它的诸多约束效应使得机制输出的结果是收敛的，从而让事件或系统更加稳定和可预测。边际报酬和边际效用递减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机制：对于生产者而言，单一生产要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于产出的增量是逐步衰减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增加单位商品所获得的效用也是递减的。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对外扩张速度会因为遭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而逐步减缓，税率增加到特定比重后会因为抑制经济活动而导致增量的减少，等等。吉尔平认为霸权体系的扩张同样存在负反馈机制，霸权国的扩张会使其在统治期间的成本不断上升，一旦霸权国在进一步变革和扩张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达到平衡，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的上升速度就会快于维持现状的经济能力，最终造成了霸权体系的衰落。
第二，正反馈机制的时间性特征是上个时刻的结果会成为下一个时刻的动力，从而呈现一种加速变化。因为社会系统存在诸多稳定机制，正反馈机制时常到达特定阶段后就会因为出现其他负反馈机制而达到均衡或衰减，因此它维系的时段通常比负反馈机制短。正反馈机制时常是打破现状的重要动力，例如市场机制维持了稳定，而市场中的恐慌机制则破坏了这种稳定，即特定负面情绪导致市场下跌，下跌又进一步导致了恐慌的情绪，从而形成了踩踏效应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世界政治中也存在诸多这类机制，例如国家对于对方的敌意而招致更多报复时，就会进一步增加敌对行动，不断上升的敌意螺旋就会导致冲突升级乃至失控。国家间竞争中的许多前期优势存在正向反馈，因而就出现强者恒强的报酬递增机制，例如国家将扩张所获得的资源用于增强实力和进一步的扩张，就在短期形成了一种报酬递增的“马太效应”。这种报酬递增在地理区位、技术演进和制度变迁上广泛发挥作用，大国关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相应体现在大国间地缘竞争、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中。
第三，相对于加速或减速变化而言，均衡机制则意味着匀速变化或不变。参考牛顿第一定律，均衡机制意味着达到正负反馈机制之间的平衡。也正因为均衡机制的存在，许多现象都不是X和Y之间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在各类系统中会出现更为复杂的“多重系统效应”。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很少出现仅有X同Y相关，并且它们同其他因素之间不存在关联的情况，实际情况是X的增加对Y起到的作用是同时至少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机制。例如在现实世界中的物体从高处落下，速度并不会随着高度增加而无限增大，因为速度越快受到的空气阻力就会越大，最终达到均衡时会出现“收尾速度”。价格机制是一种均衡机制，当价格高于或低于实际价值时，会以低买高卖的方式趋向“价值回归”。在世界政治中，扩张规模通常也会实现一种正负反馈机制的动态均衡，一种是以战养战和优势积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另一种是地理等诸多因素带来的投送能力的距离衰减，两者达到均衡之后就实现了短期相对稳定的规模。
总体而言，讨论机制的时间性有助于理解复杂的事件和因果关系，时间性通过机制所处的情境、节奏、顺序、时段等诸多时间要素对于政治社会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而机制也会通过正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和均衡机制等诸多方式产生事件的各类时间形态。当然，充分理解政治社会的因果关系还是离不开具体的案例比较分析，仅仅从方法到方法的讨论时常会面临实际操作中的不适应，更加务实的做法是同步或交替进行具体案例研究来结合方法论思考，从而实现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学”与方法思辨中的“思”相结合。
莫盛凯 |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斯巴达和雅典战略规划中的时间缺失
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也是以往战略研究往往忽视了的维度。战略规划的时间维度是指战略目标在多长时间里达成或者维持。它是“知己”与“知彼”间的一个桥梁，沟通两者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目标。徐进认为，战略目标与时间的耦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帮助决策者确定合理的战略节奏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步骤，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将导致执行者难以操作。
本文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大主角斯巴达和雅典战前规划的考察发现，正是双方战略规划中时间维度的缺失导致了各自战略执行和操作的失败。除此以外，时间维度的缺失还导致了双方无法及时评估并更新各自的战略，而正是双方战略规划的同时失败，导致了战争最终持续了超过所有人预期的27年之久。
一、斯巴达的战略规划与执行
