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洋参考
作者：贾老师（贾葭，专栏作家，知名媒体人，现居香港，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多家媒体时事评论员。）
大家好，我是凹叔。
武汉疫情不光牵动中国人的心，也牵动着我们的近邻日本。
日本街头到处都有中国加油，武汉挺住，相信也感动了无数网友。
而这几天，从日本援助中国物资的文案，在朋友圈和微博频频刷屏，让大家议论纷纷，感叹读书的重要性。
日本捐武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日本捐湖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日本富山捐辽宁：“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而日本舞鹤捐大连就更厉害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首王昌龄的《送柴侍御》用在这里简直是绝妙，不光有日方对疫情的关心，更完美表达了中日友好的期望。
这也让网友们感叹，这些源自中国的诗词，为什么他们运用的如此得当，我们怎么只剩下“加油”，“挺住”？
好像我们陷入了一种词汇浅薄的失语状态？
今天凹叔就推荐贾老师的这篇文章给大家，他从深层次的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希望大家看了能有自己的思考。
这句诗出自王昌龄《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其实鉴真东渡和玄奘西游，都非常艰难。官府查禁，学生举报，这两个人出国，用今天的话说，那是“非法出境”，算偷渡出去的。什么唐太宗西华门送别唐三藏，都是小说家瞎编的，李世民那会巴不得把玄奘抓回来呢。这个扯远了，我们转回正题。日本早期的史书比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均系汉字书写。《古事记》成书于和铜五年（712年），由太安万侣编撰。《日本书纪》在八年后的养老四年（720年）由舍人亲王等人撰写完毕。这两部书均系日本最早的史书，后者被称为“日本正史之首”，怎么比较呢？《日本书纪》是建立日本国家认同的第一部史书。本书把670年创立的“日本国”国号及“天皇”称号，追溯到公元前660年的神武天皇时期，并主张日本列岛自古以来均为日本天皇的统治区域。（见冈田英弘所著《日本史的诞生：东亚视野下的日本建国史》）。日本有历来使用汉字的传统，其实不止日本，还包括韩国、越南等国，在汉字输入之后，仅成为一种具备记录用途的文字，口语则使用本国的语言。《宫崎市定中国史》
宫崎市定 著
磨铁图书出品
故而与中国相同，即所谓“言文二途”之制，说是一套，写下来另一套。中国早期的话本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比如《莺莺传》），即是口语。但是中国口语和日本口语的文法结构完全不同，记录时全部以汉字写的话，难以表达的地方也多。于是日本人发明了万叶假名，这是把汉字视作单纯表音符号的一种表记法。万叶假名逐步简化之后，成为今日之日本现代假名，而且与汉字混合使用，汉字遂成为日语表意文字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日本旅游，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坐地铁高铁仍然不会迷路的原因，有一大半文字都是汉字。比如“新宿”，我们读作xinsu，日本人读作Shinjuku，“池袋”，我们读作chidai，日本人读作Ikebukuro，汉字不完全是汉语里的表意文字了。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中，读中文典籍、写中文诗歌、乃至书法、篆刻与文字有关的训练从未中辍。当年梁启超吹牛，说自己在去日本的船上，一晚上就学会了日语。其实不是他懂日语，而是伊藤博文这帮人中文（文字而非语言）太好了。当年中日名人之间所谓的笔谈，就是写汉字交流。略举一例，有一年冬天我在东京的一个咖啡馆写稿子，管服务员要一个烟灰缸，一来可能是我这个ashtray这个发音不准，二来日语里管这个ashtray叫“阿斯托雷”，服务员一脸懵懂。我灵机一动，让服务员拿纸笔，写下两个汉字：灰皿。她非常惊讶又很高兴的去拿来了烟灰缸。老实说，我觉得“灰皿”比“烟灰缸”的表达准确。因为古汉语里，“皿”就是指“浅底的容器”。至于缸，是很大的盛水用具。又比如，日文里“駅”即中文里的“驿”，即驿站，引申为车站。有一次，我去函馆山看夜景，出租车司机问去哪里，我写了“山麓駅”三个字给他。所以梁启超那种笔谈并不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日文典故追到辞源，都是中文典籍里的典故。日本文化里非常重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汲取。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一帮人的汉诗都很好。我想起来，当年南联盟大使馆游行的时候，中文系的同学写的标语就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物理系写了一句“打倒北约”，生物系写了一句“血债血还”。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有文化就是“与子同袍”，没文化就是“武汉加油”。《蒙曼：唐诗之美》
蒙曼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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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日本文字里的汉字，有点像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之于拉丁文的关系，是一种文字源头。与日本不同，韩国的谚文纯用表音符号，不使用汉字。但韩国的典籍均以汉字书写。所以在日本、韩国，研究本国历史，不懂汉字完全无从下手。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化教育要说没有吧，那不符合事实。要说有吧，那也挺半吊子的。文言文比例大约占三成最多四成，相比台湾、香港而言，那是大大不如，台湾文言文占比是七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港台人民的用词比较“雅”，那是有原因的。