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说，该怎么办

关注公共话题的作者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诘问，“那你说说该怎么办”是最常见也是最让人恼火的一种。有时候我们会无视，有时候我们会怼回去，“食客嫌菜不好吃还得自己下厨露两手是吗？”

食客、餐厅、厨师的比喻，并不完全贴切，但也能表达相当一部分道理。所谓术业有专攻，所谓权责利对等，在共同体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位置的人做得不好，都应该接受批评，不能以专业性或局内局外为理由，拒绝接受外部评价。

说这个比喻不完全贴切，是因为写作者和社会之间并非食客与餐厅之间的消费关系。写作者自身也是社会的一员，到了今天，一百年前流行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早已玩不转。写作者要接受自身的普通身份，克制指点江山挥斥方裘的冲动，在所谓信息社会的知识汪洋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但公共写作绝不应该承受吹毛求疵的苛责和欲加之罪的污名。

没人质疑文学存在的价值，没人要求文学家给出拯救人类苦难的药方，但总有人质疑新闻和时事评论存在的理由，要求记者和评论员拿出治理社会的更好方案。

在前段时间足球界与喜剧界的世纪大论战中，代表足球界出场的董路抛出一个问题：你说喜剧表演艺术家踢球和我说相声比，哪个水平相对高一些？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让一个写文章的去管理城市，和让一个管理城市的人写文章，哪个水平更高一些？

可能很多人已经脱口而出那个响当当的成语了——文人误国。鉴于近年来有些人为了反对东林党而与魏忠贤老师达成了高度共识，文人误国这件事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句话是对“误国文人”的最生动写照。可是在历史上，文人实务能力的退化总与文人群体的边缘化一起出现，边缘化是因，能力退化是果。晚明文人竟无一个是男儿，而同治中兴的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个个都是文人。

而在现代社会，“文人”成了一个含义十分暧昧模糊的词。大家都是九年义务教育，三年高考五年模拟，只因为专业不同、职业不同，硬是分出“文人”“理人”“工（科）人”，似乎太粗暴。

“文人”与“才子/才女”都是早已过时但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词，人们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通常不怀好意，哄你一下就是“才子/才女”，看你不爽就是“无知文人”。但是不管你如何看待文人，所有人都是要读文章的。朋友圈里流传的，总是关于公共事项的文章，朋友间也总会就热门话题交换意见，而不是互相分享高等数学讲义或发动机制造原理。

资讯是现代人的精神口粮，我们不吃安全有益的粮食，就要吃污染有害的粮食。

通过点击、阅读与分享，我们从一团乱麻中抽出一根清楚明白的丝线，世界逐渐从混沌中涌现出秩序。

公共写作不仅关乎世界该如何治理，更关乎世界该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说，“（理智）似乎也就是每个人自身，因为它是人身上有权威的和更好的部分……对人而言，符合理智的生活是最好的和最快乐的，因为理智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是人。”

所以说，公共写作的主要任务不是给出替代治理方案，也就是说，完全没必要理会“那你说说该怎么办”的刁难。

对于现有的治理方案，有的人认为人们只能给出拥护或反对这两种意见，但是人们本来还有其他理直气壮的选项，比如存疑、无视、嘲讽、建议、困惑。每一种表达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人类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活过来的。

社会治理的对象，就是活生生的人，会哭会笑会抱怨会骂娘会编段子会钻空子的人。好的社会治理，把人想象成人，尊重并容纳人类的每一种自然反应，根据实际效果修正治理方式。坏的社会治理，把人想象成机器，把治理效果的不完美统统归结于治理对象的不完美。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治理了。

写到这里，我发觉自己为了适应现在的舆论环境，有点过于克制了，都有点不像人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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