无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实肇因究竟为何，决定开启这场战争的是希腊世界的传统霸主斯巴达。在公元前432年7月召开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斯巴达人以分组表决的明确结果，认定雅典的行为违背了双方在公元前446年到公元前445年冬季生效的《三十年和约》，从而做出了事实上要求开战的决定。这个表决结果在一个月后召开的斯巴达同盟会议上得到了大多数斯巴达盟友的支持。公元前431年春天，斯巴达人以一项入侵阿提卡的先发制人打击开启了实战。
严格来说，斯巴达人的战争决定没有什么大战略可言，它的战争决定更多的是群体激情的产物。作为斯巴达资深军事首长的阿基达马斯国王从始至终就不赞成对雅典的战争决定。尽管他在阻止公民大会支持发动对雅典战争的演讲中，似乎预见了雅典可能采用的新战略，但从战争爆发后他领兵入侵的实际操作来看，他的战争规划并无任何新意，演说中对雅典新战法的强调如果不是为了反对而刻意夸大，至多也就是个朦胧的认识。
战争受到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制约。古希腊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落后社会。在一个通常需要九个人劳作来养活十个人的前工业化世界，农业是一切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关键。土地及其之上的作物，甚至被赋予了神性和道德，对于公民而言不仅涉及物质上的损益，还涉及他们精神上的利害关系。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450年的大多数希腊内部陆战中，几棵祖传橄榄树遭砍伐的景象，足以引起它们主人甚至城邦间的战斗。
因此，蹂躏土地就成了希腊世界的一种公认战术，城邦间大规模毁坏对方农作物的破坏行为，是一种会激起重装步兵对阵对决的战斗挑衅。出动军队大范围地蹂躏阿提卡土地上的农获，激起雅典重装步兵的对阵对决，然后利用自身重装步兵独步希腊世界的惊人战斗力获得胜利，这就是斯巴达人有关战争的全部规划和目标。按照这一传统规划，收获时节便是战役爆发点。至于这样的战争目标需要多久实现，斯巴达人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在一个崇尚英雄和荣誉的社会，他们不认为一个能够坐视本土遭到对手蹂躏的城邦还能自诩帝国。甚至他们还认为，这将能激起雅典海外属邦的普遍反叛。于是，因为自我认知里的不可能，斯巴达人压根就没有为自己的战略设定一个时间目标。
然而，斯巴达蹂躏阿提卡庄稼的大战略在开战一周内就被证明是落伍了的。雅典已是一个拥有高墙庇护的城邦，战前就已动员阿提卡的农夫们带上他们最值钱的财物搬入了城墙内。尽管斯巴达的士兵们努力破坏阿提卡的土地及其上的农作物，但在技术落后的古希腊社会，完全依靠人力所能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6万名蹂躏者在20万英亩农田中几乎做不了什么。十年阿基达马斯战争期间，伯罗奔尼撒军队在阿提卡逗留的总时长不过150天，平均每次最长不过一个月。即便伯罗奔尼撒的士兵能够全面破坏阿提卡的农业，雅典也依然能靠海上舰队的保障维持下去。
当然，斯巴达的战略本来也不是要全面摧毁并切断阿提卡的农业补给，伯罗奔尼撒士兵只破坏雅典城墙目之所及的农地，希望通过这样传统的挑衅行动激起雅典农夫们的怒火，实现重装步兵的对阵激战。因而，当伯里克利成功劝服雅典人继续固守不出以后，斯巴达的战略就已宣告了失败。尽管如此，由于没有给既定的战略目标设定时间限制，斯巴达人依然坚持在公元前430年5月下旬进行了第二次入侵，并在公元前428年、公元前427年和公元前425年继续重复了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操作。
摆脱战略被动、迫使雅典妥协的恰恰是较早意识到斯巴达战略失灵而意图改变打法的伯拉西达。这位头脑灵活、不受传统束缚的斯巴达将领在开战多年后承认：“那时我们就战争怀抱的想法错了，我们以为我们将能迅速激起决战击垮雅典人。”公元前424年，在对战争僵局和被动挨打的绝望中，斯巴达人终于决定打破传统冒险一试，允许伯拉西达率领一支基本由雇佣兵和希洛人拼凑出来的1700名直装步兵队伍，纵贯希腊大陆，偷偷穿过色萨利，远征处在雅典粮食进口航线要道上的色雷斯地区。远征军一举夺下雅典在西北航路上最重要的据点安菲波里，彻底扭转了斯巳达开战多年来的被动局面，为公元前422年的成功议和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伯拉西达跳出既定战略把战线引向雅典遥远的海上后勤线的第一次战略调整是斯巴达摆脱战略被动的关键一招，那么尝试在自已不擅长的海上发展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则是帮助斯巴达获得最终胜利的另一次战略思维的突破。斯巴达之所以最终能赢得长达27年的战争，靠的是公元前405年洋河战役对雅典舰队的决定性胜利，而这则源自公元前412年，斯巴达在波斯资助下逐渐建立起来的海军与雅典海上力量的反复拉锯。也就是说，斯巴达在经过两段长达多年的试错以后，靠着对最初战略的两次大偏移，用了20年时间才被动摸索着找到了获胜的正确之道。如果它能给最初的战略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在初战失利后及时调整战略，或许战争也就不至于延宕27年之久。
二、雅典的战略规划与执行
在一个由未经工事筑防的诸多村庄构成的农村社会里，战争逻辑的绝大部分多个世纪以来一向固定不变。斯巴达就是一个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群山环绕中肥沃谷地的希腊城邦，它没有城墙，甚至也没有像样的街道，中心也仅仅是一个较大的不设防村落。雅典却已是一个不一样的发达商业城市，在其海上政策奠基人地米斯托克利的带领下筑起了城墙。雅典的城墙还通过三道长墙与位于比雷埃夫斯的港口连接了起来。因此，它虽是一个陆上城邦，却可以像一个海岛一样在隔绝周边的情况下依靠海上舰队几乎不受影响地生存。
雅典作为这场战争的另一方，有着相比斯巴达成熟稳健的战略规划。雅典城邦的民选领袖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时已连续执政十余年。他经历过与斯巴达间的上一场伯罗奔尼撒大战，领教过斯巴达重装步兵冠绝希腊的惊人战斗力，也见证过雅典人在战事一帆风顺时盲目自大地开启远征埃及的第二战场并惨遭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他给雅典制定了一个退守城墙内固守不出的战略选项。也就是说，分散在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农民将全部撤入卫城的城墙内，雅典所要做的就是凭借海上的供给坐等伯罗奔尼撒军队耗尽耐心主动撤回。
