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

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含义是什么？某些情形下，它非常简单明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坚硬的高墙。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就是卵。这是隐喻的一种含义。

    可这并非全部。它带有更深的含义。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无法取代的裹在脆弱外壳里的灵魂。对我来说如此，对诸位而言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必须面对一堵高墙。这高墙名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本该庇护我们，但有时候体制不在受制于人，然后它开始残杀我们，甚至让我们冷血地、有效地、系统地残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彰显，使它呈现光彩。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用光明使体制透亮，以免它网罗和贬低我们的灵魂。我坚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追求厘清每一个灵魂的独特性——用生与死的故事，用爱的故事，用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用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用让人笑逐颜开的故事。这才是我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写作小说的理由。

    先父去岁仙逝享年九十。他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一位兼职佛教徒。读研究生时，他应征入伍并被派往中国参战。我生于战后，常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中佛坛前长时间的虔诚祈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于非命的人们祈祷。

   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不论敌友。凝视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仿佛感到死亡的阴影包围了他。

   父亲走了，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的记忆。但那被死亡包围的阴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从他那里继承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人，都是超越国籍、种族、信仰的个体，都是面对着叫做“体制”的铜墙铁壁的危卵。显而易见，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大，也太冰冷。假如有任何获胜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自身和他人灵魂的绝对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相聚所获得的温暖。

    请仔细想一想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没有灵魂。我们不能让体制来践踏我们。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体制并没有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要告诉诸位的一切。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我很荣幸世上有许多国家的读者正在阅读我的书。我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向诸位作演讲。（李华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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