别的不说，我记得当年连战登陆，给中国新闻界送了两个词，一个是“履新”，一个是“福祉”，后来都用滥了。我们经历过两次的语言革新，所谓革新，也未必是新，只是另一种东西而已。一次是五四，从文言文向白话文有一次过渡。号称砸烂孔家店，口号叫得爽，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确抛弃了不少东西。比如做旧诗这种事，过去是学生们的基本功啊，但是五四以后，做旧诗成为遗老遗少的事儿。胡适拿新诗恶心黄侃，黄侃拿旧诗恶心胡适，段子很多。为什么我们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学术大师，乃是因为中西兼通的缘故。现在的一些学者，“西学”说“通”的太难，因为“西学”的专业化程度在过去一百年中越来越高，皓首穷经也未必能说通。“中学”说“通”的那则更难，很多学者的论文，错别字连篇，语法错得感人。至于诗歌，除了现代诗之外，当代中国人要做旧体诗，一概都是“老干部体”。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平水韵的七阳韵，写生活小康的诗。当然康熙老师这句也不入时人法眼，但比今天的老干部体还是好一些。有时候吧，我觉得，自强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比如黄遵宪、薛福成、冯桂芬这批中国人，和五四运动后那批中国人，很不一样。五四后，胡适、钱玄同、梅光迪这批中国人，和文革后那批中国人，也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但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上失去了同一性。换句话说，这是不同性质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被改变了。判断一个族群的共同特征，首先当然是从语言上去考察。如今，我们使用的语言，与黄遵宪的语言不同，与钱玄同的语言不同，虽然表面看上去都是方块字，但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了。我们当代中国人是“新的中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的语言不是古典中国和近代中国的语言了，是一套完整的、有指挥功能的新语言。为什么语言如此重要，因为人类的思考是要依赖语言的。你掌握的语言、词汇、概念、定义有多丰富，你的思维就有多丰富，能够到达别人无法到达的边界和境界。在一切被管制的情境中，唯有思维是真正自由的，然而，恰恰因为其是自由的，所以要从根本上确立思维的边界，那就只能通过语言来确立。你想不到这句唐诗，那不过是因为你没有读过而已，所以写不出来那样的话，也想不到。同样，很多事情你想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你不掌握那些新词汇新概念是什么意思，自然无助于思考。去过日本的读者应该都看到过，日本的汉字字体非常丰富，很好看，很多店的店招字体都很诱人，一看就是经过设计的。我们这边就一水儿的黑体字。从美感上，多元自由的各自努力肯定是超过整齐划一的集中管理的。“中华”这个概念是以文明的敷化为其后盾的。钱穆说过，教化敷于何地，其地自然就是华夏。这就是以夏变夷。当年李自成借兵之后，多尔衮一马平川地打到江南，“华夏”是沦陷了，被夷狄所侵占。注意，“天下”这个词从来都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然后呢，越南、朝鲜和日本在满洲人宅夏之时，坚称自己才是“中华”，至少是“小中华”。朝鲜当时依然奉朱明为正朔，号称“永不帝清”。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则提出，夷狄统治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日本才是“中国”，随后萌生出这样一种观点：“日本虽非中华，日本近于中华，中国虽曰中华，实乃鞑靼支那”。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在签字之时，日本方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所以在华夷秩序当中，自清之后，日本一直以来都有对儒家文化的自承与高度自信。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这么熟悉唐诗宋词，也不要奇怪，历史就是这样的，而且，当下也是这样的。很多中国人对于日本有一种在文化上既亲近又疏离的感觉，就是这样来的。日本人的文案设计，往往让一个中国人有情感的共鸣，也就是这个道理。【直播送书送周边送兑换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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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治学方法与中国“知人论世”的史学传统如符若契，又对司马迁顶礼膜拜，晚年曾计划将“人物论”的代表作品《史记·列传》全译为日文。本书正是宫崎本人的“人物论”，也是他的著作中最为通俗好读的一部，收录了他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重点关注过的人物，包括“大帝与名君”（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康熙、雍正），“乱世宰相”（李斯、冯道、贾似道），“资本家与地方官”（晋阳李氏、宋江、蓝鼎元），“儒家与文人”（孔子、朱子、张溥、石涛），涵盖各个时代和阶层，极具代表性。
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为基础，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文风，对这些历史上“最有料”的人物之魅力、功罪和时代进行描绘，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与想象力飞扬的叙事融合无间，重现了司马迁以降摄人心魄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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