如果说斯巴达凭借自身陆战优势希望通过蹂躏雅典土地激起对阵决战是一种传统的歼灭战，那么，伯里克利追求的就是什么都不做，通过一种消极的消耗战，坐视贫穷的斯巴达因为始终找不到决战的机会打不下去而被迫求和。雅典公民则得益于城墙、长墙的保护，和海上舰队保障的物资和财富输入，能正常生活下去。战略史家德尔布吕克盛赞了伯里克利的这一伟大战略创新，这不仅是古希腊战争史上的一个全新思路，也是战略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第一个间接路线的大战略。理论上，这是一个能使雅典立于不败之地的完美战略，但实际上，由于缺少了时间限度的考虑，这一战略贯彻起来并不尽如人意。
首先，战争作为一项花钱的事业从来离不开财富的支撑，但雅典的消耗战略却有着远比斯巴达要高昂的战争成本。后世不少学者为此批评伯里克利的战略缺乏现实性。布索特依据雅典在不久前萨摩斯战争中的开支，计算了与斯巴达消耗战争的成本和雅典的财政收支，发现类似伯里克利在战争第一年的被动防御打法，雅典的年度军费开支就高达2000塔连特。这意味着凭借雅典现有的财政状况，战争最多只够打三四年，如果三四年内不能迫使斯巴达求和，那伯里克利的战略也就失败了。因而，伯里克利去世以后，雅典鹰派就迅速主导了对斯巴达同盟和伯罗奔尼撒本土的进攻性海上侵扰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卡根辩解说，作为不久前萨摩斯战争的指挥者，伯里克利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财政问题，他在战争初期的保守，是因为他作为杰出的战略家是从分化打击斯巴达国内鹰派从而帮助巩固鸽派的政治考虑，而非纯粹的军事考虑做规划。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否认，伯里克利最初也没有设想过斯巴达人能够把战事坚持到四年以后。他在开战前向公民大会阐述的战争规划中，从来没有设想过要在伯罗奔尼撒本土建立据点或是颠覆斯巴达脆弱的政治制度，海上侵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给斯巴达人造成同等的破坏，“在心理而非物质上使之疲惫不堪"。如果是这样的保守打法，没有鹰派克里昂在公元前425年于斯法特克里亚取得的意外大胜，或许伯罗奔尼撒人还能把对阿提卡的入侵坚持得更久。
其次， 战争也从不只是领袖们纯粹理性的对弈，它一直都是两个社会意志、心理和直觉的反复较量。古希腊社会高度崇尚荣誉和地位，一个拥有帝国的伟大城邦却龟缩在城墙内坐视另一个城邦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示威并蹂躏自己的土地和农获，雅典的公民们心绪复杂。如同后来亚西比德在蛊惑雅典人发动西西里远征时所说的——雅典依其本性只适合于大力进取的战略，倘若选择消极被动的态势，雅典将不复存在。尽管伯里克利凭借着自己长期执政开辟了雅典黄金时代累积起来的威望和雄辩口才，说服了城邦公民特别是城外的农民公民，忍受损失和情绪接受了他的隐忍战略，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能够始终支持并拥护这一战略。伯里克利的战略需要假定，一旦战事延续超出预期，他的继任者要有像他一样的雄辩才能、政治经验和道德权威，能够驾驭保守的农夫和民主的极端分子，并能条理井然、持续不断地这么做，直到斯巴达人放弃为止。显然，他高估了自己的生命，也高估了他的继任者，更高估了公民们的耐性。
伯里克利所坚决反对也最担心的，就是雅典人在战争期间因为骄傲自满，而任意开启另一场战争从而导致两线作战的巨大风险。这一他从早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汲取的最重要历史教训，很快就在他身故以后被忍耐良久的雅典人一 犯再犯。公元前的424年，被前一年的派楼斯战役胜利冲昏头脑的雅典人，很快就在第力安的陆上重装步兵对阵中重复了十余年前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科罗尼亚遭遇的败绩。而在公元前的415年， 雅典更是在与斯巴达的休战纷争中开启了西西里远征，并以200艘战舰和5万军人的全军覆灭，耗尽了最终的战略优势，剩下就只能依凭概率对半的战场搏杀来决胜负了。
三、经验总结
作为战争的主要对手，斯巴达和雅典最初缺乏时间维度的战略规划都遭到了失败。在长达27年的不断纠正以后，战争最终以海军对海军的海上决战决出了最后的胜负，从而证明了另一项朴素的战略原理——要结束僵持、赢得战争，就必须成功履行对称性的战略机理，那就是海上力量最终须由海上力量克制，陆上力量最终须由陆上力量战胜。当然，除此以外，斯巴达和雅典早期缺乏时间维度的战略失败，依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对于斯巴达而言，战略规划要有时间尺度才能及时检讨和回调止损。作为名将的老毛奇曾说过：“只有外行才相信能事先对战役全部过程作详细的规划，并能把最初的观念推进到底而不作任何改变。”斯巴达战前的战略规划在开战不久就已被证无效。如果说一年两年的坚持仍然值得尝试，那么当雅典在瘟疫中失去了领袖和数万人口后依旧坚守不出时，就应该及时考虑调整战略方向。如果能更早地开展战略上的反思检讨，向雅典在色雷斯的薄弱据点发起偷偷的远征，或许就不至于遭受斯法特克里亚的耻辱，至少阿基达马斯战争不会持续十年之久。
