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房子，刮刮乐成为一种新刚需

文｜西坡

最近的文章有点沉重，以至于有朋友看见上一篇的标题，问我是不是涉嫌贩卖焦虑。我说这年头，焦虑早就贩卖不动了。写阅读门槛这么高的文章，还有人看，我很知足。这是一个刮刮乐的时代。

那天看到一个新闻，标题就把我看懵了——《官方回应刮刮乐大面积缺货：督促指导省市彩票机构进一步优化，保障即开票供应》。这里边的官方在回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是这么体会的，就好像我打牌抓到俩大王四个二然后故作镇定跟对家讲，这啥破牌，全指望你了，我好好配合。看来真没必要操心财政缺口。

当时也闲，我搜了一下，发现今年的刮刮乐新闻特别多：

《西安：3月1日起领结婚证将获赠1张刮刮乐》。网友评：“寓意明确，婚姻就像一张刮刮乐，至于是谢谢参与还是一张大奖只有刮开了才知道。”

《上海：身无分文男子刮掉面值2.6万元彩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男子交代，自己身无分文，且名下无房无车，其本意就是想通过先刮彩票，中奖后再支付的行为来搏一个翻身暴富，正是这种赌徒心理，导致其越陷越深、越欠越多。

《武汉：两男子配合“调虎离山”，偷走彩票店90张刮刮乐》。

看完这些，我觉得这个时代太抽象了，自己俨然已经活成了岸边的一个老实人。想暴富为什么不直接去偷钱，而要打刮刮乐的主意？是过于相信自己的运气，还是过于相信刮刮乐的公信力，还是无法拒绝刮一下的参与感？

我还想到一个技术性问题，万一他们偷走刮刮乐，中了奖，怎么算？我想法律应该是不承认的，建议彩票店赶紧张贴告示“偷了没用，中奖不算”。灵感借鉴“光缆没铜，偷了没用”。

我又想，刮刮乐的大面积缺货，没准是有一种深层寓意的。其原理或许与所谓的口红效应类似，即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人们会压缩大宗开支，但会购买一些“廉价的非必要之物”，给自己一点心理慰藉。

作为一个比喻来讲，刮刮乐比口红好多了，形象生动，可以表达人们对即时满足的追求。尤其在汉语里，“刮刮”还是一种声效。刮一刮，你就能呱呱乐。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刮刮乐或许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中，唯一的一种刚需。我说的不光是这种形式的彩票，还会有其他很多形式的刮刮乐。

比如我发现社交媒体上的人，脑回路越来越短，我们说的标题党、震惊体、阴谋论都属此类。这也不能全怪平台和作者，读者端也要平摊一些责任，许多读者的要求就是，不要跟我讲这么多，你就告诉我该哭还是该笑，该骂这个还是该骂那个。你要说这事我也不确定，我们一起想一想，一大半人已经骂骂咧咧离开了。

一茬一茬的网红人物、网红现象，大概也源于类似的受众心理。你就告诉谁又火了，什么又上热搜了，什么地方的小吃又开始排队了。至于这些人物、地方、食物背后，有没有值得说道的东西，有是最好，没有现编也无所谓。人们需要的是火本身，火既是现象也是原因，既是结果也是动机，火是自我预言的奇迹。

这是一个渴望奇迹的时代，最好是立等可取的奇迹。

我们的猜测是有数据支撑的。“2024年1月-3月，全国累计共销售彩票1494.66亿元，同比增加246.42亿元，增长19.7%。”而不同类型的彩票，增长幅度是不同的。“其中，即开型彩票销售额增幅最高，1-3月期间销售389.75亿元，同比增加174.85亿元，增长81.4%……竞猜型彩票销售579.49亿元，同比减少2.75亿元，下降0.5%。”我都来买彩票了，你还让我竞猜，活该逆市下跌。

博尔赫斯有篇小说《巴比伦彩票》。在他虚构的巴比伦这个神秘国家里，彩票最初是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游戏出现的，彩票中奖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奖金。然而，为了增加悬念，游戏操纵者增加了一些号码，这些号码的彩票持有者需要缴纳一定的罚金，而不是获得奖金。后来，制度发展到拒不缴纳罚金者就会被判一定的狱刑，最终这一制度扩展至许多非货币性的奖惩方式。

彩票游戏逐步变得更加随意、更加具有强制性和无所不能，并且越来越神秘。所以才有了小说开头的一幕：“正如所有的巴比伦人一样，我当过总督；正如所有的人一样，我当过奴隶；我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受过屈辱，蹲过监狱。瞧：我右手的食指已被剁掉。”

彩票公司实际变成了隐身幕后的实际统治者。但因为彩票公司“谨小慎微，避免一切招摇”，人们开始猜测公司是否还存在，有人说公司已经消失了几百年，有人说公司是永恒的。在小说最后，博尔赫斯提出最后一种关于公司的“恶劣的说法”，即“肯定或否认那个诡秘的公司的存在无关紧要，因为巴比伦无非是一场无限的赌博。”

以上就是我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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