第二，对千雅典而言，执行战略目标既要有合理的时间限制，也要有战略定力。伯里克利为雅典精心策划的战争规划，在理想的条件下当然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稳妥之策。但战略从来都不是真空地自外于国内基础，也不可能不顾经济成本的考量，更尤法无视民众的忍耐限度。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伯里克利被动型的大战略要成功，战略定力是基础性的条件，一个既能领会战略精髓又能控制维系国内支持的替代继承人的发掘和培养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在有关战略的时间限度上，斯巴达的战略教训要求及时求变，雅典的战略教训要求能持之以恒，斯巴达和雅典一正一反的案例教训则再次证明，战略的精髓在于因时因势的灵活性，而不是恪守任何僵硬的教条或是理论。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是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的世界上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环境。在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及时敏锐地甄别出该坚持和该舍弃的战略原理，恰恰反映战略的本质不仅是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的生动休现。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脚手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赖它的支持。”
刘露馨 | 国家优先还是市场优先？美国产业发展中的次序问题
因果关系是我们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所追寻的宝藏，而判断因果性成立的前提就是确定原因与结果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然而，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原因和结果都是相互作用的，很难分清其先后顺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经常困扰着社会科学研究者。
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多年来一个重要的时间次序问题就是先有国家还是先有工业化的问题。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写道：“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在他看来，国家的干预是自由市场和工业化得以实现的前提，而对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来说，国家尤其是官僚制度的建设则是工业化的产物。当一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其社会结构变得越发分化和复杂，城市人口的集中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削弱了国家此前对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国家需要对此作出回应，稳定的官僚机构才应运而生。
一、美国政治经济中的谜题
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到底是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还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起主导作用，是学者们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话题。美国的工业发展史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横截面，展现了不同的优先次序。
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被视作一个规模弱小的政治组织，其国家形成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和自由市场的发展。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同为美国开国元勋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理念，他们之间的权力和思想竞逐对美国的政治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密尔顿主张仿照英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积极扶持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的发展，而杰斐逊则主张分权政府，且政府应支持农业发展和自由贸易。在立宪会议之后展开的第一轮国家建构中，汉密尔顿的诸多国家主义构想都被付诸实践，但其要求建立一个强政府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美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发行统一货币的中央银行，没有一个商业监管部门，类似于农业部、交通部这种现代国家具备的基本经济职能部门也没有出现在联邦政府最初的组织构架中。联邦政府的制度设计最终体现的是限制权威、分散权力的杰斐逊自由主义思想。
19世纪的美国工业在放任自流的国内经济秩序中飞速发展，贫富差距增大使得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种族冲突也随之越发成为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疾。随着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开始变得问题丛生，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凸显。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家建构迟滞的局面及其带来的治理困境才最终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打破。“进步主义”运动推动了美国行政机构经历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且影响深远的一次重组，政府加强了对农业和工业市场的监管，一个“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才初具雏形。因此，美国政治发展似乎有一个基本的秩序，即先有自由放任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才有国家作为“守夜人”的出现。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这一历史次序其实并不清晰，联邦政府积极培育和干预了多个特定产业及其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建立了高效的海关税收系统，使得联邦政府能够通过高关税来为制造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许多经济史学家也看到，美国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国家的作用，不仅联邦政府成功地将美国的核心产业从农业出口转变成为制造业出口，水电、铁路、无线电通信等众多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在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中的投入。甚至美国最为自由的金融业、房地产和风险投资业的兴起也都是国家引导和干预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国防部为核心的“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更是深度介入了计算机、半导体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在美国打造出一个强大的高科技产业体系。因此，美国的产业发展究竟是国家还是市场主导，是我们理解美国政治经济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谜题。
二、比较两个产业的历史发展得出的答案
要想理解美国诸多工业明珠的产生究竟是国家锻造还是市场孕育，需要从特定产业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二战”以后，美国曾有两个产业具有高度类似的初始优势，但是却经历了非常不同的兴衰变迁。这两个产业分别是半导体和稀土产业，它们的诞生都源于军事应用，都由美国国防部门孕育而生，最初都由美国公司掌握独一无二的技术和出口优势。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两个产业在美国却走向了非常不同的结局。
半导体产业作为美国工业皇冠上的宝石，至今都熠熠生辉，美国企业尤其在芯片设计环节拥有绝对的技术垄断，这也使得美国政府能够通过封锁尖端半导体技术来打压中国的产业升级，制造所谓的“卡脖子”问题。在稀土领域，美国却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进口，在开采、冶炼和提纯，以及包括永磁材料这样的下游应用领域，中国企业所掌握的技术和成本优势都远远领先于美国企业，以至于一些专家判断稀土是美国最难以与中国“脱钩”的产业领域。为何两个具有相似初始条件的产业却经历了不同的兴衰变迁？
纵观“二战”后美国这两大产业的发展历史，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两者在这一时期都面临从军用到商业转化的问题，都遭遇到了国际生产分工的冲击，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崛起给美国公司制造了巨大的产业转移压力。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由于国家干预和国际市场分工被给予了不同的优先次序，两大产业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说，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财政资助和技术封锁上。例如，1987年美国国防部联合私有企业组建了一个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前者在5年内出资5亿多美元支持14个半导体企业的尖端技术研发，这一项目帮助美国半导体企业从外国竞争者手中夺回了大量的市场份额。此外，为了防止美国企业的尖端技术通过外商投资而转移到国外，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强化了外资监管制度，阻断了例如日本富士通公司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的计划。
对比美国的稀土产业，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20世纪80年代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位置。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工业腾飞极大地带动了稀土产业下游应用市场的发展，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了稀土的大规模开采，其相对极低的生产成本给美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虽然美国国会在这一时期曾推出多项立法要求加大对稀土产业的保护，里根政府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建立一个稀土监管部门的提议和相关扶持措施最终不了了之。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逐步退出了稀土分离和加工环节，转而由中国代为加工稀土，将该产业的发展交给国际市场和比较优势来支配。缺少了生产环节，美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就变得不足，这一领域的技术工人也逐渐流失，整个产业链开始走向分崩离析，最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国际竞争中倒下。
在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还是市场的先后次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的产业会产生不同的反馈机制。有些产业可以交给市场分工，有些则不可以。在半导体领域，由于集成电路的制造严格依靠设计模板进行，芯片技术的创新并不直接受到制造环节的影响，且生产制造的成本极高，创新和生产环节就可以并且也有必要进行分离，所以才有高通（Qualcomm）这样的无晶圆厂企业负责芯片设计，台积电（TSMC）这样的芯片代工企业负责生产。市场优先的逻辑可以带来正反馈机制，帮助美国获得技术垄断优势。对于稀土产业来说，生产环节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质量，技术创新和生产这两个环节无法完全剥离开来，因此其制造能力直接关涉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如果过早地将产业发展交给国际市场分工，就会导致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从而使得整个产业链节节溃败。
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次序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制造业的大量海外转移给美国产业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对此，美国政府正在重新调整国家和市场的优先次序，加大国家对特定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让制造业回归。面对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的抵抗，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提高行政效率的方式来增强国家能力。例如，拜登在白宫内部设立了一个名为“芯片法案实施指导委员会”（CHIPS Implementation Steering Council）的内阁级协调机构，负责统筹、管理和实施《芯片法案》中针对半导体产业的500亿美元投资。为了推动《通胀削减法案》对于关键矿产和新能源产业的相关投资，拜登还成立了国家气候工作小组（National Climate Task Force）,特别任命“清洁能源创新和实施高级顾问”担任负责人，领导该小组的27个部门代表，并在白宫新设立了“清洁能源创新和实施办公室”负责行政事务。上述专职委员会和办公室的设立标志着拜登政府正通过机构和制度建设来加强对经济的管理，确保产业政策的落实，让国家建设这一次走在产业发展的前面。
除了对内提高行政效率外，拜登政府还借助大西洋联盟、印太联盟、五眼联盟等安全盟友体系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新建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合作机制来重构全球生产体系，建立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体系。例如拜登政府宣布发起“美国电池材料倡议”，它由负责自然资源开发等事务的美国内政部配合能源部牵头实施，并借助七国集团（G7）在2022年启动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这一平台，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目的是确保锂、钻等稀有矿产的供应链安全。在大多数产业的生产体系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要想逆转市场力量、重构生产体系，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国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美国积极借助盟国政府的力量，借助多双“有形的手”来扭转特定产业的国际分工结构。
在调整国家和市场这两者的优先次序的同时，另一种次序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在大国竞争的压力下，“大政府”（big government）的回归体现的是对国家力量的呼唤，而它经常与美国的民主政治产生优先性上的矛盾。在美国的历史上，人们曾多次质疑行政国家兴起的合法性，认为过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破坏了“宪政安排”，非民选的行政官员不应对社会作权威性的价值分配，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也难以监督以专门知识为基础的行政机构。仅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来说，国会就曾多次通过立法加强对总统的经济外交决策权的约束。在民主体制下，效率受到了珍视，多元主义就容易遭到忽视；优先考虑行政和谐，就需要一定程度上放弃政治辩论；政府被更多的工匠管理，政治家也就难以对选民诉求作出及时的回应。因此，在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的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国家还是市场优先的问题，还要考虑行政效率和民主政治的先后顺序，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次序问题。
陈兆源 | 时间范围与国际投资合作中的耐心资本
时间范围（time horizon）是一个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中均有使用的概念，但似乎仍然缺乏统一的界定来覆盖此概念在不同学术语境下的使用。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在其名著《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里注意到“时间范围的差异会产生深远影响”，但他同时也坦陈“我们对不同政治行为体时间范围的了解相对较少”。通过梳理代表性的学术语境，本文尝试对“时间范围”这一概念给出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国际投资合作中耐心资本的讨论。
按照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体来划分，关于时间范围的讨论大致包括三类学术语境（见表1）。
一是企业经营语境下的时间范围。企业管理者的时间范围是指其在评估一项拟议行动的后果时所关注的未来距离。在投资分析、工厂布局、库存规划等企业的经营决策中，时间范围都是一个重要变量。如果企业管理者的时间范围太短，其可能会低估特定项目的回报，而如果其时间范围太长则可能导致做决定时过度花费精力和资源。由于企业经营的目标不同或是企业管理者的主观认知存在差异，企业会拥有或长或短的时间范围。对于某项投资而言，时间范围表示的是投资被持有直到资金需要被收回的一段时间。故时间范围越长，则复利的力量就越发有机会显现。在控制决策成本的条件下，较长的时间范围对企业发展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国内政治语境下的时间范围。对此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时间范围被他们视为特定政权或政治领导人的预期执政时间。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将时间范围的差异作为“流寇”和“坐寇”的重要区别。流寇的短时间范围使其更倾向于采取掠夺性行为，从而破坏公民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并导致经济产出的减少；相较而言，坐寇的长时间范围使其有动力限制掠夺性行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以增加国民产出，并着眼于在长期内产生更多的净收入，而这应该会有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尤其对于那些统治的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权，领导人（或广义上的执政联盟）越短的时间范围越是会减少对投资和履行长期契约的信心。基于与奥尔森相似的逻辑，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讨论了威权国家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如何提升国际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并首次将政权失败的预测概率作为测量特定政权时间范围的指标，由此对政治经济学中时间范围的实证研究作出了实质性推进。奥尔森以及赖特的逻辑和测量方式影响了一批研究者，他们都将时间范围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内政治因素来进行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其中既包括产权保护、资源诅咒、公共卫生开支等国内议题，也包括吸引外资、贸易自由化、缔结双边投资协定等国际议题。与企业经营语境相联系的是，国内政治中的时间范围同样影响了政权或其领导人的“投资”决策。面对强大反对派和不确定性的政权通常而言将更加短视，从而更加专注于那些确保其政治生存的“投资”。过于激烈的国内政治竞争将使得执政者在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国家建设时要么缺乏意愿，要么缺乏能力，或两者兼而有之。
三是大国竞争语境下的时间范围。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和崛起国的时间范围会对其战略互动产生影响。与国内政治语境中强调政治领导人所处的国内环境不同，大国竞争语境下时间范围的主体是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国家，反映的是特定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相较而言，现有研究对国际政治中时间范围的理论探讨仍相对较少。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M. Edelstein）将时间范围理解为行为体进行跨期权衡（intertemporal trade-offs）的倾向性，反映了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更大的长期利益的可能性付出一些短期成本。考虑到不同时间范围的霸权国和崛起国在面对战略竞争对手时会做出不同选择，埃德尔斯坦提出并论证了与传统智慧相区别的两个论点。一方面，霸权国对崛起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不一定导致冲突。当霸权国的时间范围较短时，会为与崛起国的实用主义合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拉长“未来的影子”（shadow of the future）不一定带来合作。霸权国更长的时间范围会导致其与崛起国发生战争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不难发现，不同学术语境下对时间范围的讨论虽有一定共性，但由于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现有对时间范围概念的界定仍存在不足。通过上文的梳理，此处尝试性地对不同性质行为体的时间范围给出一个更为一般化的界定，即时间范围是刻画行为体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反映了不同行为体对于应从多长期限的视野下看待利益和绩效的主观认知及客观约束，从而影响行为体的战略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与时间范围密切相关的一种扩展，学界近年来对国际投资合作中“耐心资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了前述三种不同学术语境。简单地说，耐心资本就是长时间范围的资本。在国际投资合作中，耐心资本的提供者通常是企业，由此结合了企业经营语境下的时间范围概念，并融入了更多的比较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色彩，包括对一国国内发展模式以及对外经济方略的探讨。
耐心资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尤其是非金融企业）不必急于对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短期变化作出反应，或是牺牲长期收益来专注于短期财务回报。耐心资本是一类特定的投资或借贷，其提供者意在获得长期投资所特有的收益（既包括财务收益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收益），且即使接受者未对短期市场压力做出反应，提供者也不会退出这些投资或借贷。在林毅夫和王燕看来，耐心资本是投资于一种“关系”的资本，其提供者愿意看到接受者在未来获得发展，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耐心资本所有者类似于股权投资者，但愿意将钱长期“砸入”实体经济领域、非上市公司或非上市的基础设施项目。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B. Kaplan）在总结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发展合作特质的基础上提出，耐心资本是一种独特的长期资本形式，其特点是具有风险容忍度的国内金融体系在国际上向各国提供信贷而不附加政策条件。可以看出，较之不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更加关注一项投资和借贷的长期愿景，甚至可以放弃眼前的财务回报来换取未来的更大收益。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来判断资本提供者的耐心程度（见图1）。首先是资本提供者在作出进行投资的决定时最初打算的投资期限。这里根据的是事前计划而非事后行为来判断投资的耐心程度，在此阶段便计划进行长期投资或贷款是耐心资本的必要条件。通常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投资者的属性、投资的行业等信息来得知计划中的投资期限是长是短。比如，相较于证券市场上的高频交易者，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拥有更长的计划投资期限；国家开发银行往往比一般商业银行拥有更长的计划投资期限；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者往往拥有较长的计划投资期限。
其次是资本提供者在投资经营过程中是否追求短期财务回报。在排除了投资计划阶段的短期投资者后，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资本提供者在投资经营阶段是否会利用其影响力施压资本接受者追求短期财务回报。那些在投资经营阶段侧重追求短期财务回报的资本提供者的耐心程度是有限的。不强求短期财务回报的投资者通常具有一些不同于此的投资目标，比如追求长期策略带来的超额利润；追求长期投资带来的政商关系价值；追求关键战略性产业的市场份额；追求实现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等等。
最后是资本提供者在面对不利条件时的退出可能性。在确认资本提供者并不把追求短期财务回报放在首要位置后，还需进一步考虑投资者有多大的可能性选择退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会计规则或偿付压力等因素，一些致力于追求长期目标的投资者也可能会在面对不利条件时被迫退出。在退出可能性较高的情况下，一个看重长期目标的投资者可能实际上与追求短期财务回报的投资者所拥有的耐心程度类似。若要有较高程度的耐心资本，则必须在退出问题上对资本接受者拥有一定的“忠诚度”。资本提供者动用其“退出权”的可能性越低，投资的耐心程度就越高。
对资本耐心程度差异的分析从时间范围的角度揭示了资本的异质性。相较于“移动资本"和"脚底抹油的资本”，具有长期导向禀赋的耐心资本可以被开发成一种比较优势，并且使特定国家在生产和出口那些“耐心资本密集型”产品时具有某种竞争优势。在国际投资合作领域，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较为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学习利用自身的耐心资本比较优势，通过大量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来实现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
当然，尽管国际投资合作中耐心资本取得的积极效果有目共睹，但对耐心资本的讨论也不应陷入某种不证自明的规范性假定。虽然普遍认识到过短的时间范围会造成危害，但拥有较长时间范围的耐心资本也不必然总是积极的。耐心资本有助于扩大企业和国家的自主权，但同时也可能引发相应的道德风险，耐心资本所牵涉的腐败和透明度问题也同样需要引起注意。如何在国际投资合作中更好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已成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课题。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一辑(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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